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夜，我觉得只有在这样一种极安静的状态下，人才能够脱离白天给你的所有束缚，把被压抑的情绪足够放大，回归最本原的那个自己。但云认为这都是矫情，不过是一个处在群体生活里无能为力的男人，关起门来对着镜子流露出的顾影自怜。

她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矫情，哲学、宗教、文艺电影、Augustana一首名字叫做《Boston》的歌，时常出现在我的回忆里的，我们恋爱的第一天冒着大雨牵手奔跑的大学校园前那条拥有着窄长盲道的步行街。所有这些在我们的大脑里试图以传递快感的方式而存在的事物，其实都是在不断地打破对立，向着最底层永恒的深渊而不断发展，这是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云认为悲剧，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刻意制造出的悲剧假象，其实才是世间至美，因为在当中总能够窥伺到虚伪的人性如烟火一般地炸裂，云喜欢研究人性。

1.

这已经是第三次因为买房的事情，我和云产生如此激烈的对峙。我无法理解刚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云，为什么刻意挑选在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时间点，面对我暴露出她可耻的异于同龄人的成熟。云无法理解我烂碎的同理心，以及我对于小县城出生的云，迫切地渴望着一个固定住所以让她在这座繁华的一线城市扎稳脚跟的需求的漠视。

日复一日，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足够把一切情感给冲得稀巴烂，云告诉我，没有任何一段爱情走到最后，是通过强打鸡血的方式来维持的，没有人不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故事，但你想想那背后其实意味着什么呢？五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过要离开。

那天晚上云反常地给我打了一盆洗脚水，将空调开到三十度，一线城市的冬天一如以往地不适合生存。一千四百元一个月的小隔间，破旧的空调管道开始顺着缝隙往下滴水，云拿出一个吸水抹布展开了铺在地面上。窗外不远是一家新开张的商业广场，ktv敞着喇叭唱郑钧的《私奔》，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管向着四面八方漫射，云伸出手指在玻璃窗内侧凝聚的雾气上描了一个晴天娃娃，接着合上了窗帘。

我们做爱，三年的相处，早已没有了热恋期的激情，更像是例行公事时的一板一眼，寒冷的冬天足以泯灭一切原始的生殖活力，在空调水珠掉落地面滴滴答答的响动中，整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云从床头扯下了一张湿巾纸擦拭下体，我让云也递给我一张。

云弯下腰将抹布换了个面，一巴掌夺过我刚拿出来放在嘴里的烟，突然又说到这个事情。

云的立场仿佛从未动摇般坚定，切入点就像手术刀精准，什么紧挨着某某小学才规划出了一片六十亩的空地，年底就准备投入建设，买来就是学区房；什么房价肯定还会再涨，她的县城老家都涨得厉害，中心的商业区已经到了八千，一线城市的涨幅空间只会更高，巴拉巴拉的。

云的语气不动声色，我爸上次说，你也听到的，两个人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讲究，但至少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当然听到了，我们在一起后的两年三个月，我跟着云从省城出发，坐了八个小时的大巴车，沿着盘旋的山路到了云名为“旺苍”的老家。建设在半山腰的县城除了一望无际的绿植与时刻拥堵的双向车道什么也没有，云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是副镇长，母亲在一所小学教书，据说也是个校级干部。在复式小洋房门前的大理石台阶上，云从书包里拿出一套全新的西装让我换上，以及一瓶花掉她半个月实习工资买来的茅台酒。

云特意嘱咐我，进去之后你一定要告诉他们，酒是你的父母托你带来的，我爸肯定会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说在省城做生意。我说，这不是在骗人吗？云说，没差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这只是善意的谎言。

我没能够践行云的提议，她的母亲人很好，温文尔雅，端着水果盘子往返于厨房与客厅之间，父亲戴着宽大的金丝眼镜，在书房里打了一通电话，接着走了出来，别着眼睛看我，问我一系列的问题，家庭、学业、实习、对于未来的规划、甚至将来结婚后两人春节在哪里过的问题。

在我谈到自己出生于一个单身家庭，八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被从大海上退休的父亲用退休工资拉扯到大的时候，云的父亲点上了一支烟，抬头以一种讳莫如深的眼光扫了云一眼，吐了一口烟雾说，云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总需要一些安全感，两个人打算长远地在一起，至少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云那时候还偷偷地告诉我，她觉得这样特别没有必要，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这城市之大就好像看不见边际的一片海，不开心的时候一个浪打过来，就算躺在航空母舰里也给你拍飞了。就好像张国荣的一部电影，里面讲到一种没有脚的鸟，一辈子飞啊飞啊，直到死的那天才能落地。

