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电影宇宙自《钢铁侠》开始,一直被人诟病反派塑造得过于粗糙,当一个个超级英雄不断叠加成“复仇者联盟”时,能被观众铭记的反派角色却越来越少。小时候最稳妥的安全感来源于奥特曼永远能打赢怪兽,安稳到希望怪兽也能赢一次,这样的念头如果放在生活中也是相当邪恶:世界如果永远在可预料的结果上运转,倒是宁愿它出点意外。
当《复仇者联盟3》上映时,仿佛终于看到一部以反派胜利告终的超级英雄电影,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英雄们在下一部会力挽狂澜。这样看来,纵观所有的超英电影,反派似乎从未打赢过一场胜仗,只有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中,正与邪的胜负未必显得那样明朗。
影片以一场银行抢劫开场,一帮戴面具的抢劫犯们一边完成任务,一边在行动中伺机杀死自己的同伴,以便分到更多的钱财,教给他们这个的道理正是影片最大的反派——小丑。面具下是一张面色苍白、笑容诡异的狰狞面孔,在完成银行抢劫之后扬长而去。
高谭市新上任一位名叫哈维·丹特的检察官,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在了解到他的为人之后,认为他是能够帮助高谭市打击罪犯、带来光明的正义骑士,并为他举办募捐,“高谭市需要能够露脸的英雄”。
蝙蝠侠抓住了黑帮的领头刘先生,黑帮势力受挫,找来小丑铲除蝙蝠侠。小丑杀死了一个蝙蝠侠的模仿者,一个法官和警察局局长,要求蝙蝠侠公布真实身份,否则将有更多人死去。为了保护蝙蝠侠,哈维·丹特赶在布鲁斯·韦恩之前向公众宣布,他才是真正的蝙蝠侠,并在警官戈登的配合下成功设计将小丑关进牢笼。
在众人因小丑被擒而皆大欢喜时,却不料小丑早已设计好圈套。蝙蝠侠在警局审问小丑时,小丑告诉他,瑞秋和丹特同时被小丑绑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他只能救其中一个,而另一个将被炸死。
关于这一点还有如下补充:影片的女主角瑞秋既是丹特的女朋友,也是韦恩的前女友,曾答应韦恩,当高谭市不再需要他变成蝙蝠侠时,便答应嫁给他。在另一边,哈维·丹特是高谭市许多年来唯一一个能带领城市走向光明的人,是比蝙蝠侠更好的执法者。
在情节设计上,诺兰使蝙蝠侠难堪得恰当好处。成为蝙蝠侠比做一个普通男人更困难的地方在于,一个男人只需要在假设中回答媳妇的“我和你妈掉进水里先救哪个”,而蝙蝠侠却要在现实中做出这样的两难选择:心爱的女人和城市的希望,究竟选择哪一个?
在电影中,蝙蝠侠选择了瑞秋。
影片从头至尾都处于一种冷色调的叙述当中,没人知道蝙蝠侠做决定时的心理活动,在选择瑞秋时,他是否会为哈维·丹特的处境而惋惜自责?蝙蝠侠的抉择背后也不仅仅是理智与情感的对垒这样简单。当深入分析时,可以意识到,这个抉择不遵从于“哪一个重要就救哪一个”这样简单的逻辑。对于城市而言,丹特的价值远高于瑞秋,然而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他注定是要牺牲的那一个。蝙蝠侠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等到蝙蝠侠赶到时,却发现等待他的是哈维·丹特——小丑故意说反了地址,关押瑞秋的地点其实关的是丹特。瑞秋在爆炸中死去,丹特的半边脸被火焰烧毁,成为了“双面人”,小丑本人也在混乱中从警局逃脱。
小丑作为反角的魅力在于,他既不为利益,也不为私人恩怨,更不是单纯的道德沦丧。相反,他对道德与公平的认知有相当的深度,他的罪恶也有一套可以自洽的理论,并且不断地通过实验证明自己的理论,他甚至愿意让蝙蝠侠或者哈维·丹特杀了自己。这样一来,他们口中的正义也变成了伪善,反而证明了他的理论——人性本恶。他对蝙蝠侠说:“当灾难降临,这些文明人会自相残杀。”在他看来,人还能表现出善良,仅仅是因为还没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怂恿高谭市的群众杀死一个知晓蝙蝠底细的男人,否则便随机炸毁一座医院。于是城里陷入了恐慌之中,原本守法的市民纷纷变成了持枪的追杀者,就连本应保护这名男人的警察也蠢蠢欲动。当蝙蝠侠救下这名男子时,他当机立断炸毁了一家医院。
除此之外,小丑还做了一个“双船实验”,试图再次验证人性本恶的理论。小丑给两艘逃离高谭市的船只装上了炸药,一条是关押普通民众的船,另一条则关押着黑帮罪犯,每条船上都有一个可以引爆对方船只的起爆器,这两条船中只有一条船可以生还,条件是12点前必须按下引爆对方船只的起爆器。
我们很容易揣测两艘船上的人的内心活动:即便是善良的民众,也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转动起爆器的钥匙,因为对于恶人而言,引爆他们的船并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罪犯的心理将更加恐惧,他们原本就是被判刑的罪人,即使民众杀死他们,在良心上也留有可以回旋的余地,存活的办法只有先于他们下手。
