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最后一年种麦子的时候,扎了几个造型古怪的稻草人立在麦地的中央。割麦结束后,这些稻草人就会被焚烧,化为灰烬。
我们家住在山上,没有水田,也就无法种植水稻。山里的稻草人(因无稻草或被称为草人更准确)就是拿木棍或竹棍架一个十字,用麦秆或苞谷秆填充出草人的头部和四肢,再穿上一些陈旧的衣物,或缠上破布或绕上塑料袋,一个稻草人基本就做成了。
早些年,我们家还种一些麦子,奈何山地坡陡,产量有限,且割麦本就是一个辛苦活,还要打捆运回去、摊在院子里晾晒,遇上阵雨天还要手忙脚乱地从庄稼地里跑回来把麦草抱进屋里,即便碰上了几个大太阳的好日子,也要挥动连枷打麦脱粒。这活极为辛苦,对臂力的要求非常高。干这活时院坝里烟尘滚滚。那会儿口罩还是稀奇之物,我只在镇上见到弹棉花的两口子在用,即便在医院也很少见到有戴口罩的。山上就更不会有了,随便找一条毛巾打湿了拧干,捂住口鼻在后脑勺一缠,打个活结就开始干活。
我八九岁的时候,干过这活,不过那时已经不种麦子了,而是用连枷打黄豆。刚开始干的时候还很兴奋,充满了新奇,觉得这活也不过如此,十分钟后,手臂就开始发酸发麻,节奏减缓,连枷板也甩不起来,只好草草收场。浑身上下,衣裤的间隙里都落满了黄豆叶子的碎渣和灰尘,奇痒难耐,就连鼻腔里也被异物堵住,嗓子发干,头发灰蒙蒙的似白雪落雾,身上没有一处是安逸的。我每次看到母亲她们将黄豆以低价卖出的时候,心里都是极难受的,但又无法,日子总是逼迫着你往前走,很多时候生活根本就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
我记忆中,家里最后一年种麦子的时候,我们还和婆婆、叔伯们住在一起。麦子种在上万里侧面的一块地里,那片地十分宽阔,麦子青青的时候,清风漾动,麦子似深不见底的湖水在摇晃。
那年,我还在糖坊里读小学。放学回家的时候要经过那片麦地,一整片的麦地中间只有一条小路穿过,隔着远处几乎看不见路的痕迹。只有几个造型古怪的稻草人立在麦地的中央,它们穿红戴绿,像是丢失帆船的水手一样静立,衣袂在浪花中摇摆。
我的同学卢小平比我大两岁,胆子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他随身带着打火机,应该是从卢伯伯手里拿的。我们经常在学校对面的林子里捡一些杂草和干柴枯枝,用卢小平的火机点了,看见青烟里生出一堆火来就莫名地高兴。这些事,自然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卢小平手中的打火机,一块银白色的方块,看上去很陈旧但给人一种很有分量的感觉,更关键的是,打火机里面有两个滑轮,让它成了打火机中的“贵族”,用大拇指轻轻一擦,火苗就蹿出来了。
卢小平把打火机看得很金贵,无论我们拿什么东西跟他交换,他都不干,只能看,连摸一下都不行。我们先是假装生气,不跟他玩了,可人家到底比我们要大两岁,这点把戏毫无意义。
卢小平原本可以从陈家院子直接回家,但为了放学多陪我玩一会儿,他选择了多走一截路。什么概念呢:卢小平家、陈家院子、麦地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卢小平走了三角形的两条边。
我们在麦地跟前准备分开,卢小平突然来了兴头。
卢小平问我想不想吃麦子,那时饭都吃不饱,别说是麦子了,随便什么能填肚子的东西我都不挑。
我说,麦子在哪儿呢?
他努了努嘴,眼神却在我们家的麦地上扫过。
我说,这咋吃?还没熟呢?
