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得离开这里了。”

先生一脸严肃地走进来，把工作包放在地上。阿度亚鲜少看见他这样低沉的神色，明白他们惹上麻烦了。同时她也能大概猜出几分，这麻烦和莫拉辛有关。

阿度亚帮着先生一起收拾东西。先生主要负责待客室、手术室、他自己的卧室和药房，她负责剩下的房间。似乎只有到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个地方原来是那么得大。病房是除了卫生间以外所有房间里最小的，只有一张床，只能容纳一个病人过夜，而且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先生是不会留人在这过夜的，因为怕病人在这里急病去世、惹来麻烦。病床上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就算没有人睡，她每天也会把床单拾掇平整。床单是蓝白色条纹的图案，陈旧地微微泛黄，摸上去是比较硬的手感。由于是老式的病床，两侧并没有扶手。最早的时候，阿度亚在这张床上躺过，她还记得躺在硬硬的床板上的感觉——低头看自己的身体，裤管软趴趴地贴在床上，双腿已经不见了。床的前三分之一可以调节，倾斜成一定的角度，但不管怎么换角度，长时间躺着都会觉得不舒服。病床旁边是一个矮矮的床头柜，因为平时没什么人用，里面也总是空荡荡的。柜子材质是铁的，表面漆成了淡蓝色，摸上去很凉。打开抽屉的话，能看到内部角落里深红色的铁锈，像没愈合好的伤口一般。关上抽屉的时候会发出哐当的声音。病房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带走的东西。阿度亚双手叉腰、站在门口想了一会儿，走过去关上了病房的窗户，又把固定用的小铁棍卡进凹槽里。这样窗户就打不开了，风也不会进来把薄薄的窗帘吹得鼓鼓囊囊。

比起病房，卫生间里需要带走的东西会更多些。阿度亚的洗面奶、护肤乳、睡眠面膜、牙膏、牙刷、毛巾，先生的洗面奶、牙膏、牙刷、剃须刀、毛巾。她不是很确定要不要带这些东西，毕竟他们并不是出门去旅游，很可能连卫生间都用不上的。不过出于节俭的习惯，她还是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收纳袋里。现在的睡眠面膜是不久前刚买的，还有大半瓶没用。白色的膏状物盛放在粉红色的玻璃瓶里，打开来有股樱桃的气味。她还记得这款面膜是一个最近很火的女明星代言的，那女明星的嘴唇很厚，右眼下方有一颗瓜子形状的痣。她的洗漱用品都是清亮的颜色，和先生完全不一样。先生的洗面奶、剃须刀、牙刷、牙膏都是黑色的，毛巾倒是明亮的淡黄色。她最后站在洗手台前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在这里住得太久，她甚至已经习惯于每天早上起来在这样的镜子看见自己的脸了。不知道以后他们要去的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镜子呢，这样的想法从她的脑海一闪而过。水池里有白色的水垢。低头洗手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牙膏的味道，甜甜的、凉丝丝的、薄荷糖一样的味道。

她和先生的卧室分别在隔壁，她的卧室似乎之前是储物间，后来先生在里面添置了一张床一套桌椅，作为她的房间。她的床很低，因为刚开始她要养伤，不方便上下床，所以干脆调整成了比榻榻米稍微高一点的高度，后来就一直没升高过。单人床，零点八米的宽度，床头安装了可以夹在木板上的小台灯，晚上她有时会看会儿书再睡觉。她的支撑架也放在床边，不过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自然也不需要带走。她选了一些衣服打包，还好是春天，衣服都不重，也不怎么占位置。她带了几件卫衣和牛仔裤，把贴身衣服放进小包里。打包衣服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些，她最后把旅行袋的拉链拉上，回头张望了一下。这个房间简直就像上个世纪人的卧室一样，或者上上个世纪，几乎看不到电子产品的痕迹。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平板，没有手机，没有充电牙刷。桌上放着两本小说，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都是先生那里拿来的旧书。两只绿漆木杆的铅笔，偶尔拿来划划线、记记日期。在这间屋子里，她每天早上起床、换衣服，把头发扎在后脑勺靠下的位置，然后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在这间屋子里，她结束一天的工作，把便装换成睡衣，等墙上的小钟指针过了十一点后关灯入睡。生活简单而且极富规律，甚至都不用思考第二天做什么。

