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不是内心住着一个敏锐诗人，一个清朗明澈的哲学家，一个不曾滥情自溺的悲观主义者，一个严肃恳切的教师，很难想象杨德昌能拍出如此气孔绵韧的现实，冷涩的幽默，压抑的能量，崩坏的伦理，被粗暴碰撞后的内心，和之于虚妄的绝望。

每一个导演作品里都带着自己的体温，许多导演都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杨德昌，他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杨德昌，人们也害怕杨德昌。他太清醒克制，用手术刀一般解剖现实，不留情面。

《麻将》中的红鱼，是四人团体中的老大，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欺骗，诱奸，无恶不作。盛气凌人的自负，实则是对成长经验里缺席的父亲的可笑模仿。《独立时代》中的阿钦、Birdy、小明、琪琪等人，以各自乖张的方式，把儒家结构下人们圆滑精明的心理推向极端，感情成了廉价的借口，“装得比真的还像”。

《麻将》和《独立时代》更像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没来得及言说的后半段人生。我时常会想，当初因为天真幻想的破灭而杀了心爱女孩的小四，面对红鱼和阿钦等人摸滚打爬的社会时，他会怎么想？当他发现需要察言观色的生活的真相后，他会怎么选择？我不敢说彼时的他会有多大的惶惑与苦闷，但他一定会觉得很荒谬，一星半点的理想主义早已灰飞烟灭。

生命潦草，我们都在弯腰。

杨德昌曾说：“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吴念真反问他：“什么时代？”杨德昌说：“我们就看着柏林围墙倒掉！”柏林墙在杨德昌青少年时期盖起来，到了四十岁，又眼睁睁看着它倒塌，他见证了一种制度的兴起和解体，可他跳开一段距离冷眼旁观，正如他对人一直持有的怀疑和不信任。他向来对当代社会现实保持着批判。

杨德昌是这个世界的危险分子。

二

《恐怖分子》是多线叙事的电影，由看似偶然的片段联系起来，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终都推向不可控的结局。

清晨，混混们和警察发生了枪战。街上横陈着尸体，居民楼之间响彻着枪声。一个名叫淑安的负伤少女从案发房间里逃跑，她的同伴不幸被抓。年轻的摄影师小强目睹了这一切，他拍摄下淑安的照片，并把她送到了医院。这些照片成为他和女友分手的导火索。

等到小强再次到医院寻找淑安时，她已经返家。他离开了女友，租下那间出事的房间作为暗房，将淑安的照片放大挂在墙上。暗房是他纯粹的精神世界，他疯狂迷恋上了照片上这个明净又叛逆的少女。

等到淑安重回这个房间，看到自己的巨幅照片，她倏然倒下，不知是惊异、恐惧还是感动。清醒后，她问小强：“我到底来了多久？”小强说：“我不知道。”她又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小强说：“不知道。”她说：“我猜是白天。”小强说：“要不要赌？”拉开窗帘，世界浸染在橘子的夕阳里。小强说：“你输了。”

她和他在一片橘子色中接吻。我喜欢这一幕，它被杨德昌“浸泡”在一种超现实的诗意里，就像是《麻将》中纶纶与马特拉的吻。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有的尽是瞻前顾后的成年人，带着温软鲁莽的年轻人始终是异数，他们执拗又可爱。

可是，杨德昌还是选择打破爱情的幻象。淑安本想卖了小强的相机去高雄，最后作罢，她坐上大顺的摩托车离去。小强对于爱情的最后一份惦念也随之而去。

电影里唯一出现的“恐怖”二字是小强说出的。奔波忙碌的成年人已经不敢质疑，甚至全然觉察不到生存现实的荒诞。唯有不谙太多世事的年轻人，才能无畏地说出掩藏在平静下的恐怖真相。现代意义上的恐怖，存在于现实和虚构，真实与幻象之间。。

