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各位不要被“红色”二字吓跑了。

我们不谈《建*大业》系列，而是一段孽缘——关于新片《追捕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诗人、智利共产党。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魏德拉及当局政府，从1948年起，开始了三年的流亡生涯。

本片把聂鲁达的逃亡生涯拍成了散文诗！您也别被“散文诗”三个字吓到了。

虽说乍看，它有文艺片闷闷的腔调，但渐入佳境之后，温吞的表面下，却是情绪纠缠，难分难解，甚至有那么点惊心动魄。

影片中所呈现的就是这段时光，演员(的发际线)还原度也很高！

但它没说聂鲁达多么伟光正，也没把这场追捕拍得多么斗智斗勇，而把这种追捕关系，拍成了一场虐恋。而且想想还挺靠谱。

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开始了对诗人聂鲁达的追捕。

好的猎人，知道猎物的弱点，知道猎物的杀手锏，也知道猎物下一步的行动。

警察开始以诗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连独白都是诗意的。可惜的是，他永远比诗人慢了一步。

你将奇异地发现，本应处于主动的猎人，却每一步都被猎物牵制。

追捕的关系，就像追债。黄世仁和杨白劳那时候，放债的是大老板，欠债的得低声下气求着宽限几日。但如今，也有欠债的架子更大，追债的反而要小心翼翼，防着这债成了一笔死账。

而警察先生，就莫名地陷入了被动。

警察很少读书，却开始阅读诗人为他留下的小说。

他恋上诗人的前妻。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他连造型，都成了骑摩托环游南美的切·格瓦拉。

《摩托日记》中，格瓦拉就是由“警察先生”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演！

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世。他的母亲是妓女，生父不明，他却自认是警察局长的儿子，并由此成长为了一名警察。

追捕的过程，变成了寻父之旅。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是一个跑，一个找。

观众看到了这一切，可警察并不醒悟，他仍然觉得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只差一点点，他就能抓到诗人。

直到诗人的妻子提醒他，诗人塑造了你。

他反而觉得更要见诗人不可，证明自己不是配角！

与此同时，诗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曾经以爱情诗闻名，如今要在每一句诗的结尾，加上一句“我请求惩罚”；他开始练习射击；他选择南逃，成全“流亡者”的悲壮形象。

浪漫诗人变成了斗士！

看，小学语文可能会告诉你，猎人和猎物是一对反义词。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他们不仅是互斥的关系，反而是一种诡异的共生。

没有猎人，猎物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它是山猫野猪狍子，但不是猎物。没有猎物，猎人也毫无意义，没有动物的平行时空中，一个拿着枪、对着草地的人，最多是一位枪手。

自从追捕这一行为发生，猎人和猎物都有了全新的身份。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身份，一旦一方死去，另一方也就失去了这个身份。

兔子会很乐于失去猎物身份，但诗人与警察，却对猎物和猎人的身份产生了迷恋。他们互相揣摩对方的行为，为赢得胜利而调整自己的方向。

两个从未相见的人，就在假想、揣摩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捏造为另一种人。

警察后脑受重创子弹用尽，却声嘶力竭呼喊着巴勃罗的名字。

诗人感到追兵来袭，却不急于逃走，而是疑惑着，渴望见到这位猎人。

雪地的高潮戏，神交的二人近在咫尺。

更不用说尸体睁眼的神来之笔——因为诗人，警察先生永远作为猎人活了下去。

他们曾经拒绝承认变化。但在追捕关系的尽头，怅然若失的感觉，让他们终于承认：他塑造了我。

原来，这场追捕根本与政治立场无关。由政治开始的故事，最终以艺术结束。警察化成诗人笔下的诗，追捕成了不可复制的经历。

红色人物，原来不用喊口号、也不用慷慨就义。

典型先例——《摩托日记》——将切·格瓦拉的故事被拍成了青春热血电影。

当然，这么说太简单了。

而《追捕聂鲁达》走得更远。它撇开了立场，审视了一种极具张力的人际关系。

这种关系，比爱还深。你可能会拒绝为爱改变：爱我就该爱我的全部云云。但为了猎物，你会全然付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