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刚刚结束的美国，硝烟还未散尽，一切百废待兴。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将怀表和希望都揣进呢子西装的口袋。他拎着大大的手提箱，想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他踏上了加尔各答城外的火车。那是一辆英式火车，车厢两边都有入口，也有带门的独立隔间。
火车缓缓地驶出站台。小伙子兴奋地看着窗外，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一样，虽然两手空空却又拥有一切。
忽然，一个女孩进入了他的视线。
她站在月台上，安静地等车，样貌可爱。这时，小伙子隔壁的车厢中突然伸出了一只粗壮的手。
这只手将女孩一把拉进了隔间。
小伙子呆坐在原位。一种不祥预感笼罩上来，他把长长的怀表链抓在手心，不停绞动。
拉开车厢门，他看见门口拥挤着几名美国大兵。而在人群的最里面，九个军人围住了那个女孩，正在对她加以轮奸。
狭小的隔间里，他们把女孩传来传去。完事以后，挨个付钱。
小伙子的大脑一片空白，他隐约听到门口有个大兵问他，“嘿，你要加入吗？”
他哆嗦着拒绝了，缩回到自己的车厢。
“我要不要做些什么？我要不要做些什么？”内心的挣扎和自我辩解困扰了小伙子一路。
直到下车，他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直到他成为导演，蜚声国际，不再年轻，他还在想着那节车厢和那个问题。
如果你看过他的电影，比如《十二怒汉》、《热天午后》、《冲突》或者《电视台风云》，你甚至都能听到他隔着镜头的自问和反问。
我要不要做点什么？我应不应该做点什么？
当年那个小伙子，就是美国著名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1924-2011）。
他曾对着镜头坦言，火车上的事，影响了他一生。
纪录片：《吕美特谈吕美特》
导演: 南希·博斯基
豆 瓣：7.5
IMDb：7.2
西德尼·吕美特一生执导过40多部影片，获得过50项奥斯卡提名。
除了属于他个人的终身成就奖，他从来没有拿到过最佳电影或最佳导演的小金人（1977年凭《电视台风云》拿过一次金球奖最佳导演）。人们说他伟大，但也说他的电影太过“说教”。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正能量”和“主旋律”变成了贬义词。
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和“五毛党”、“水军”归为一类。由此，一条“鄙视链”形成了——播撒“正能量”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奴才。发扬“丧文化”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由此带来的“偏见”也好，“意见”也罢，让许多优秀却不那么“另类”的作品，被遗忘在“主流”之中。
很不巧。西德尼·吕美特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没关系。吕美特穷其一生追寻的，不是美的异域，而是道德的准线。因此，罗杰·伊伯特曾经说他是“所有电影导演中最温暖的人道主义者。”
这种人道主义和“政治正确”，也成为人们攻击他的理由。
《十二怒汉》、《热天午后》、《电视台风云》这些杰作，有人喜欢，也有人嫌弃太“教条”。
吕美特承认他的确会把自己的道德观，注入到电影中去。但他不是有意为之。
在调教演员和执导电影的过程中，作者难免要做出选择，而每个选择必然都代表一种态度。
前面提到的车厢经历，逼他早早展开了对人性及善恶的思考。我们在他的电影中，仿佛能看见他大脑转动的全过程。
多数时候，他的问题都是无解的。也许明确的善恶之分根本就不存在。谁赢谁输，最终取决于不同价值观持有者的力量对比。
正因为答案难以寻觅，吕美特为自己的判断力保持了尽可能多的理解和宽容。
在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时期，伊利亚·卡赞背叛了共产党，向上级举报了自己的同事。这件事让整个好莱坞都对卡赞冷脸相看，吕美特也就此被“诬告‘为共产党员之一。
即使如此，吕美特谈起卡赞时还是带着同情。
他坦言，“当我被提审的时候，面对着那种两难的境地（承认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希望一辆卡车开过来把我轧死。”
既然吕美特的电影“不够艺术”，他对道德的问题也给不出坚定的答复，我们为什么还会喜欢上他呢？
答案就是共情。这是他身上最闪光的品质，也是他作为一名高产导演的特质。
在他的影响下，演员总能给出最为真实到位的表演，观众也难免被感动的流下热泪。
想当年，《电视台风云》几乎提名了奥斯卡所有的表演类奖项（除了男配）；《热天午后》中的主演阿尔·帕西诺，则认为自己献出了演员生涯中最精彩的表演。
就连肖恩·康纳利，也说吕美特是他的最爱，“因为他‘懂’”。
吕美特的导演法门非常简单，却难以复制。换一个人，就未必能有他那样的通感力和共情心了。但他的踏实可靠和拍摄技巧还是有章可循的。
吕美特最初是百老汇舞台上的童星。后来，他逐步转做电视直播，又以《十二怒汉》打入电影圈，并保持了几乎每年一部电影的创作频率。
不管是戏剧、电视还是电影，他都把它们当成本分，认真完成。在他看来，拍电影一点也不比做电视节目高贵。在直播中积累的经验，反倒给了他迅速做出临场判断的能力。
吕美特是脚踏实地的。他的现实从未跨越到超现实的虚境。这样的导演，也许真会有点缺乏浪漫，近乎无聊。
喜欢纽约的他，认为那里最奇幻的建筑，就是“像两个混凝土柱子”的世贸大厦。他还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拍西部片”，“甚至不知道从何开始”。
吕美特随时都是清醒的。他不去摸索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因为二者的区分对他来说简直昭然若揭。
在《电视台风云》里，他借男主角之口，对很多艺术从业者做出了犀利的批判：
有趣的是，吕美特的理性不会让人觉得他冷血。相反地，在像《十二怒汉》这样的电影里，我们感到的更多是温暖。
《十二怒汉》可以说是一部歌颂美国司法制度的主旋律电影。但被制度维护的，又是人群中的非主流（少数族裔）。
更重要的事，如果没有那一个人带着疑惑，挺身而出，制度也会立即倒向简单粗暴的一面。
《热天午后》也是一样。
抢劫银行的桑尼是个双性恋者。被警察包围后，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婆和“跨性别”男友，说她是自己一生最爱的女人，并祝福他手术成功。
这突然出现的设定，有些荒诞，但也很温暖。
作为劫匪，桑尼无法被法律原谅，但吕美特让我们看到他也是人，也有真挚的爱，所以在影片最后，我们都巴不得他全身而退。
老实的吕美特，其实还是有些玄机的。他会用偷换概念的招数，拿掉人身上的符号，还给我们人性本身。
如今，我们面临审查制度和电影创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它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对符号的过度重视。
“正能量”、“主旋律”、“亚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画地为牢，自掘代沟。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到纯粹的“能量”、“旋律”和“文化”呢？
西德尼·吕美特已经在2011年去世。关于他的回忆，又绕回了那趟火车之旅。
在《吕美特谈吕美特》里，他对着镜头细致地说出了这个故事。完全没有试图掩盖他什么也没做的事实。
在轮奸结束后，他看到一名大兵把女孩轻轻放回了站台上。他的态度很温和，不像是尽兴之后的冷漠抛弃。但很明显，军人与女孩的交集也就仅限于此了。
“当你站在那儿，被八、九个性致正浓的男人包围，如果想要救下那个女孩，又不想被人扔下火车，你就要准备好搏斗到死。但我没有那样的准备。我没有那么做。”
吕美特没有反抗，但此后，他的每一部杰作里，几乎都有一位挺身而出的主角，替他一次次站出去。
也许他在救赎自己，也许他只是想为自己开脱。在“被艺术化了电影情境里”，人们总能稍稍幻想一下更加完美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