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个人阅读而言，我认同阎连科提的“苦咖啡文学”的观念。村上春树和卡佛的城市文学，我没被打动过。真正击中我的是余华、阿乙这类作家，他们不忌惮去挖掘人性的残忍与命运的不可捉摸。
有一类导演也是这样，比如库布里克，他不停地关心人类，看出人本质上的荒唐，脆弱与虚荣。埃米利奥在给库布里克写回忆录时，形容他是“离上帝最近的电影人”。他的确是深沉敏锐的天才，情感强烈，也冷漠寡淡，对电影苛求完美，在生活中邋遢健忘。如同塞林格和托马斯·品钦一样，库布里克也试图逃离喧嚣的生活。成长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他，在越战和种族冲突最高涨时离开美国，在英国的查尔德威格博瑞度过他生命最后三十年，离群索居，足不出户。
库布里克拍过十六部电影，相较于伯格曼、黑泽明等导演，这个数目不算多。可他似乎能驾驭所有的类型片，从早年的《杀手》开始，他的剪辑和叙事就已足够成熟，极具风格化。到后来的《大开眼戒》为止，剧情片，犯罪片，政治讽刺片，科幻片，恐怖片，战争片，情色片，他全都拍过，而且无一不是经典之作。
但凡天才总是离经叛道，甚至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发条橙》在伦敦上映后，引起过轩然大波。天主教媒体和保守派攻击它助长英国街头帮派的犯罪行为。库布里克则认为，电影中的暴力行为反倒让人从抑制、好斗的情感中间接释放自己。他收回《发条橙》的英国的发行权，让它禁播了将近二十年。他曾谈论起过电影里的核心的道德问题：
当人没有了选择邪恶的权利，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变好了？这样的生物还能否称之为人？
没有比《发条橙》更合适的电影，能让我们理解库布里克的复杂。
二
安东尼·伯吉斯写作《发条橙》，在六十年代初，但他把故事的放在了七十年代。他推断到那时候帮派暴力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库布里克在十年之后拍摄了这部电影，依然选择了未来主义的基调。
电影由亚历克斯双眼的特写开始，右眼贴着假睫毛，脸庞俊秀。镜头逐渐拉远到中景，边上坐着他的三个死党，均身着白色衣裤。画面出现次序已经暗示了领导权的高下，以亚历克斯为主，其次是乔治和蒂姆，最后是皮特。在全景里，Korova牛奶吧陈列着裸体假人，以身体为桌面，姿态充满着性暗示。空间装饰夸张怪诞，色彩浓烈。暴力与色情，在这个后现代的布景中已然隐现。
亚历克斯受着良好的教育，家境殷实。他爱好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但人性就是这么古怪，即便没有明显的精神问题，没有诱发暴力的环境因素，对道德规范心知肚明，也依然能产生反社会型人格。希特勒喜欢高雅的音乐，许多纳粹高层都接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教育对他们没有什么用。这世间有灰色的人性，也有纯粹的善和纯粹的恶。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完全为了自我满足，没有愧怍。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人的无知程度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
亚历克斯帮派中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恶棍。他们野蛮残忍，嗜好暴力，殴打醉汉，挑衅别的帮派，把跑车开到最高速，在夜晚公路上飞驰，看着迎面车辆纷纷闪避，获得快感。他们在郊外，寻觅到小说家的别墅，蹂躏小说家的妻子，把小说家打成残疾。随后，安然无事地离去。
亚历克斯用暴力的方式，确立自己下命令和定规矩的地位。他傲慢自大，乔治和蒂姆早已不满。当他潜入猫女的宅中后，他们出卖了他，把他留在原地被警察逮捕。他被关进监狱，判十四年监禁。肉体上的拘禁，并不能改变亚历克斯的本性。他在监狱隔间的墙壁上，贴满裸女海报，桌子上放着贝多芬的石膏像。《圣经》中耶稣受难故事不能教化他，反倒是文字里描述的刑罚吸引着他。他想象自己身处其中，穿着古罗马贵族服装，主管鞭打及钉手指等酷刑，在战场上像野蛮人一样相互杀戮，用敌人的鲜血庆祝胜利。
监狱之外，政府决定实行犯罪改革，将普通罪犯采用Ludovico疗法来改造，缓解监狱的拥挤状况。亚历克斯因为大胆，邪恶，有进取心和攻击性，被选中接受新的治疗方式。他被送到Ludovico治疗中心，医生给他戴上插满导线的头盔，在眼角架上支架，强制观看暴力影片，通过药物刺激，他对暴力产生生理上的厌恶。亚历克斯对音乐敏感，当听到暴力场面的背景乐是贝多芬的音乐后，他彻底失控，不断叫嚷道：“这是一种罪恶。”医生问：“罪恶是什么？”他说：“就是用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没有伤害过谁，只是谱曲。”他无法允许自己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还感到想吐。