卢小平说,你真是个书呆子,我有火呀?我们烧麦子吃。
我对麦子确实不熟,烧洋芋烧苞谷是家常便饭,烧麦子还是头一次听。虽然是自家麦地,但我想想也不差我们吃一顿。我准备拔麦子,卢小平捉住我的手,说这样不就被发现了。我们绕到麦地的另一侧,只抽了穗子。他随手薅了一把枯草,我们就躲在岩屋里烧麦子吃。火舌把麦壳烧得黑黢黢的,还是卢小平会吃,放到手里一撮轻轻一吹,麦仁就卧在掌心,清香扑面而来。
味道倒是其次,关键是过程比较刺激,他在岩屋里烧麦子的时候我望风,我抽麦穗的时候卢小平望风,他说即便被发现了,也没事,在自家地里抽点麦穗算什么?而我竟然稀里糊涂被他洗脑,特别是在上万里这个背阴的地方,母亲失火烧山才过去没多久。任何突然冒起来的烟雾都会让家里人感到不安。
后来,学校对面真的燃了一场山火。幸好当时天气阴沉,并没有招来大风,否则那坡度人爬都费劲,更别提救火了。火是从夏家地里冒起来的,当时是下课时间,夏老师也懒得管我们,任由我们大吵大闹,大喊大叫。
突然一个眼尖的女生说,冒烟了,紧接着就慌乱地传着跑山了(当地方言,意为大火烧山)。就有人跑到夏家去报信,只见夏叔扛起锄头就往地里跑,我们看到他慌张窘迫的样子,哈哈大笑,连上课的心思都没有了。
这时,夏老师敲响了挂在教室门口的钢板。夏老师是一个老头儿,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他对学生也很宽松,我们也不怕他,更重要的是没有家庭作业。
钢板的铃声撞到操场旁边的山石又被弹回来了,我们扭扭捏捏不舍地往教室里走。紧接着我们看见胡家和梅家也开始出动了。夏老师对对面山坡上的事情毫不知情,他一下课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休息,通常把门关得紧紧的,嫌我们吵闹。
夏老师弓着背在黑板上写课本上的题目,写到一半,感觉不对劲,一转身,我们都转着脖子,望向对面。他索性也不讲课了,说让我们自习。我们看得出,他也很关心对面的火势。
那时,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混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就在大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时候,我发现,最后一排空了一个座位。紧接着,卢小平趁着夏老师不注意溜了进来。我当时对他十分佩服,他每次都做着我们想干但不敢干的事情。像我吧,胆子就比较小,上课的时候内急,好不容易举了一次手,夏老师听了后,说就十几分钟了,让我坚持坚持。我只好憋着,双腿越夹越紧,屁股在凳子上扭来扭去,好几次都濒临“决堤”。卢小平就不一样,他直接溜出去解决完了,再悄无声息地回到座位上。本来老师让憋着也就憋着,可是卢小平这么一来,就破坏了我心中的平衡,总感觉自己吃了亏一样。
火很快就被灭了,人们坐在坡地上开始胡吹,相互递烟。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应该是有人恶作剧,一般成年人绝不会这么无聊,想来想去只有小孩子嫌疑最大。
果然,夏家还是找上了门。
夏叔当时很生气,我们没有想到那么温和的一个人也会说出那么凌厉的话来。我们大多离学校都比较远,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自己把饭菜带上,到了学校先放下书包,端着饭菜就去夏叔家的地炉子旁煨着。夏家下地干活,也不锁门,大门虚掩着,这样到了吃饭时间饭菜还是温热的。那时我喜欢吃土豆片,会央求母亲多放点油和豆豉,搪瓷缸子烤在火边,最底下的一层土豆片变得焦黄香糯,实在妙不可言。
夏叔说,有人在挖地的时候,看见了是一个学生放的火(这当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要主动承认,他可以不追究,也不会告诉家长。更重要的是,他在地里还捡到了一个打火机,要是装聋作哑就交到村上,让他们找派出所的民警来调查。
那几年,山上经常失火,弄得村镇干部的压力特别大。于是,就有干部到学校里面去宣传,说不要在林子边上玩火,弄不好就要烧山,要把家里的所有家当都拉走,特别严重的还要坐牢。
接着,夏老师也说了一大堆无比正确的话。但教室里先是一阵寂静,接着大家就开始交头接耳。这种事情,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谁也不敢开口。我看了一眼门口的卢小平,总感觉他神情怪怪的。在我们眼神相遇的那一刻,他显得有些慌乱,然后避开了。
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到底是谁去点的火,大家只能是各自小声嘀咕着。夏叔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愤愤离去。走之前,撂下一句,书都读到狗屎里去了。
而夏老师也在故作发怒地训斥了我们。然后,放了学,把钢板取下来放在讲台上,锁好门窗,就下山去了。夏老师的家在义河,他每天往返于两地。
前面几个女同学嘀咕,尽管声音很小,我还是听到她们认为很可能就是卢小平点的火。这个很可能就很要命,它介于是与不是之间。况且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我又看了一眼卢小平,他脸红得更厉害了。他说,我没有。我点点头,有敷衍的意思。
我想说,我相信你。但我没有底气说出口。我又回想了一下,当时课间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卢小平,加上他又在上课之后才从后门进来,他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去点火。
两个女同学的家离学校很近,蜿蜒的小路上只剩下我们两人。他从路边捡起一根木棍握在手里,用木棍将伸出路边的刺玫拦腰击断,我突然觉得他有些害怕。
我们走了很长一截上坡路,都没有说话。快到陈家院子的时候,我说我能看看你的打火机吗?