云眨巴着大眼睛问我，你说如果我们真是这样一种动物，苦心积虑给自己找到一个落脚点，只为了迎接自己坠地的那天，有用吗？没用，特别没用。

云的身体好像可以发热，尤其在每一个难熬的冬季，冰冷的早晨或黄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资金窘迫，连空调都舍不得开，每晚两人只能相拥入睡，云将头发埋在我的怀里，大腿抬起来放在我腰上，醒来后两个人浑身如针扎酸痛。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买了电热毯，云雀跃又蛮横地说，为了省钱，电热毯只能用来加热她所在的双人床左边。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这个家里面，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后来我渐渐发现，云并没有履行她的豪言，每一次上床后我的身下总是热得滚烫，而我的左边除了一位稚嫩少女肉体的温度，什么也没有。云的解释是她左右不分，每一次开电热毯的时候都把选项给设置错了。我们的爱情，就在云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里悲哀且感动地前行，在光滑的铁轨上趟过相拥取暖的冬天，也趟过各自为营的夏天。

我不记得云的改变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从她入职全国五百强的一家金融公司，也许是因为那次的意外怀孕。成长是一条单行道，不单单是云，每个人都会变的，无非是时间的快和缓不同。大三那年我因为一次震惊校园的打架事件被学校开除，在校门前五百米的一家网吧落脚，白天做网管，晚上上通宵，用剩下来的工资在网吧前小巷子里租了一个小单间。在软毒品一样的颓废情绪中，是云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她每个周末从学校溜出来，为我洗衣做饭，我们在狭小的房间每一个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做爱，在密闭空间挥散不去的烟草气息里讨论文艺、哲学，那首叫做《boston》的摇滚歌曲，并且引申到将来的旅行计划。

无论那一刻的夜晚是如何的暗淡与默然，但在我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里面，始终是看不见杂质的艳阳天，二十八度的阳光与二十一度的晚风，我们奔跑在香榭丽舍大街，奔跑在潘帕斯的草原，西伯利亚亚寒带的夏天。云用牙齿紧紧地咬住我的下嘴唇，斩钉截铁地告诉我，等到窗户外面的那棵常青树藤再一次冒出绿芽的时候，我们就坐飞机穿过一整个太平洋，降落在温暖的洛杉矶，租一辆美国公路片里常看见的那种烧油的皮卡车，沿着66号公路一直开，在芝加哥停留一整个夜晚，接着将方向转到北方，最终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波士顿。

云用手机搜出来一整幅美国地图向我展示她理想当中的旅行线路，她说，我还听说波士顿那边的人睡觉都要穿上袜子，我就想看看穿袜子睡觉的人都长什么样。

我问，谁会这么无聊告诉别人这个。

她说，就是在手机上看到的，说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常青藤发芽的季节，我们没能如愿地见到那些穿着袜子睡觉的人，但我带着云去见了自己的父亲。

阴沉沉的梅雨天，弥漫着巨大酸臭味的小房间，蜘蛛网几乎将天花板塞满，花花绿绿的酒瓶零零散散地堆积在地面。他依然在喝酒，从我记事的那年起——确切地说，他从大海上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喝酒，从早到晚，到量了就把头一次又一次狠狠撞向坚硬的墙壁。

我见过当年带走母亲的那个男人，精致的油头，白色的衬衫，浑身上下每一处都散发着男士香水的美好香味，没有任何一个独居的女人能够受得了这种味道。

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憎恨过自己的母亲，一切矫情的私人情绪都无法与生活给的种种窘态相类比，相信对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父亲醉醺醺地上下打量着云，忽然开始自顾自地傻笑，有史以来第一次，他放弃了自己手中的酒瓶，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来铺在皱巴巴的沙发上，示意云坐下。

父亲说，云很像绮丽，各方面都像，尤其是那对多愁善感的，时刻流转着各种情绪的眼睛。绮丽是我了无音讯的母亲的名字。

云确实拥有一对清澈的大眼睛，仿佛穿过世间迷雾，最天才的画笔也画不出来的一对眼睛。云走到厨房用自来水冲洗一块发了霉的抹布，弯下腰严谨地清理每一块地板的灰尘，父亲对于我带回家的这位姑娘的满意写在了他喋喋不休的对话上，他们很快形成了将我晾在一旁的默契，父亲意气风发地向云讲述他的那些辉煌的过去，他漂在大海上的过去，在日本海看他们捕捉五层楼高的鲸鱼，索马里遇到海盗的过去。

父亲告诉云，他在寒冷的北冰洋曾经见过一种可以发光的鱼，长得就好像外星球来的一种生物，连肚皮上都是鳞片，屁股后面掉着一根巴掌大的灯笼，一到了晚上灯笼就发光，漫天的星辰下面整片海全是亮堂堂的，把夜晚照得跟白天似的。

