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鸟，是不会知道何为自由的，因为它就是自由。如果它的心里有个美丽的世界，那个世界的名字应该就叫远方。
 
1999 年，有一部两岸合资的电影叫《美丽新世界》，影片里有一个由伍佰扮演的流浪歌手，他每天背着吉他在人来人往的上海地下道唱歌：“给我一杯酒，我轻轻地说，只要忘记曾经，你就能自由。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它在远方等我，那里有天真的孩子，还有姑娘的酒窝”。
 
那时还只是中学生的赵雷，并没有那么多的曾经可以忘却，也不知道何为自由，只是单纯地幻想着自己也能像伍佰那样，帅气地在地下道唱歌。
 
“地下道的声场特别好，在里面唱歌会上瘾。其实当时也没想着赚多少钱，就是为了玩儿，我们唱完就拿着钱去吃羊肉串了。”
 
对于赵雷来说，实现这个小梦想似乎不费什么力气。“我小时候太淘气了，父母都是做买卖的，所以我不像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那么中规中矩。但其实我也比较娇生惯养，家庭条件不算太好，但要的东西他们都会满足我。我小时候就喜欢破坏东西，撒野，天天招猫逗狗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父母也管教得不算严厉，考试不要考到最末就行。所以在地下道唱歌，父母不反对，他们觉得只要不违法就行。”
 
当同龄人正拼高考的时候，赵雷却背着吉他在地下通道里享受着自由。罗大佑、郑智化……他们的歌代替了课本，深深扎根进赵雷的心里。
 
高三下半年，赵雷把自己的小舞台从地下通道转到了后海的酒吧，一个晚上八十元，让他有了更加稳定的收入。只是，鸟儿是关不住的，只要没有囚笼锁住身躯，它就会展开飞翔的翅膀。在北京过久了，赵雷就决定去拉萨寻找“不一样”的生活。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受朋友的影响。那时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没有概念，只是想挑战一下，觉得他们能去，我也能去。而且当时老听郑钧的歌，又总有人提到拉萨，就去了。”
 
在拉萨的日子自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时候的日子是挺拮据的，经常吃泡面，吃不起肉，也煮不熟，而且拉萨的菜因为不容易种植，所以也比我们这边贵很多。最后没有钱了，就每天蘸着盐吃土豆，光着屁股在院子里晒太阳。当时我和朋友一起管着一家酒吧，叫“浮游”吧。虽然房租很便宜，但有时候我们没钱买酒了，就从旁边的酒吧先拿一箱啤酒，比如十二元一听，我们就卖三十元，先卖再还钱，这样第二天我们就有几百块钱可以吃饭、进货。”
 
后来，赵雷又去了丽江开了一间酒吧，每天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晒晒太阳，过着信马由缰、乌托邦式的自在生活。只是赵雷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总是那么不可预测，比如他后来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比赛，很多人都奇怪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平台，他的回答依旧很简单：“当时我在长沙开专场，知道有这个比赛，就想去玩儿一下，就去了。”而在“快乐男生”那样的舞台上，他就属于最特别的那一个，他有自信对在场的观众说“我要掀起民谣的新浪潮”，那句话是他上场前临时想出来的。
 
《吉姆餐厅》里有首歌叫《我们的时光》，每次听，都会让我联想起郑智化的《水手》。也许是因为它们有着一样热血的旋律，一样不顾一切的青春，还有一样渴望挑战自己的迫切心情。不一样的只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郑智化，当年只能坐在浴缸里，凭着想象写出《水手》，而《我们的时光》，却是赵雷和四个兄弟头顶着烈日，用五辆国产摩托车轧出来的。
 
2012 年，赵雷和浩子、小猛、冠奇、旭东五个音乐人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全国巡演。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到深圳，十个笃定向前的轮子，十五座城市，和三十个不顾一切的日与夜，这五个男人用疯狂记录下青春，用音乐雕刻下时光。
 
“当时在路上有过什么难忘的经历吗？”我问。
 
“我给你讲一件事吧。我们开到湖北的时候，走的是国道，所以会经过很多隧道。当我们开到龙山附近的一个隧道时，我看到隧道口的牌子上写着这里发生过多少起交通事故，这种牌子其实一路上经常见到，当时只是觉得这里的事故有点多，但也没多想。进去以后才发现隧道里面非常黑，没有灯，特别恐怖。头盔掀开时，会听到隧道的风像阴风一样恐怖，上面还在滴水，特别冷。隧道全长大概有 1.5 公里左右，根本看不到头，减速带都是破的，每次过的时候，车就会打滑。当时我和另一个同伴并排往前开，因为车一直打滑，中途我们的车就翻倒了，摩托车灯已经全灭了，里面一片漆黑。因为我们车上有行李，车不好扶，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车和人不扶起来的话，很有可能就被后面的车压过去了。我觉得那条隧道里边儿大部分的死伤都是因为看不见造成的。最后我们等摩托车的油顺回油管里，打火打了很久才开始继续往前走。当时真的觉得在里面一分钟都呆不了了，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所以现在我开车走隧道的时候心理上还是有阴影。”
 
“有机会的话，你还敢再来一次这样的探险吗？”我追问。
 
赵雷想都没想，好像刚才说的恐怖只是别人的故事：“当然，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接下去我们还想去西藏，走滇藏线，不过听说那条线特别危险。再不然就去台湾，去黄河岛。”
 
坐在餐桌对面的赵雷，就像一名导演，兴奋、生动地为我放映着那些在路上的影片。比如深夜，他们躲在了无人烟的大山里，一、二、三，同时熄灭五盏摩托车灯，让漆黑和寂静瞬间渗透进来，仿佛整个世界突然间消失了，然后再一、二、三，五盏灯全亮，五道孤寂的光柱打向那无边的夜；比如赶到下一个住的地方，他们玩儿命似的奔驰在重庆高山的悬崖边；再比如在武汉刚修建的大道上，五辆车排成一行，五个男人畅通无阻地在公路上尽情狂奔、撒野。
 
“现在你的生活条件应该比以前好了，那你之后还会选择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旅行吗？我不禁问。
 
“我这个人性格就这样，我不在乎钱。对，我是可以买很好的车，也可以用很好的设备，但我觉得那样没有意义。比如我们行驶到那种小旅馆，大家凑凑钱，只能住那样的地方，那就住下呗！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像侠客，特别好！如果好吃好喝地伺候我们，把我们弄得一点磨难都没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编者注：
本文节选自《文艺生活周刊》精选集《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达》，原标题为《赵雷不红，天理不容》，作者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