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者

周宏翔，1990年生，重庆人，作家。出版有《名丽场》《少年如风两相望》等长篇作品，即将出版《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2022最新长篇小说《当燃的她们》正在「ONE一个」独家连载中。

小饭，自由职业者。

小饭：周宏翔老师，很高兴能和你有这样一次交流的机会。昨晚我读了你在ONE上的新书《当燃的她们》连载，非常意外，一口气看完。对别人来说这件事或许比较正常，我很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你在叙事上密度极大，对话非常“真实有效”，如果仅仅是观察我觉得也不会是这么简单，我很想知道这种能力是从哪里获取的？

周宏翔：小饭老师这么说，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同为写作者的你应该明白，其实作者之间的阅读是有一些“排斥”的。观察当然是基础，但其实这次写作，我放弃了很多过去“端着”的东西，读过这本小说，你大概能明白，里面的对话大多是落地的，就是我们人和人日常对话的语气，而大部分的小说，其实用书面语比较多，就会本身有一种正式感，而我选择把这种正式感彻底击碎了，就是生活怎么样，咱就怎么说，大概是抱着这个信念进行创作的。然后说到“有效”，其实也和我之前参与过剧本有关，这些年的写作，关于人物的对话，我会考虑交代出来的信息是不是有效信息，也就是说是否有“钩子”，能不能带着读者继续读下去，如果只是无效的对话，我会选择不写。对话是促使人物立体呈现的关键，如果不是有效的对话，我觉得人物可能会变得模糊。

小饭：我听说过几件关于你创作的事，其中有一件特别“传奇”，说你曾经为了某个题材的创作，去做了类似卧底的事，在某个公司“上班”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演成了自己要写的主角。传奇归传奇，这也让我对你创作的严肃和自觉产生了敬意。结合你刚才说的内容，我想问的是你是如何看待写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周宏翔：这件事非常有趣，我觉得也是这些年的一个改变，过去的创作阶段，对于虚构作品的写作大多依赖想象，但是自从真正工作之后，我才明白，切身体验的感受可以带来的文字震撼会更强烈。我在写《名丽场》的时候，是一个服装公司的故事，我自己确实是在服装公司做过好几年，做生产和管理，所以对流程以及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非常熟悉，读者在读到的时候就会为这种真实感到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读者反馈的。后来写广告行业那本新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广告行业不够了解，对职场的部分都依托自己在服装公司的想象，我觉得不太行，这种嫁接不够有效，所以我就真实地去广告公司上了一段时间班，发现有太多我没触及的东西也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有一点，我的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是关于我自己的，我对写自己这件事还是觉得有点羞涩。至于写作和生活的关系，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写作的素材和人物不可能脱离生活，但生活只是土壤而已，真正成长起来的，还是灵感和故事本身，能否开花结果也是培育的过程，可没有土壤，植物就会显得干瘪，或者说类似塑料花这样，远看可以，但不能触碰，一旦文本被认真对待，就太容易露怯了。

小饭：说起羞涩，我问过很多作家，关于他们早期写作的情况。有些作家就会显得羞愧或者至少羞涩，有些作家甚至因为羞愧羞涩而拒绝一些相关问题。你会因为自己早期的作品产生这样的情绪吗？会与之前的写作做隔离吗？

周宏翔：这个是人之常情，大多数人都会嘲笑自己过去的幼稚，但我并不否定那些幼稚的作品，人只有在突破自我之后，才会觉得成长之前的自己幼稚，对照是件好事，让人能看到自己来时的路。至于隔离，我并没有特地去做过区分，我有时候还会回头去看我早期作品下面，读者的留言和评论，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阅读反馈和感受，在那个时期可以带给别人的一些东西，只是自己看不上了，但读者并不一定，有些时候作者前后期的变化，对于读者来说反而是不适应，他们可能更喜欢某些作者早期的作品，单纯纯粹更有灵性，像是没有雕琢过的，自然而然的东西。但话说回来，有些作者我觉得他们是有自信的，甚至并不羞涩自己曾经的作品，那属于天才型的作者，张爱玲二十出头写出了《第一炉香》《金锁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她自己不会羞涩，反而会引以为傲，可能对于有些写作者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对自己创作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哪怕后期风格发生了剧变，但前期作品依旧是经典。

小饭：这大概有关成长。关于自信这个话题，我也想跟你聊聊。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挖个坑给你，我听说自信的人通常都不会是好作家。

周宏翔：哈哈哈，这也不算是什么坑吧，我对于自己的认知挺坦诚的。从前的我其实非常不自信，对待写作这件事上，我时常紧张，一开始我其实没有写作的方向，阅读的种类也很多，最早也有模仿的阶段，可是这些都很迷茫，迷茫就是一种不自信吧，找到适合自己写作的路其实挺漫长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出过两三本长篇小说，但是那时候写东西完全是带着一股子冲劲，并不是真实的理解写作，后来因为销量以及家里的各种原因，我放弃了很长一段时间，转而去工作，其实我是在工作的那几年，重新找回写作的自信的，因为我发现我真正擅长的好像还是写作，至少会让我开心，我是在二十五岁末尾辞职的，重新拿起笔，那时候简直是最没有信心的时刻，因为离开写作的圈子太久了，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重新找回状态，到现在为止，在写《当燃的她们》时，我才抓住一点所谓的自信，因为这个东西是写重庆本土的故事，我太熟悉了，但是方言写作又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所以我又带着一种兴奋，事实证明，写完的时候，我很爽，我觉得我又有一些不一样了，我觉得这种稍微的自信是很必要的。

