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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〇二二年十月六日晚到十二月上旬，K市一直处于封控状态，市民禁止出门，无法走出社区半步。这座城市的各个系统悉数停摆。如果想要离开，需办理离省申请。经过几番周折，我们的第一次申请总算有了结果。供准备的时间所剩无几，收到结果的第二分钟，我们就决定收拾行李，翌日——也就是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出发。

中午，我和其他三位朋友正打算乘车驶上高速，却被告知暂时禁止出行，即便具备近两天的抗原检测也无法通过。无论怎么追问，都没有准确答复。一行人就这么被云里雾里地赶回家，按照他们的说辞，静候通知。幸好我留了条后路，没有立刻退掉租赁的公寓，至少有个栖身之所。其他四位心急的朋友可算心急如焚，找不到去处，只能在我那面积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将就着。于是，有睡沙发的，有睡地板的，还有一个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的。

我们在负责部门那边打听不到有效信息，只好打开手机搜索新闻，看了看网友的留言，才得知当天高速公路出了车祸，还死了人。于是只好猜测是车祸耽误了交通。具体怎样完全摸不着头脑。不过，类似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能说也罢不能说也罢，总之朋友是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咒骂着有关部门的不负责和怠惰。

不止朋友。那段时间，我被各式各样的杂乱琐事扰得心烦意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离开K市，返回C市，此后敬而远之。至于考虑到在K市开的店，五人也一致认为转手卖掉的好。半个月后，第二次申请通过。然而当晚还是没能走成。同行一位朋友的纸质检测结果没能及时出来，拦路警察说什么也不肯放行。

“电子版不行，我们只要纸质版，”对方这样说，“等纸质凭证出来再说吧，反正就一晚上的事。”

四人只得再次乘车原路返回。进入城区，活像穿梭于一座空城，任谁看都难免心怀不安：马路空空荡荡，各个酒店和便利店全部关门，警务站也空无人响应。很难想象，这是我刚来到这里时所感受到的城市，那片热闹景象，如今几乎成为一潭死水，简直像被孤零零扔到荒无人烟的世界尽头。

车里的五人面色凝重，谁也没有多说话，各自低头看着手机，回复着亲友的信息。等到达我所在的公寓小区门口，又被保安拦了下来，说疫情当头，政策规定居民只能出不能进。这下连住处都没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车里过一夜，等待审批结果。

这天是十二月四日，室外零下十三度上下，冷风呼啸，活像无形的巨型冰锥，撞得车体摇晃。好在车内备有棉被和食物，我们熬一晚不成问题。

为了能早点出去，朋友将车停到高速公路检查站附近，打算原地过夜。周边同样等待的还有数十辆车。检查站旁边有十几人聚在一起，他们大概在询问放行的问题。听朋友说，是因为核酸检测出问题了，大家都没有三天的核酸，但大车经过又必须出示。于是，一辆接一辆车堵塞在检查站前，进退不能。

此时差不多已经凌晨一点。四人疲困交加，把窄小的私家车当成房车——但终归不是房车，座位间距只比飞机经济舱的稍微宽敞一点。随后吃了点东西，放下座椅，盖上棉被，准备休息。

我没有朋友的高质量睡眠，听了半小时音乐，读了半小时《夜晚的消息》，脑袋还是异常清醒。想起来，睡个安稳觉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生活的诸多压力伴随我躺下，压在我胸前，无论如何都无法安然入眠。

翻来覆去却又无事可做，索性下车吸烟打发时间。绕到车后面，才发现另一个姓张的朋友也在。张头顶鸭舌帽，穿着厚羽绒服，靠在后备箱上，神情显然在琢磨什么。他脚下零散着三四根烟蒂，看样子一直没睡。

“你也没睡着？”我笑着说。

“能睡着才奇怪了呢，”张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走成。”

“不冷吗？”

“早冻麻了。”

