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喜欢写些小说，几个故事频繁地提及镇江、长江，我对镇江尤其是润州区的确有着比较特别的感情。可能因为从小跟着蔡金龙流离，自己都不知道故乡究竟何处，只能被迫地“且认他乡作故乡”。那一年润扬大桥下面的镇江造船厂改制，由公有制改为公私合营，因此大面积改造，重新修了工厂、宿舍和食堂，工程浩大，无数机械日夜运转。蔡金龙那时候做钢材生意，和十来个东北人在船厂工地上日夜忙碌，现在想来蔡金龙的人生可能就在这个工程之后发生了变化，我的人生当然也随之变化。

那年我七岁，和母亲农还坐着一辆绿皮火车来了镇江。是的，我的母亲叫农还，“农”姓很少见，名“还”也很少见。姥爷信佛信道又信基督，信得很杂，他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偿还，把亏欠造化的慢慢还给造化，因此把母亲的名字取作“农还”。一个叫农还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叫蔡金龙的男人，这段爱情就像他俩的名字一样注定格格不入。

蔡金龙租的房子就在离船厂不远江边的二层小平房，房子视野很高，几乎跟远处连接着镇江和扬州的润扬大桥持平，大桥上红色的闪烁灯每夜照耀着平房顶。长江流到镇江被一个洲心岛分流成两条河，这房子北墙就靠着长江的分流，每年夏天水位上涨，墙根就泡在了水里。青苔长到了一楼窗户沿的高度，窗户一打开就闻到咸湿的味道。刚住进来的那些年，墙边有时候会有龙虾或者指甲大小的螃蟹，后来生态环境变差就不曾再见到了。这房子的主人是个渔民，即使房子出租多年，院子里一到阴天仍然飘散着鱼腥味，我妈说，渔民在院子里杀了多少年的鱼，鱼血已经浸入到地底了，没有办法的。她随口说的这句话我记了好多年，至今仍然能记得她是以怎样的语速和神情说的这句话。

蔡金龙整天在工地上忙碌，晚上不间断地应酬，夜不归宿也是常事。我和母亲漫长地日夜相伴，看着滚滚无尽的长江水跨山越石东流去，太阳一次又一次地在润扬大桥的背面沉入汩汩江水之中。蔡金龙有的时候会中午突然回来睡个午觉，他午觉睡得很短，二十分钟的样子，皮鞋衬衫都不脱，就仰头躺在床上，发出巨大的呼声。他很英俊，五官像费翔，唱《故乡的云》那个。蔡金龙确实也很喜欢这首歌，“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他去歌厅经常深情款款地这样唱。他说话很慢，温柔，肩膀很宽。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我也会爱上这样一个线条粗犷心思细柔的男人，并随之走南闯北。在蔡金龙睡着的时候，母亲会坐在床边，顺便帮他擦一下鞋油。醒来的时候他跺跺脚，低头左右看看锃光瓦亮的皮鞋，点点头表示认可。

再后来我去上学了，母亲终于开始折腾院子，又是种花又是种草，想要盖掉鱼腥味，但是效果不好，一到阴天仍然是腥味满天。

事到如今十好几年过去了，这些画面回忆起来有一种砂纸打磨的颗粒感，像是上个世纪的电影，或者是弄脏了碟片，播放起来发出卡顿的声音。有些画面无比清晰，似是昨日，有些画面又无比模糊，始终想不起来始末原委。

我九岁那年蔡金龙带了另外一个女人回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到可以称之为女孩儿。吃午饭的时候他解释了一下这个女人的来头，他说，房租太贵，找个人来分担一下。我想他应该是在撒谎，他撒谎的时候满脸都写着“我就是在撒谎”，但他容不下任何多余的质问。母亲起身收拾了碗筷，没有多说一句。

年轻女孩儿住在楼下，母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我已经想象到了蔡金龙弯腰低头轻抚着我的脸，问我更想跟谁在一起生活的样子。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仍旧是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冰山，偶尔露出慈祥的笑容，像温暖的斜阳。后来母亲几次看到楼下的女孩儿被一辆黑色的宝马车接走，几番了解后知晓，这是工地上甲方二老板的情人，没处安置于是请蔡金龙帮忙金屋藏娇。母亲放宽了心，然后又开始埋怨，说，这种女人也往家里带，耳濡目染的不利于儿子成长。

蔡金龙正抱着我看电视，摆摆手，敷衍说，先这么着吧。

母亲说，一直这样肯定不行。

蔡金龙伸出左手，示意她不要再说。母亲看了一眼，不甘心，但是确实也没再多嘴。

蔡金龙轻易不会发脾气，但是有种不怒自威的庄严感，男中音听起来很有底气，每个字节都很清晰，他是天生的商人，理性沉稳，很难露出任何马脚。

他和母亲初相识是在北京，母亲在北京教小提琴，那时候小提琴还特别洋气，学的孩子很多。蔡金龙以一把名贵的琴定情，于是母亲放弃了一切，背着那把琴跟着蔡金龙几年的时间里走遍天南地北。两人没有举办过婚礼，只有一张上世纪影楼风格的照片，背景是黄山的墙布，母亲穿着棕色毛衣，蔡金龙留着时髦的偏分发型，照片背面是蔡金龙的字：蔡金龙、农还订婚纪念，1992年7月7日。母亲性格阴柔，可能这辈子唯一一次坚定不渝，就献给了蔡金龙。

到了镇江以后，她仍旧拉琴，每天早上晚上都拉，给滔滔江浪伴奏，并且每天要求我拉一个小时的琴。我很不愿意，蔡金龙在家的时候，他会帮我说话，算了算了干嘛非逼他拉琴，不喜欢就不学嘛。母亲于是作罢。蔡金龙不在家的时候，那就由不得我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仅要拉，还要拉得用心。

母亲和楼下女孩的第一次矛盾，就发生在早上拉琴的时候，母亲坐在我旁边指挥我，这时楼下传来巨大的摔门声，女孩穿着拖鞋和睡衣走到院子中间，仰着头看着平房顶上的我俩，皱着眉头，说，让不让人睡觉了，一大早在这哭丧！