两周后，在展示治疗成效的现场，他的暴力企图被身体的不适阻止。他宁愿用舌头舔侮辱者的脏靴子，进行古怪的自虐行为，也不愿施行暴力。反对者指出他没有真正选择，不再是一个能做道德选择的个体。而支持者认为不需要关心动机，也不需要关心更高的道德规范，只要关心打击犯罪。
亚历克斯出狱后，周围人并没改变对他的陈见，甚至父母也充满疑虑。他备受歧视，游荡在外，被流浪汉们殴打，被以前的死党嘲弄。他逃避到一间别墅，没想到是先前抢劫过的小说家的住所。小说家出于政治目的，把他软禁起来。小说家是现任政府的反对派，认为他们最大的吹嘘就是Ludovico疗法，但这样的做法有违自由的传统，而亚历克斯就是这种极权主义方式的活见证：在治疗中改变本性，变得消沉和颓靡。为了泄愤，小说家把他关在阁楼上，播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折磨他。从前至爱的音乐让他恶心至极，他无法忍受，跳窗自杀。
自杀未遂，媒体开始大肆报道。政府被控在犯罪改革中使用非人道疗法，内务部长也被指控。下一轮选举来临前，部长亲自来探望亚历克斯，极力讨好，给他安排工作，并希望他改变公众对政府的判断。亚历克斯积极配合着部长，在涌入的记者的闪光灯下，他突然发现，自己对罪恶的厌恶感消失殆尽。他兴高采烈地宣布自己治好了。
在金·凯利《雨中曲》的歌声里，亚历克斯得到了自由。
三
库布里克不从社会或道德层面来看亚历克斯，他认为亚历克斯是本我，就在每个人的身体之中。人类有选择善良或邪恶的权利，但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会把人变得像发条橙。
发条橙的英文叫：a clockwork orange。在英语俚语的表述里指“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它把人比喻成机械的玩具，没有善恶观，任由他人或本能操控。这很接近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比如在BF.斯金纳眼中，人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与尊严，人只可能是环境的产物。行为心理学的观点，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悖。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由意志，它相信人知道各种价值和律法，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遵从或不遵从。
亚历克斯所接受的Ludovico疗法，是行为心理学里典型的“厌恶疗法”，把需要戒除的行为与不愉快的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他不再能够自由选择，生理上的反感掣肘着他的道德判断。Ludovico疗法对减少犯罪着实有效，可库布里克怀疑它是否会被极权主义的政府用作危险的新武器，来对公民进行大规模控制，使他们变得比机器人更卑微。
亚历克斯被治疗的过程，也是他被文明化的过程。他是极端的例子，彻底地选择了邪恶，并且监狱的军营式规训，对他也毫不奏效。但其实，Ludovico疗法和监狱的禁锢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它们都是通过对犯人身体的控制来操控精神，让预设好的模式成为犯人下意识的一部分。在监狱中，狱警是权力的外化，时时刻刻让犯人保持警惕与自我审查。在Ludovico治疗中心，医生则充当了同样的角色，他履行着与狱警类似的权利，用医学化的方式实施“酷刑”：惩罚和控制个体。
社会也未尝不是另一种监狱。亚历克斯重获自由后，人们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看待。相反的，他像亟待被研究的范本，被无数的目光聚焦和监视着。他的自由极有限度，更像身在边沁的“全景监狱”中，从内务部长，小说家，到他的父母，所有人都在往自己更有利的方向规训他。
库布里克说，限制人类并不意味着救赎他。电影中的牧师说，救赎必须是由内向外。我认同库布里克的观念，但总觉得相信人能被救赎未免太过乐观。虽然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权力却无时无刻不在细微之处对人进行监视，惩罚和规训。权力塑造和生产着人们意识里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没有人能够逃离，现代人本质上是不自由的。
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发条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