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1年，米拉·奈尔执导了《密西西比风情画》，这是一部由当时刚凭借《光荣战役》获得奥斯卡奖而炙手可热的国际影星，丹泽尔·华盛顿担任主角的浪漫爱情电影。25年后，59岁的印度裔导演奈尔（《卡推女王》），坐在61岁的丹泽尔·华盛顿（《藩篱》）身边，后者自己如今也已经成为一名颇有成就的电影导演了。
 
参与此次会谈的还有好莱坞两大活宝，他们都是圈里最口无遮拦的极具争议性人物——现年60岁的梅尔·吉布森（《血战钢锯岭》）和70岁的奥利弗·斯通（《斯诺登》）——还有两位创作型导演新秀，31岁的达米安·沙泽勒（《爱乐之城》）和37岁的巴里·詹金斯（《月光男孩》）。

大导演们的迷影情结


▲左起：米拉·奈尔、丹泽尔·华盛顿、奥利弗·斯通

Q：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电影的？

米拉·奈尔：在我成长的印度东部地区的一面蚊帐下。我们那里有位老爷爷专门猎杀伤人的老虎，他会带我们去镇上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每个周日的早上那里都会放唯一一部影片，《日瓦戈医生》。于是，奥马尔·沙里夫所处的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与我家乡印度热带的灼热形成的鲜明对比，是如此真实可感、记忆犹新，让我也产生了讲述故事的欲望。

丹泽尔·华盛顿：差不多。只是我的启蒙电影是《黑湖妖谭》，因为我从小是在儿童群益会长大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里只有这一部电影，我们就看了一遍又一遍。湖里的那只恐怖生物总是忽然冒出来，化妆也很糟糕，那东西就站那不动……

▲《黑湖妖谭》（1954）剧照

奥利弗·斯通：我都要被那段吓尿了。
 
华盛顿：那个能把你吓到？就那么站着不动？
 
斯通：那可是在核恐怖时期，当时人心惶惶觉得外星生物将以某种形式来到地球杀光我们。
 
华盛顿：我不是从小就迷电影的。我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十诫》和《万王之王》这类电影是我们最常看的。我在福特汉姆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在剧场表演，而且以趋利为主，以为在百老汇一天能赚上650 美金。后来我开始看《出租车司机》《穷街陋巷》《暗夜心声》《霹雳钻》——这些电影的主演名字里都有一个“o”（帕西诺Pacino、德尼罗 De Niro, 霍夫曼Hoffman）我没从他们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所以也不渴望演电影，但我很喜欢那些纽约故事。

Q：你们第一份或最糟糕的一份工作是什么？

奥利弗·斯通：我从事过很多工作，我当过兵，做过雇佣水手。这之前我还在亚洲做过老师。然后到了纽约，我就当临时工，每天都换工作。那段日子很苦。我做过各个行业的送信员、制片人助理，包括色情电影的。不过都是软色情，没什么特别让人激动的。


▲左起：达米安·沙泽勒、巴里·詹金斯、梅尔·吉布森

巴里·詹金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迈阿密割草，那里到处都是草。你只要拿着割草机出门，在小区里到处走、割草就行了。等我第一次搬到洛杉矶，给一个导演做助理，然后又当了研发助理。然后我猛然觉醒自己简直是在扯淡，我就想：“我可是想当导演的呀。”但我那时并没有为此努力，我一直都是在努力当一个研发助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糟糕。
 
达米安·沙泽勒：我一开始做过很多零工，比如在熟食柜台做三明治和切肉之类的。也在电影公司做过音乐人，薪水微薄。这应该是我入行的开始。我和巴里类似的经历是我曾做过雇佣编剧，就是给一系列恐怖电影做一些非常非常粗糙的改写。但我还挺喜欢这个工作的，能以写作为生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
 
梅尔·吉布森：我干过很多非常无聊的事儿，在工厂或者其他地方。最糟糕的是做铝合金窗组件，只要钉橡胶零件就行了。后来我在一家果汁工厂工作。就像杰瑞·刘易斯电影似的，都是一万多加仑的大桶，你要是拔错了软管就能把整个工厂都淹了。
 