母亲愣了一下，脸憋得通红，想了一下辩驳的话，说，这都几点了还一大早！气势上明显输了一筹。

女孩手掐着腰叹了口气，说，真受不了你们这些有钱的王八蛋，吃饱了撑的一大早不睡觉！女孩几步踏进屋，摔门的时候门上的玻璃哐当哐当几乎要碎裂。

母亲拧着眉，一口气堵了半天，眼眶通红。吵架这种事的确在母亲能力值的盲区，她凝固了半天，然后恶狠狠地对我说，接着拉，不准停！我于是歪着头接着开始拉，她也不再纠正我拉对拉错，在一旁暗暗回想生气。

蔡金龙当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中午回来吃午饭，母亲坐在一旁闷闷不乐，也不说话，蔡金龙斜了一眼，说，怎么了？母亲说出原委，蔡金龙端起米饭大口吃饭，不作评价。母亲把凳子挪到蔡金龙旁边，坐在他旁边看着他，说，你能让她搬走吗，她哪是正经人？

没想到院子里传来一句，就你是正经人！

母亲手颤抖着指着楼下，说，你听见没，听见没？

蔡金龙说，你小点儿声。

母亲转过头，眼泪滴落。

下午两点，母亲把我从电视前面拉开，说，拉琴。

我说，这才几点？

母亲说，就现在拉！

于是我和母亲的拉琴时间变成了下午两点到四点，一般每天这个时间段女孩吃完午饭，正在院子里刷牙，她终于可以不再被琴声打扰睡眠，因而也不再多嘴一句。母亲无力改变蔡金龙，只能说服自己，毕竟只是短暂地合租，蔡金龙工程结束了我们一家人就要去往下一个城市，没必要跟一个被包养的女人置气。

女孩叫唐蜜，看起来二十岁的样子，染着一头黄色的头发，在太阳下熠熠发光。在那个年代她的造型应该足够前卫，甚至有些让人无法接受。我有时会在平房顶上一边拉琴一边走神看着她在院子里洗头。她穿着暴露，尤其是刚起床的时候，这是和她吵架时母亲的主要攻击点。我本能地明白不应该多看，却又本能地想多看。

唐蜜应该是在夜场工作，具体夜场的性质不明白，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夜总会。她经常在天空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回家，穿着高叉裙，摇摇摆摆地开门。这平房的大门是内栓式的，她需要从包里掏出钥匙打开小窗格，然后胳膊伸进来开门。这一连串动作对于喝多的她而言难度很高，因此她总是要折腾半天，把门晃得哐当响，然后艰难地打开门。

有一次我半夜下楼上厕所，然后听见“吱呀”一声，窗格开了，一只带着好几条银灿灿手链的手从窗格里伸进来，白得像是女鬼。我知道是她，不想管。她拉了一下门栓，失败了，又晃了两下门，又试了一次，金属的碰撞声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回响。我走过去，踮起脚把门打开。她本来靠在门上，门一开立刻摔在地上，我倒退三步看着她，她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扶着脑袋爬起来，坐在地上，说，小野种，你别跑！她伸出手抓我，我往后又跳了一步，她扑了个空，又摔在地上，酒气随着这一扑在空气中泛开。

她说，小野种过来，扶我进去，不揍你。

我看了一眼，心跳得厉害，然后转身跑上了楼，跳上床蒙起被子。

第二天早上母亲喊我起来吃早饭，我揉了揉眼，走到走廊上，下意识看了眼楼下，她在门口摔倒的地方呼呼大睡，身体下面是一些呕吐物。母亲咒骂，真不要脸！骂完回头看着我说，你看什么！

我立刻转过头坐下来吃早饭，说，没看。

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唐蜜醒来，全过程被在平房顶练琴的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如何睁开眼，如何环顾四周，如何扶着脑袋痛苦地回忆昨天晚上的经历。最终她把眼睛定格在平房顶上的我，没有说话，我心里发慌，怕她想起来昨天是因为我才摔的，立刻把琴拉得更用力，母亲在楼下听见了，说，你拉风箱呢？我放下琴，跑进房间。

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地激化是一个初夏的早上，那天蔡金龙也在家，母亲早上起来一打开门，立刻发出一声尖叫，然后转身回房间，三步跨到床边晃醒蔡金龙，说，你去看！

蔡金龙睡眼惺忪，穿着拖鞋走到门口，院子里挂满了女孩的衣服，各种可能难以蔽体的性感裙子或者蕾丝的内衣裤被整齐地挂在院子里每一个能挂衣物的角落，整个院子里充满了一种淫靡秽荡的气息。蔡金龙叹了口气，穿好衣服气势汹汹地下楼，母亲得到了蔡金龙的支持，显得很兴奋，仿佛事情终于能得到一个了结。

到了女孩房门口，蔡金龙挽起袖子，准备敲门，手刚抬起来，门开了，蔡金龙在门口呆住了，手悬在半空中，像是在打招呼。里面的男人往前走了一步，蔡金龙木然地让开一个肩膀，男人一边穿衣服一边从里面走出来，和蔡金龙对视了一眼，然后走出院子，扬长而去。

画面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我在平房顶端着琴，刚准备拉，母亲说，别拉了，进房间去！我如释重负，抱起琴就跑回房间。楼下传来母亲歇斯底里的声音：蔡金龙！她把我们家当妓院了！这满院子的脏东西，还带野男人回来！

房间里传来唐蜜的声音，我这好好的衣服裙子怎么就是脏东西了，你是闻着骚味了还是看见我衣服粘了鸟屎了？

母亲高声叫骂，你就是个婊子！你给我走！

蔡金龙冷冷地插了一句嘴，你要还想住在这，就老实一点，房子里女人小孩都有，别弄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她立刻提高嗓门，走出房门反客为主，指着母亲说，真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给人做小老婆还真当自己贞洁烈女王宝钏了！撒泡尿照照自己，不行你往江里跳，看看自己是不是这块料！

母亲愕然，看着蔡金龙，蔡金龙无言，转过身去。那是个初夏的早晨，我清晰地记得。我站在二楼的小走廊上，冒着个头看着楼下发生的争吵。母亲脸上的表情剧烈地变化，像是在一次打斗中被人击中了死穴。现在想来她也许从来没有准备好接受嫁给蔡金龙带来的这些沉重的部分。

