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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要把目光移开，真实的东西是最美好的”。这句话在电影《无主之作》开篇，便借由伊丽莎白之口，告诉了小外甥库尔特，同时也直白地说给观众听。导演的观点很明确，他承认艺术家的真实感受，因为真实的感受必然产生真诚的表达。当观众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就像库尔特接受启蒙一样，银幕内外共同走进一段艺术生涯。“人人都是艺术家”，倒不是本片想表达的核心观点，但开门见山的做法却很坦诚。
说起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没人愿意记住如此复杂的名字；但提起电影《窃听风暴》的导演，影迷绝不会陌生。影片讲述一位东德秘密警察，在冷战时期监听一位剧作家的故事。长期监听中，他渐渐被作家对自由的态度所感染，最终转变立场，开始保护这个监听对象。很难想象，这部豆瓣TOP250是冯·多纳斯马尔克的处女作，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不得不说，创作者因为作品被人记住，是件幸福的事情。
冯·多纳斯马尔克，1973年出生于德国科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辗转于纽约、柏林、法兰克福和布鲁塞尔生活，因此拿了好几个国家的毕业文凭。在列宁格勒修完俄语课程之后，他又进入牛津大学研读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1996年进入慕尼黑电视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从此踏上电影创作之路。从目前两部作品来看，他对电影创作的贡献，正是来自对历史的思考，和切身感悟。
《无主之作》的背景从1937年到1966年，横跨德国近三十年历史。从第三帝国开端，到硝烟弥漫的二战，再到东西德隔离，导演选取了三个截面，为我们揭示一位艺术家的成长史。台湾版预告片有这样一句话，“艺术、爱、悲剧与政治交织的旷世之作”。抛开宣传营销的口吻，这对影片本身包含的信息提炼倒是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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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期间，下令兴建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Haus der Kunst）。1937年，在这座美术馆中，正式开始了“伟大德国艺术展”，展品被看做“最纯正的德意志精髓”。短短三周，举办方突然接到通知，还要举办一个“堕落艺术”展作为反面教材，来和德意志民族艺术对比。
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柏林等多个城市进行巡展，吸引近200万人参观。肃清和审查的艺术品被称作“有毒花朵”，与精神病患者的绘画陈列一处，以供大众嘲笑和批判。堕落（德语Entartete），意为退化、颓废、变质。在陈列的艺术品中，除收押而来的毕加索（Picasso）、康定斯基（Kandinsky）等，还有一大波德国本土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无主之作》第一段落，正是纳粹德国这一时期。伊丽莎白带着库尔特参观堕落艺术展，那位讲解员指着康定斯基的作品，趾高气昂地对小库尔特说，“我觉得你也能画这个”。虽然小小年纪便能接触优秀的艺术作品，是很幸运的；但讽刺的是，这样的展览与讲解，用意却在于批判和消灭。
伊丽莎白清楚地知道，纳粹所宣扬的那些不一定正确，但她也只能用“我喜欢那幅画”，试图告诉库尔特一种来自内心的价值判断。影片第一幕中，伊丽莎白是真正的主角。她站在汽车前倾听鸣笛、裸着身子弹钢琴，甚至用烟灰缸砸破脑袋，只为敲出高音“la”。库尔特作为旁观者静静注视着，这些事物都在他脑海中形成模糊的记忆。
很快伊丽莎白就因为举止过激，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入院后，迎接她的只有两种命运：接受绝育手术，或被当做“无意义的生命”屠杀。她哭着哀求那位妇科教授，一滴眼泪跌落在他皮鞋上；可是教授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在擦掉眼泪后将手帕也扔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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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末尾，库尔特已经长成少年。他在夜晚走出屋子，看到漫天的盟军飞机呼啸而过，投下不计其数的铝箔条和炸弹。此后几分钟，导演采用平行剪辑，两位哥哥倒在苏联战场，家人在空袭中丧生，而伊丽莎白则安稳地躺在了毒气室里。死亡如同一声闷响，短促而突然，镜头里散发的气息，无不让观众嗅出一阵阴冷。
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同盟国为了惩治德国，将其分而占之。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并于翌年5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10月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直到1990年10月统一。
库尔特同父母生活在东德，刚开始他在印刷厂工作，后来考上艺术学校，学习了现实主义绘画。绘画教室里，经常站着一对男女，手握镰刀、锤子和麦穗；他毕业以后，毫无选择地接下一项工作，在大礼堂绘制巨幅壁画，用以歌颂人民和领袖。在这种环境下不要说享受艺术，就连谈论真正的艺术，都成为了一种奢望，因为艺术终归是服务于政治的附属品。