小饭：我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爽”。我自然认为你在写作的过程中是自信的，这很必要，尤其是这本新作，我甚至看到一些从容不迫。但我也有我的问题，比如这篇可读性极强的作品，为什么如此抓人，我想了想，可能就跟“爽”有关。这篇作品在扎实的人物和对话背后，有设计感非常强的剧情，这可能跟你的编剧经验有关。我们知道，爽文是好看的，但文本质量尤其是圈内不容易被好评；而设计感强的剧情会被人称为狗血剧情。这方面你会有谨慎的做法吗？

周宏翔：说到谨慎，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自我讲究的，不管是看一本书或者是电影，我会对代入感本身要求很高，就是故事本身要让人信服，这个是个基础，我们必须承认戏剧或者小说是有夸张的成分的，如果一切都平铺直叙会很难看，但是夸张和巧合的设置，都是基于你的故事让人能信服，很多失败的作品源自根基其实是无法让人代入进去，不管你写得多么天花乱坠，都觉得是隔岸观火。我高中的时候读余华的书，他所写的东西只要你认真剖析，一样会觉得狗血，甚至巧合性太强了，甚至余华所写的那个时代，你根本没有经历过，明明那么陌生，可是你却信服，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人物的人性描写，是普世的，是在大众认知范围内的，这个就是我写作时的一个标尺，剧情可以离奇，但是人物会把离奇的剧情抓回来，因为人物的真实，会让离奇的一切让人信服，说到底，故事的本身还是关乎人物本身。金敏的《东京教父》是一个很好的范本，里面的剧情可以说从第一刻开始都是让人觉得太巧合了，每一场戏都是巧合都是编剧手法在作祟，可是你会非常惊叹，想说这么巧合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可是，整个故事呈现的就是这样，你还会哭，会感动，会震撼，是因为里面的人物让你动容和深刻，所以所谓的谨慎，是处理好人物这个根基本身，设计感再强的剧情也不过是一件华丽的袍子而已。

小饭：我有时候也会困惑，太多戏剧冲突，会不会影响文本本身的叙述张力？更直接一点的问题是，爽文和戏剧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比如《当燃的她们》，我在阅读过程中经常想到的是《围城》，人物形象都特别鲜明。没有人会说《围城》是一部爽文，《当燃的她们》我还没有读完，但我最害怕读下去那种感觉，你能理解我的担心吗？

周宏翔：我完全理解。爽文和戏剧最大的区别，在我看来，是愿景的实现和落空的对照，说直白一点，爽文的愿景基本都是实现的，是一种不管阻力多大，都可以让你走向成功的理想化，但戏剧不是，戏剧太需要落空了，太需要挫败了，就是无法实现的愿景和苦闷，那是一种人生深刻，我想说的一点是，戏剧冲突本身不会减弱叙述的张力，但愿景和落空的比例会，一个人想要做成一件事，永远可以做成，这就是爽文，而做不成，却周旋于这种冲突之中，就是戏剧。《围城》有趣的是，不管是方鸿渐还是赵辛楣，他们的愿景最终都是为现实折服的，他们那些知识分子的傲慢最后还是被生活碾碎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说《围城》是爽文的原因，《当燃的她们》在我写的时候，也是这样，她们几个女主都是在生活中有愿景的，但她们不会那么容易实现，因为现实对女性有太多的苛责了。

小饭：那你倾向于把文学作品和现实关联，从而进行创作和解读？还是相反，认为文学只是娱乐的一种特定方式。或者说，在不同的阶段你有不同的选择？

周宏翔：现实本身肯定是作者和作品的一个连接通道，可以说作者是通过现实生活走向作品的，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这条通道都是不可缺少的。文学本身是否带着消遣的意味，我觉得需要看文本本身，有的作品本身是有很多娱乐成分在里面，但娱乐和消遣的背后，肯定带着作者的一些意识，而有些作品本身就故意抛弃娱乐的成分，想要严肃对待某些议题。余华的《兄弟》开场，可以说有些“低俗”，但这个背后带着作者非常强的叙述意识，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那样的人物和荒唐的时代，它和现实关联很强，但同时又很有庸俗感觉。

小饭：很多人认为“商业”和“文化”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和对立，包括余华老师在内。与此同时总有很多人过得比较艰苦，那现在对很多小众艺术和艺术家群体而言，他们应该做哪些调整？这种调整是否是必须？有否相对更舒适体面可行的路径和方法？你有没有想过体验小众一把？