母亲曾被唐蜜称之为“有钱的王八蛋”，等我再长大一点，回头这段童年的事，才明白事实上并非如此。母亲之前在北京教琴，实际上属于中高收入，那会儿北京学琴的非官即富，基本上都不差钱。跟蔡金龙走之后，母亲基本上没什么收入来源，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蔡金龙做生意里外应酬，大手大脚地花钱，甚至有时候母亲还会帮助蔡金龙。直到镇江造船厂这个项目结束以后，蔡金龙才真正迎来人生的第一桶金，从此风光无限。而彼时母亲已经不在。

母亲看着蔡金龙，我觉得唐蜜那些话可能并不能真正伤害到她，伤害她的是蔡金龙前所未有的沉默。母亲眼泪在眼眶里转，然后转身上了楼，在走廊上看见我，一把把我抱起，然后抱着我躺在床上，哭了很久，终于睡了过去。

一年后我在母亲的日记里看到一句话，“人生就是一次溺水，有人上了岸，有人长了鳃。”日记的时间就是这个初夏的晴天。

母亲重病是随即到来的事情，可能正因为此我一直觉得母亲是被唐蜜气病的。母亲患了一种罕见的慢性病，医生说发病几率不到十万分之一，母亲笑笑，嘴里复述了一遍，十万分之一。

母亲被病痛折磨了两年多，蔡金龙在这个过程里疲于在工地和医院之间奔波，逐渐心力交瘁，幸运的是项目进展顺利。他有一些肉眼可见的改变，例如他不再夜不归宿，喝得再多也会来医院。有一次他喝得太多了，在医院三楼洗胃，母亲就在他楼上的病床上，然后母亲半夜起床把洗完胃的他扶到楼上，两人凑合挤一张病床。那会儿我睡在床头的小床上，鼻孔里溢满了消毒水的味道。

母亲很痛苦，一根输液管从她的颈下插入，当时医生戳了两针才戳进去，因为她脖子下面有日夜拉琴磨出来的茧。她的痛苦不仅体现在脸上，每一次翻身都像是翻山。直到现如今我都不再去医院，一般身体上的小毛病就靠着自己肉身扛过去，骨子里对医院有一种难以规避的恐惧。

中间唐蜜来了一次医院，母亲全程没有说话，唐蜜把水果放下就走了。第二天我回家帮母亲拿换洗的衣服，唐蜜拦住我，说，你妈怎么样了？

我说，你管好自己的事情。

她说，小野种，年纪不大，气性不小。

我说，我妈就是被你气病的。

她说，我没这个能耐，给你妈气出个那么罕见的病，再者说气你妈的也不是我，是你爸，你爸不这样对待你妈，她能被我气到吗？冤有头，债有主。

我说，你少放屁了。

唐蜜不再理我，我说道，我妈不是小老婆！

唐蜜看了我一眼，仍然不说话。我无奈，只能追问，你凭什么空口这么说？把我妈给气病了！

她说，你不是不信吗，你问我做什么？

我转过头去。

她说，船厂工地上都知道，没人不知道。

其实我打心底不相信这件事，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太难接受，而是蔡金龙在我眼里不是这样的人。蔡金龙是怎样的一个人，说一不二，温柔且有力量，儒雅但凶狠。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他所有真相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并且容不得别人有不接受的余地。

我对着唐蜜“哼哼”两声，然后离去。

我回到医院的时候，蔡金龙穿着西装坐在床边，我进门，母亲让我先出去，蔡金龙把我抱住，说，不出去，就在这听。

于是我被动参与了这场决定数人命运的谈判。蔡金龙那时候工地项目已经结束，准备春风得意回到京城。母亲病重，不再想回到北京。她转过头，背对着蔡金龙，说，蔡金龙，我从来没有伸手找你要过任何东西，我们连婚礼也没有。那些年我在北京拉着喜欢的琴，过着喜欢的日子，遇到你之后没有一点犹豫就陪你把地北天南都走了一遍，现在我厌倦了，我就想在这里，不走了，你能成全我吗？

我正被蔡金龙抱在怀里，耳朵贴着他的胸膛，他说，可以。我这时才发现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整个胸腔都在震动，嗡嗡地鸣响。

他说，当初我问你要不要离开北京，你说行，我尊重你。今天问你要不要回去，你说不行，我也尊重你。那个江边的平房我给买下来，北京你原来住的地方，我回去以后也给买下来，钥匙我邮寄给你。另外这张存折你拿好，注意身体。

母亲转过身来，接过存折，打开看了一眼，然后放下来。她把被子蒙住头，哭得失声，她说，蔡金龙，我跟了你十年，儿子都八岁了，现在一切都醒了。

蔡金龙抹了一下眼泪，我在他怀里，能感受到抽泣的频率。他说，谢谢，农还，谢谢陪伴我十年，我没有其他要说的了。

母亲说，我也没有，我无怨无悔，甘心情愿。

蔡金龙把我放下来，扶着我的肩膀把我转了一圈，我们面对面，他说，记住爸爸。

我说，记住了。

他说，很多事你现在不懂，以后会懂，另外，我是你爸爸，父子一世，即便天各一方也不可改变。

我说，也记住了。

他笑笑，摸摸我的头，然后抬起头说，农还，保重。

母亲仍旧躲在被子里。蔡金龙起身，我送他到楼梯口，他把我抱起来，说，好好读书，考去北京。

我点点头，他放下我，然后示意我回去，我转身，他挥挥手，然后下楼。

这是母亲和蔡金龙的最后一面。

又过了一整年，母亲的病不见好转。有天她艰难地起床，跟我去银行取了些现金，在医院缴费窗口排队的时候，她叹了口气，说，算了，我们回家吧。

我通过母亲的神态意识到这句话的意义，然后扶着母亲上楼收拾东西。

回到家的时候，唐蜜正在院子里刷牙，她和母亲对视一下，嘴里的泡沫顺着嘴角往下滴。她往旁边挪了两步，没有多言。我扶着母亲走过去，上楼梯的时候，唐蜜跑过来接住两个行李包，然后架着母亲的一只胳膊，我们一左一右扶着母亲上楼。