父亲还说，漫长的航线上，除了东升的太阳，什么参照物也没有，有一次他们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雷暴雨，闪电影响了磁感线，导致他们无法从指南针上判断行驶的方向，在颠簸的大浪中，他们整船人只能随着海浪漂流，几乎漂了有三天两夜，最后来到了一个岛上。云抬起头说，那你们肯定是像小说一样，来到一个住满食人族的岛上面了。父亲说，那倒没有，后面发现就是离我们起航不远的浙江省的一个居民岛，我们在海上呆了有七八天，最后没想到顺着洋流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地方。

我从未听父亲说起过他的这些具有浓烈浪漫色彩的英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极度地鄙视我的父亲，一位提前退休的酒鬼，就连自己的女人也看不住的糟糕的男人。父亲想必也清楚这种基于我自以为是的先见而对他所产生的误读，我们几乎很少说话，在家中如陌生人擦肩而过，以冷漠与臭脸取代正常父子间早中晚安的问候。

感谢云让我有机会听见父亲固若金汤的心脏下面炽热跳动着的那个角落，那也是第一次，我与父亲一起喝酒。快乐的人无法被轻易灌醉，在简易的晚餐上，父亲喝了比平时更多的量，但反而表现出不常能见到的理智与清醒。

父亲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同他一起喝酒了，那一年“卓越号”的船长因为肺结核突然去世，作为副手的他拥有继任的最高呼声，却赶上了绮丽刚好出走，八岁的我没有任何人照顾，无奈只能从大海上退了回来。结果两年后遇到中欧扩大海上贸易，他的同事们借着这个机会存了很多钱，下海经商又挣更多的钱，现在不是囤股票就是炒房地产，没有人再愿意陪他喝酒了。

对于一粒卡在喉咙深处的仙人掌刺来说，用成吨成吨的酒精将它融化，也许是父亲这么多年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关于绮丽——理性地来说那个本应该被我亲切地称呼为妈妈的女人，其肉体早就在我的回忆里炸成了一摊虚幻，而更多地具有了故事符号的意味。我一直在听说关于绮丽的故事，不是从眼前的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口中，而是在我自己的心里，我为自己所编造出来的那些故事。但我记不得绮丽究竟是否真的像父亲口中的那样，拥有一双云这样的眼睛。

2.

云在没能收到我任何回应的喋喋不休的抱怨声里入睡，云渴望一所属于她的房子，不需要太大的面积，云渴望的其实不是房子，正如同绮丽当初并非是渴望那股迷人的香水味道，对此我的心里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明白。

熬到了另一个白天，醒来时云已经又一次奔上了两个小时的通勤，只是在餐桌上留下了一碗滚烫的黑米粥。这是我们漫长的恋爱过程里所达成的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每一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始作俑者总是早起为另一个人留下早餐。

相处不似相爱，总需要一些矫情的仪式感来支撑，我很高兴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趁着那一次喝酒的机会，我将所有的事情向父亲摊牌，如何在校外的烧烤摊遇见那群上来骚扰云的街头混混，将铝合金材质的板凳砸在一个人的头上，最后被学校开除，找到了一家网吧作为自己的落脚点的全过程。

我拜托父亲放下面子联系自己那些飞黄腾达的老同事，帮我安排一个体面一些的新工作。我一口气喝完一整个玻璃杯里的白酒，恳求父亲，云虽然从来不说，但我内心里过意不去，我想要赚钱给云一个家。

后来我如愿来到了现在的这家广告公司。比关系户更加遭人厌恨的是关系不够硬的关系户，朝九晚五的工作，三十七楼的办公间，严苛的等级制度，从入职的第一天起我就频繁地遭受上司的压榨与同事的冷眼，不只一次听见他们贴在我背后“走后门”的标签。

冷漠的世态人情就好像一束被放大镜聚集在我发梢根部的光，每每停下来都能闻见自己的肉体在众人的视线下，融成一大片烧焦的蛋白质的味道。但云不知道这些，她沉浸在我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喜悦上，云说，现在我每个月的工资能多出三千块，只要我努力工作，混个管理层的职位当当，一个月就能够拿到五位数，到时候我们再也不用租住在这个四面漏风的房间里。

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二手的摩托车，无聊的时候我们几乎骑车走过了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从最东边的古城墙到最西边的化工厂，沿着环城河的轨迹，穿梭在一阵阵的夜风中，在风里确信不疑地感受时间流逝的痕迹。后来每一次当我们走在马路上看见那些在摩托车上紧紧依偎着的男男女女，云总说能让她想起那时候的自己。

云说，那时候的我真傻，总以为世界那么小，两个人在一起，只要不停地走、不停地走着，就一定可以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误会了，误会出了那些美好的幻影，将自己困在彩色的泡沫当中，轻轻地用手指一戳就破了，错误的启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目的地——那是现在的云偶尔像从前那样，毫无保留地为我展露真情的仅有的几个瞬间。