华盛顿：我好奇的是在座有哪位是从小就想当导演的么？

▲《光荣战役》（1989）剧照

沙泽勒：我好像一直都想做导演。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电视上看《灰姑娘》。我就坐在那看啊看。我成为了那种整天沉迷于被拉进奇幻世界的体验的孩子。而形成我早期电影观念的就是《光荣战役》。它对我的影响在于我不知道主角在结尾会死。我一点都不理解这个结局。当你（华盛顿）和马修·布罗德里克倒下的时候，我真是难以置信，并感到十分愤怒。简直要对着银幕大喊：“快站起来呀！”
 
吉布森：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也没人带我们去看电影，所以我的电影体验都是源自家里一个小黑白电视，而且只有一个台。我就像水螅一样看到什么都疯狂汲取。我4 岁的时候曾模仿电影桥段款待我的父母，用肯尼迪总统的口音说：“来，大使，跟我的好兄弟鲍比喝一杯！”我看什么就学什么，于是就一饮而尽。
 
奈尔：我直到远渡重洋来到麻省理工才发现了电影的魅力。我在哈弗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萨蒂亚吉特·雷伊的“阿普三部曲”。在印度，如果我们想看也只能看到非常平庸大众的宝莱坞电影，我们也不会对电影沉迷。对我而言，通向电影之路应由剧场开始，应从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表演莎士比亚作品开始。

▲巴里·詹金斯执导的《月光男孩》颇有王家卫风骨。

詹金斯：我小时候也并没有立志想当导演。不过斯派克·李的电影会让我思考：“我在这世上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家当时很穷，电影似乎非常遥不可及。不过我后来读了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当时学校要重建体育场，他们就把一个电影学院的艺术课程放在那里。我去看球赛的时候看到写着“电影学院”的牌子，我就去了，心想“我喜欢电影，就去试试吧。”第一个学期特别糟糕。我都不知道拍电影需要打光。于是我休学了一年，上了摄影课，开始读《视与听》并且看更多电影。电影学院里的同学们拍出的作品，都和他们所痴迷的导演风格很像，比如就有很多学斯皮尔伯格的。我就想：“我一定要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腔调。”我就开始只看外国电影了。我还记得塔伦蒂诺的脸印在《重庆森林》DVD 的推荐封面上，就被迷住了，天啊，我立刻着了道。
 
生不如死与甘之如饴

Q：有没有那么一刻你们开始不喜欢电影了？

吉布森：这就像上战场。感觉就像你是个将军带领士兵打仗，有时候军队训练有素，有时候会有几个人拖你的后腿。沮丧的事儿多了去了。

▲丹泽尔·华盛顿执导《藩篱》剧照

华盛顿：我有一次不太成功，我当时就说：“算了，我不干了。”但实话说，这种想法并不健康。我从没想过要当导演，那时候是有人给我剧本让我去干这个。我记得自己曾经和摄影师菲利普·罗塞洛特聊天，我早在拍摄之前就问他：“你都把摄影机架在什么位置？”他说：“你就把他放前面。”我总以为他有什么神秘配方。我第一次做导演的时候可谓是如履薄冰。

Q：比做演员更甚？

华盛顿：那是另一种恐惧，你做导演了，就会有200 多号人坐在你身边，等着你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当我在导演《冲出逆境》的时候，有一场在圣地亚哥海军船厂的戏，当时有很多船只和三、四千个人。我一点都不想从我的拖车里走出来。当时的状态就有点：“哎呀，我干不了这个。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我的助理导演真的是用话疗把我劝出来的。否则我就得给群演付了工钱然后回家了。
 
▲《血战钢锯岭》剧照

吉布森：导演有的时候真是让人精疲力竭。如果你总想着大局，那你只能爬回自己的安乐窝等死。你就像落入困难和人群之海的最中央，里面还充斥着后勤问题、摄像器材和内耗。每天都琐事不断，而你必须要忽视这些，学会以自己的方式畅游其中，时不时换下姿势，你终究会到达海岸的。导演永远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忙得根本没有时间焦虑。而且你行动要快，尤其是现在这年头，我们都或多或少被归到独立电影制作者中。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图景。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可以调配那么多的资源，拥有那么大的权力。《血战钢锯岭》，我的拍摄时间只有59 天，但当年我拍《勇敢的心》的时候，时间是这个的两倍，并且有更多的预算，那还是20 年前。这戏说59 天里，我要拍摄3 场主要的战争戏，期间还要兼顾后勤、爆破戏、临时演员、士兵和特技等麻烦事。这就像努力把10 磅重的大粪塞进5 磅承重量的袋子里。
 