我们把母亲扶到床上，母亲侧躺下，面对着墙。我对唐蜜说，你搬走吧，这房子我妈买下来了。

唐蜜愣了下，然后说，哦，好，我正好也准备走了。

母亲说，什么时候？

唐蜜说，下个月。

母亲说，那就住到下个月吧。

唐蜜默默地出去了。

母亲说，拉琴。我从柜子里取出琴，站在床边拉，她躺在床上，眼神呆滞地听着，不再发表任何意见。

一曲拉完，她问，你觉得自己拉得怎么样？

我说，不好。

她说，已经很好了。

我耷拉下来，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爱拉琴。

她说，我知道，但是你拉得很好了。

她的眼神里有一层厚厚的雾，像是凌晨的长江水面，一层灰色的迷梦。

我又拿起琴，接着拉，拉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母亲和我坐在平房顶上，看着太阳逆着东去的长江水，在西边落下，万丈霞光在江面上波澜。她说，人生也是这样，像是再好听的曲子总有拉完的时候，再辉煌的太阳也要落去。

她说，要学会接受这些事。

她说，另外，我跟你爸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怨无悔，甘心情愿，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话，你要记住我的话，并且永远不要曲解我的话。也许这句话听起来的确很委屈，很不甘，但其实没有。我确实无怨无悔，你长大以后，不要心疼我，不要替我觉得不值得，我值得，一切也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说，好。

母亲说，你把她叫过来，然后去院子里练琴。

母亲和唐蜜在平房顶聊了很久，她坐在藤椅上，天色渐渐变暗，她脸上的光芒由红变黑。母亲是个美丽的女人，从来如此。

天完全黑了以后，唐蜜依旧出门，也许是酒吧，也许是夜总会。她回来的时候天蒙蒙亮，夜晚已经在慢慢地淡去。那会儿我和母亲已经醒了，我扶着母亲去旁边的巷子口吃早饭。母亲看起来气色好了一些，她说，我们去江边走走。

清晨的江边有一些晨练的老人，母亲挽着我的胳膊，像是一对有着滑稽身高差的情人。远方一些船在江面上忙忙碌碌，她说，坐下来歇会儿吧。我们坐在江边的长椅上，她说，你爸送我的琴，在床底下的行李箱里，那把琴很贵，要好好保存。

我说，知道了。

她说，也不能这么说，就算不贵，也要好好保存。你还小，以后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情，要记住一个道理……算了，道理你以后会慢慢明白的。

她说，我和蔡金龙没有正经的开始，也没有一个正经的结束，马马虎虎，匆匆忙忙，但是我爱他，这件事至今从未改变，可能爱一个人就是这样，不问始终。我觉得我是富贵命，现在看来不是。你要好好练琴，或者好好做一件对的事。不要像我这样。

她顿了一下，又说，像我这样也行，我觉得挺满足的，这十年是我最幸福的十年，虽然看起来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低下头。

母亲再也没有从这张椅子上站起来。

也许像她的名字那样，“农还”，人生真的是一场漫长的偿还。

唐蜜帮我简办了母亲的后事，墓地离江边不远，我想如果江水升高可能那块墓地会被淹掉，但是这地方是母亲自己选的，想来也无妨，母亲生前是如此热爱这一股江水。

我有时候会在母亲沉眠的那片草地上拉琴，她生前最爱的《吉普赛之歌》。秋风萧肃，我常觉得她只是去了另外一个有蔡金龙的地方，抑或是她其实偷偷回了北京。我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北京那么大，一到深秋漫天的大风。我害怕她找不到蔡金龙，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在北京碧瓦红砖的城墙之中迷失，像迷宫一样找不到出路。陈升有首写北京的歌里唱“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魂”。我想到母亲单薄的身影，心疼不已。

“我只道富贵一生注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音。”这是母亲日记的最后一篇，字迹潦草，已然病入膏肓无力执笔。这是京剧《牡丹劫》里薛湘灵最知名的一个唱段。她有一次在家里看这段戏的碟片，看着看着就哭了。母亲说得一点都没错，她真的是富贵命，只是有点短暂。

可能那时候我真的还小，不能理解很多事。蔡金龙早前总是说，你不小了，该明白了。其实我什么都不明白。

那天唐蜜带着哭得嗓子都哑了的我回家，我坐在平房顶上，接着哭，长江上轮渡来来去去，鸣笛声像一把锐利的长剑划破低沉的天空。

唐蜜从来没有说过，母亲和她在屋顶上的一个下午都聊了些什么。她没有搬走，过了一个月，她给我办了学校寄宿，在宿舍楼下面她嘱咐了我几句。她那段时间又染了银蓝色的头发，头发毛糙得厉害，太阳下搓两下，头发就能反地心引力向上飞起来。彼时已经深秋，风干燥又冷，她穿着卡其色的风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最后她跟我挥挥手，说，小野种，再见。以后你可能要自己照顾自己。

我突然大哭不止，我想我可能是真的想念母亲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根深蒂固地认为，卡其色风衣就代表着“决心离开”。我说，我不会再也见不到你了吧？

她说，不会，不要这么想。保重自己，这就是你的命，可能有点残忍，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就像我现在这样也是我的命。

我说，我要去北京。

唐蜜说，你妈说了不让你去北京。

我说，我要去找我爸。

她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如梦初醒。我一度觉得是蔡金龙抛弃了母亲，而蔡金龙觉得母亲抛弃了他，最后一回头才发现，原来唯一被抛弃的人是我。

我并不擅长考试，也许也根本不擅长念书，成绩不好，因此唐蜜偶尔会被叫来学校，她并不在意，有时候会顺路带点水果给我，只是被叫的次数多了就有点烦了。有一次她跟我说，我觉得有点丢人。

我说，没办法，我考不好。

她说，我也帮不了你。

两个束手无策的人尴尬地笑笑。她自称是我的姐姐，那天家长会却被一个学生家长认了出来，可能这学生家长回去以后念叨了关于她的事，导致她不太被普世所接受的职业很快传遍了我们班。教室里开始流传一种非常隐晦的说法，“他姐是干那个的”。她仍然不是很在意，她说，你在意吗？

我说，其实不会。说完这句话我感觉很痛快，是的，我并不在意其他人怎么看。我是被抛弃的人，我希望所有人都别看我。可能在那一刻开始，我已经决定放弃我的人生了，放弃在意其他任何人看我的眼神。她笑笑，两个放弃了自己人生的，在那个瞬间达成了共识。

