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源于一次大爆炸，之后137亿年后有了我和你的偶尔相遇，喝咖啡、扯淡，没有任何必然性。我正当年时爱过一些人，如痴如狂，如疯魔，却不一定爱过你。之后宇宙飞速膨胀，趋于冻结，无论我是否掌握音乐的绝对特性，宇宙即将面临无限的死亡，于是人类要发明时光机器，逃到另一个宇宙。这一世虽然永不相爱，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必须有一个人逃出生天。

不过我将永远停留此岸。

——唱片创作手记，2013年
 
我们需要一种温柔，一种被称为“回忆”的温柔。一串深沉的叹息与一个皱眉的表情，还有那些不断闪现的前世今生的画面。

在星辰之间，白日烟雾的笼罩下，从一团团棉絮般的冬日烟火中，万年，上亿年，如同一个将醒未醒的梦境。在这个梦中，人们终于意识到，存在的时间性，宇宙的浩渺，这一归宿延伸至宇宙大爆炸之初的尘埃，在未来的上亿年间，组成你与我。在千万个宇宙中的千万个我们，是否都曾在同一个梦中惊醒，是否都掩面哭泣，是否嘶声力竭，是否似曾相识。

人生绝对不能看本质，而是透过本质，看浮生若梦。你不要看到黑洞，你要远离黑洞。

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两个黑洞合并，丧失的质量，转化为引力波。经过13亿年的旅行，被人类所捕捉。这是宇宙微不足道的涟漪。所谓爱，都是不明就里，无足重轻的，无法捕捉。

科学家们负责探测引力波，而你只负责爱。

——唱片创作手记，2016年


2012年，带着侗族人的歌队做了一万公里40场巡演，我去了柏林。那个冬天，传说了多年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我想，如果末日没有来临，我就穿着最喜欢的旧鞋子把柏林走遍。从东柏林到西柏林，记住地铁站所有的站点，这样，我就永远不会迷路了。
 
是的，我爱自由，却只有一种不自由的方式。
 
那一年，甚至要结婚了。因为幸福大街那首歌，《冷兵器》：“你从来不是国家的敌人，你只是一个囚徒”。
 
K 以他特有的、狂飙突进的方式爱上了虚拟世界的我。他从柏林给北京的我写信，引用了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很喜欢我的声音。他说，这样脆弱的声音是有隐喻的，像是一种灰暗的命运。他在信里说，真幸运，是我爱上你。
 
不管怎么样，漫长的等待总是有用的，终归是要有人爱上了我的。
 
我很快买了机票，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迅速拿到了签证，我换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在凌晨登上了飞往柏林的班机。

柏林的雪刚停。我对他说，我想睡觉。睡一个月——把过去的灰暗的记忆，统统忘记罢。
 
经常要走路五分钟去搭乘地铁。那个德文站名走了那么多次，我还是忘记了。踩着地上的碎冰，还有柏林遍地的落叶。那些热闹的酒吧，是属于柏林人的吧，我走不进去。这个世界，我进不去啊。我是他即兴的乡愁和爱，他的爱却没法着陆。在躁狂和抑郁里两极挣扎，我恳求他：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找到心的住所。
 
我说：“如果我们将来分开，你千万别不要把我当敌人。”
他睁圆眼睛：“我们怎么会分开？ 我正在努力挣钱。”

“你会有钱让我做音乐吗？”我问他。 
“你可以在柏林开始。”他模棱两可地说，“柏林是音乐人之都。”
 
我到柏林的第一天，K把一个银行卡放在了我的床头。或许爱一个女人的方式，就是给她钱。他把密码告诉了我。我没记住。他打算把他所获得的一切荣光，和他的未来和我分享。我心不在焉，神情恍惚。
 
K读了我的书，听了我的音乐。他把柏林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说，你没有真正爱过。
 
“我们结婚吧！” K说。“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我们想待的国家待着。”
“你可以写作了。”他说。
“我想吃披萨。”我忐忑不安回避了他的眼神。
 
