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作家都喜欢写“性”？

确实，很多作家都喜欢写“性”。或者说，不是每个作家每篇文章都写“性”，但是几乎没有作家不写“性”。

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想走“写作”（准确地来说，应该称为“文学写作”）这条路，就绕不开“性”。

因为，“性”，对个人和人类来说，都是最基本，最直接，最重要的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性”是个人和社会前进的动力。没有“性”这一欲望的驱动，不仅我们的青春和人生黯然失色，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不会发生。

唐玄宗恋上自己的儿媳杨玉环，“从此君王不早朝”最后江山美人不能两全，杨玉环只能缢于三尺白绫。这样的悲剧是源于“性”。《圣经》里，天选之子大卫王历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却迷上有夫之妇拔示巴，为和拔示巴在一起，他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派去和敌人交战，借敌人的手杀了他。这样的罪恶更是源于“性”。

而作家的工作，就是用故事、人物和修辞来揭示人生和世界的本质。既然如此，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对“性”这个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和避而不谈呢？不可能的。

食色，性也。

这句古话有人解读为，喜爱美好的东西，是人的本性。这样的解释明明就是卫道士的舍近求远。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再清楚不过：食欲和性欲，是人的本性。人活在世界上，终其一生，无非是自己欲望的奴仆罢了。

食欲的对象是物不是人，是相对简单和低级的欲望。作家也可以写食欲，比方说“朱门酒肉臭”，再比方说“何不食肉糜”。但食欲的层次毕竟太浅。作家都是挖矿人，不会满足于光停留在地表。那么深挖下去是什么？“饱暖思淫欲”。还是“性”。就是“性”。

“性”是富矿。“性”虽然也是基于身体的欲望，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性”，从来就不可能是单纯的“性”。对动物来说，“性”就是“性欲”，目的只有一个：繁殖。而人不同。人会因“性”而生情，“性欲”这个词只有在描述一个单独的人时适用，一旦这个人和另一个人产生关系，“性欲”就别无选择地转变成“情欲”，从而产生爱、幻想、渴望、思念、焦虑、猜疑、伤害、仇恨。由各种不同的情感引起的各种不同的选择和行动，就构成了虽然光怪陆离却令人欲罢不能的人世间。

而作家写作的时候写的是什么呢？感觉——“性”里的感觉最直接最真实；人性——“性”里有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也有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命运——左右命运的因素里，“性”和两性关系绝对占据最前排。

譬如《红楼梦》里写贾瑞因为风月宝鉴而丧命，《红高粱》里写余占鳌和九儿在高粱地里野合，《断背山》里写恩尼斯从背后拥抱杰克，不写可以吗？不可以，非写不可。

喜欢写“性”这件事当然也和作家本人有关。

作家都有倾诉欲，这是肯定的。每个作家无非都是改头换面移花接木，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在文字里表达出来。而偏爱写“性”的作家，恕我揣测，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下，作家是外向型。作家本人就是大情种。一生阅人无数，情劫不断。“性”本身就是作家感兴趣的话题，不写不快。不写，一生的繁花就变成了锦衣夜行。另一种情况下，作家是内向型。作家敏感、细腻，性格也许羞怯，生活也许单调，内心却燃烧熊熊烈火。这时，写“性”就成为对外在不足而进行的自我抚慰和自我补偿。这大概算是身为作家的福利：经历固然不足，但是我有想象力啊。

我也是个写作者。我也喜欢写“性”。写到这里，我想我个人还有一条特别的理由。那就是，身为女性而写“性”，是对男性“性”写作中女人往往只是性工具和性对象的抗议。当我以女性的身份写“性”，女人不再是“性”中之物，而是“性”的主人，女人成为“性”的发起者，欣赏者，和定义者。

当我以女性的身份写“性”，我不再是“女性”，我得以升华成为“人”。

最后，我想分享《丧钟为谁而鸣》里罗伯特炸桥前和玛丽亚的性爱描写作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