一年多以后的暑假，蔡金龙安排人来看了一下我，至此才知晓母亲已然病逝。那个人带来了一些现金，蔡金龙之前给过母亲一笔钱，还有很多节余，因此我没要，他坚持要给，说是蔡老板交代的事情，要办好。我说，那你用这个钱把这个院子折腾折腾吧。然后就来了个施工队，把院子挖地三尺，土翻了个遍，渗透多少年的鱼腥水在太阳下飘散，然后被烤干。最后土平好了以后，铺了一层水泥，中间留了块空地，种了一棵枣树，终于不再能闻到任何腥味。

我平时住学校，放假就回家，就这样跟唐蜜相处了五年多，十五岁那年，她终于要搬走。我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些天她经常带一个男人回来，年纪不小，开一辆黑色的奥迪，喜欢停在巷子口。每次他从驾驶室出来的时候，总是先跺两下皮鞋，掸掸西裤，手里抱着一个已经被茶泡成棕色的透明玻璃杯，他一边整理腰带一边向小平房走来。我在平房顶上拉着琴，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我们不再说话，不再说任何话。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唐蜜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小野种，我可能要搬走了。

我收起琴，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摇摇晃晃的绿皮车，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月台上站得笔直。他打开我背着的琴检查，然后轻轻地帮我把琴放回琴包。他说，你一个人去吗？我说，是的。他说，不要相信其他人的话。我说，我一直都能做到。我们互相告别，行色匆匆的人流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因为车票是临时买的，只有站票，很多同样是站票的人坐在车厢之间的台阶上，他们打量我，又终于打量累了，不再看我。九月的炎暑末梢里各种味道夹杂着汗腥扑鼻而来。我汗流浃背，腿接近麻木。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渐渐撑不住了，顺着车壁坐了下来，然后靠着车壁睡了一会儿，再睁眼的时候天就完全黑了。我全身已经完全被汗水浸湿，像是一只腌制的鱼。我站起来，去车厢中间倒了一杯开水，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抓起几颗退烧的药，站在窗口胡乱地吃了下去。窗外铁轨旁的树木一闪即过，而远方闹市的灯却像是永恒不动的。又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灯火连天，忽闪忽闪，让人想到歌舞升平之类的词。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坐火车，是一件足够痛苦的事情。到北京是第二天下午，我最终在火车站门口上了一辆黑车，应该是被小宰了一刀，那个警察说的话我还是没有完全听进去。

蔡金龙留给母亲的房子离史铁生说的地坛公园不远，原来应该是卷烟厂的职工宿舍，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他说过这是母亲在北京曾经住过的房子，我想象着母亲年轻时的步伐，爬上六楼，掏出蔡金龙六年前寄到镇江的钥匙，老式的十字钥匙。房子里没有想象中落满了灰尘，沙发和桌子被大床单遮盖起来，墙上挂着母亲的照片，是在海边，拉着琴，照片已经发黄发皱。我从厨房里找到抹布，湿水，然后站在沙发上把照片擦干净。房子里没有热水，我洗了个冷水澡，然后站在客厅里一边看着照片一边擦身体。晚上我出门买了一些日用品和清洁用品，把房间里里外外打扫了一下，然后可能是浅浅地睡了一觉。

大概夜里一点多我醒来，坐在沙发上拉琴，母亲的照片就在我头顶，我竭力模仿她照片里的神态，然后似乎真的听到了有琴声从照片里传出来。我又哭了一会儿，然后睡过去，梦里好像听到开锁时机械转动的声音，然后客厅的灯被打开，我穿着内裤，和门口那个高大的身影对视。蔡金龙喝了很多，醉醺醺的，西装搭在右手小臂上，衬衫纽扣凌乱着。他扶着门框，看着我，我看着他。我想从他的视角里，应该是我和母亲一起看着他。

他走到我面前，认真地凝视着我，上一次见面应该快七年了。我想起他说的，父子一世，即使天各一方也不可改变。他慢慢蹲下来，伸手捧着我的脸，说，成小男子汉了。

我低下头，这句话我从八岁一直听到了十五岁。

蔡金龙说，你不走了吗？唐蜜不是一直在照顾你吗，她走了吗？

我仍旧沉默，有些话想问，但是又没有问出口。空气里特别安静，我们一家三口平静地对坐，蔡金龙无比温柔的眼神落在我身上。过了很久，我说，我想睡觉了。然后反锁起来卧室的门，倒头睡下。第二天醒来，桌子上有早饭，蔡金龙已经消失。像他上一次消失的那样莫名其妙。

来北京是因为一个小提琴比赛，现在想来可能这个比赛是个骗局，因为没什么观众，评委也不知道何处来的，报名费还不低。我有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是那天还是穿着燕尾服出门了。那是我第一次面对观众，母亲曾在平房顶上说过，观众就是这汩汩江水，随琴声汹涌，随时间更迭。我深深牢记，有一束光从顶上射出，尘埃在空气中浮沉，随着呼吸漂浮，我不再能看见下面零零散散的身影。于是我闭上双眼，拉动琴弦。母亲在尘埃之中聆听。我想起昨晚那个温柔到渺小的蔡金龙，竟然觉得像一场梦。

从音乐厅里出来的时候，我浑身被汗水湿透，下台阶时腿竟然都在发抖。我曾经决心放弃自己的人生，这一刻又觉得原来放弃得还不够彻底。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大概这样。天空突然开始下小雨，人家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北京的寒肯定寒过镇江，我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冬天警觉。

唐蜜找过来我并不意外，她站在马路对面，一边瞪着我一边左右看车，往我走来，高跟鞋在被霓虹浸透的积水里发出两道水纹。我准备义正词严地告诉她，我来北京不是因为她跟野男人混在一起，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未曾想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一耳光就甩在我脸上。我倒退两步，她往前一踏步，追上又是一耳光。我踉跄一下，摔在积水里。

她说，跑？！离家出走？

我不说话。

我们沉默地对峙了一番，然后我带她回了家。上楼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母亲肯定从来不会想到，她曾经如此憎恶的唐蜜，会踏上这栋楼的台阶，进入她在北京的家。我洗完澡，她也洗完澡，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无言地看着电视。深夜，所有灯都熄灭了，只剩一束微弱的光穿透客厅。