两艘船上的人都没有按下起爆器,小丑的计划失败了。有人认为诺兰对这一情节处理得太具人性化,如果考量影片的细节,我们会发现它并没有正面给出关于人性善恶的结论。在罪犯的船上,一个强壮的黑人从官员手中要起爆器时,他说的话是:“交给我吧,我会做你十分钟前就该做的事。”短暂的挣扎过后,官员把起爆器交了出去,黑人却立刻将其丢出窗外。另一边,一个中年男人站出来,替大家去做大家不敢做的事:按下起爆器,成为好人中的那个罪人。然而在不断犹豫中最终也选择了放弃。
如果小丑看到这一幕,我想他仍然有办法够维护自己的理论。当黑人和中年男人要求拿过起爆器时,拥有起爆器的官员和船长都没有反抗,在场也没有人阻止。这样的态度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一部分人心理:他们在等一个人站出来按下起爆器,但那个人绝不能是他们自己。在好人阵营里,没有人承载得了杀死一船人换来的生命。而对于人性向恶的揣度又使人对站出一个能够按下起爆器的人充满期待。处于两难境地时,放弃选择反而是最舒适的第三条路,宁可让别人替自己做出决定,宁可相信我没有决定权,所有的一切都是听天由命。因此当这个人出现时,没有人反对,更没有人阻止。
可以料想,要是没有那位黑人或那位中年人,事情的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当起爆器最终被扔掉和放弃时,船上既有人如释重负,也有人失望痛苦。“双船实验”是一个极富有偶然性的实验,我们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能挖掘出人性的恶。不过至少也使人意识到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这个社会不需要所有人都正义凛然,有时候一个人的善良就能抵挡多数人的罪恶。
影片结尾,蝙蝠侠制伏了小丑,然而他寄予厚望的光明骑士哈维·丹特却被小丑腐蚀,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双面人”。就连哈维·丹特这样的正义之士,他的信念也只是建立在一个能够承受的舒适区当中,瑞秋死后,悲痛绝望使他产生新的质疑,小丑只是趁势“轻轻一推”,便成功将他腐蚀成一个恶人。“混沌的本质就是公平合理。”小丑认为,当现有规则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时,制造混乱反而是实现公平的手段。在小丑的影响下,哈维·丹特开始用掷硬币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他把硬币的结果看做上帝的意志,所有的事情都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相当公平。
哈维·丹特在和蝙蝠侠的搏斗中意外死去,戈登局长向蝙蝠侠解释,如果将他的罪恶公之于世,这位光明骑士之前做的所有贡献都将付之一炬,他抓住的罪犯也将被释放。为了避免悲剧发生,蝙蝠侠替哈维·丹特承担了所有罪名,在黑夜中疾驰而去。而唯一知道真相的戈登局长,不得不敲烂天台的蝙蝠灯,宣告着蝙蝠侠将永远逃亡在警察的追捕之中。
纵观影片,在与小丑的较量中,蝙蝠侠显得豪壮悲情,除了成功制伏小丑之外,几乎毫无胜利者的姿态。他最心爱的女人被小丑杀死,最认可的接班人被小丑腐蚀,替他背黑锅也使得“正义化身”的招牌在市民眼中彻底黑化,变成了一个在逃杀人犯。然而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一些挽救,“有时候真相不够好,人们需要更多,人们的信念应该得到回报。”蝙蝠侠的复杂性已经不单单能用“正义”或“牺牲”来简单定义。
小时候看蝙蝠侠的漫画,会诧异于这样一个能力普通的凡人为什么能成为正义联盟的领袖,甚至在与超人的交战中都能胜出。长大一点后,我开始认为作者秉持着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我们都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的磨难成长显然要比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更加鼓舞人心,他让我们有代入感,让普通人也能对自己的能力充满希望,所以凡人之躯的蝙蝠侠更适合成为故事的主角。
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布鲁斯·韦恩只是高谭市一个富豪家庭的子嗣,他的生活原本光明舒适,不幸的是在童年就遭受了失去双亲的噩运。本该是一个反派诞生的标准剧情,却造就了一个正义凛然的黑暗骑士。父母死于枪口之下,便永远不再用枪,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便决定永远不去裁决别人的生命。很多时候他显得相当笨拙,在其他超级英雄动用超能力就能解决罪犯时,他需要用上拳脚、飞镖、绳索,用凡人之躯与之搏斗,还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伤害对方性命。
随着对DC漫画的深入了解,我又意识到,超人害怕氪石,绿灯侠需要戒指,正义联盟中任何一个人失去超能力,他都不再具备做超级英雄的资格。唯独布鲁斯·韦恩,他和蝙蝠侠之间仅仅只隔着一张面具,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