她拎着旅行包走出房间的时候，先生还在收拾东西。先生整理东西起来要比她仔细很多，不过先生的东西也比她的要重要很多。她把旅行箱放在地上，在待客室里坐下。待客室看起来已经被整理过，桌上只留下了一盒茶叶、一个烟灰缸，三只空的水杯。原本这里应该是有报纸杂志之类的东西，现在可能被丢到垃圾桶里去了。先生在药房，大多数药品都还整整齐齐地摆在玻璃架子上，至少在阿度亚看来，并没有少掉什么。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糠酸莫米松盐酸达伯西汀，达比加群酯胶囊，替格瑞洛片，艾斯奥美拉错镁溶片，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左乙拉西坦片，等等。她以前闲着没有事情干的时候，会呆在药房里看那些药物，把它们像麻将一样码得整整齐齐，读它们的说明书，看上面的适用症、不良反应和禁忌。药架靠墙的一侧是镜子，当她在药物前面停留的时候，能看到镜子里自己的眼睛。

此刻先生正站在药房书桌的抽屉前，收拾里面的笔记本纸张。上面可能记了一些药方，还有一些不能被别人看到的交易记录，阿度亚是这样猜测的。她没有打开过那个抽屉，先生没有明面禁止过她碰诊所里的什么东西，但就算先生不说，她也不会因为好奇打开合着的抽屉。手术室应该没有什么需要整理的东西——她猜测——那里不过只有一张床，一台用品架和一堆手术刀、卫生棉、手套、剪刀，一个巨大的垃圾桶，还有一堵洗不干净血迹的墙。

先生在药房忙完，又转身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背了一个单肩包，左手拎一只保温壶。“走吧，”他言简意赅地说。“您不带换洗的衣服吗？”——阿度亚想这样问，但她已经习惯了什么都不问。他们走到门外，先生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哒地转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他才喃喃自语似地说了一句，关于他们为什么离开的理由。

“我让萨因活下来了。”他说。

二

莫拉辛很可能不是真名，这是先生告诉阿度亚的。

阿度亚见到的莫拉辛，得体而漂亮。皮肤光洁，黑色短发梳得整齐，露出两只薄薄的耳朵。个子高挑，身材纤瘦，穿简单的白衬衫和黑正装，黑色的袜子和皮鞋。身上唯一装饰是一只银耳环，半厘米长，缀在右耳上。他素净得像一面石膏像，刚走进门的时候，原本昏暗的房间都仿佛明亮了一点点。

他一个人来。阿度亚在楼上看到他，他把车停在诊所门口，从驾驶座上出来，按响了诊所的门铃。等待开门的时候，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应答传呼的是先生。阿度亚走下楼去，听到他们在对讲机里说话，电波频道里传来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说不好意思，没有预约便来造访，有要紧事希望商量，请开下门。声音里没有情绪，镇定自若。阿度亚在走廊里，看到先生习惯性地把手术刀收进大衣口袋，然后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为来访者开门。

他们在待客室里谈话。阿度亚准备了茶水进去，她把两只洗干净的茶杯放在他们面前，先生的茶杯里放了三四朵小胎菊，客人的，她犹豫了一下，换成了普通的茶叶。开水从细细的壶嘴里倒出来，差不多七分满。这些都是先生指导过的，倒水的时候不要抖，让水流稳稳地出来。不要太满，也不要太少。以及倒水的时候，目光不要乱瞟。她没有看来客的脸，只是余光下瞥见了他的手。长长的，白里透红的手指。她想他以前有没有弹过钢琴。

阿度亚很快便出来了，离开了先生和客人的谈话。她回到自己的卧室，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听到先生在走廊里喊她，让她送客。她带着客人走下楼，这其实也是没必要的，客人完全可以一个人下楼，但先生总是很重视送客这一环节。在楼梯上，她觉察到对方的目光在自己背上停留，身后传来彬彬有礼的声音说：“您的腿，也是医生的作品吗？”

她下意识地低头，看到裤腿中空空的形状，原本是脚踝的地方露出两根细细的金属棍子。“是的，”她抬起头来，回过头去看向客人，“是先生换上的。”

客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像是赞叹的神情：“不错。”