奈尔：导演一部片子时，当你仔细审视风暴中心并且专注于此，便能获得卓越的美感。在这样的状态下，影片可以具有某种真正纯粹的……
 
吉布森：震撼。
 
奈尔：对，就是震撼的状态，同时也是完全的专注，那是你一直追寻的东西，直到你将所有这些都找到并整合到一起，以期达到某种真谛，但大部分时候其实都达不到。
 
Q：各位有遭到演员或剧组成员造反的吗？
奈尔：我有过。当时我正在拍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2012），一个故事背景设置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惊悚片。当时有两个演员在桌边讲话，电影大部分场景都是类似如此，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排练。但是等到开拍那天，其中一个演员拒绝用之前讨论好的方式说他的台词。于是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在一个大茶馆里有大概200 个临时演员，我进到我的小视频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改写剧本好让拍摄继续。后来这事儿就搞定了，但确实压力很大。

▲奥利弗·斯通在《斯诺登》片场

斯通：拍《斯诺登》的时候，我时刻感受到完成这部电影所承载的极大的责任——所以当片场很多人不认同你的时候实在让我很受伤。他们对说某句台词有自己的意见，有时真让你觉得生不如死。但等你开始剪辑的时候，你又开始一次次重温这个过程。而后，你开始被大家评判、质疑。当库布里克说出他那句名言“拍一部电影要一年，写个评论只要两小时”时，他真的是在向那些，只坐在那便以为自己在两小时里已然看到电影的全部的人们，道出了自己的沮丧和无奈。这明明是不可能的。剪辑是这世上最疑难丛生的事儿。你必须要跟着剧本整个再过一遍，这往往导致了在剪辑室里重新改写。等到片子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奄奄一息了。

Q：你有和爱德华·斯诺登产生争论么？

斯通：完全没有。他是一个非常直爽的小伙子，很正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他还曾是个童子军。我从他的人权律师那里收到了邀请，我就去见了这位律师，因为他想卖出自己所写的关于斯诺登的小说版权，我们后来也买了。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我们最后还是采用了斯诺登版本的故事，因为他准备好跟我们见面了。我总共去莫斯科拜访了他9 次。看完电影会给我建议，很多不错的技术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他对电影也挺满意。国家安全局说这些都是一派胡言，但我们现在就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
 
Q：巴里，你拍这部电影有另一重挑战：
重新体验和你母亲在一起时的生活，
并用3 天时间把它拍下来。

▲娜奥米·哈里斯在《月光男孩》中饰演男主母亲。

詹金斯：我妈妈和塔瑞尔·麦卡尼（本片的生活素材编剧）的妈妈都有过这种糟糕的吸食可卡因的经历。娜奥米·哈里斯在本片中基本上算是扮演了我们的母亲。因为她是英国人，签证有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把她的戏份分散在整个拍摄的五周里，而是集中三天拍完。所以那三天里我基本上就是在散步疗法中度过的。而这也是我人生中不得不做的最艰难的事情，因为我要把我作为导演的身份和个人的立场分割开来，重温那段我一直在努力逃离的生活。

Q：你妈妈看这部电影了么？
詹金斯：还没有，我们给她租了一个影厅，但就在要看的前几天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但我姐姐看了，并把故事情节讲给她听，她说：“我确实干了那些事情。我就在场。你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我感到很骄傲，但我必须要在准备好的时候亲自去看一次。”
 
Q：达米安，你的演员们在拍《爱乐之城》的时候对歌舞戏份怯场么？

▲《爱乐之城》片场照

沙泽勒：我们都很紧张。歌舞片如果失控了会搞得很难看。我们都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都能做到不让紧张的心情影响到表演，这是我永远都做不到的。
 
Q：各位在整个导演过程中，有没有让你们最喜欢的部分？

▲《密西西比风情画》剧照

奈尔：正式拍摄的环节。因为此时最大的挑战就是捕捉生活。我都是实景拍摄，因为真实性是赋予我最多生活感的东西。我在乌干达地区最差的贫民窟卡推拍电影，社区里的人们、猪群、臭虫、泥土、冒烟的砖窑，都真真切切出现在我的电影中。而我也一直都钟爱，就像我在《密西西比风情画》里对丹泽尔做的那样，让非常专业的演员和业余演员搭戏。那部电影里的业余演员是一位年轻的名叫萨莉塔·乔德霍里的妇女。
 
