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有个小男孩问自己的爸爸：“你说我头上有两个旋，我怎么看不到呢？”
爸爸用胶卷相机拍了几张他的后脑勺。等到照片洗出来，小男孩才承认，自己头上真是有两个旋，还有，人总是有一半的东西看不到。
2000年，这段经历被杨德昌导演融到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片《一一》里。
影片里的小男孩，简洋洋，挎着相机拍了很多人的背影，想帮他们看见那些看不到的东西。
后来2006年“CC标准收藏”发行《一一》DVD时，封面用了这张“洋洋”的后脑勺照片，后来广为流传。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张并非剧照和洋洋本人，而是CC找了一个极为相像的演员重新拍摄的
跟杨导的所有长片一样，《一一》的人物很多，只看一遍没法记全，但我相信，没有人会忘记小洋洋。
十七年前，他去到圆山大饭店，拍了人生第一场戏；十七年后，《一一》终于在台湾上映，为了纪念杨导，他又回到这里，跟“十六厘米”合作拍摄了短片《洋洋》。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圆山，这里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一些细节还在，但也有变化。”
同样变了而且没变的，还有洋洋自己。
他长高了，头发长了，面部的棱角也更清晰了，但就像他说的，因为“一些细节还在”，所以我们还是能一眼认出当年那个简洋洋。
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洋洋，不姓简，而姓张。
他属羊，1991年5月1日出生，从小在美国长大，家人都叫他“羊儿”。
回到台湾的时候，需要一个中文名的他，坚持要叫自己“羊”。可这也太奇怪了。百般无奈之下，父母和他商量，给“羊”加了三点水，取名“洋洋”。
由此可见，小洋洋挺固执的。在《一一》里，他虽然演的是另一个小朋友，但也把自己这一面带了进去。
妈妈让他跟昏迷的婆婆说话，他坚决拒绝了，理由是，“她只是听到，又没有看到，有什么用呢？”
精通星座的人一下就能猜到，洋洋是金牛。另外，他还是O型血，所以他性格豁达，有好奇心。
但是，星座也好，血型也罢，都不能完全解释一个人在十七年里经历的变与不变。
张洋洋回想自己的拍摄《一一》的经历，觉得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奇怪的旅程。
最初发现他的并不是杨德昌导演，而是“顺子导演”（杨顺清）。
“顺子导演在仁爱国小门口找拍广告的小朋友”，那时候的洋洋被他拦下来，留了资料，仅此而已。
后来，杨顺清偶然通知洋洋参加一个电影试镜。想到可以翘课，又能出去玩，洋洋兴冲冲地去了。可是第一轮下来，他并没有被选中。而这部电影，就是《一一》。
好在顺子导演仍然没有放弃洋洋，觉得他还可以「再试试看」。于是洋洋又糊里糊涂地参加了第二轮筛选，就这么走到第三轮面谈，跟杨德昌打了照面。
简单聊了几句以后，杨导觉得这个小朋友蛮神奇的，不仅选了他，还改写了原来剧本中小儿子的角色。
最开始，洋洋的角色名叫“宝贝”，戏份很少。可是当年的他，让杨德昌发现小孩子的探索在大人看来可能很有哲思。比如那句“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
所以，如果洋洋没有加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一》。
当然，改变往往是相互的。洋洋也从杨导和剧组那里“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我发现现实生活原来是这样的：一群人用自己的心血和专业，聚在一起付出，做一件事；只要他们够认真和努力，做出来的东西就会被珍惜，被当作经典；”
等到长大一些，会欣赏电影了，洋洋更加感慨，像杨导这样专心、苛刻的电影导演，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当年片场没人不怕杨德昌，除了洋洋。
根据金燕玲（《一一》中饰演洋洋的妈妈）的回忆，洋洋只要遇到不想做的事情，就会说，“我要去尿尿”。
即使给他讲戏的是杨德昌，洋洋也会用同样的伎俩打断他，一溜烟跑开。
有一次，顽皮的洋洋倒掉了工作人员的茶水。杨德昌看到以后很认真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倒掉？”
洋洋回答，“我以为是锈掉的水啊”。
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换来的不是暴怒，而是杨导饶有趣味的点头认同。
杨导为什么从不对洋洋发火？这不仅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也是因为他身上有杨德昌自己的影子。