该说的话都在车上说尽了，两人干脆沉默着吞云吐雾——张本是相当健谈的性格，这番郁郁寡欢的模样还是头一次见。

道路较之来时安静了许多，司机大都像我们一样躺在座椅上睡着了。天气寒冷，汽车不敢熄火，几百束车灯如建筑物般凝然不动。身处其中，仿佛步入电影中灾难过后的世界。

穷极无聊下，他向仍亮着灯光的检查站走去。我问他打算做什么。他说问问明天具体几点能走，接着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摇摇头，什么话都不想说，告诉他去上个厕所就回车里休息了。

在这上厕所也是件麻烦事，只能一个人躲进黑树林里。俄而阵风吹来，从裤缝里钻进，深入骨髓，身体不由得打起寒颤。我便这么怅然地打量着眼前的黑林，心底满是对生活的感慨，甚至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俨然是梦中的荒诞世界。

解决完急事，我顶着冷风在树林里散了会儿步，直到冷风吹得身体激起呕吐的冲动。这种天气没人会愿意在室外多待一秒。

回到车中，关门声吵醒了睡着的朋友。他裹紧棉被，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问几点了。

“两点十分。”我说。

“得，在这儿守夜到天亮吧。”

约莫过了半小时，张火急火燎地跑来，敲敲车窗，让我拿点吃的。我问怎么了。他说要给检查站的小哥送去。毋庸置疑，检查站里都是早早起床，忙到晚上才休息的那类人。尤其疫情期间，早出晚归、昼夜不息几乎是家常便饭。这我早有耳闻。然而当我走去了解实情还是吃了一惊。

2

检查站旁边，张正和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值班人员坐在油漆桶边的木板凳上。那桶里烧着木头，冒出滚滚黑烟，靠近了呛得咳嗽，靠远了又不暖和。能落到这步田地，想必烧木柴是唯一的取暖方式了。

还在远处时，我就看到两人比划手势说着什么。朋友伸手指一个方向，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另一个人摇摇手，指往另一个方向，旋即环抱双臂，缩紧身躯以此御寒。

见到我，朋友说了声“来了”，疾步走来接过我手中的烙饼、火腿肠和红牛饮料——这也是我们的晚餐。我本以为朋友只是想吃张饼充饥，但见他直接递给了身边的白色防护服男人。经过朋友提醒，我这才知道男人没吃晚饭，张好心想分给他一些。但这些食物显然不足以让一个成年男人果腹，更何况在这寒风剧烈得近乎极端的天气。

男人再三道谢，一个饼拿在手里吃，一个塞进口袋里。他摘下口罩咬一口饼，饼有些硬，只好再含一口红牛濡湿后一起吃。有几次，因为饼太过干黏，难以下咽，他还是没有停止咀嚼，往嘴里送饼。直到口中塞得满满当当，连连咳嗽，再喝一大口水，一点点咽下去。

这时，我才看清他的相貌。他的眼眶凹陷，颧骨突出，脸颊有些黑渍，下颌长满了密密丛丛的胡茬，大概很久没有打理了。如果不是身穿防护服，恐怕会被人认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阵阵冷风呼啸而过，他的身体不断打颤，像是生了病。问过后才得知，明明是需要羽绒服的天气，他却连秋裤都没有。平日做一些不常用的姿势时，关节总会隐隐作痛。

吃完了第一个饼，他却没有再吃第二个，转而喝光了红牛和暖水壶里的开水。我问他怎么不继续吃了，是不是没有胃口。他说吃一个就足够了。

“一个怎么吃得饱。”我说。

“另一个得留到明天，抢不到饭的话就只能吃这个了。”

“因为太忙了？”我不明所以，继续追问。

“因为值班晚点了。”他简要回答。

见他不愿多说，我也就不再多问。张给他发烟，他只是慢慢摇头回绝，双目凝视桶中摇曳的火苗，默然不语。疲惫自不必说，但他神情除了疲惫以外，还有更为复杂的情绪。他上身前倾，抱在胸前的胳膊支在膝头，视线继而脱离油漆桶，向我们身后的车流散去。那里不见人影。

收回视线，他长长吁了口气，像是在感慨这短暂的宁静。见气氛有些沉闷，我索性打开话头，说点什么。我点燃香烟，吸了一口，旋即递给他。这下他终于接过去。吐出的烟还不过一秒就被吹到数米之外。