有一次我们在一阵黑色的小雨中到达城市边际的收费站，我停了车，脚下杂草丛生，车轮胎肆意地淹没在小腿高的灌木植物当中，耀眼的月光将我们的脸照得煞白。云从车上下来，忽然蹲在草丛里放声大哭，我慌乱地弯下腰拍打云的后背，问云到底怎么了。

云回答说，她的父亲知道了我被学校开除的事情，一连打了很多个电话过来，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她的父亲歇斯底里地让云离开我。

她泪眼汪汪地回头看我，告诉我她已经受够了被父母支配的人生，问我有没有勇气带她走，只要我说一声愿意，我们立刻骑车穿过收费站，去到下一个城市，什么也不带走，什么也不留下。

我喝完了云为我留下的黑米粥，同样的站台与同样的时间，我上到了同样的一班地铁，重复的旅途就像是坚挺的水绵，在不断压缩与膨胀的循环里提醒我一成不变的每一天，放眼望去人潮就像漆黑的隧道，偶尔划过与众不同的闪光，但大多被融在了盲人一般的黑暗里。

地铁在呼啸的声响里从一站驶向另一站的进程中，我忽然想到了自己那辆很早前就放在楼下杂物间吃灰的摩托车，那个夜晚我们从收费站返回大学的半道上，它在一声“砰”的巨响里撂了辫子，接着就如同埋在彼此记忆深处里的那个夜晚，我们再也没有提及。

不同于云工作的地点在遥远的城市对岸，广告公司距离我只有三个地铁站的距离，我很快到达，开会，打卡，花十块钱买一杯廉价的咖啡，在电梯间遇见大大小小的公司领导、将腰弯成九十度憋出一个真诚的笑。同事们很少再提到我“走后门”的外号，也许他们终于意识到将后门走进最底层的工作也算是一种无奈的美德。

在这里，我曾结识的唯一一位朋友叫做李醒，认识的时候我们在午休时间的阳台上一起抽烟，接着道貌岸然地自我介绍一番。他来自财务部，我来自策划组，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大学没毕业，找关系进来的，他说好巧，他也是。

李醒关系户的身份比我来得要更加讨巧，他的舅舅是公司后勤部的前主管，后调职做了董事会秘书，直接就给他安排到了肉多僧少的财务部。而相比之下我的那位素未谋面的叔叔，也就是父亲的老同事，名义上虽然是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但年纪大了不怎么管事，加上众目睽睽之下顾虑也更多一些，只能将我放到事情最多、每日加班的策划组。

有一次李醒带我和他那个大腹便便的舅舅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几个公司高层，大家点了两瓶三千块的xo，高层们喝了两三杯就借着酒劲开始对服务员动手动脚，李醒的舅舅摇摆着一只手提醒李醒将今晚的消费记在公差里，明天报到财务部去。李醒埋着头低声对我抱怨，说这群孙子也太黑了，每个月一定要背着董事会出来消费几次，一次就是一两万，还总拖他给财务部报账，对外就说是跟甲方在谈项目。

李醒一边点着头应付他的舅舅，一边愤慨地说，你看看这群人心思像是放在谈项目上吗，要每个人都像他们这样，公司早就倒闭四五年了。我问他，你来这里有四五年了？他说，那倒没有，就三个月。

李醒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很愤怒的人，从工作到生活，就连买菜的时候被人压秤这种约定俗成的事情也会令他感到格外愤怒。我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这种桀骜不驯的生存方式，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人的愤怒往往是来自于糟糕的生活而不自知，就好像常能够看见路边小贩因为各种事情骂来骂去，而相比之下，那些经济宽裕的人则显得优雅许多。

李醒经历着跟我一样处于崩溃边缘的人生，就连唯一拿得出手的舅舅也是后妈那边的，跟自己没有半毛钱血缘关系。种种的相似以及他面对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毫不设防的交友态度最终使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之后我得知李醒同样拥有一个交往了五六年的女朋友，由于拥有一头茂密的大波浪，向我们介绍时总被戏称为波浪头。

在有一次我答应了云一起去看房，最终却因为一些公事未能成行的时候，云打来电话对我破口大骂，说我是王八蛋，李醒刚好站在我旁边听着。挂了电话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教育了我一通，说姑娘们需要的安全感不一定非得通过房子、车子这种俗套的东西来实现，这方面我应该多向他学学，他尤其擅长改造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寄托某种安全感的特殊载体，因此像波浪头，就从来不会提出与云类似的这方面要求。

他的确是个注重于给姑娘们安全感的人，酒桌上替波浪头挡酒，走路时将波浪头护在右手，就连开车时都只让波浪头坐在最安全的驾驶座身后的那个位置。但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波浪头这么个人，这些都是我从李醒极力向我展示的那个王子守护公主一般的童话爱情故事里所感知到的，李醒试图以他的切身事例向我展示脱离了庸俗的物质关系，平凡人爱情里的方方面面。