她说，你比赛怎么样？

我说，好像是个假比赛。

她说，没获奖？

我说，是的。

她说，获奖了才说明是假比赛吧，你那琴拉成那德行。

我不说话，无法回答她。

她说，回镇江吧，别闹了。

我说，你跟野男人混在一起，我给你们腾地方。

她说，你在北京干吗？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说蔡金龙有老婆是不是真的。

她说，是真的，不用求证了。

我说，我想亲眼看看。

她穿上拖鞋，起身进了卧室，然后又出来，说，你睡你爸妈卧室吧，我睡你房间。

我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唐蜜把我晃醒，我们打车，绕着二环走了大半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看一眼北京，她说，答应我看完就回去。出租车司机手搭在窗外，听着后排两个外地人简短的对话，嘴角轻蔑地笑笑，估计我已经被他脑补成了一个为了爱情离家出走的少年。初秋阳光刺眼，从车窗缝隙里直射，像一把光剑把唐蜜的脸斩开，她眨着眼睛，我想她应该在咒骂这些跟她没有关系的糟烂事。她突然又回头看向我，说，看一眼就回去！我说，知道了。她又转过头，前排哐当作响的收音机里循环播放一些歌颂岁月、年华、平淡或者爱情的歌，司机心情很好，跟着唱，黄粱一梦二十年呐，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他咬着烟蒂，我和唐蜜各自看着窗外。

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和唐蜜坐在一个商综的二楼一个甜品店里，她点了一些早餐，我们在落地窗前对坐。我说，就在这等吗？唐蜜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楼下马路对面，一辆黑色的奔驰缓缓从路口驶入，然后在大楼脚底停下。停了一分钟，然后后座上下来两个人，一个穿着褐色衬衫的男人，还有一个背着把小提琴的女生。

唐蜜说，蔡金龙的女儿曾经跟着你的母亲学琴。

我站起身，唐蜜也站起来，拉住我的胳膊。我像是游荡在人间的鬼，被阴曹地府的判官允许再看一眼人间，但是不许做任何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事。蔡金龙在我八岁的时候告诉我，很多事情我应该能明白了，他一定想不到而今我十五岁了，还是想不明白他说的那些事。

我不仅不能明白他，我也不能明白我的母亲。我不能明白她说的，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也不能明白她说的“人生就是一次溺水，有人上了岸，有人长了鳃“。唐蜜说，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其实都能想明白。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和唐蜜喝酒，她说，就像你口口声声说的野男人，也是我的无怨无悔，人生哪有那么多选择。

那晚我喝得不多，但是很醉，唐蜜扶着我往回走，北京秋夜的风很狂乱，认真地执行着横扫落叶的季节使命。唐蜜穿着卡其色的风衣，下摆被风卷起，发出抖擞的呼呼声，马路上空无一人，像是一场旷世暴雨即将席卷而来。我应该是哭了很久，眼泪被风吹干。走了很久唐蜜终于扶不动我了，我躺在地上，她弯着腰在喘气，长头发正好散下来垂在我的额头上。我说，我不想跟你回镇江了，你能成全我吗？

她说，可以，但是现在先回去。

她没有骗我，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她在哄骗我了，但是她没有，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走了。她把火车票放在我的枕头旁边，九点发车，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枕头下面有一张存折，应该是我母亲当年存放在她那里的，我翻开看了一眼，然后又塞回到枕头边。我想我昨晚应该是呕吐了一会儿，因为唐蜜走之前拖了地，木地板上有拖把拖过又干涸的痕迹，还有一些洗衣粉的味道。我攥着那张已经作废火车票，坐在床边，上身靠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积了厚厚一层油灰的大吊扇，我感觉被悬挂在这个空荡的房间里。

我很快摸清楚了规律，她每周一到周三的上午都会来文化宫练琴，她的老师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学老师，因为阴差阳错培养过一个著名小提琴家而声名鹊起，挂牌授课，实际水平一般。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让我拿起琴就收下了我。我交了一笔钱，然后坐在了她的旁边，她没有看我，埋头练琴。老师说，菲菲，这是新同学。蔡菲放下琴，看了一眼我。

也许是因为我的目的太过于纯粹，因此很快得逞，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蔡菲比我大两岁，七月的生日，我因此开始往回倒推时间线，想要根据蔡菲出生的时间复原蔡金龙和两个女人发生关系的前后，最后发现什么也推断不出来。她长得很好看，有蔡金龙的模子，因此有个喜欢打篮球的男生很喜欢她，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把袖子挽到肩膀处，然后在楼下空地上拍一个下午的篮球。我想他此举最大的意义是告诉蔡菲我一直在楼下陪着你，但他肯定不知道蔡菲和我练琴的时候都戴着耳塞。

那天周末下午一点，我和蔡菲背着琴抵达文化宫，等了半个小时，老师没来，于是我去楼下用公共电话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我今天身体不好，今天课就取消了吧，六饼。我说，行，老师您先玩着。蔡菲听说了非常开心，我们跑下楼，骑着自行车无所事事。她说北边有个很大的地质公园，但是具体位置她也不能找到了。我说那就先去看看。

因此我们一路向北，一个小时以后已经出了城区，自行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后盖板哐哐作响，路的两边是半人高的枯黄野草。我有点怀疑，我说这对吗？蔡菲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方向是对的。我继续往北，一个小山坡拦住了去路，山坡上是一条被野草掩盖的铁轨。她说，北京就这样，经常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铁路，不知道通向哪。我们放倒自行车，爬上山坡，铁轨已经快要消失，有些部分已经沉入碎石之中。铁轨的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野湖，形成的时间应该不长，也许是位置低沉，积雨汇流到一起去。我说，你肯定是找错了。她说，不一定，这里我感觉已经在地质公园里面了。

已然深秋，一片枯黄色的萧肃，风吹得人脸上干得发疼，湖面荡起层层波纹。我们继续往前，像是决心要把这个下午荒废。湖的后面是淡淡的山，层层叠叠，但是不高，让人没有征服欲。我捡起一粒石子，石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沉入水面。相较于镇江我确实更喜欢北京，长江边总是下雨，下大雨，然后一股雨水或者蚯蚓的味道，让人没有食欲。北京总是让人感觉很安心，太阳沉得很慢，天气变化没那么复杂。我和她继续往前，终于不再能看到湖，而是一个工厂伫立在一片荒野之中。蔡菲说，这就对了，这是石头工厂，我们的确在地质公园里面。我们走过石头工厂，门口的保安已经足够苍老，他腮帮很瘪，躺在单人钢丝床上吸着烟，香烟生成的白色气体从他枯萎的牙齿间隙之中溜出。我们走进他的保安室，一股煤炉的味道，他艰难起身，问我们找谁。蔡菲说，这里是地质公园吗？老头说，不是。说完又躺下，一静一动之间房间里的空气被扇动，煤炉的味道更大了。我感觉这里很邪性，好像一切事物都在迅速地衰颓，我想到诸如“天上一天地下一年”之类的时空错乱的传说，带着蔡菲快速地离开了。