华盛顿：我都不知道她那是随意发挥！你从没告诉过我。
 
Q：你们最不喜欢的部分呢？

奈尔：和时间赛跑。拍儿童戏。之前有个迪斯尼高管，总让我想起《第七封印》，他每次来片场，我就知道我的孩子们就要被带走了（以遵守未成年人士工作保护法）。
 
斯通：挑战处处都有。你如何与别人玩心理游戏？如何让他们做你认为对的事情，而你也有可能是错的？
 
吉布森：我和没有表演经验的演员合作过，《启示》里所有的演员都是业余演员。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但非常有回报。而且我还发现事实上我是一个不错的表演老师，因为我总是这么指导他们：“关键在于气息。”他们也很信任我，把我看成大行家，可能我当时确实很投入吧，我也不确定。

▲《月光男孩》剧照

詹金斯：我喜欢拍片。我干这个可以一年365 天不休息。后期就不一样了，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素材总觉得有限。我喜欢片场的美景，这是人们无法想象的。这也是我不用故事板的原因。处处都有可能性。我们在《月光男孩》里有一场游泳戏（讲的是男主角第一次体会在大海中的感觉）。我以为我有6 小时来拍这场戏，但风暴就要来了，我只剩下90 分钟。在这90 分钟里，大家只能全力以赴。那场戏就拍得非常出色，拍出了一种无法复制的东西。

“我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Q：各位认为评判电影时，是否该将影片和创作者者私人的事件分开？

▲《萨尔瓦多》剧照

斯通：我一开始就遇到这方面难题，因为我早期有部作品是关于越战的，人们就觉得我是个军人，之后因为在我另一部影片《萨尔瓦多》里，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粗鄙言论，他们就又把我对号入座，并形成固定看法。过了30 年了，还是有很多评论就此抨击我。他们到底在说些啥呀？我不可能又是理查德·尼克松又是吉姆·莫里森；政客和艺术家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很多人都多少觉得我是个疯子或尼克松附体之类的。就这样你会一直被贴着标签。（问吉布森）你觉得呢？你有耶稣情节是吧？
 
吉布森：不管怎样，你都无法改变别人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是否算是不公平，但这样是不对的。
 
沙泽勒：但从一个比较另类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优秀电影作品中。如果你被看作是尼克松或莫里森，至少对我而言说明这个电影是伟大的。

Q：很多人因为帕克·内特的争议性事件而不去看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你们觉得这公平么？

吉布森：我认为这不公平。这些事情都已经澄清并过去好几年了（在强暴案件的裁决中，帕克被判无罪）。你应该遵循这个法律系统。我觉得他是无辜的。而他现在要背负这个骂名，会影响他的艺术成就，这不公平。
 
奈尔：我也同意，艺术和艺术家应该分开看。但在这件事情上，最讽刺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其主题恰与他的这一事件的本质相关（片中男主角的妻子被强奸了）。所以，我认为这就让观众感到含混和困惑。
 
Q：你们孩童时代遇上过什么麻烦事？

▲米拉·奈尔2016年《卡推女王》剧照

奈尔：在卡车的露天后车厢里和16 男孩子们在一起，在过德里市的一座主干桥时被一个叔叔看见了，这对于一个印度乖乖女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沙泽勒：多了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刚上车，开始启动时，我就想：“要是能骑在一个汽车上那还挺酷的。”于是我就跳上并扒住车顶。要不是她发现了，我可能就会跟着她一路“骑”到新泽西的收费公路上去了。
 
詹金斯：我小时候挺乖的。但我们真的很穷。我记得自己曾经跟家人讨要奶酪：“给我奶酪，给我奶酪，给我奶酪。”为了教我做人，我奶奶有天逼着我吃了一整块大奶酪。她就想让我明白：我们吃这个，是因为我们必须吃它而非想吃它。
 
吉布森：哦天啊。我小时候可不是省油的灯。我有四个同龄的兄弟。我爬到房顶摇摇欲坠的谷仓顶上，因此挨打。我总是那个承认错误坦白一切的傻帽，而且总在学校或其他地方挨打。
 
斯通：你问反了，对我来说，麻烦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