从公司不辞而别的前一个星期五，我第一次从李醒的脸上看见一种脱离了愤怒而流露出慈祥的面目表情，李醒问我下班时间能不能陪他去婚纱店看看。我问他，你家里有人要结婚吗。他说，是他自己，已经求过婚了，就定在下个月。我问，买房了吗。他说，他也和波浪头聊过这件事了，大家一致认为什么房子、彩礼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两个人在一起，只有爱是最牢固的基础，爱可以战胜一切。

李醒开着他那辆迎风飞尘的二手吉利车，载着我从婚纱店到另一家婚纱店，他的存款不多，但要求很高，并且由于他从始至终瞒着波浪头这位当事人，导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身材与体型相似的女模特作为参照，因此选购的过程不是特别顺利，一直到晚上的十点半才找到他中意的那件。

李醒谨慎地将半透明的头纱叠进一个密封的塑料袋里面，提醒我半个月后请假过来帮他处理一些婚礼的事宜，我问他要不要我来做个伴郎之类的，他说，婚礼没有安排这个环节，大家一起吃个饭，热热闹闹喝个酒，两家人见个面就行，没必要追求形式主义，爱可以战胜一切。

每一天清晨重回自己的工位，看向玻璃门外我们曾经并排站着一起抽烟的那个位置，我总是会想到在那个重复播放着邓丽君“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一类背景音乐的婚纱店，李醒意气风发反复重申的那句，爱可以战胜一切。他的突然离开引起了公司各方面的讨论与猜疑，最可靠的是一位同事说在下班路上看见李醒截停了一辆奔驰车，和驾驶员在马路上打架，副驾驶上就坐着他的那位拥有着大波浪发型的未婚妻。公司让会计检查李醒在职时的财务流水，发现了董事会秘书长期挪用公款用于私人消费的事情，他的那位不可一世的叔叔很快被撤了职。

自从李醒离开之后，广告公司以他为反面教材，加强了对于我们这些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每天召开相关的例会，甚至不惜编排一首歌曲让我们在下班之前共同演唱，企图以这种传销式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使廉洁的作风深入人心，这就是一个人突然离开你的生命时所留下的一些或隐或现的痕迹。

我一直在给云打电话，从到班到下班，无一例外地在滴的一声响后就开始提示我正在通话中。云一贯这样，每一次闹别扭后总将我的手机号放进黑名单里，我早已经见怪不怪。

我坐地铁回到了我们曾经温馨的小房间，做好了饭耐心地等云，七点到十一点，我将晚饭菜放进微波炉里不停地加热，几乎蒸干了全部的油。但这次等待着云消气的时间格外的长，在几乎坏掉了一半灯泡的小吊灯发出的昏暗黄色光线下，透过来一阵风将云挂在墙角的一只风铃吹得摇摇欲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云口中时常出现的“安全感”这三个字的意思，在这硕大像棺材一样的城市，云就是我唯一的安全感来源，没有她在身边，我体会到一种无法转生的孤独。

3. 

人一定要学会在特定的情形下适当地安慰自己，不要放任自己流入悲观，不要妄想着从任何一个个体身上寻求你想要的那些安慰，不要想着有人能够懂你，你就连自己都不懂自己。这是在云手术之后的那段时间，我重复不断地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所告诉她的一句话。

云的学业一向很好，从我们认识的时候起一直是这样，查出意外怀孕恰好是在云大四毕业入职本地的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实习期，云告诉我，现在的我们就连自己都养不起，她为了这份工作做了很多年的努力，她想要把孩子打掉。我说，好。

云本应该毅然地提出留下孩子的想法，我也本应该毅然地反驳云打掉孩子的想法，但是我们都没有，贫穷的人总是无法随心所欲，哪怕只是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所提出的欲望。

赶在一个双休日，我带着云去到了一家专业的妇产医院，因为三千块钱的差价，云选择了药流，然后是维持一个星期的高烧与出血，云每日顶着剧烈的腹痛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去上班，在一次大出血后又一次走进医院。

医生说，没流干净，需要进行清宫手术。

接着又是漫长的术后恢复期，云坚持以不放弃这份难能可贵的工作为基本准则，无论身体状态如何不适，也要将自己扔在那座杂事繁多的破公司里，我们为此吵了无数次架，我冲着云大吼工作有什么重要的，命都不要了，要钱有什么用。云冷冰冰地看着我，说如果她有钱的话，这一次就能选择更加安全的无痛人流，如果她有钱的话，我们大可以留下这个孩子，供他，或者她，长大、读书、成才，接受最先进的教育，从事他热爱的职业，成为一个不同于我俩的更加自由的个体。