出来的时候果然时间变快了，突然来到傍晚，我们缓慢地原路返回，好像时光会随着脚步的放缓而停滞。太阳变得又红又大，血红色的湖赫然映着天空。蔡菲说，我不能回去太晚，我爸会生气。我们于是加快步伐，回到原来的位置，在草丛里的自行车竟然离奇消失，我站在山坡上远眺，方圆几百米一片平原，只有枯黄的野草，这样都能被偷，也确实离奇。于是我们开始步行往南，她说，我爸是个阴鸷的人。我没有接话。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看见点人烟。彼时天完全黑了，星星在远方的天空深处疲惫地闪烁。她找了个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未曾想，责怪在电话里就开始了。挂了电话，我问，是你爸还是？她说，我妈，我爸应该在应酬，她马上来接我们。

我点点头。

半个小时后，一个女人开着白色的小车停在我们旁边，女人长得很富贵气，穿着裙子，全身戴满了首饰。她先看了一眼蔡菲，然后目光转向我，我苦笑着打了声招呼。她愣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眼神毒辣。我确实害怕被她看出点什么，微微侧过脸去。回去的车上，我们在车内后视镜里几次眼神交错，她问我住在哪，我说，城东。她说，哪？我一时之间编不出来一个小区名字，于是只能随便说一个路口。到了以后她把我放下来，然后降下车窗，跟我道别，蔡菲也跟我摆摆手，我木然告别，然后打车离开，回到住处。

后来蔡菲告诉我，她的母亲很喜欢我，经常问起我。我有些警觉，但又无可奈何。

后来几天蔡菲很忙，也许是忙着谈恋爱，她那年十七岁，青春年华，笑得无比灿烂，爱情从眼睛里融化。下一次在文化宫以外的地方见到她，是非常偶然地在书店相遇，我透过书架的缝隙看了好几眼，两个人终于对视上了。从书店出来以后我们沿着安定门滨河路走了很远，沐浴着一个又一个路灯。她穿着卡其色风衣，颜色比唐蜜的那件稍微深一点，很有秋天的样子。我跟她说我对这种颜色的风衣存在的成见，她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两个莫名其妙的人一拍即合，是啊，卡其色风衣，多让人恐惧，哪个决定留下的人会穿卡其色风衣。

我那天步行送她回家，到她家门口我远远地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出门迎接她，然后跟我挥手告别，我也挥挥手，转身离去。身后是两双穿透灵魂的眼睛。

那天夜里，蔡金龙又出现在客厅，身体僵硬着靠在椅背上，发出轻微的鼾声。后来他可能醒了，我在房间里听见电视发出微弱的枪声，和一些夸张的配音。凌晨三点多我起床上了个厕所，看着沙发上那个叼着烟的影子，我惊讶地发现我和他竟然是如此的相似。我们都喜欢在夜里看电影，可能再同时进行一些跟自己的对话和思考，在这个过程里身体对周围的感知降到最低，几乎感觉不到旁边有人走过。这种感觉不好描述，大部分人在夜里相遇都会打声招呼，类似“你还不睡吗”，或者“是不是我电视声音太大了你睡不着”之类的，但是我俩都不会，我们会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不发出任何声音。他每隔十几秒就抬起右手，把在寂静的空气中烟气笔直上飘的香烟送入嘴中。我从来不会去打扰他，或者我从来不敢打扰他的冥想，我觉得彼时的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像是吃饱了在闭目养神的老虎，温柔且安静的动作只是凶狠被隐藏起来后表露的假象。同理，他也从来不会打扰我的这些时刻，小时候便是如此。

第二天早上，他跟我打招呼，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没有计划。他说，你是要继续上学，还是要学琴？

我背起琴出门，说，我自己有计划。

他愕然，身体向上僵硬了一下，又松软下来，他说，你别伤害她。

我脚步停留了一下，霎时间眼泪挤满了眼眶。我转身回头，站在他面前，他侧坐在椅子上，头往衣领里面埋。我说，你怕我伤害她？你怕你的儿子伤害你的女儿？

他低头，沉默不语。

我放下琴，两只手抱着他的脑袋，转向墙面，我说，你看看墙上的女人，从来我和她只有被你伤害的份，哪有伤害别人的勇气？

我说，蔡金龙，到底哪个是你的家啊？

蔡金龙扶着额头，手指插入到头发中。他有些疲于面对这些问题，低头仍旧没有看我。

蔡金龙走后，我躺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最深处，睡了一大觉。醒来的时候眼睛通红，我洗了个冷水澡，然后站在镜子前面刮胡子。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刮胡子，我小心翼翼，绷着嘴，须刀在脸上来来回回，发出磨砂般的切割声。洗干净脸，左看看右看看，感觉也没什么区别。我给唐蜜打了个电话，她应该正在工作，电话里一片嘈杂，她试探性地说，是不是你？

我说，你是不是要在夜总会里做一辈子生意？

她说，你要这么说吗？

我说，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是你的决定？

她说，我没有做决定的能力，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自己决定出来的。

我说，我妈以前骂你骂得真不冤枉，你这种拿自己身体做生意的人，我哪能改变你呢？

她声音冷静而坚定，像是进入了自己防御的模式，她说，你要一直对我这么说吗？

我挂了电话，躺在床上，脑子里无可避免地想起唐蜜此时此刻夜总会里的觥筹交错，她收起自己的灵魂，放在陌生的手掌上起舞。她的眼睛能摄人心魄，但是这种能力从不被她节制。

我没有去练琴，在家睡了很多天，看了一些书，去了一趟地坛公园，然后就没有再出门。有一天凌晨不再能睡着，于是我打车去了天安门广场。来北京以来这是唯一一次看升旗，冬天确实已经来了，仪仗队士兵嘴里喷出白色的雾气，在晨曦之中迅速消散。升旗仪式结束后，我吃了顿早饭，然后顺势逛了国家博物馆和天安门城楼。下午去了故宫，从午门走过金水桥，熙和门，断虹桥，十八槐，太和门，延禧宫。傍晚时分我在颐和园门口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要游泳吗？