他们走下楼梯，阿度亚为他把门打开，然后看着他坐进车里，转动了钥匙。机器轰轰地启动，很快消失在视野里。

 那天晚上，他们照常一起吃晚饭。先生轻描淡写地提起客人的来意。“过两天我要去监狱，”他说，“有个犯人，他们希望我结果他。”他的措辞谨慎。不说“杀”，说“结果”。

晚饭后，他们开车去兜风。先生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天窗可以打开，一般先生开车，阿度亚坐在副驾驶座上，天窗和前窗都打开，让风徐徐地灌进来，把头顶和脖子都吹得冰凉。车上的音乐播放器是老款的，需要放碟片那种，所以车上也有一个CD夹。夹子的主人对钢琴曲情有独钟。藤田真央，戈多夫斯基，陈洁，何占豪，拉赫玛尼诺夫，曼努埃尔·玛丽亚·庞塞，麦克道尔的第四钢琴奏鸣曲，阿尔坎，布卢曼菲尔德的钢琴练习曲全集。各种各样的钢琴曲。阿度亚听的时候，并不知道曲子的名字，她也不知道先生知不知道，也许先生甚至都不在意是谁在演奏。先生放松地开着车，双手轻轻地搭在方向盘上，有时候只放一只手。她静静地坐着，看车窗外的风景流动，琴声像夏天的夜晚一样清脆。什么都不用说，世界便朝他们涌来。

他们开车到一座公园旁，先生下车抽了根烟，站了一会儿，然后上车返程。晚上的月亮很圆很亮，一个月只能见一次的圆满，让人看了舒心。

回去的路上，阿度亚倚在车窗上，看外面飘摇的灯光。这是她常有的感觉，眼中的世界有一张壳。他们在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早上都会有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去上学，在校门口为他系好红领巾。每天晚上，小区温暖的四居室里，夫妇在暖洋洋的灯光下哄孩子睡觉；同样也会有这样的角落，斗殴的人群踩灭的烟头，愤怒地挑衅奄奄一息的神情。先生的诊所就在他们中间。孩子发烧的家长会来这里买退烧药，午后躺在椅子上挂点滴，也会有因为见不得光的事故挂彩的人来到这里，先生帮他们治疗。有句话闯进她的脑海，曾经在哪里读到过的一句话。世界是没有两面的，世界只有一个。

三

阿度亚也不是真名。她出生证明上的名字只有两个音节，是一个读起来挺男性化的名字，那个名字她也不常用，工作中她一直用的是绰号。她以前做的是枪支交易的行当。从东南亚的小作坊里收购枪支，转手卖给别人，赚中间差价。菲律宾有个地方叫越支，那里四面环山。山上长满了树，树叶茂密而潮湿，风吹不动。粗壮的根系浮出地面，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会长出幽灵一样洁白的蘑菇。那儿的昆虫都很大，力气也好，夏天的时候，满山满山的蝉在鸣叫，仿佛要把天地给掀翻。贫穷的家庭在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制枪，不少是传家的手艺，一家人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做枪，打磨、烤蓝、测试，十几岁的孩子对自己的手艺有足够的信心，拿着刚做好的枪走到室外随手对着矮树桩发射。枪做好了，他们带到市里交给枪火贩子，货物得藏好了，避开形形色色的警察。一般会委托中年女性来交易，因为这样的人不太容易引起警察关注，她们把枪装在宽大的衣服口袋里，悄悄带到码头上，从码头运往世界各地。卖一把枪赚的钱大概够一家人生活两个星期。

阿度亚收到这些远渡重洋的枪支，它们的身价已经随着旅行翻了一番。这些枪没有编号也没有记录，相当于鬼枪，所以并不缺少买家。那时候她的绰号是什么来着，好像是麻雀，还是夜鹰什么的，总之是一种小型禽类的名字。当别人用绰号称呼她的时候，他们想要的是中意的枪杆，也许是史密斯威森19款，左轮手枪，打完六枪之后必须重新装弹；也许是西格绍尔P229，配有弹匣供弹，装弹只要一半的时间，等等。她的生意做得并不是特别大，很多时候别人想要的枪她没有货，但她尽力保证自己卖出去的枪的质量，不给买家添麻烦。

