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上海影城空荡荡的二号大厅里，看了万玛才旦的《气球》。

我戴着口罩坐在空荡荡的观影厅里，西藏高原的空旷寂寥和电影院因疫情而导致的萧索形成了某种呼应，也更容易地让我进入片中那片透明的、梦幻般的蓝天的包围下。

影片一开始就是梦幻的，两个男孩子的声音伴随着仿佛蒙着云雾的镜头扫过青青草原，将爸爸、爷爷、一群羊带到了视线中，正当我为这一童话似的色彩而好奇之时，谜底揭开了——那云雾的滤镜实则是孩子们吹涨了两只避孕套而得到的薄膜透视……拿开“滤镜”，呈现在眼前的色彩一下子变得立体并冷艳了，不复童话的距离感。

避孕与播种

故事就是从这两只避孕套——或者说孩子眼中的“气球”开始的。

卓嘎和达杰是藏区的牧羊人，他们育有三个男孩，较大的孩子江洋在县城上中学，而两个小儿子还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之中，他们近期最大的渴望是拥有一只气球，而父亲达杰忙于给家中的羊寻觅一只适合的种羊，无暇顾及孩子的调皮。谁知这天两个孩子在父母枕下找到了两个“气球”，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

达杰发现避孕套变成了孩子的玩物，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他立刻戳破了“气球”，告诉他们这不是气球，要玩气球，下次爸爸去县城买。

种羊好不容易找来了，一头长着两弯长长犄角的公羊，有着硕大的蛋蛋，绒毛丰盈，体态壮硕。达杰很满意，在他一旁的妻子卓嘎则腼腆地笑着说：有点像你。

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卓嘎感到生活压力沉重，她每天除了辛勤工作之外，还要满足丈夫每晚的求欢，她为自己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当仅剩的两只避孕套被孩子拿走后，立刻赶到卫生中心，要求女医生周措给她结扎。医生给她安排了下个月的手术，为防万一，周措将自己的一个避孕套给了她。

另一方面，故事的线头来到了县城中学，学校放暑假，卓嘎的妹妹阿尼来学校接大外甥江洋回家。阿尼是一个尼姑，她头上戴着帽檐很长的形似倒扣的簸箕的僧帽，几乎看不见眼睛，身上则是一袭红色的袈裟。她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旧日恋人。他是阿尼的中学同学，原来他近来被调到这里做老师，还是江洋的藏语老师。寥寥几句对话中，似乎双方都有难言的纠结，而阿尼出家人的身份让她欲言又止，临走，男老师给了阿尼一本自己写的书《气球》。

现实的因果与转世的神话

阿尼带着江洋回到姐姐家中，在闲谈中，大家说起江洋是奶奶的转世，证据就是江洋背上有一颗痣，正好和奶奶的位置一模一样。两个小男孩便嚷嚷着要看。晚间江洋给爷爷搓澡的时候，他便掀起衣服，让弟弟们看背上的痣。这里有一段很美的镜头，亦如开头那样梦幻，突然间这颗痣脱离于江洋的身体而独立存在，它幻化出一个洁净如水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男孩们赤身裸体地在沙地中奔跑，嬉闹，空间和时间都变得意味深长，犹如融化了一般。

在这部电影中，最令我沉醉的就是时不时在细节处凝固的慢镜头，仿佛时间被拉长了，现实在凝视中变得抽象而意味深长。

故事的转折依然是“气球”带来的，男孩们又一次在父母枕头下发现了一只“气球”，这一次，他们将“气球”和邻居的孩子交换来一只哨子。在他们心中，气球就是气球，他们尚不知什么是禁忌。

而找不到避孕套的达杰仍然没有停止“种羊”的行为，虽然严格来说，这也不能说是他不尊重女性，但客观上他还是加重了卓嘎的负担，但是卓嘎除了腼腆委婉地提醒，并没有进一步抵抗——在婚姻中，或许许多女性都是这样，并不是藏族女性特别顺从，许多女性在婚后都会默认丈夫对她身体具有无限的权利，并且这种情况下不配合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于是，不可避免地，女性的沉默变成了她们对于命运变得被动的开始，有时候也是结束。而在卓嘎的情况中，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复杂，那就是爷爷的突然去世。