在学习绘画期间，库尔特遇上另一位伊丽莎白（艾丽），两人情投意合，很快便结为夫妻。巧合的是，艾丽的父亲正是哪位丢手帕的教授。他曾是第三帝国的妇产科医生，专为那些“身心残疾”的女性做绝育手术，也正是谋杀伊丽莎白的凶手。齐班德教授为人固执，并笃信“优生学”理论。当得知库尔特的身世之后，他决定赶走这个拥有不良基因的女婿，甚至对怀有身孕的女儿实施了人工流产。“医生本该治愈病人，救人本该是他的职责所在。”这既是艾丽控诉父亲的话，也是我心中的疑问。但此时悲剧已然发生了。
库尔特所谓的不良基因，要从他的父亲说起。他本是一名教师，为了保全工作被迫加入纳粹，可当苏联占领东德时，又以此为劣迹终结了他的职业生涯。他面对一个又一个强权，尝试捍卫自己的尊严，却被当做不良基因的始作俑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最后，这位知识分子不堪忍受痛苦，在家中悬梁自缢，想来好不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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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第三段落，在柏林墙修建之前，库尔特携爱妻逃往西德。他途经多人指点，最终来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现代艺术。这里的艺术家同仁都很有趣，有的用黄油和毛毡糊墙；有的把土豆吊起来转圈儿；有的干脆站在画框面前挥刀将其割裂。相比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像是智商竞赛，比的是谁有聪明绝顶的创意，能引领更加前卫的潮流。库尔特也从中受到启发，做了些毫无意义的尝试，诸如随意挥洒油墨，用脚丫子绘画，以及割裂画框留出红色颜料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他发现东西德的艺术理念截然相反。东德教授曾讲课说，“满脑子ich、ich、ich（我、我、我），只会引发悲剧”。言下之意发自内心的创作，只能用来取悦资产阶级剥削者，这种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艺术，算不得真正的艺术；而西德边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艺术家要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展现出来，如果没有完全的自由，那他谁都不是”。因为只有艺术家才能在灾难之后，能让人们重新获得追寻自由的感觉。
这位西德教授，原型是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德国著名艺术家，以装置和行为艺术为主要创作形式。他1938年参加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从军至1945年成为英俊俘虏，多次负伤并被鞑靼人用油脂和毛毯救治，生平经历足够独立成篇。他认为暴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反对以暴力去争取和平。影片中，他在课堂上烧毁两张政治家海报，讲述了艺术家与自由的多层关系，引得学生纷纷报以掌声。
库尔特在教授的帮助之下，试图搭建自己的艺术体系。某次课堂上，他随机念了几个乐透号码，并说单拿数字来说毫无意义，但只要它们成了中奖号码，便顿时产生了意义。这让我想到《天书》的作者徐冰，花费4年时间，做了4000个毫无意义的伪汉字。但当它们被雕刻、印刷、装帧之后，又好像代表了某种表达。
库尔特的原型，则是德国画家格哈德·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他1932年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曾在画厅当学徒。1951年开始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学习美术。1961年，里希特从东德逃往西德，进入杜塞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学习，遇到了前文提到的约瑟夫·博伊斯，之后成长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影片在第三段表达很克制，观众明明知道，库尔特的岳父就是凶手，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只有惨遭杀戮的姨妈，上吊自缢的父亲，和被岳父做了人流的妻子。与其说他要接近真相，不如说他是在创伤中表达自己。当作品呈现之时，真相已不再重要，因为真诚足以打动观众。在反高潮的剧本界定中，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另一种胜利，一场用艺术追求自由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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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库尔特，我走过纳粹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个时空，每一段经历都异常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结尾那幅模糊的画作，像是被铝箔条干扰过的无线电图像一样，承载了所有离别、悲痛与伤痕，只有距离够远才能看得清楚。我们都知道纳粹德国如何屠杀犹太人，却没人真正关注过德国人所受的伤害，我想这也是冯·多纳斯马尔克的创作用意之一吧。
很抱歉，前文引用了大量历史知识和词条内容。最后坦率地说几句，本片是我最近思考最多的一部，虽然很难下笔但还是决定要写，原因可能在于似曾相识的责任感。影片信息量之大，一时说不出什么统一感受，只总结出三条，期待达成你我共鸣：强权需要人们无条件崇拜，纳粹需要彼时苏联亦需要；文艺创作当为共同而深远的价值添砖加瓦，所以要具备批判精神，而非粉饰现实；那些剿灭艺术的人，最清楚艺术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