老搭档吴念真在一篇采访中说过，“他（杨德昌）这方面（电影）永远像一个小孩，很天真的小孩。”这个小孩如果有个具体的形象，八成就是洋洋。
而据洋洋自己回忆，杨导就像一个大哥哥，不像是个老板。
“他对我很好奇，我对他也很好奇”。在这种互相好奇的关系里，洋洋不把杨导当老板，而是自己的“大哥哥”。
《一一》参加戛纳影展的时候，这位哥哥还告诉弟弟，“你要努力哦，要学好英语，以后我带你去国际。”
可惜，这一天迟迟没来。
《一一》拍摄完成以后，剧组就跟洋洋断了联系。当年挖掘他的顺子导演也不清楚他的去向。
张洋洋后来演艺履历也的确不多，不太亮眼，但他一直在拍，也许是还在等那个“走向国际”的承诺。
2005年，14岁的洋洋接拍了电视剧《爱丝希雅的梦中梦》。他在里面饰演陈绮贞梦中的男孩黑杰克。
有趣的是，洋洋在剧里的第一次亮相，还是以后脑勺示人。他仍然顽皮，会逃课、会出走，会问爸爸很多奇怪的问题。
但他和他的角色，毕竟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不能再过分的天马行空。剧里的爸爸也教育他， “你问题很多欸，一点也不像你这个年纪的小孩”。
黑杰克与同龄人相比，的确少了点什么。在陈绮贞的梦中，他不会做梦，总是在老师的课堂上发呆放空。他说他在思考，因为“要多思考才不会做梦”。
按照剧情的设定，只要陈绮贞的梦，是“偷”自黑杰克的。这意味着，成年人对儿童梦境的“掠夺”。
长大的人不再做梦，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思考。
这看上去很残酷，却也是每个人不得不经历的成长过程。
2006年，洋洋准备重考高中。那年，他还接了一部电影，《指间的重量》。
“问题男孩”长得很快，一年前还像个小鬼头的洋洋，在这部片里已经有了少年的样子，还会动手打老师。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仍然是《一一》里走出来的乖小孩。那部电影为他开启了“一扇门”，让他比别的同学更懂得体谅父母，在感情问题上，也更大胆、更早熟。
洋洋会去翻女校的围墙，给喜欢的女生递送情诗。他的文字细腻有深意，像是得到了大哥哥杨德昌的真传：“谁说你住在远方，你，就坐在我身旁，我正搂着你的腰，蓦然，我的女孩在远方，好远，离我好远，到底要多少个永远，才能换回你的脸庞？”
到了2007年，戛纳的约定终是没有实现的一天了，因为杨德昌也去了婆婆去的那个地方。
在短片《寻找杨德昌》里，洋洋重念了《一一》里那段写给婆婆的台词，但是这次，他是读给杨导听的。
“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
也许是收到了杨导去世的影响，洋洋在2007年的电影《流浪神狗人》里，演出了一种间离感。
影片里，他是不知名的流浪男孩阿仙。这个人物跟《一一》里的简洋洋有相通之处，戏份虽然不重，却是点睛之笔。
阿仙总是突然出现，不言不语，茫然失措地吃东西，静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人。
他对别人的挣扎和苦痛都有所察觉，却不动声色，和他人，和自己，都保持了距离。我们知道，这种疏离，其实是一种自保。
这之后又过了6年，洋洋没有什么新片，应该是在专心学业。
到了2013，已是大学生的他，终于出现在短片《大象的手指会跳舞》里，脸庞变得棱角分明，还染了头发。
影片里的他依然直率，依然喜欢观察。
当母亲陷入情感骗局时，他直言不讳。被看穿的母亲只能略带失落的回一句，“我都知道”。
“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张洋洋在圆山大饭店里说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他现在是个“像样的大人”了，却还保持着小孩的神情。
成人是必经之路，但不丢掉孩子的天性才是人之为人的关键。杨德昌在自己为数不多的作品里一次次讲给我们听的道理，无非如此：
在我们强调整齐划一性的同流文化中，每个人最主要的生活目标就是‘人缘’。若没有人缘，就可能有遭受到被别人摒弃及孤立的危险。
然而，同流也暗示了一种虚伪。
从小，我们的教育就不断地灌输我们如何做才是‘正确’，任何个人独特的想象力及创意，都会遭受到强大的排斥及否定，以致每个人都需要戴上假面具扮演一个别人熟悉的角色，来隐藏内心的许多感触。
如今，硕士在读的洋洋已经25岁了。
他重回十七年前的场景，走进圆山，不仅是为了向杨导致敬，也是要提醒自己，身处于“独立时代”中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一半看不见的东西。
至于那个走向国际的许愿呢？洋洋说，他会靠自己，和台湾其他导演一起，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