她伤害到我贫瘠的自尊心了，那是第一次云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她脸部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微颤，不知道是手术后的痛苦还是努力地在克制自己无意散发的狰狞。云开始恨我，恨我掏不出更多的钱至少让她在这时候拥有更多的选项，恨我所表现出的高高在上的冷漠，恨我廉价而不考虑现实后果的虚伪关心，但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云恨我在那个收费站的夜晚，她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奋不顾身地向我发出那样的渴求时，我毫不留情地用针戳穿她所许下的美好愿景。而对于云的恨，我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无法反驳。

我们从未这样过，麻木而无能为力地放任争吵成为我们两个人相处的唯一主题。严重的抑郁情绪伴随着丧失骨肉的云而来，她每晚趴在房间的角落里嚎啕大哭，对着空空如也的墙壁讲话。我从背后抱着云，以同样的姿势抚摸她的头发，说同样的话，我试图让云振作起来，给她讲很多很多伟人遭受磨难的故事，贝多芬的失聪、耶稣的受苦、不幸患上卢伽雷氏症的霍金，我甚至准备了很多笑话，在每一次云腹痛到无法忍耐的时间点，以笑话来转移她的注意力。

但云不理解这些，云觉得我一切的努力都脱离了她在这样的花样年华经历了一次悲惨的堕胎手术这一既定事实，因而都是伪善，都只是我没有同理心的表现。云的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在术后的第一个双休日，开车从县城闯入我们的小房间里。就好像每一位平凡的父亲一样，他愤怒地丢掉了在官场上所有的矜持，抬起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

他的声音处在失控的边缘，但剩余的理智使这一切显得格外沉缓，他拉住云，说我们走。云回头看我一眼，跟随着她的父亲向外挪动，双脚踏上大门的时候又一次回头，我们四目相对，彼此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感谢云一如以往的善良，让我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也不至于丢失掉她的行踪，云发短信告诉我，她被安置在了城市里一个亲戚家，她说，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想想两个人要的究竟是什么。

印象中我们第一次分开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年以来我早已经习惯了彼此连体婴儿一般的存在，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做饭时加的米，洗澡时烧的热水，甚至一个人呆坐在床边所感受到周遭的温度，一切都不一样。

当云走后，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半夜十一点到家，频繁奔波于广告公司与地铁站之间，不停地加班与出差，几乎揽下了一切属于不属于我的工作内容，企图以一系列高强度的肉体劳动来掩盖自己灵魂方面的空虚与欠缺。

在我低落与极度不安的那个时期，云始终在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开导我，云说人的命运其实就好像抓阄，我们都被困在漆黑一片的小房间里，所有的选择与分叉口都化作空气的一部分出现在你的眼前，当中有好也有坏，但你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伸出手胡乱地抓，抓到手里的就是你的。每一次房间里的灯打开的时候，我们总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美好的一切从身旁飘过，再看着手中的不幸而惋惜，接着误会是不是向左边一点，或者向右边一点，就可以抓住一切的美好，回避所有的苦难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人的一生拥有无限次机会去迎接自己的挑选，但命运终究会给所有人以守恒的东西，每抓走一次厄运，你接下来就少了一次厄运，只要你坚持不懈，一直抓一直抓，总有一天所有的厄运全部耗完的时候，美好的一切自然就会如期而至。

云的说法奏效了。我对于自己肉体日复一日的摧残不幸地起到了反噬的效果，使得我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但与此同时，我突如其来的转变逐渐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同时也矫正了同事们那些异样的眼光，我的那位创始人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老同事，亲自将我评选为公司近半年的先进人物，与李醒作为正反对照在各大会议上供人批判与研讨，我每一个月多了两千块钱的工资。

在云的父亲将云带走了七十八天以后，她终于接通了我的电话。她问我，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自私和愚蠢？我说，有。她问，这些天以来有没有一个人反省？我说，有。她说，她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实习期，想提前请年假去外面散散心。我说，好。

亚热带的冬天一切照常，但那似乎是被冰封的七十八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冰柜，将所有的一切，回忆、感慨、现实与幻想冻结成冰，如固体般可触，清晰而又干净，但云的归来就好像打开了柜门带进来的一阵空调暖风，将以上所有融化得彻底，在我的回忆里连渣也不剩了。

我们在人潮拥挤的高铁站见面，云很早之前就说自己想要去青海看雪，我在话筒里自豪地向云宣布，我还不算是一个彻底自私的人，至少我还记得她许下的所有愿望。

那年的青海没有下雪——或者是我们的运气实在不好，赶上了高原最为温暖的几天。太阳炽烈得有些反常，我们从西宁的八一路客运站坐旅游车去到青海湖，在门源的油菜花海里拍照，接着回到西宁，在塔尔寺的门前买了一只印满梵文的拨浪鼓。穿着僧侣服饰的本地人一路向我们推销一种牛奶味的蜜蜡，云拒绝了几次未果，接着开始拉起我的手沿着寺庙前的步行街用了命地奔跑，我们跑过了售卖佛像和念珠的小卖部，跑过八宝如意塔，跑过了入口的检票处。