我去过白雪皑皑的柏林墙。那里并没有旅游者，所以相当安静。柏林这么文艺的地方，我的爱却毫不文艺。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德国人的广播里听到政坛换届的消息。我以为这一切和我都没有关系，当然也预想不到8个月后，铁腕政策和那些暴风疾雨一般的动荡。
 
德国总统高克显得十分慈祥。他举着酒杯向我走来。我穿着民国时期的旧丝绒旗袍站起来，微笑致意。这个前东德神父对我说，你脸上有一种表情，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
 
一个朋友在北京拜访我，打开了相机，浏览图片时，他惊讶地说，除了建筑和街区，你一个人都没拍下来。
 
是的，和本雅明相反，我不会使用相机。我遇到的人和事，都无法记录下来，我是一个胆小而谨慎的女人。我不记录影像。我没有记录过那些爱我的人。记忆是危险的，不是么？
 
他的好友蕾拉，一个远嫁柏林的北京女人，对我这样比起他来，还算年轻的女人，其实是有些疑虑的。因为她也知晓，我们有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冲突。她带我去搭地铁。带我去看库当大街上的衣服店。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爱不爱他？
 
我想了下，认真地说，我们很难说特别爱一个人，愿意为谁去死了。我只能说，我在意他，我容忍他，在他以后不爱我的时候。
 
她说，他那么爱你，你还是结婚的好——你终归是要结婚的。
 
蕾拉陪我们去了在市政厅，充当翻译。那天还有其他人在登记。似乎我离幸福非常近，因为我很快会去瑞士，印度，墨西哥，任何一个我想去国家，开始我想要的自由和写作了。我面无表情地填写了所有的信息。开始感到恐惧了。之后坐地铁，下了车我开始躁狂起来，低声吼道，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在深夜的地铁站，他突然哭起来了。他说，我感到我要失去你了。
 
我没有去安慰他。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不会再爱我——从来没有人在未来爱过我。他们只是以为，他们过去爱过我。但那是一种双方的幻觉。这一切从来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会爱上我。也没有记得住，他们其实爱过我。
 
我疲惫之极，心想，不是你说的那样，你会失去我——事实上是你从来没有失去我，而是我——要失去柏林了。
 
柏林文学节主席听过我们的唱片，作为一个左派，他很热情地说：“很美的声音！我希望明年的柏林文学节，你来做嘉宾。”
 
我没记住这个人的电话。由于记忆的丧失，我甚至忘记了他的名字。
 
我好像一直非常慵懒和恍惚，对一切要害之事，都不会去想起和追索。只是本能地回避了事物本身。我想起了本雅明，身上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在快要获得自由，有人可能要帮助他的时候，他自杀了。“天使站在废墟之上，回望历史。”他这样写。他爱过一个来自共产主义的娼妇。那些残忍、坚硬、不可能的，幻想中的爱，永远葬送了他。
 
我对这些语焉不详的爱，充满了厌倦。
 
不确定性，是一个作家抵抗陈腐的观点的唯一办法，也是通往不确定的自由之路——这一切，具有太多鲜明简单的观点，贩卖悲情、暴力、感伤式的中国作家，都不曾理解这点。你是否记得苏晓康式的自我消耗式的，漫长而绝望的爱情？你记得肖邦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杰出成就，是否记得他们的懦弱和绝望？你是否记得巴赫生前死后都默默无闻？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国度，自然就缺乏真正的作家，和真正的悲天悯人。
 
唯有理解了懦弱和绝望的人，才能理解文学与诗，是这样的吗？我为自己没有成为真正的作家感到遗憾。不是没有写作的可能，却终止了。我不可救药地缺乏安全感。出于敬畏，我不敢引用经书。宁肯把自己消耗在无谓的爱情里，那里未必有我想要的自由和温暖——许多年来，我只是无法面对世界的鸵鸟。
 
回国前夜，K给我买了一个小的咖啡壶。2013年1月1日的午夜，我带着过了海关。坐在空荡荡的飞机场，我不由得哭了起来。
 
2013年7月，我被刑事拘捕。11天后，在网民的呼吁下，我被释放了。之后想起了9个月前的婚约。于是，我给K写了200封信——他也许是唯一爱过我的人，也是我唯一求助的人。他没有回过信。最后，我写信祝福了他和他的新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