“你们一般都几点下班？”我问。

“早上交接班，就回去了。”说着，他向身后的一片干土地抬起下颌。那边依稀能看到几个帐篷。“回那边睡觉。”

“住帐篷里吗？”张问。

男人以肉眼难见的幅度点头，接着朝帐篷方向深深吸一口烟，说只能住在帐篷里。

“疫情嘛，要隔离在外面，不能回单位，”他说，“有同事睡帐篷，有同事睡车里。”

“吃饭呢，平常咋吃饭？”

“饭是单位的，单位管饭。”他拾起脚边的两块木柴，丢进桶中，又拿起结了冰的矿泉水瓶，靠近火苗，等冰融化了，拧开瓶盖抿了一小口。那喝凉水的动作，反倒像是在喝热开水。这让我想到《百年孤独》中将冰的感觉形容为烫的段落。

我问他平时用什么消磨时间。他说没人的时候就戴耳机听会歌，只有这件事不用拿出手来。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摘下口罩，先握拳朝手心吹了口热气，随后打开音乐软件，将声音调大。蔡琴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歌声相当撩人心弦，总会让人想起那些被遗忘的时光。期间他闭目合眼，像是打了个盹儿。他下到了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样貌宛如等待神恩时刻的信徒。歌曲结束，下一首依然是《把悲伤留给自己》。

“单曲循环呀？”我说。

“就爱一首听歌到天亮，”他顿了顿，说，“女朋友也爱听这歌。”

“女朋友，在哪呢？”

“也在这座城市住着。”

“一起考过来的？”

“不是，当初她来找工作，结果到K市的时候就已经封城了，只能从高速这块地儿下来。那段时间我俩认识的。我俩都人生地不熟的，等我到了单位置办好之后，就给她找了个宾馆先住着。”

“不容易啊！怎么样了？”

“早分啦。不过也可以理解她，从早忙到晚，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日子不知道要持续到啥时候，要我的话也会分手。”

我和张面面相觑。张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男人看样子没能听进去。想必也听烦了。我知道这时候的劝导毫无意义，于是点燃第四根烟，活动四肢，确认它们还归我控制后，把烟递给男人。

他喟叹一声，说：“来这儿之后没一件事是顺心的。说什么乐观点，这怎么乐观得了……”

“你不是本地人吗？”我问。

“老家在G省。”男人说，“考上交警公务员之后被调到了这儿。”

“来多久了？”

“快半年了吧……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啦，一直问父母借钱过。”

说到这儿，男人不断借助吐烟来叹气。即便叹气声微乎其微（或许是他刻意为之），但通过他腹部的起伏也能轻易看出情绪的波动。一些忧伤涌上我们心头。在这天寒地冻的黑夜里，三人守在火桶前缩身取暖，活像被遗弃在了世界角落，以致后来看到某一部末日生存电影时，下意识想到了这天的情景。

张已经哈欠连天，眼看就要坐着睡过去了。我让他先回车里休息，自己还不困，想坐在这儿再陪男人聊聊天。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的左腿有些麻木，不知是坐久了还是太冷了，像是安装上去的假肢。我一瘸一拐地和张走回车里，取了些面包、果干和水，以及座位上那本《夜晚的消息》。

3

从远处看，男人一身白色凝然不动，如同夜里的幽灵，衣装之下空洞无物。

坐回火桶前，我将食物和书送给男人，却发现他眼球泛红，脸颊还有泪水流过的痕迹。我装作不知情，告诉他如果饿了就吃这些面包，在帐篷里睡不着觉的话可以读读这本书。他双手接过了我的好意。对我道谢的时候，我知道他内心颤抖了一下，尽管那是短暂的一瞬间。

经由火光照耀，他的后半身仿佛被夜色染黑。恋人的抛弃，工资的拖延，对家的思念，环境的恶劣，以及无处诉说的愁苦，种种因素混杂在他心中，如一团死结，越理越乱。他逐步趋于崩溃，吸了三口烟后，带着哭腔说起近期的种种经历，以及对那些经历的感受和看法。我尽量不开口，侧耳倾听。我想，眼下对他而言，诉说心事要比听到安慰更重要。况且，听他诉说自己的故事，我却竟然有所共鸣。

