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念真三个字，读起来是一首短情诗。而侯孝贤这个名字，念起来让人仿若走进一间大家族的堂屋，“孝贤”二字的匾额凛然深沉，古朴大气。

侯孝贤也确实人如其名。他有一张照片，神色肃穆，捧着三柱香，正欲弯腰祭拜，他的前面是放满瓜果的案台。但他在青春期并非如此，他对“黑道情怀”充满向往之情。那时的他很爱打架，高二那年，同学的母亲和他说起非常尊重他父亲，讲他父亲很有气节，两袖清风。他说：“听她讲完，会有一种志气。你会知道，你不可能再继续坏了。这在我以前成长的过程中是非常自觉的。”

这种自觉，与他骨子里的敬鬼神，知天命也不无关系。1947年他出生于广东梅县，在台湾凤山长大，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十六岁时母亲去世，祖母在他十七岁时离世，这一切无意中养成了他对生命旁观的姿态，如同写自己家和乡镇的沈从文。

1989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金狮奖，在台湾成了一个空前的文化事件。侯孝贤以林氏一家命运的浮沉来书写1945年至1949年台湾的历史。1945年，蒋介石派陈仪接管台湾，但陈仪的暴政激化了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后来的“二二八事件”。因为《悲情城市》，“二二八事件”进入了公共领域。

《悲情城市》之前的侯孝贤，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成长经验和城市经验，从《悲情城市》开始，他开始跨入到历史中。历史是一个不容易被言说的语境，太过宏观，会让人很难带入情绪和认同。而太过细微，又容易失去对历史结构性全貌的理解。侯孝贤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地触及了历史，没有过度的煽情，只有冷静的留白，就像电影中的几处空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二

《悲情城市》以生开始。北部台湾的一户林姓人家，混着杂音的广播在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新闻。烛光中人影幢幢，突然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夜空，大哥文雄的女人为他产下一子。林家一众人非常欢喜，孩子取名叫林光明。

林家四兄弟，大哥文雄掌管着家中事务，养活了林家上下。三哥文良被征去上海当军部通译，在返回台湾后精神失常，住进医院。二哥文森被征去菲律宾当军医，在战争中失踪，没有再回来，二嫂每天都等着南洋来信。老四是聋哑的文清，十岁之前还能听见声音，但从龙眼树下摔下来后大病一场，痊愈后再也听不到声响。

对文清聋哑的设定，其实是侯孝贤因梁朝伟说不好国语而做的改变，但未曾想到，聋哑却意外地给电影带来某种张力。杨德昌当年看完电影后说梁朝伟演得不怎么好，他把聋子演成了哑巴。但唐诺说，基于那个年代背景，可能梁朝伟，甚至于侯孝贤自己，在拍摄中都不自觉地更关注于表现“无法自由表达”了。

文清和他人交流，只能通过纸笔。一方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另一方写下字句，这是个缓慢又笨拙的过程。电影中穿插的字幕卡，就是这些笔谈的内容。文清在纸上书写的文字，文绉绉，字句讲究，半文半白，好似提醒着我们一个时代的逝去。

文清和宽荣同住。宽荣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常常会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宽荣和林老师久别重逢后，大家齐聚在酒楼上。席间，有人唱起《流亡三部曲》，随之所有人都和上歌声，歌声越来越高亢，响彻了整个山城。他们朝窗外远眺，远山青黛，山雨欲来。时代的风暴也即将来到，但即便认出了风暴，也没有人能料想到自己的命运会怎么被改变。

不久，“二二八事件”爆发，社会的平静很快被暴乱打破。林家横遭不幸，文良在出院后参与了黑道卖白粉的活动，被人检举为汉奸被抓，但大家知道他只是利益争夺的牺牲品。文雄去上海佬阿山那里，把白粉交还，请他利用官方的关系，让文良能保释回家。文良归来，却落得疯疯癫癫。

文清的聋哑让他在这个时代举步维艰。在火车上，本省人中的暴民，手持木棍，一路盘问，只要乘客说不出台语，就会被打杀。文清被抓住质询，他不明就里，试图发出声音，对方听不清，举起棍子要打他，幸好宽荣及时赶到。文清跌坐在椅子上，全身发颤。

因和林老师的有往来，文清被捕入狱。父亲林阿禄说：“连聋子也捉，到底有没有天理。”好在文清活着出狱。狱友把藏在腰带里的血书托他带给妻儿，上面写着：“你们要尊严的活，父亲无罪。”并让他给哥哥带去一句话：“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诀别之情一如林觉民。

宽荣和朋友们在深山里成立对抗政府的组织，同时教育民众。文清去找过他，想要留在那里帮忙，但宽荣不允。临别时，宽荣让文清不要再来这里，嘱托不要告诉他的家人，让他们当他已死，并说妹妹宽美对他素有情愫，托他照顾好她。

文雄在赌场赌博，手下与上海佬一帮人发生争执，他不幸在打斗中身亡。林家的重担落到了文清身上。他和宽美在大哥死后完婚，之后，二人有了孩子，名为阿谦。夫妻俩时常给住在山里的宽荣寄钱，支持他的抗争。可惜好景不长，宽荣被捕，他来信让二人逃跑。文清与宽美阿谦照了一张全家福，收拾好行李准备逃离。可是，他们心里都明白无法逃去哪里。三天后，文清被逮捕，从此生死未卜。

黄耀明有句歌词：“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也许能恰当地形容台湾民众当年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情绪。光复后，眼见着投机者起高楼，时代罅隙里的多数人却只能在水深火热的现实里苦捱。与其说电影里的基隆市是悲情城市，不如说台湾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的命运就是悲情的。山河破碎，它几历变迁，本省人与外省同宗相残，不过在争夺有限的话语权与身份认同。

《悲情城市》展现的是淌在洪流的小人物在大时代里的悲凉。

三

王家卫坦言自己处理不好吃饭场景的调度，因为他并不是从一个大家族里成长起来的。但侯孝贤深谙这种东方式的经验。他认为吃饭场景是让演员展示最本能的自我的最好办法，“演员们会全身心投入于吃饭这件事，以更自然的状态处理一切，包括他们的即兴对白。”

电影中林家吃饭的长镜头，特别具有象征意味。开头，文雄喜得一子，大宴宾客，他与父亲林阿禄在桌边说话，林阿禄念叨着还没回家的文清。倒数第二个长镜头，也是吃饭。虽然林阿禄的四个儿子只剩下神智不清的文良，一家子却并没有沉溺在伤情之中。以吃饭为始，以吃饭而终，无疑是东方式的。

食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更何况是一大家族的吃饭，更是某种日常化了的仪式。不同于西方吃饭传统，我们从集中的盘子里获取食物，这种行动本身提醒着我们一些割舍不断的关系，比如家庭、血缘、宗族等。在这种日常里，所谓的苦难不再那么厚重和压迫，它变得可以承受，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关系的牵绊中共同进退。

《悲情城市》陈述的历史是苍凉的，电影却没有陷入悲戚，因为太多类似于吃饭这样东方式的琐碎日常，吞咽了苦难，消化了沉痛。

侯孝贤对苦难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这是他从从沈从文那学习到的：“接近人生时，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的道德君子的感情。”《悲情城市》的创作就是这样，它源于侯孝贤听洪荣宏长的《港都夜雨》的感受。歌曲里的萨克斯风节奏，让他心中很有感触，于是想把台湾歌的江湖气、艳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

他确实拍出来了。在他的镜头下，基隆市笼罩在江湖夜雨中，带着凄凄切切的乡愁。或许，国仇家恨，千愁万绪，最终都化为细雨迷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