三

李立中和郁芬是另一条故事线。这对维持着表面和平的夫妻，婚姻摇摇欲坠。李立中在医院工作，老实木讷，谨小慎微。他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又渴望成功的事业。为了能得到组长一职，他不惜在主任面前给对手下绊子。

郁芬怀孕失败后，辞职在家写小说。刚开始，她还能靠着一点文笔，一些读书时候听过的事，密密麻麻写一大本，而现在只能写一些夫妻之间的事。她开始自我怀疑：“我用光了我的情绪。我过去的三十几年，这么快就用完了。”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人类的悲喜往往不能共通。写小说变成了郁芬“这么要命的事”让李立中感到费解。郁芬则认为他从来就不懂她，她的写作是要逃避毫无变化的重复，而他习惯了日复一日的琐碎。直到小沈出现，她才从庸碌的日常和创作的焦虑中暂时抽身开，这位旧日的情人对她的理解，重燃了她的爱意。

压垮李立中和郁芬婚姻的稻草，是淑安的一通电话。淑安被禁闭在家，穷极无聊，假借李立中的情人之名，约郁芬出去见面，谎报的地址是之前逃出的房间。郁芬在那里见到了小强，虽不明就里，但她从这个骚扰电话中获得灵感，写了一篇叫《婚姻实录》的小说，得了大奖。

她选择彻底离开李立中，对他说：“当初结婚，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有过照面，郁芬的小说得奖后，小强第一眼就认出了她。他告诉李立中那个叫淑安的女人，和郁芬的离开有关系，小说里写的很清楚。李立中这才第一次看郁芬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对夫妻，相处得并不好，后来妻子接到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变得很痛苦。她丈夫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终于受不了，把妻子杀了，随后自杀。

李立中看完后喃喃自语：“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他分辨不出小说的真假，于是去找郁芬，却发现了她和小沈的情人关系。他回医院后，新任组长的人事命令发布，却并不是他。主任也对他避而不见。

李立中万念俱灰。他找老顾喝酒，趁其酣睡，拿走了枪。此时的李立中犹如夜奔的林冲，孤苦多于悲愤。他杀死了在上班途中的主任，杀死了和郁芬共处一室的小沈。最后，他找到了淑安，但饶恕了她，自己则在警察到来前自杀。每一声突兀的枪响，都仿佛是他对所遭遇的羞辱的极端宣泄。

电影被剪接成多重结构。在另一个结局里，老顾从睡梦中惊醒，留宿在他家中的李立中在浴室开枪自杀，另外的凶杀案并没有发生。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响起。结尾，郁芬在一声枪响中惊醒，眩晕反胃，她究竟是怀孕成功，还是对这个世界深感厌倦，抑或上一个结局的悲剧只是她的噩梦，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世界是缠缚成一团的丝线，没有人能捻出那根最真实的源头的线。

四

《恐怖分子》制造了一个可信又不可信的社会图景。

李立中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他和郁芬相处的日常中，早已有了导致这个无法控制的结局的所有原因。古希腊人把他们所痛苦的那部分必然性称之为命运，但这是人类在童年期的单纯。其实哪有什么命运，那些看似被捉弄的悲剧，追本溯源，往往都是人性里恶的使然。人们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承认了它，也就意味着我们生存的状态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我们深爱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又随时可以被它杀死。

人与世界紧张又脆弱的关系里，我们都是卧底在其间的恐怖分子，手心紧攥着子弹，可是不敢轻易把子弹入膛，打出那一声枪响。因为我们知道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规矩：得到一部分从未得到的，必将失去一部分从未失去的。

可是有人选择打出那颗子弹，譬如李立中。雾气蒙蒙的十字路口，他站在中央，屏息凝神朝一个方向开了一枪。如死一般的沉默等待之后，这颗子弹又沿路折返，飞向他的胸膛。

这大概才是这世界的荒诞本相，你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的恐怖分子，其实生活才是最大的恐怖分子。每个人都在生活里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