“我就想自己能阳了，就能去方仓里睡个好觉休息休息，还能吃顿饱饭了。”

说到这儿，他那潜藏着的近乎绝望的感情终于决堤。他想要憋住鼻尖的酸楚，却不承想那情绪太过强烈，转而化成泪珠滑出眼眶，连连吐出的雾气也显得格外沉重。他挠挠额头借以掩饰，却阻不住泪水汹涌而出。见他那副苍白而疲惫的面容，任谁都会于心不忍。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了些安慰的话，他却哭得更严重了。我无法想象，究竟是怎样的情绪，会让一个不畏严寒坚守岗位的男人失声痛哭。

过了五分钟，他慢慢恢复冷静，仰头长呼口气，目光仿佛在夜空中寻觅着什么。也许是对未来的猜测，也许是对恋人的遗憾，也许是对家乡的留恋，也许是在说服自己坚持下去。我不知道，也没有询问。

无助地生活着——这种感觉我深有体会，如同在迷雾中摸索着前方的路。我究竟是何时从中走出来的呢，大概是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变成过往云烟的时候。但作为过来人眼中的不过如此，在当事人身上却不能受用。那是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结果，知道痛苦和迷茫会止于何年何月，但男子仍于五里云雾，俨然像是一个竭力想要看清远方的高度近视患者。我想，通过男人生活的写照，已足以表明一些如今尚且存在但得不到解决的社会问题。

其后，两人在无言中度过了一刻钟。再看眼时间，三点三十七分。除了失眠以外，这还是近年来头一次如此盼望天亮。然而此时这里的黑夜过于漫长，或许得等到八点钟左右才能迎来第一缕曙光，就是说还有四个多小时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新的一天。

少顷，男人问我离开K市的原因。

“很多原因，”我说，“主要原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头的封城，所以打算回老家待着，再不济还有个家。”

“来这儿工作吗？”

“原本是想和朋友一起开家酒吧的，结果刚装修好，就下令关门了。”

“酒吧呢？”

“转手卖给别人呗。”我苦笑说，“还得欠一屁股债呢。”

“谁都不好过啊……”

“当然也有趁机赚得盆满钵满的人。”言毕，我意识到这句话有些不合时宜。“反正，实在没精力应付疫情带来的杂七杂八的问题了。”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厌倦了那种事事不见着落的日子，等待和疑惑几乎成为在K市的全部生活状态。男人问我准备去哪。我说去C市。

“是个好地方啊……”他嘟囔说。从他加重的语气听来，的确有几分憧憬。

“你呢，要一直留在这儿？”

“说不准，大概率是吧。”他顿了顿，说，“如果有机会，还是得多出去走走。”

“倒也去过不少地方。但是说到底，住的时间再长也是外地，跟在家乡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真好啊，我只在老家和K市长时间住过。真想回家，爸妈知道我的情况，都担心得要命。”

男人露出苦笑，兴许是怀念起了家乡。从见面到现在不过几个小时，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情，虽然在与我交谈，脑袋却在思考着其他事情，偶尔眉头紧蹙，问他怎么了，又即刻恢复如初，摇头说没事。然而刚刚他的哭泣却不能视而不见。

时间不早了，白天还要赶路。尽管我很想无所谓地忍着寒冬陪他聊到天亮，但保持清醒地驾驶汽车更为重要。我告诉他，我得回去休息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他“啊”了一声，像是因我而从思绪中跳脱出来。接着他说：“没事，你去吧，不出意外的话中午就可以走了。”我们再三道别，就像挂断电话之前不断相互说拜拜那样。最后，我把兜里的两盒香烟全部送给了他。不是多么贵重的烟，但足以聊表心意。

我想要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平常以朋友的身份慰问或闲谈，却囿于羞赧迟迟没能开口，直到困意席卷全身——已经整整十六个小时没休息了——我最后一次向他道别，回到车里，戴上耳机播放起《把悲伤留给自己》，望着他独自一人坐在油漆桶前守夜的画面渐渐睡了过去。