蔡菲说，太冷了。

我说，来吧。我要回去了。

我约在城郊的一个附属中学体育馆，大概晚上七点我们见面。泳池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甚至没有注意到蔡菲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从水底上来的时候，蔡菲赫然颤抖着坐在泳池边上。我说，下来，下来就不冷了。她听话，从泳池边滑下来，水花的声音在泳池里回荡。我们对着站立水中，有水滴从天花板凝聚滴落，发出尖锐的声音。

她说，我知道你是谁。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妈那天看见你第一眼，就说你笑起来和我爸十五岁那年的笑容一模一样。

我说，先游吧。

我们游了四个来回，然后停下来，在深水区，用手指扒着泳池壁说话。

她说，我六岁开始跟着一个女老师学琴，我爸在旁边看着我，一看就是一天，他和那个女老师很熟。那年你四岁，在旁边又哭又闹又笑。我爸经常顺手就把你抱起。那天在石头工厂你拉着我往外走，慌慌张张的神情，我觉得你像极了蔡金龙怀里的那个小男孩。

我笑笑，一个猛子扎到泳池的另一边，我说，蔡菲，你觉得，到底哪个才是蔡金龙的家啊？

蔡菲没有回答我，翻身沉入水底。

离开北京之前，我去看了一场比赛，是一个正经的比赛，我邀请唐蜜来北京和我一起观赏了整场比赛，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我很疲惫，靠在她肩膀上，舞台上一个青春昂扬的女生，拉了一曲《卡门幻想》。掌声经久不息。我有些困了，在唐蜜肩膀上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直接跳到颁奖典礼了。蔡菲没有任何悬念了夺得了一等奖，我看到蔡金龙把她高高抱起，她在灯影下张开双臂，那种笑容我从没在母亲脸上看到过。

我决定把房子换了，换一个蔡金龙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不愿意这里成为蔡金龙喝完酒后赎罪的祷告室。

房子处理得很快，第一个来看房的是一对老夫妻，说这里离地坛公园很近，我说，我也很喜欢地坛公园。因此没有任何多余的考虑就签了合同。然后唐蜜和我继续往北， 在城郊的地方找到另外一处安静的住处。我说，我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来北京了，但是我想死在北京。

这里很安静，我很喜欢，唐蜜也很喜欢。她说，也许她以后的儿子能考上北大。我说，那这房子送给他。唐蜜笑笑。中介说，这个房子有个问题，就是离铁轨太近，每晚都有火车经过，很吵。我拉开窗帘看了一眼远方土堆上的铁轨，然后就交了全款。后来几天忙着搬家，又耽误了回镇江，在北京一直滞留到冬天深处。

在深冬那几天，我突然开始失眠，在温暖的被窝里，却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几次起床喝水，都碰到穿着睡衣在客厅发呆的唐蜜。我说，你也睡不着吗？她说，是的。那时候母亲的照片还没来记得挂上墙，就靠在门口面。我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说是不是因为火车的问题。唐蜜说，我觉得不是。我都没感觉到火车晚上会经过。

我说，我感觉到了。

唐蜜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我侧身躺下，头放在她的腿上。

唐蜜抱着热水杯，平静地说，那天在泳池，你是不是想杀了蔡菲？

她这句话里有个字眼非常刺耳，我如鲠在喉。

我开始想念母亲，那个叫农还的女人。她是如此的高贵，且热爱生活。我抱着脸，想了很久，唐蜜刚握完热水杯的手放在我脸上，是炽热的感觉。我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她还是如此温柔地把手自然垂在我的颈窝。唐蜜说，你会说梦话。

我起身，说，我说了什么？

唐蜜说，你说，陪你久一点。

我说，还有呢？

唐蜜说，你说你不是小野种。

我说，我的确不是。

她说，我也的确会陪你久一点，不管何种方式。

后来几天，我失眠越来越严重，开始盗汗，易燥。其实最开始的几天我特别享受失眠，整夜对着窗户侧躺看着远方的火车经过，像电影里那样数车厢。有时候火车会鸣笛，像是司机在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也没睡呢。火车驶向远方，一个个方形的窗格发着光。

一切忙完以后，唐蜜带着我回镇江。漫长的火车上，她说，其实我只比你大九岁，刚搬进小平房的时候，我才十七。

我惊愕，我说，你不像我想象中的十七岁。

她说，是啊，所以我看着蔡金龙在舞台上抱起十七岁的蔡菲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我和她的十七岁。

七岁那年，我跟母亲农还坐着一辆火车来到镇江，那年我坐在她的腿上，看着窗外稀碎的村庄和飞鸟，竟如同此时此刻。唐蜜说，我要结婚了，跟你口中的那个野男人，他太温柔了，可能你不这么觉得，他的出现让我忘了很多事情，让我觉得生活好像会变好，我真的好喜欢他，太想在他身边了，好像我的生命就只有爱他才能实现我的价值。

她突然哭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哭，应该是这样的。我抱了抱她，她也抱了抱我，我们把下巴搭在对方的肩膀上，这也是第一次。我那时候突然明白，原来人都是单薄脆弱的，我们互相让彼此忘了很多事，就在拥抱的那几分钟里。

火车经停某个小站的时候，她睡得很死。我翻了一下自己的背包，还有一些现金，一张卡。我把卡放进唐蜜的包里，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的脸。她睫毛逆着光扑闪着。

蔡金龙在船厂做工程的时候，曾经带我去算过命。那个老头已经快一百岁了，他说，我的命理在于一个有酒窝的女人。蔡金龙看了一眼母亲，可惜母亲并没有酒窝，母亲摆摆手，说，肯定不是我啊，男人的命理怎么会是母亲？蔡金龙想想，觉得有道理。那天唐蜜站在院子里仰着头骂正在平房顶上练琴的我和母亲时，我偷偷笑了一下，因为很喜欢她脸颊两边深邃的酒窝，是真正意义上的酒窝，深得能往里面倒酒。

想着想着，我心里像是有些东西化开了。在火车鸣笛启航之前，我跳下火车，然后看着它慢慢驶出车站，消失在麦田之中，被夜色掩埋。

凛冬深夜，一场大雪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