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文曾经有一个说法：“林夕是神，我是人。”这两句话将两个伟文概括得神准。那么同样作为香港三大词人之一的周耀辉呢？很明显，只剩下“鬼”给他做了。一直以来，周耀辉的用词晦涩，“鬼词”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会特别挂虑香港粤语歌的现状，很边缘化、市场非常萎缩等等都是我的困扰，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很喜欢用粤语填写歌词，我不希望不能用粤语和这个城市产生联系。”——节选自《词家有道》周耀辉篇

现在的港乐迷只要一谈起香港填词人，总是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林夕，第二个是黄伟文，又或者有些人会将次序倒转，但总是第三个才数到周耀辉。不过在我看来三人都是平起平坐，或者最主要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但是如果硬要将三位分个高下的话，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当然现在真的要我选的话，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我毫不犹豫选周耀辉，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籍口，没有思前想后，只因爱不释手。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

单亲家庭长大的周耀辉，在他2岁的时候，父亲便抛下母亲和他们两姐弟远走加拿大。失去了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他和姐姐就只能靠妈妈穿珠仔、胶花和刺绣过活，蜗居在穷人徙置区下，那栋楼住了80多户居民，共用一个浴室和洗手间。因为母亲的收入不高，所以一家三口不时要问亲朋戚友借钱度日，之后姐姐读到中三更为了周耀辉而辍学出来工作，自此之后“父亲”这两个字，便成为了他难以愈合的一道疤痕和心结。

或者是因为骨子里的天生“另类”，自周耀辉懂事以来，他便觉得自己与其他人很不同，他所表现出的可能不是男孩子天性的阳刚、好动，他的性格更近乎于文静、阴柔的女孩子，而就是这份性格令到他在初中的时候就曾经被同班同学所嘲笑，他回忆道：“我很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有些人就会选择用欺凌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一次下课小息的时候，有两个同学走过来，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行为举止像女孩子，是因为原来我是没有爸爸的。”这句极其没有素质的话真是对当时的周耀辉造成了伤害，令到他在整个中学时期差不多都是过着孤单一人的读书生活。

度过了那一段非常不愉快的中学时期后，周耀辉还是以高考3A1B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很多香港人梦寐以求的香港大学，又因为他坚信人生的每件事至少有两种方法完成，所以他选择了主修英文和比较文学两科。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比较文学”，其实比较文学是指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样一说你就应该很明白他剑走偏锋的歌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能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心理学家佛洛依德和填词人林夕玩起一个文字游戏，除了周耀辉，试问还有谁能够比他写得更好？

18变

美好的大学时光一闪而过，是时候出来面对这个花花世界了，毕业后的周耀辉第一份工就是考入了政府新闻处做新闻官，因为工作要求，所以他的每份新闻稿都要写中英文两个版本。但是问题来了，他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中文程度却不如英文好，最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在中学时期不满语文老师的教学方法，经常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背诵诗词歌赋，连作者的生平都要一字不漏背出来。

这就令一向不走寻常路的周耀辉非常反感，并因此开始对口里说着、手里写着的中文敷衍了事，直接导致他大学选择了英文这一科。不过现实始终都是现实，就算多不想面对都要面对，事实上英文稿他可以很快地写好，但是中文稿却要花费多几倍的时间才能勉强交货，这令周耀辉苦恼不已，他不停去看各式各样的中国文学重新恶补中文，而这个决心也为他以后的填词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本仕途一帆风顺的他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辞去了新闻官这份工，去了《明报》和亚洲艺术节工作，而为何后来他又变成一个全职填词人呢？这里就有一段渊源了。话说80年代中期还在电台任职DJ的黄耀明，机缘巧合之下通过工作认识到了周耀辉，但只是点头之交的朋友。

之后周耀辉毅然辞职，而黄耀明已经成为香港无人不知的组合达明一派的主音，在一次与黄耀明交谈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的周耀辉就向黄耀明开口自荐要为达明一派写一首歌，而向来为人随和的黄耀明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于是周耀辉就写出了那首一鸣惊人的《爱在瘟疫蔓延时》，两人也从朋友变成了知己。

这首有关探讨艾滋病的《爱在瘟疫蔓延时》的灵感来自于名作家马尔克斯所著的《霍乱時期的爱情》，原著是一个爱情故事，而到了《爱在瘟疫蔓延时》的歌词里面，周耀辉想表现出的是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回避，这种恐惧比起疾病本身的恐怖性还要大，他大胆地以艾滋病为题材，在当时艾滋病还是比较尖锐和禁忌的话题的社会里面，他的确身为第一人走在了时代的尖端。

达明一派的专辑《意难平》发表之后，周耀辉这个名字便开始出现在香港乐坛里面，作为达明一派的御用填词人之一开始了他的填词生涯。但其实在入行之前，他曾想过去改变当时那个主打“爱情歌”的香港乐坛，而真正入行之后，他才发觉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虽然不能改变风气，但是他还是可以选择不去迎合这个潮流，于是他坚持用其他人都看不到的角度去填词，逐渐形成出一种用词华丽讲究、天马行空、只此一家的风格。