那时候，她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醒来的时候是傍晚四五点，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晚间新闻，节目开始时有一段万年不变的欢快小号。她躺在一米二宽的床上，细细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间照射进来，像小小的羽毛挠着她的眼皮。如果她勉力坐起来的话，还能看到这一天最后的阳光。房间里长期弥漫着汽油的味道。这是有次别人来修水管，走进她家时告诉她的，她自己因为在这里住了太久而并没有发觉。她往往会在被窝里待到晚间新闻结束，天完全黑下来。她的床上堆着很多东西，一个蓝色一个粉色的枕头，被套的花纹是深红色格纹，此外还有台灯、上衣、牛仔裤、手表、戒指，甚至还有半个没吃完的三明治。她一个人住，床上的东西很多，能带给她相当的安全感。

卧室的百叶窗一直保持一个半拉开的状态，像一双惺忪的眼睛。她能看到外面的一点点街道，但是外面看不到里面。时间差不多了，她起床换衣服、洗漱。她一般只在晚上刷牙，白天睡觉之前是不刷牙的。她的牙齿很好，虽然没有特意保养过、没有做过任何手术，但它们一直保持着干净的颜色，形状和位置也很整齐。但是她不常笑，就算笑也往往藏在面罩下面，所以这件事并没有人知道。牙齿不给她惹麻烦，她从不需要为了牙齿上医院。让她懊恼的是肾脏。前两年她被检测出尿酸偏高，医生让她避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她不得不让自己的饮食清淡起来，甚至戒掉了啤酒。虽然活着未必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但就算是她，也会想要活得长久一些。

她一天一般吃两顿饭，晚上七点一顿，然后去工作，早上五点一顿。第一顿饭她在家里解决，吃些土豆泥、水果麦片、面包之类的速食品。她有收集调味酱的习惯，冰箱里有一排的玻璃瓶，里面装着花生酱、水蜜桃酱、草莓酱、芥末蛋黄酱、烧烤酱、白蘑菇鱼子酱。一般她的食欲会在早上工作完才开始增大，但是那个时间，正经的好餐厅都还没开业，她已经习惯了去街角一家卖三明治的小店买东西吃。那家店是由一对兄妹开的，开了大概有十几年了，他们每天三点钟起床，准备食材、整理店面，三明治里的香肠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食品包装纸上都用绿色油墨印着兄妹俩的姓氏。她是他们的熟客，她喜欢在三明治里加黑橄榄，稍稍煎过的、刚好出汁的番茄片以及刷了烧烤酱的红色香肠。

她的回头客不多，可能十个人里面会跟她第二次买枪的只有一个。大多数客人对她的态度还算尊重，大家对于手里有武器的人态度总是相似的。她出门跟人交易的时候，需要换上宽大的看不出体型的衣服，快到交易地点的时候戴上面罩。如果到时候声纹技术发达了，也许她还会需要一个变声器。她得尽可能多地隐藏自己的个人信息，她的顾客也是。她其实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名，更不知道他们要拿枪做什么，她只负责一手收钱，一手交货，而且她的规矩是只收现金。她习惯在夜里交易，其实在白天、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对接也是可以的，但她和大多数同行都不会这样做。这仿佛是一种自觉，做他们这一行的，不管生意多红火，都不会有走在白日下的自由。

因为知道自己做的是危险的生意，所以最后麻烦真的找上门来的时候，她并不意外。她在回家的路上被截下来了，在一个窄窄的巷子里。对方指责她之前卖出去的一把枪有问题，她卖了一把有案底的枪。时至今日，她依然认为那是谎话，她对自己卖的东西非常坚定。但是那天夜晚，实际上还是蛮糟糕的。她没有带防身的器具，平时会穿的防弹衣那晚也碰巧没有穿，不过就算穿了，也防不了瞄准双腿的子弹。被打中的时候，她手里还攥着一个热乎乎的三明治。她躺在地上，对方快速地钻进停在路口的吉普车里，一溜烟地跑了。她不觉得十分疼痛，相比之下，温热的血液漫过了大腿，裤子黏糊糊地贴在身上的感觉更不好受。最后是一个拾荒者发现了她。她像台复读机一样反复说着，“不要去医院”“不要去医院”，所以最后那个人打电话给了先生，先生赶到这里把她带了回去，留下一滩棕色的血迹——后来可能被洗干净了吧。