在工作人员一脸讶异，仿佛正看着两名逃票者的眼光中，我们的速度有所减缓，但云始终不曾停下她的奔跑。手术后的云看起来比之前略显得憔悴，加上三千一百米海拔的高原反应，脸颊很快就因为加速的血液流动而变得通红。在大口的喘气里，云跪在巨大的佛像面前许愿，接着无比虔诚地让我也学她那样跪下来。

云低声在我的耳边说，我要让你许愿永远也不能对不起我。我说，这是发誓还是许愿。云说，我不管，我要你对着佛祖念出来。

其实想想，所有那些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愿，其实不就是变着法子自己给自己许下的一个誓言。从塔尔寺出来后，我们不幸又一次碰见了那位辛苦推销的僧侣，袖袍里依然塞满了蜜蜡，一脸尴尬地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问，又不是逼着大家买，你们跑什么啊。

云伸手扯我的衣摆，饱含惭愧地说买一个吧，我要粉红色的那个。

4.

  云没有回来，电话依旧无法接通，这说明她愤怒得彻底。

我在习惯性的腰椎痛感里醒来，密不透风的室内过去常常经过云的整理，但在云离开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史无前例地全乱了，衣服与洗漱用品被我零散地摆了一地，地面无处下脚，显得更加窄小。

床头的窗户也坏了，我一整夜都在冷风留下的头痛感觉里无法入睡，这让我在第二个白天里的精神状态格外的差，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打电话向公司请了假，突然遥想起自己被评为先进人物的辉煌事例，一切都成为了过去。随着云的归来，我回归到冰冷的职场中浑水摸鱼的普通一员，每日到点打卡，在百无聊赖的情绪里等待着下班。我过去常常讨厌那些仗着年龄与资历而胡作非为的老员工，现在我也成为了这样的人。

一个充分踏入社会的人很难长时间保持着年轻时候的疯狂与热血，就连义无反顾的云也无法脱离这一基本定律。

在那样的一个大公司，伴随着高昂的月工资而来的是巨大的业绩压力，云开始越来越多地埋怨，埋怨她的办公环境、996的上班时间、每日抱着一个半透明的保温杯子无所事事的直属上司。

云埋怨尤其多的是一个叫做小玲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事，此人几乎同一时期与云成为部门里的实习生，但早在云之前就升职到了副总管的位置。

云说，这人功利心太重了，干什么事情都带着自己的目的。朝九晚六的工作，每天八点钟就要到公司，穿着长度刚好淹没大腿根的超短裙在总经理的办公室前瞎晃悠，超额完成主管分配下来的任务，下班之后还假模假样地协助保洁阿姨打扫地面卫生。

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在工作方面有自己的追求，跟我们这群死鲶鱼不一样。

你也太不懂人性了，云用一种义愤填膺的口气，你真以为有那种无私奉献的傻白甜啊，都是有目的的，还不是想在领导面前用这种方式来展现出自己优于常人的靠谱，你想想我们同期几十个实习生，就她一个人第一个当上了副总管，是为什么。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云能够同一位各方面都无法博得自身认同的人交朋友，但她的确与小玲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至少是表面上的好朋友。她们上班时一起吃饭，拍合照发朋友圈，周末坐着小玲那位年少有为小男友开的玛莎拉蒂去全城最大的步行街买衣服，那些金光闪闪、用水晶球镶在纽扣表面上的衣服。

在云雀跃地向我展示她新买的那些长度淹没大腿根的包臀裙的时候，她偶然提到了几次玛莎拉蒂的车主。云的语气平缓，听不出是崇拜还是批判，云说，总感觉这男的长得就像是个轻浮的花花公子，不知道小玲跟他在一起究竟是图什么。

我从未见过这个故事中的小玲，也许是云认为骑着一辆破烂的二手摩托车的男友实在拿不出手，也许往好的方面想，是云不想让我耳濡目染这种花花公子的浮靡风气，当他们以三人为单位穿行在商场与服装店之中时，我只能从云朋友圈里的玛莎拉蒂内饰照片与每一件华丽的服饰所带有的新鲜塑料包装的味道中感受这一切背后的奢华。

云与小玲越来越像了，那个在我的想象中所捏造出来的游刃有余的女同事，云每天赶着八点到班，成为了继小玲之后的第二个副主管，每次聊天的时候嘴上总带着，小玲说过。

小玲成为了云的金科玉律，仿佛一位全知全能的先知那样可靠或不可靠地预测着云今后每一步的生活，在听说云拥有一位爱情长跑、高中学历、每个月拿六千工资的男朋友时，小玲大胆断言我们这段爱情并不会长久，所采取的理论支撑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小玲说过，这时代哪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啊，无非是一个人的心怀鬼胎和另一个人的心照不宣，所谓爱情，全都是那些衣食无忧的脱贫户手中的奢侈品，云一脸虔诚地告诉我。