他眉头一紧,怒气上脸,终于蹦出了那句压在心底的话,你是不是也认为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他也没有给我思考的时间,几乎在一瞬间,他从岔路上回家了。他终于走了三角形的斜边。
第二天我们都不好意思把饭菜放到夏叔家的地炉子上,站在夏家门口徘徊了很久。卢小平过来跟谁也不打招呼,很从容地把洋瓷碗放了进去。
见他安然无恙地出来,我们也进了屋,地炉子旁很快围满了花花绿绿的碗和盘子。
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卢小平都能放,我们就更能放了。这里自然有一个前提,在没有任何举证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视卢小平为纵火者,且心安理得地觉得应该高人一等。
夏老师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早,我们放学的时间也跟着越来越早。
没几天的工夫麦子就黄了,细长的麦芒让整个麦地变得格外耀眼,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一个词叫针尖对麦芒。现在想想,当时我和卢小平的关系,大概就有点这种意思。每天放学后,他走在前面,走走停停,我走在后面,追一截,歇一截,总是保持着一段让我们不会彼此尴尬的距离。
很快麦子就被收割了,偌大的陡坡一下子变得空旷了起来,只剩下几个奇怪的稻草人在空中胡乱挥舞着衣袖。麦地上的麦子虽然被割走了,但是地里仍然残留了一些麦子。我准备捡一些麦子回家,捡着捡着就没有了心气儿。我把麦子扔在地上,搓出麦仁,送到嘴里,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想的却是卢小平烧麦子的味道。
阳光从麦地里逃走了,天色一下子暗沉下来。斑鸠低沉的呼唤和冬鹪鹩长声的急响交替在林子里出现,原本动听的鸟声一下子变得可怖起来。我快速地往前跑去,下到沟里,流水声似乎也变得凄厉,身后更似有什么东西追上来。
我不敢往回看,额头上的汗水淌下来。斜长的一条路在阴坡,我感觉这条路在生长,给人一种永远走不到头的感觉。可实际上我已经走到上万里的对面。我又看了一眼麦地,麦子被割走了,那片土地像是一个巨大的深坑摊在坡上。几个无辜的稻草人正在遭受活埋,它们不再是稻草,仿佛真的变成了人一样,在奋力挣扎着。
更可怕的是,那些稻草人从上万里追到了梦中,在梦里我无路可逃的时候,竟然喊出了卢小平的名字。
婆婆听了我的描述,她说上万里本就背阴,小娃娃火眼低,能看到一些脏东西也不奇怪。她还说,当年插在地里的稻草人必须要烧掉,要不然这些稻草人吸附了游魂野鬼,就成了精,不仅在地里不帮忙照看庄稼,还有可能祸害主家,一定要烧干净。
婆婆都这么说了,我对稻草人便平添了几分恨意。
烧稻草人的那天是个阴天,麻雀成群在葛藤上上蹿下跳,冬鹪鹩的声音如铃铛在四周盘旋,或许因为有大人在身边,同样的鸟声却在这一刻变得疏朗通透。
我问婆婆,地里还有些麦子为什么不捡一些。
她说,不是不捡,是留给这片土地上的活物的。只有留给了它们,我们睡在麦草铺的床上才能安稳。
我们说着话,身后有人影的感觉再次出现。我转身过去,正是卢小平,他的身后还有一条猎狗。
在婆婆的指挥下,我们把稻草人拔掉,堆在一起。
婆婆说,你们的任务都完成了,烧了吧,你们也好尽早寻个安身处。
婆婆的话激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总感觉后背发凉。一想到,平时上学的时候,每次都从这些稻草人身边路过,我就感到后怕。
人一旦害怕,就会被恐惧所拽住。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婆婆的火柴在我的手中失灵了。这时,一只粗糙的手递过来一个银白色的打火机,火光映照在我们的脸上。我看了一眼卢小平,他的脸更红了。
稻草人在火中欢笑,灰烬中闪烁着它们扭曲的形体,一个个壮硕的水手扑向了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