四

和先生一起，她接待了不少病人。大家来到诊所，大多是为着短暂的、应急的治疗，像她那样在这里躺了两个月、最后还留下来的病人，恐怕只有一个。

有个阿姨，他的儿子得了哮喘，时不时需要来这儿买吸入器。那个阿姨大概四十多岁，他的儿子七岁，正在上小学一年级。他们总是会在工作日、傍晚放学的时候过来，阿姨牵着男孩胖胖的胳膊。那男孩剪着光头，夏天最热的时候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当他妈妈在柜台和医生交谈的时候，他就在待客室里晃荡，东摸摸西摸摸，和阿度亚说说话。小孩子的声音总是非常尖细，就算是男孩子也是。他不怯生，而且似乎还蛮喜欢和阿度亚讲话的，一开口就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从今天发生的事开始聊。姐姐，你中午吃了什么呀。姐姐，你要不要做作业呀。姐姐，你数学好吗。姐姐，你衣服上的字母是什么意思呀。阿度亚回答他的问题，孩子提的问题总是非常表面，不会跟你聊未来、理想、生死，但正是这些表面的东西，让阿度亚觉得放松。阿姨在走廊里喊男孩的名字，他们便该走了。阿度亚去柜台给他们结账，先生每次开的药都差不多，最后阿度亚已经非常熟悉这对母子需要的东西。这位母亲有一个淡绿色的绣花钱包，每次付钱的时候，她都很小心地打开钱包的金属扣，从里面抽出几张纸币来。男孩站在她身边，走的时候会跟他们告别，说姐姐再见，医生再见。

有半夜痛经来看病的年轻女孩。当时时间过了十点，阿度亚已经在卧室里准备休息了。刚巧她在窗前解头发，瞥见路灯下有人捂着腹部一瘸一拐往这栋楼的身影，直觉告诉她是来找先生的人。她大衣一披踩着拖鞋去隔壁敲先生的门，跟先生说可能会有病人，先生连忙换衣服，这当口果不其然地门铃响了起来。那女孩在桌子前坐下，身形瘦弱，宝蓝色条纹的短袖下透出清晰的轮廓；有着颇为清秀的一张脸。额头上的头发被汗水浸湿，黏黏地贴在皮肤上。她说自己生理期来了，太疼，让先生帮忙开止痛药。先生问她之前也是这么疼的吗，她说之前也会疼，但是这次特别强烈，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对于先生的问话，女孩似乎并不理解，小小的手掌攥成了拳头，没说几句便显得急躁起来，说就是普通的痛经而已，只要吃些药就好。阿度亚都准备去药房拿药了，先生无视了女孩的情绪，又问她以往的生理期时间、有没有性生活等，戳了戳她的腹部。最后先生没有给女孩开药，而是开车带着女孩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时近半夜，阿度亚没有跟随，只是在屋子里等先生回来。她有些饿了，用微波炉加热了一片吐司，在半片吐司上抹了草莓酱折起来吃，又倒了一杯牛奶。只有她一个人在的房间是这样安静，仔细聆听，小小的空间里只有风扇呼呼旋转和外头昆虫的声音。如果这样的夜晚有颜色，应该会是蜜酒的色彩。棕黄色的，有光泽的，又苦又甜的蜂蜜酒。先生回来后，简单地说了句，她是宫外孕，已经交给医院了。然后他们各自回房间休息，毕竟第二天还要工作。

还有一个常来的病人，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登记身份证的时候，阿度亚才知道他三十多岁，她一直觉得他有五十多岁了。那男人也是个光头，很瘦，小老头的那种瘦。脸上的皮肤发黄，有不少褐色和深红色的斑点；眼白浑浊，戴一副方框眼镜。身上有变化的伤疤，时间久了伤口会愈合，同时留下痕迹。冬天他穿的外套似乎只有那么几件，一件是黑底黄边的冲锋衣，一件是汽车蓝的羽绒服，一件是棕色带毛领的羽绒服。他身上有生蔬菜的味道。不管来多少次，他见到先生和阿度亚都像是初次见面一样，自然而然地保持着距离。他来的时候做的事也都差不多，量体温，躺在手术室的折叠椅上，等着挂点滴。先生不让阿度亚给他扎针，因为他手上的血管太细了，以阿度亚的技术，不一定能找到。挂上点滴之后，他就闭上眼睛，沉沉睡去。阿度亚需要注意时间，这个病人一睡可以睡很久，不留意的话，点滴挂完了血倒流进输液管里都不知道。这个男人正在戒毒——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先生偶然提起——也可能是一边吸毒，一边戒毒。他这样已经好几年了。