漂城记

其实在97香港回归之前，在一部分香港人中曾经刮起一股“移民潮”，有能力可以举家搬迁的人都已经买好机票，而没有能力的星斗市民都尝试拼命一搏，希望可以赶在中英政权交接之前“逃离”香港，而周耀辉就是离港部队其中一员。

92年周耀辉突然放下了除了歌词之外香港的一切，买了一张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机票，而这一去就去了20年。他曾经毫不避讳地说当年离开香港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一段不能开花结果的爱情促使他逃离香港这个伤心地；二是因为感受到香港回归前的时局动荡。对于一个对政治话题如此敏感的人，或许后者才是最直接令他下定决定离开的原因。

去到人生地不熟的阿姆斯特丹，就代表一切都要重头开始，很幸运他在那边找到了一份华语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在荷兰一年可以放足两个月大假，而每个星期都只需要工作38小时，在生活步伐比香港慢的阿姆斯特丹，周耀辉似乎看到了更多以前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也看透了很多事情。

虽然长年身处在香港万里之外的荷兰，但是周耀辉的心一直都留在那个生他养他的香港地，于是手痒的他就利用工作后的空余时间继续填词，但由于当时的通讯方式还未如此发达，所以在出走香港的第二年他才交出了5首词作，一心想找周耀辉合作的歌手都因为通讯困难而打消念头，这个情况在94年后互联网在香港普及才逐渐好转。

周耀辉和林夕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只是相差一日，二人的写作风格却完全不同，周耀辉的词迷香港词评人梁伟诗曾这样表述新港乐时代三大词人：林夕多情、黄伟文摩登、周耀辉另类。而他的“另类”就在他的歌词里面表露无遗，他需要一个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不管唱者是否以唱主流歌为主，他还是会用与其他词人不同的写法去写，虽然他也会写很多情歌，但是角度和林夕、黄伟文的完全不同，例如写给陈奕迅的《第五个现代化》就用疑问的口吻质疑爱情是否也可以“现代化”。

而在他的众多词作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出现次数比较多的字眼就是“华丽”二字，这也令他获得了“华丽词人”的美誉。例如去年为英皇娱乐公司所写的15周年主题曲《和华丽有约》的一句“人人和华丽有约，人人能存在到漂亮，来为今晚放声歌唱”，还有为麦浚龙所写的《彳亍》（粤语读音为“斥速”）结尾的“听过，华丽与沮丧”，又有为李荣浩写的《模特》开头的“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但是到了为叶倩文写的《华丽缘》里面，又颠覆自己写出一句“华丽其实无用”，“雌雄同体”的周耀辉心思真是令人捉摸不透。

突然十年便过去

在2011年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学院博士学位后，周耀辉决定回到香港，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将自身在荷兰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为了生活而生存的香港人。周耀辉认为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从他的学生时期就要产生影响，于是便受邀出任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当他看到那些对未来充满疑惑的学生时，仿佛看到了年少气盛的自己，他只希望对于有需要帮忙的学生“帮得一个是一个”，而这也是周耀辉回港的初衷之一。

近年来，不甘于人生只做一件事的周耀辉开始投身到书界，除了2010年散文旧作合集《突然十年便过去》《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一个身体两个人》等等之外，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这四五年间写成的。去年他还凭《纸上染了蓝》一书夺得第十三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组推荐奖，得到文学界的一致肯定。

一个身体，两个人

谈到歌词创作与文学创作有什么不一样，周耀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歌词与作曲、编曲、歌手都密不可分，而歌词必须依靠其他配合，除非我是唱作人，身兼数职，否则作品就不完全属于我；但文学创作，就是纯粹，就是从个人出发。”

那么多年来，许多人都只知道他填词人的一面，却不知道他作家的另一面，歌词创作对他来说已经驾轻就熟，每一个字、每一句句子都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但文学创作的文体不同，把可能200字的歌词放大成2000字甚至更多的文章，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但他还是乐于尝试，因为他天生是就一个“贪玩家”。

如今年过半百的周耀辉仍然喜欢穿着简单衬衫、牛仔裤，戴黑框眼镜，除了成熟男人的象征胡子之外，在他的脸上就似乎看不出任何岁月刻画的痕迹，微微一笑就令人倍感温暖。

现在他香港的住所是在九龙城的一个唐楼顶层单位，那里沒有现代化的升降机，他只能每天来来回回、上上落落狭窄的长梯，但是他从入住的那一刻，直到今天都没有想过搬走，因为在快到令人窒息的香港，只有逐渐变成危楼的唐楼才能令周耀辉找回童年的感觉，也只有唐楼这种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才能给予他更多创作的灵感。

“慢慢地迈向听朝
静静地怀念昨日
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
叫皱纹散开 唤青春归来
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

文/梁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