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上海松江大学城还只有一届学生和一届建筑工人。

那年我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意外迅速蹿红，只因在新生晚会上唱了首郑钧的《流星》。

当时台下两千人跟着节奏挥动手机的场景让我兴奋了很久，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流星》是当时热播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之一。不过那对我并没太多影响，之后我迅速挖角了当时学校里唯一的乐队，并做了一次纪念涅槃乐队专场演出，然后又迅速被著名琴行的老师乐队挖走，从此活跃在各种校园演出的压轴时间，看到了更多台下的手机挥舞。

看了那么多萨特加缪尼采叔本华，听了那么多涅槃滚石披头士鲍勃迪伦，我深受影响也背负使命。我立志要做一支伟大的乐队，我要让大家通过音乐来更深刻的思考人生。

当时的理想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叫"摇滚教育家”。

摇滚教育家现在听起来可怕，可那几年我确实在使劲往那里奔。当然之后再没唱过《流星》。直到大四冬天一个傍晚我突然在寝室接到陌生号码的来电。电话那头的女同学说她刚来大学几个月很不适应，和寝室的人吵架了就跑到外面，很冷，想起远方父母之后躲进电话亭，结果拨通了我的寝室电话，希望听我在电话里唱首《流星》。这对于当时金属范儿的我来说简直太尴尬，更尴尬的是我半推半就还是唱了。不过这事过后我越想越觉得值：在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给她安慰，比在台上看两千人挥舞手机来得踏实多了。

从那时起，音乐的教育对我而言不再是最重要的，而实实在在的安慰和陪伴，在迷茫、潦倒的日子里会更有意义。《北大荒》《难得》这些歌都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写出来的。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摇滚歌手，可实在是活不下去，一番挣扎后我进了四大。

在我眼里，咨询公司衣着光鲜的顾问和码头上扛麻袋的工人并无区别，客户说这里有一堆名叫“问题”的货物，我们就要把这堆货物拆解、打包，以脑为肩，把货运走把问题清掉，最后向客户收钱。

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的忙季，几乎每天两点睡前还在看税务计算并准备着第二天早上八点的会议。走在静安寺站二号线和七号线换乘的地方，看到“静安寺”三个字我突然愣住了，因为我忘了自己到底是要去上班还是下班。于是我开始想今天发生了什么。可除了工作和生活，今天和昨天毫无区别，我一时间忘了自己所在的时间和空间。第二天再次出现一样的情景时我简直要崩溃，我看到苍白灯光下低头看手机的没有表情的脸，都被拥挤的地铁带去一个个“大脑工厂”。

我想到金斯堡的诗：“我看见这一代最好的头脑毁于疯狂，他们饥肠辘辘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陋巷寻找一针痛快。”

去年发行的专辑里收录了我在2006-2011写的歌，里面风格多变，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方向。其间有大唱片公司的老大哥说等到你歌手的身份更重些，发现唱歌的收入多过你的工资，你就会选择做全职歌手，很多人都是这样。可走过了那段几乎崩溃日子，我却越发认可自己“大脑工厂”的工人身份。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工人诗人的故事：《流水线上的雕塑》作者是富士康坠楼的工人诗人许立志；跟着父母来到深圳服装车间打工的邬霞长大后也成了一名服装车间的工人，她手握着熨斗想象着熨斗下的裙子会在怎样的姑娘身上演绎的故事写成了《吊带裙》；矿工陈年喜的诗更让人揪心，他写道：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实在想象不到如果我成为一个全职歌手，那么我的歌为谁而写，我又能写些什么；而我越发希望我一直是这个时代里“中国制造”背后的无数产业工人中的一个，同时这个身份的歌可以被一些人听到；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只是一颗颗沙粒，我们在这样的歌里寻找共鸣，在共鸣里确认另一颗沙粒的存在。

是存在。 把一批人需要的歌推给这批人，专业的团队很重要，真实的生活内容也很重要。我要继续做的仍然是寻找共鸣，因为共鸣可以让彼此感到存在。为了寻找这个共鸣，我越发情愿地去做一个工人，一颗沙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