各种各样的人来这里找先生，这是大多数情况下的事情。每个月一号和十五号，先生会去一趟监狱，那时候就是他去找病人了。阿度亚没有跟着先生去过监狱，她对国家执法机构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她怕靠得太近，自己就会被警察发现、抓进监狱里。所幸先生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带她一起去。每次去监狱的前一天，阿度亚会提前帮先生准备好便当，以前她没来的时候，先生就在监狱管理所的员工食堂里吃午餐。先生一般早上七点左右出发，晚上六点回到诊所，带着他的塑料药箱。他很少谈论监狱里的病人，关于流动性，关于罪行，关于病痛。他们从哪里来，以后又会回去哪里。是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来之前，是否有人爱；回去之后，是否还有未来。

还有一件事，在这里住下之后，阿度亚做饭很有长进。之前她一个人住的时候，总是靠着速食品和三明治维生；在诊所逐渐康复后，她能帮助先生做的只是非常简单的工作，打扫卫生、拿药、算账、打针等等。她想多做一些事，便开始琢磨在这里的一日三餐。她学着做饭团、饼和面包，学会煮各种各样的面条；她添置了一台烤箱，用南瓜叶和柠檬做披萨实验；她还买了一台豆浆机，不仅可以磨豆浆，还可以榨果汁、做奶昔。双腿不能跑步，却能步行很远的路去菜市场买菜。在市场和遇到的家庭主妇聊天，偶尔也能听到不错的菜谱。先生其实吃什么都可以，阿度亚用心地做饭了，他也不见得会夸赞几句。阿度亚对于食物的要求也不高，但她喜欢食物刚出炉时热气腾腾的感觉，仿佛那一缕白雾能化解一天的疲惫。

五

他们在车里坐下，行李全都堆在后头。先生一转动钥匙，汽车便震动了起来，车灯在黑夜中打开，像柄白剌剌的巨剑。驾驶座上的先生坐得笔直，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仿佛两侧的行道树里随时会跳出一只猴子来似的。阿度亚想了好一会儿，才发觉哪里不对劲：他们坐在疾驰的汽车上，车里没有音乐。

先生没有告诉她的事有很多，关于这一天。莫拉辛的世界里没有拒绝。去监狱的时候，先生已经准备好，在口袋里揣了两粒白色的药片。只要他拿这两片药换下萨因原本要服用的清肠剂，萨因就会在一天内暴毙，死状形同心肌梗塞。他和狱警聊天时，说到了萨因的案底，这老头身后有大量情报，注定也有过几条人命。他明白有些事是没有选择的，善恶因果，无非如此。

萨因戴着手铐在他面前坐下，他给他量体温、看舌头，听他抱怨这段时间痔疮发作，抚摸他手腕处的皮肤，那里皱皱巴巴、摸上去像一片干掉的海带。开药的时候，他想到了莫拉辛的五官，他没有忘记。那两枚药片就在手心里打转，只要稍微做点手脚，他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个人送进地狱，不会有人怀疑他，不会有任何麻烦。换下药剂，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离开监狱，和过去一样生活，莫拉辛也会给他一笔不菲的酬金。事情本该这样发展的。

但他只是单纯地、不能把它们混进处方药里。他的双手在阻止他这么做，他的眼睛在阻止他这么做，他的双腿在阻止他这么做，他的胃在阻止他这么做，他听到身体其他部位发出抗议的声音。就算意识作出了理性的判断，身体还是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走出监狱大门，他听到铁门的小轮在背后慢慢滚动的声音。外面阳光炽烈，像一片温柔的沙漠。他的手心在出汗。心里有什么摇摆的东西，最终垂了下来。

六

后面有动静。阿度亚把车窗下降了一条小缝，在后视镜里可以看到车灯的灯光。有一辆车在跟随他们，她的心紧张地狂跳起来。先生几乎是同时察觉到了威胁，他一手拉着方向盘，一手从座位底下抽出一把枪来。他把枪举到阿度亚面前，阿度亚愣了愣，但很快地接了过来。她没有和先生说起过自己以前的营生，但也许先生并不是一无所知。“再等等，”先生说，“他们动手了，我们再开枪。”