4

醒来时已是正午，天光大亮，脑袋却还有种被不断敲击的昏沉感。清醒过来，见朋友们正在整理行李。我按摩着落枕的脖子，用视线找到检查站。那里的工作人员清一色身穿白色防护服，根本认不出谁是昨晚的男人。

我打开车门，问在外面抽烟的张那男人在哪。他不耐烦地说：“人家一早就下班睡觉去了，还惦记着呢。”

这时，另一位朋友走来，让我收拾东西，说检查站准备放行，可以出发了。朋友一再催促，我也顾不得那个男人。换下衣服，叠起毛毯，就地刷牙洗脸，又去树林里解了手，总算跟上了进程。路过检查站时，我看着那些防护人员，看着被丢弃到建筑角落的油漆桶和远处的帐篷，总觉得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落在了那里。只是，时间走得飞快，还来不及多想就驶上了高速。

为了避免疲劳驾驶，我们几人轮流开车。轮到我时，汽车已抵达G省。我从后视镜看向张，问他记不记得昨晚那小哥的老家也是G省。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手指却没停止划弄手机。也许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这是我初次来到G省。也仅仅是路过而已。高速公路两旁的风景，不论哪个城市都相差无几。路上我拍了很多照片，想给那男人发去，才后知后觉昨晚根本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现在他大概还在睡梦中，做着过上了理想生活的好梦。只是，当我坐到副驾驶位，躺倒座椅，闭目合眼休息时，黑暗中总会浮现出白衣男人坐在火焰前的场景。经由回忆加工，那场景活像一幅油画。倘若我擅长绘画，必要将其展露纸上以纪念这段经历。

两天后，抵达C市。没有封锁的城市。一路上颇为顺利，悬着的心安然落地。嗅到家乡空气中特有但外人难以察觉的气息，也听到了那些久违的方言，就像投入了一个热情女孩的怀抱。当然，期间也有不少麻烦，但比起在K市的所见所闻，简直小巫见大巫，不足一提。

回到家里，我闷头睡了一天一夜。因为实在太疲惫了，疲惫到除了呼吸以外不想做任何运动。打开手机，发觉信息通知一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大多是同我出省的几位朋友。他们经过了前几个月的“憋屈”日子，如今有点报复性娱乐的意味，夜夜出门喝酒吃饭、看世界杯比赛。他们发来信息毋庸置疑是要叫上我一起。我于是决定抛开杂念，像他们那样专心玩个三天再说。

当晚，我洗了澡，刮了胡须，精心打扮一番，按照约定的时间去到了酒吧。他们四人早早喝上了鸡尾酒，见到我来，都咧嘴笑着，想必背后对我开了不少玩笑。不到一刻钟，桌上就摆满了啤酒、烧烤和炒菜。店内一片燥热，驻唱歌手在台上唱歌，烟酒与美食的味道以极大密度弥漫空中，各色光彩闪烁其中——这种场所总让我有种错觉，好像另一个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自然，这种感觉也同样出现在了K市。

十一点钟，几人大都填饱了肚子。俄而，音乐结束，大荧幕播放起世界杯比赛。巴西对战克罗地亚。几个人买了体彩，压巴西赢，看得津津有味。遗憾的是巴西发挥失常，常规赛时间两队打成平手，点球赛中克罗地亚领先两球赢得比赛。朋友中有一人中了比分，于是大家怂恿着让他今晚买单。而他也毫不吝啬，大手一挥，又要了一桶啤酒。

待歪歪扭扭走出酒吧，差不多是凌晨三点了。几个人说着醉话，分别坐上网约车各回各家。等车的时间里，我望着街头灯火，再次回忆起K市的守夜人。恐怕他此刻依然坐在油漆桶前，顶着冷风，默默守候着K市的夜晚。惊讶的是，我本身记性并不好，那晚的经过却在脑海中异常鲜明，甚至连对方说过的话、做过的表情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心有所感，却说不出究竟是怎样的情绪，该说是“同情”还是“怜悯”呢？我搜肠刮肚，竟只想到《夜晚的消息》中《踩着月亮的脚步》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