周宏翔：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但就我而言，这个界限其实是很难打破的，“大众”和“小众”，“商业”和“文化”其实对立性是很强，而且我不认为这种界限能够轻易模糊，我甚至觉得不应该随意去做这个调整，就这么说吧，在过去，大众的认知主要来自纸媒阅读，在那个时候，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很窄，所以商业和文化很多时候是重叠的。但是现在不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其实是拉远了这个距离，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太多了，已经不需要再通过“文化”来获取信息了，更多的人选择了通俗轻松的方式，阅读也好，理解也好，就变成了很困难，甚至有门槛的事情，现在的社会生活太疲惫了，大家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而做文化的人，如果要屈从于流行，就会变得很吃力。商业本身是有好东西的，文化也是，他们本身就是在各自的评判体系内，受众本身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所以在我看来，他们依旧是对立的。至于我自己，我一直也在寻求一个合适的位置，但什么是合适的位置，我自己也说不好。

小饭：古今中外，有没有一个或者几个作家，是被你当成参照物的？希望达成他们的风格或者成就？或者说说对于你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或者作家。

周宏翔：我早年的偶像是金庸，非常喜欢，不管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影视作品，都非常成功，虽然他的作品属于通俗文学，但这种通俗是有厚度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写的东西也是通俗而有思考的，不是那种为了情节精彩而成为快餐读物的东西。金庸最厉害的是写人，所以我写作初始，也是练习对人物的塑造。当然我距离金庸还是很遥远，但是我一直力求自己的人物可以做到让人深刻的层面。在我阅读的范畴里，其实也有很多我喜欢但和我风格差距很大的作者，比如菲茨杰拉德、科尔姆·托宾、约翰·勒卡雷，我应该没有办法去写他们那样的东西，但是我却很喜欢研究他们的东西。我会时常让自己读一些并不那么好读的作品，因为我需要找一些界限，这些东西对于写通俗小说同样重要。

小饭：这次我们在你的作品里看到了一个鲜活的重庆，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未来有计划去哪里“采风”吗？

周宏翔：好像话题一下变轻松了。虽然我是重庆人，但其实我从念大学开始就离开了重庆，在不同的城市和地方生活过，大学在湖南，工作在上海，写作在北京，离开重庆已经十几年了，对于重庆，我现在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客体，虽然我带着很多重庆人的特性，但是我觉得自己也只是一个十几年前的重庆人，不是现在的重庆人。重庆变化太大了，特别是这几年变成网红城市之后，但我还是想把我记忆中的那个重庆保留下来，所以才写了《当燃的她们》。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后续要写什么题材，也没有办法作出一个预期的方向，所以暂时说不好，不过如果确切了下一部书的题材，我应该会做足够的准备工作。

小饭：这些年你辗转这么多城市，最喜欢哪座城市？在哪座城市写得最多？写出了自己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和状态？

周宏翔：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上海，我在上海生活了四年多，从一开始工作到后来离职，我在上海经历了刚入社会到慢慢成为自由职业的整个过程。至于北京，我其实是这两年才慢慢喜欢它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写了很多架空的城市，但我离开之后，写了很多关于上海的故事，我的好几本长篇都是写的上海。我觉得写作者就是这样，身在当下是很难去描写你所处的环境的，只有当你抽离出来，才能去描写它。我生活在上海的时候是真实感受到那种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感觉，当我开始真正着笔写上海的时候，看待上海的感觉和我身处时其实很不一样。至于家乡重庆，我也是这两年重新去认识和看待它。每一个城市恰好构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上海让我提高了认知界限，北京让我对社会有了新的了解，而重庆，好像把我所获的这一切，又拉回到了一个生活最本质的层面。

小饭：嗯。有没有对正在ONE追你连载的读者想说的？透露一个和这次连载的作品有关的彩蛋如何？

周宏翔：有一些读者可能是我原本的读者，有一些是新的读者，但其实这两拨人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因为和我之前的作品太不一样了，但我想说，很感谢他们的阅读和支持，我在留言里看到了他们的讨论，虽然我不怎么说话，但我很开心，你知道有人讨论你的作品，就是对作品本身的一种肯定，这个很重要。至于彩蛋，我觉得大家不如在阅读之后，尝试去一次重庆，好好感受一下我笔下的城市风貌和人情世故，我觉得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小饭：最后一个问题，重庆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店？比如我想吃红油抄手，在读你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反复想吃这个，你会推荐我去哪一家吃红油抄手？

周宏翔：好多朋友每次去重庆问我推荐美食，但其实重庆真正好吃的，都没有特别的名字，就是那种走在路边，你看见人多的无名小店，就是口味最好的，随便一家就很好吃。重庆的美食有个特点，就是看起来不起眼或者比较脏乱的苍蝇馆子，就是最美味最地道的。很多老店他们都开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你只要在重庆逛两圈，就知道好吃的小店都不是点评软件上的那些。在重庆要找好吃的店，就和你在写作的时候突发灵感一样，其实是没有导向和预期的，反而是一种偶发的惊喜感，就像你可能走进某家店铺，点了一碗小面，几块钱就吃出了几百块的满足感，这和写东西很像，你其实不知道你的人物会通向什么地方，只是一个转念，人物就有了鲜活的想法和动机，整个小说一下子也精彩起来了。

小饭：那祝大家都能吃到那偶然而美味的红油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