那把枪是M1911，曾是美军的制式手枪，经历了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波湾战争。她记得自己曾经卖过这种枪，在她刚入行的时候，有些怀旧的帮派会下M1911的单子，而且只要初型，不要后来的升级版的A1。握在手里的这把枪，年龄恐怕比她还大。一公斤左右的重量，子弹填了三发，这些0.45英寸的弹头，射出去的初速度可以达到两百四十米每秒，可以贯穿一堵工业砖墙。阿度亚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仿佛回到熟悉的场所一般。她抚摸着枪，感受着指尖金属硬邦邦的触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重量。

先生打开了天窗。阿度亚听到天窗打开的声音比以往延长了几秒，抬头一看，发现半个车顶都打开了，夏日的风汹涌地灌进来。她手按着枪，这个动作让她放松下来。

驶上一段无人的公路后，对方的攻击开始了。他们应该是瞄准了车后窗，先生猛打方向盘，躲开一发飞来的子弹。这个距离，如果击中油箱或者别的什么部件，对方也不能全身而退，说不定还会把事情闹大、引来警察——这是阿度亚的推测，所以对方的态度还算谨慎，不至于形成枪林弹雨的攻势。

先生已经处于紧绷的状态，阿度亚能察觉到，他的目光在后视镜和车灯照亮的范围里来回交换，健壮的身子坐得笔直。他们驶入一个隧道，视野瞬间变得明亮起来。“打他们的车轮，”在隧道里，先生低低地说，“我们没有多的子弹了。让他们不能动，我们就可以脱身。”快到出口的时候，先生又添了一句：“眼镜在这里。”他敲了敲阿度亚座位前的抽屉。

在隧道结束的地方，光明被截断，迅速地过渡到了黑暗之中。阿度亚跪在副驾驶座上，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出天窗，她把头发扎在脑后，脸上绑着一副尺寸略大的护目镜。现在，她可以直视后面的对手了。那是一辆黑色的小车，天窗打开，两盏车前灯像两个白洞，空荡荡地挂在车的腮帮子上。透过前窗玻璃，能看到里面也同样坐着两个人，一人在开车，一人握着枪，和她一样伏在天窗上。他们都戴着面罩，就像很久以前她去跟人交易也要戴的那种厚布面罩一样，她甚至还记得大半张脸都闷在棉布里的触感，沙沙的、带点毛刺的温热感。

阿度亚看着对方黑洞洞的枪口，枪口也在看着她，那黑洞洞的圆形里仿佛有某种顽强的动物，对上了她的视线。虽然她卖了很多支枪，但直面枪口的经历只有两次。上一次，她失去了双腿，这一次呢？她瞄准的是车轮，对方瞄准的是她。

两辆车靠得很近，都开得东倒西歪的，有时对方会超出射程，阿度亚耐心地等待着。先生的车速估计已经上了九十码，她需要紧紧卡着天窗，才不至于让自己在躲避的时候被甩出去。对方又开了两枪，但都没有击中，从车身两侧飞了过去，不知是先生确实开车一把好手，还是在不确定性中他们走运。

“平正准星”，她想起过去训练的场景。控制手腕，枪支慢慢下落，指向瞄区，让准星与黑环下沿相切。他们在迅速的移动之中，但有那么一瞬，时间仿佛是静止的，她在速度里找到了某个可以被无限拉伸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道路两侧的树木缓慢地向后移动，它们深绿色的轮廓像水渍一样清晰可见；对方的车辆在慢镜头中移动，她能感受到引擎和轮胎的震动，地上的砂石碎碎地滚动；车灯是那样洁白，像刚切开的鱼肚，在这片纯洁的光线后面，便是她需要击中的目标。这个空间里，她听到了钢琴的声音，淅淅沥沥的琴声，或许是德彪西的月光，或者是肖邦的舞曲；她想到曾经自己住过的那间二居室，洗衣机和冰箱放在一起，冰箱上贴着小马宝莉的粉色贴纸；有人在对她说，“我只要最好的”。只有在射击的时候，她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时间的幻象，再短暂的片段中，心灵也会有千千万万种形状。她在静止的时间里扣下扳机。第一枪，她打中了对方的后视镜。