小玲几乎精准地预测了一切，唯独没能预测到她自己，那位与她联系密切的保洁阿姨在下班时间发现了小玲与总经理单独呆在办公室里的事情，绯闻一时传遍了整个公司，开着玛莎拉蒂的男朋友带了一大群人到公司总部闹了整整三天，事情在互联网上极速发酵。小玲与总经理纷纷遭到了被公司开除的处分。

听说这则劲爆的新闻，正好是立夏的五月五日，云一边瞪大眼睛向我阐述她那位短暂朋友的离奇命运，一边大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人的悲惨都是来自于不知足。在云将所有的短裙塞进衣柜深处的时候，我收到了来自云父亲的一通电话。

我借着出门吸烟的名义避开了云的注意，话筒那头的声音有些模糊，问我现在方不方便，我说，方便。他说，你出来，我在xxx饭店等你，不要告诉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请你吃饭。

我从没有记恨过云的父亲，他无数次地奉劝云和我分开，采取各种或温和或极端的手段，但我从不恨他，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个流淌着温热血液的平凡父亲，而所有不近人情的一切都只是他基于本身的立场能做出的最可靠的决定。我们在饭店见面，赶在我到达之前，他已经点上了满满一圆桌的菜，他问我，吸不吸烟。我点头，他扔过来一包中华，又问我，喝不喝酒。

我有些犹豫了，他说，不让云知道就好。

我们开始喝酒，啤的、红的、白的，昏天黑地，混杂在一起，连杯子都懒得换。上一次在我的父亲面前所表现出的含蓄酒量再也不需要任何伪装，我试图以年轻的活力来压倒这名酒场老手。他用手搂着我的肩膀，手里夹着根电子烟上下飞舞，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一样。

不知道是出于酒精的麻痹作用还是他这句话来得太过突兀，我没有读懂他话里更深层次的意思，他解释了一遍，他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一样，没车没房，没背景没前途，云的外婆也不认同这门婚事，云的母亲因为偷拿户口本与他登记，被家里人关了半年的禁闭。

我捂着嘴说，那你还……他举起手头的烟，还没来得及回答，“啪”的一声将头栽在了饭桌上，为我留下了一个诚挚的追问。

门外的司机应声而入，我们一人举起一只肩膀，将他拖到了返程的汽车上。

5.

没有工作的日子格外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逃避现实的惭愧与焦虑，冬日里茫茫的雾气偶然突出来一块，露出了久违的太阳光芒。我突然想到自己该干什么，下楼在尘土飞扬的楼梯间找到了自己那台年久失修的嘉陵摩托车，我用湿棉布将它浑身擦洗了一遍，推出居民楼，尝试着发动它的油门，果然车不像人，没办法自我疗伤，仍然处在故障的状态。

我拿出手机再给云打了一通电话，未果，一路手推着嘉陵走了五六公里，一直到大中午的时间才找到了一家摩配店。雾气又一次合上了它的缺口，天空一片灰蒙。

我给修理师傅散了一支烟，很显然我是摩托稀缺的这座城市今天所光顾这里的第一位顾客，因此他检查得格外仔细，拿着一个巴掌大的铁锤在车轱辘上敲敲打打。我们一直在聊天，聊到教育、房价、制造业、实体经济，他说他有一位跟我差不多大的儿子，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了，考虑到以后谈朋友结婚什么的也不方便，年初就在城郊给他买了个五十平的安置房，连郊区都到快三万了，当时也是抱着一个投资的心态入手的，没想到房子买了大半年，不但一分钱没涨，还顺着股市的走衰在不停地往下跌，可给他焦虑得连觉都睡不着。

我说是啊，那么大一笔钱进去了是该焦虑。他说，可不是嘛，你说我运气咋这么差呢，别人一买房就夸夸夸地涨，我一买就噔噔噔地掉，小半辈子的钱全砸进去了，换谁都得焦虑。

他抬起头来，将烟头扔在了维修店角落的空地上，说摩托车故障的原因找到了，是发动机的问题，换一个能更快，不过修一修也能用。我说，修一修吧，平时骑得很少。他说，是，现在都骑加电的了。

我给了钱，再次跨上柔软的真皮坐垫，迎着四车道的巨大边界，大雾里的风出奇的轻 我莫名地泛起了一股十八岁青春少男所独有的忧愁，忽然想要去那些遥远到我不知姓名同时也不知我姓名的地方去看看，这感觉如此强烈，但并不长久，因为噼里啪啦的手机铃声很快将我从这种矫情的感伤中拉了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在身旁断断续续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中，我仿佛能听到云的鼻息。

云发力地咽了一口唾沫，问我能不能把摩托车给拉去修一修，她想要看看我们上次没能通过的那座收费站背后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