在达杰归还朋友种羊的那天，爷爷突然发病去世了。达杰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找到上师询问爷爷的灵魂去向何处，上师告诉他：老人家会再次轮回转世到他的家中。

而卓嘎也在此时发现自己怀孕。或许是再次怀孕一事振动了卓嘎，或许是医生周措的建议打动了她，又或许，是她破天荒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对命运的权利。这一次，卓嘎想要采取主动，她要拿掉这个孩子。

卓嘎对信仰的态度，似乎一直是模糊的。

比如，她一方面很惋惜妹妹阿尼出家为尼，但当她看到阿尼拿着昔日恋人的书时，又毫不犹豫地将它扔进了火炉，说希望她出家以后就不要再想这些。后来，阿尼的恋人找到卓嘎，说想要澄清一些事实的时候，卓嘎也不给他这个机会，并且将烧焦的书一并还给了他。

似乎卓嘎的内心一直被两种信念拉扯。一方面，她囿于传统和宗教的束缚，恪守本分，相夫教子，对于宗教虽然没有很深的情怀却也十分尊重；另一方面，她又出于实际的生活考虑，时常将传统和宗教放在一边，如果说在对待妹妹阿尼的态度中，卓嘎是模棱两可的，那么在堕胎这件事上，卓嘎可是立场鲜明，一点犹豫都没有过。

她甚至在和达杰的争执中说出“上师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这样的话，也因为这句话，她得到了达杰的一个巴掌。

但是即使这样，她也没有一刻妥协，她自己一人偷偷来到卫生所做堕胎手术，如果不是达杰和江洋闻讯赶来，她几乎要成功了。

在这件事上，全家都和卓嘎对立，达杰自不必说，他不在乎多付一些罚款，多养一个孩子，多卖几头羊，他要的是爷爷的灵魂转世，要的是延续这份孝心；阿尼出于身份或是信仰，她也劝卓嘎不要堕胎，哪怕她自己曾经就做过这样的事（电影中没有明说，但暗示如此）；江洋也站在父亲一边。一股强大的信仰力量与卓嘎务实的精神对峙着，而整件事中最应该负有相关责任的两个小儿子和那三只“气球”，却在此时变得无足轻重了。

女性的困境

卓嘎的抗争并不强烈，或者说她的抗争也是沉默的，她从来就没有过太多的话语权。在家庭中，她总是扮演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于是，她也默默承受了数次生育之苦，以及抚养孩子的大部分重担，此前她是无怨无悔的。而这第四个不请自来的孩子，成了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卓嘎无法承受的，也许不止是生育本身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窘迫，她或许更无法承受的是，全家人用各种各样自我的观念和集体的宗教信仰来对抗她，迫使她生下这个孩子。她对自己身体，对自己人生最后一点主动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卓嘎的眼泪在那一刻抑制不住地掉。她知道自己输了。

那么，卓嘎会因此而站到批判的立场吗？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她在送走阿尼时对她说：我觉得你做尼姑也挺好的，至少不用像我这样不停生孩子，或许我有一天也会去做尼姑——这点表明，尽管是宗教的力量阻止了她堕胎，给了她生活的压力，但宗教仍然是她精神的皈依，或者说某种寄托。

正如出家的阿尼依然牵挂着旧日恋人那样，宗教和信仰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人生中的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将烦恼勾销。对于卓嘎而言，她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她尚没有理清自我、身份和信仰这些命题。这不仅是一个藏族女性的困境，也是许多当下社会中女性的困境，在母亲、妻子、女儿、职员这些社会属性之下，女性首先要确立的是“人”，是独立于任何人而存在的自我。

无力的结局

达杰卖掉了一头羊，得来的钱送江洋去学校，付他的学费。在回程中，他路过县城的小摊，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是气球，他的小儿子们心心念念的气球。他若有所思地下了车，买了两只红色的大气球，然后一路骑着摩托回到了家。

影片就要结束在这里，一切回归到了气球，只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气球。

两个孩子拿到气球只开心了不到一分钟，一只气球便弄破了，另一只则在互相争夺中失手，飘向了深邃碧蓝的天空。

人们看着天空，那象征着欲望、因果、神秘力量的气球，轻盈地飘离了人的掌控和视线……这一结局是无力的，人们望向的并不是救赎和信仰的所在，而是他们无法穿透的某种宿命——和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