对方仿佛吃了一惊，但并没有减速，回报了她一枪。这是很险的一枪，就在她脑门旁两掌左右的地方，她甚至能感受到子弹穿过时带起的热气，如果再差一点点，如果先生的车在几秒之前偏了方向，如果对方迟疑或提早几秒，她可能都已经不在这人世。只要几秒，甚至只要零点几秒，她的故事就会就此完结。阿度亚揉了揉眼睛，调整姿势准备发第二枪。有了前一枪的铺垫，她心中积累了些许自信。黑色的车轮时隐时现，像月亮的圆缺一样变换着形状。如果是正面的话，会和车灯一起打中；侧面，车轮看得更明显些，但也有更大可能误击油箱。阿度亚觉得瞄准了的时候，先生突然加大油门，越野车发出野兽一般的声音，和后面的车辆拉开了距离。第二枪，她什么都没射中。

最后一枪，阿度亚做了个深呼吸。她在等待，落后的车辆奋起直追的时候，会保持直线前进，她在等车辆正面落入射程的那个时机，那是她最好的发射时机。白色的车辆在夜色中渐渐变大，只剩一只后视镜，虎视眈眈地前来。她用目光测量着距离，近一点，再近一点。忘了这月光和树影，忘了高速行驶的车辆，忘了自己正命悬一线。世界里只剩下她，枪，白色的车辆，连时间都不再存在。“可以了。”她听见类似于铃铛的声音。小车越过她脑海中的某条界线，她放出了最后一枚子弹。

先生的车速开始变慢，风重新开始流动。他们身后传来一道尖锐的擦音，像流星一样，很快便消失。阿度亚弯下腰来，重新坐回到座位上。“可以了，”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我打中他们了。”

七

“你有没有家人朋友，在别的城市生活的？”先生这样问她。车后座放着行李，之前生活的城市，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她摇了摇头。过去几年，一个来找她的人也没有，先生应该知道这一点。

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把车窗下拉了一点，静静地说了一句：“我也没有。”

车速已经降到了六十码。车上的播放器在他们摆脱追车后不久就打开了，此刻在放一首颇为诙谐的钢琴曲，轻快的节奏像一片刚苏醒的瀑布。他向她说明此刻的处境：“现在的话，我们去哪里的都可以。你可以继续跟着我，我们换个地方营生。或者，如果你想自己走的话，我们也看看最后能为你做点什么。”

阿度亚一时没有说话。她想起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个孩子时的梦想。她想当电影院的售票员，每天坐在玉米爆炸的香气中，把机器吐出来的小小映票卖给别人。会有很多人来到她面前，大多是快乐的样子，情侣们依偎在一起，家长牵着孩子，年轻的学生在讨论喜欢的演员和烦人的作业。他们会在等待电影开始的时间里坐在影院的圆形玻璃桌前，点上一杯可乐和薯片，轻飘飘地打发掉时间。很少会有人在看电影之前便流泪，他们的眼泪都留给电影的煽情片段，恰到好处地落在同伴的臂弯中。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她明白自己迷恋的不过是一种感觉，作为观众的、置身事外的感觉。不需要复杂的脑力活动，不需要用力地思考什么，不需要和人联系密切，对她来说是个想走就走、想不要就不要的世界。

她对先生所知不多。过去几年里，她时不时会想到这个问题：先生是如何成为先生的呢？也许他过去是个运动员，在比赛中服用违规药物，被禁赛后重新上大学学医，毕业之后开了诊所；也许他在职业学校学的医，学生时代需要背大本大本的专业术语和人体结构，拿针在同学身上练习针灸；也许他过去是个物理老师；也许他的父母是医生，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目睹父母给各种各样的人看病，所以长大之后自己也自然而然地穿上了白大褂。在诊所里，她没有看到先生旧日的痕迹，他像是和她一样，没有重量地生活着，如同水虫借助张力漂浮水上，静静注视着水下的倒影。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她听见先生这样问。

想去哪里呢？他们可以去一座色彩斑斓的城市，里斯本，或者曼谷，花一整个季节坐在街边打着遮阳伞的小棚子里，看奇形怪状的人们来来去去。他们可以找一个群山环抱的乡村，在那里重新开一家诊所，每天只有老年人会来找先生看病，风湿病或白内障，在暖洋洋地午后打吊针，听诊所里的收音机放字正腔圆地播报新闻。或者，他们也可以一直坐在这样的车上，一直行驶下去，直到太阳冷却，直到世界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