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九九年春天，我在盐水镇第一中学读初中。母亲在我手腕上系了一根红绳。她在菜场遇见一个和尚，那和尚算出这一年我有无妄之灾。她把买猪肉的钱都给了和尚，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只能吃白菜炖豆干。她把红绳系得很死，过水后在我手臂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红色，怎么都洗不掉。后来，我在班上看到了好几条一样的红绳，他们的餐桌上也少了一道肉或者鸡蛋。

母亲说，人这一辈子，就碰上这一个千禧年。千年难遇，图个心安。

我妈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愿意用一块猪肉换心里的安定。我爸则一口咬定她是被那和尚给骗了，在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一块豆干都没碰，撂下筷子去达明叔家打牌。豆干并不好吃，又硬又柴，我还是全都吃完了。我爸大约是凌晨一点回来的，那时我躺在床上，听见他轻手轻脚地开门，心里竟然有些羡慕。这个年纪，仍然有一个可以让他任性离开家的去处。达明叔是他的发小，他们聚在一起，总有打不完的牌，喝不完的酒。

我的性格不算孤僻，但很懒惰，我很少找别人主动搭话，也不会主动举手展示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大部分时间，没有朋友并不使我感到孤独。在放学的时候，我总是会慢吞吞地收拾东西，踩着叽喳叫喊的余温，顺着风的方向，最后一个晃出校园。

盐水临海。从学校走到海边，不过十分钟的路程。空气中带有淡淡海水的咸味，阳光并不刺眼。云懒懒地趴在天上，在静止中流动着。不想回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海边待到天黑。在太阳完全被吞没前，海面也被染成金灿灿的橘色，风一吹，鸟一啄，就碎了。我拍了拍书包上的沙砾，回家迎接我妈的臭骂。她并不认为我是个坏孩子，但只是出于母亲的责任，对于晚归，她觉得有必要教训我一下。我爸又去达明叔家打牌了，餐桌上只剩下清脆的数落和一盘又硬又柴的豆干。我一块不落地吃完了，胃里仍然空荡荡的。我对这一切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旁观态度，闭着嘴巴，张着耳朵，支着两脚，观察周围的同学，观察我的父亲母亲，直到一阵风来，将我真正卷入自己的生活里。

那天是周五，父亲的生日。离开家的时候，我妈嘱咐我早点回来，晚上是能吃到奶油蛋糕的庆典。最后一节课铃响起的同时，我就冲了出去，门口已经挤满了热切期盼的家长的眼睛。门卫大叔姓何，背厚腰粗，我们在背后叫他“河马”，因他有对一发火就亮晶晶十分显著的门牙，仿佛要翘到脑门上去。此刻，河马叉着两手站在门口，亮着牙，大声吆喝，别插队！按班级排队！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像防止泄洪一样，门口只开了两人宽的窄道，我被推搡着挤出去，默默浮在队伍中间，过了门，崽子们就四散开去，像汇入大海的支流，河马仍在后面大叫，保持队形！队形！没人理会。只有我还紧紧跟着前面那个把马尾束得高高的女孩，她的脖颈很白净，像一截藕似的，一跳一跳，莫名吸引着我。

就在此刻，一阵大风猛地袭来，我下意识低头。海边的风常常说来就来，不讲道理，我紧紧地攥着书包，里面装着给父亲准备的礼物。一记沉重的闷响，一团黑黢黢的事物从天降落，正砸在高马尾女孩的后脑勺上，她还来不及发出声音，就在我面前直挺挺地栽了下去。

此起彼伏的尖叫和慢慢渗入地面的深红色混杂在一起，向我压过来，我这才看清楚，砸下来的是一只棕褐色的花盆。

风并没有停下，它把花盆里那朵破碎的紫花吹得更远了，直到完全消失在视野当中。等我再次反应过来，已经在派出所里。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就连过生日的父亲也来了，这或许是他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没有奶油蛋糕，也没有我和我妈的吉祥话，只有硬冷的板凳、哭声和喊叫。警官黄何把我们带到问询室，只来得及给我倒了杯水，便被人拉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爸等得有些不耐烦，三番五次起身要去理论，被我妈劝住了。我环顾四周，在不远处的另外两张长凳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女孩有一张标志性的圆脸蛋，透出一种倔强和沉静。男孩矮胖且壮硕，脸上还挂着泪痕，不停地用手搓着自己的衣角，一个年轻的妇人将他揽在怀里。他们也在那列随机生成的队伍中间，与高马尾的女生几乎并排，与那阵风擦肩而过。

我们三个没有说话，偶尔互相看一眼，立刻把视线错开。但我们很快被同一样事物所吸引，黄何留在桌上的BB机。它像个活蹦乱跳的生命体，时不时地发出清澈的鸣叫“哔哔——哔——”，两短一长，上面闪烁着一行字，速给薛静仪回电。薛静仪显然是个女人的名字，我的脑海里浮现一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在电话旁边焦急地等待着。

你要我怎么活啊！外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号。

BB机不停地响，两短一长：速给薛静仪回电。

她是被害死的。哭号变成了控诉。

四周安静得要命。

门被猛地推开，黄何一脸倦容地走过来，挥了挥手，你们三个，谁先来？沉默过后，父亲推了我一把。其他人去门外等。你不要紧张，先坐。这是黄何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仔细打量着面前的人，他是个看起来沧桑且英俊的年轻人，面庞还透着稚气，鬓角上已经有白发冒出来。我完完整整地讲述了我看到的，那阵风是如何迅猛而毫无征兆，高马尾是如何倒下，中间一度我因为不由自主的发抖而讲不下去，他放下笔，走过来，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末了，他问，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你的BB机在响。我说。他一怔，其他警官都笑了。谢谢你，小姑娘。

我走出来的时候，像个英雄似的，我感觉到女孩和男孩的目光紧盯着我的后背。我走了几步，回过头，做了个无声的口型：别怕。

女孩叫毛豆，男孩叫坦克，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们会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痕迹。

回到家，我从书包里掏出准备的生日礼物，一只用毛线织的小狗，两只耳朵已经在混乱的挤压中脱了线。我爸愣了几秒，像个小孩似的抱住我号啕大哭。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捻着那根红绳，喃喃地念“佛祖保佑”。黄警官告诉他们，我再往前多走一步，花盆砸中的就是我的脑袋。六层楼的距离，花盆坠下，没有抢救的机会，那女孩当场死亡。

我在校门口见到了高马尾的母亲，旁边坐着一个木雕似的男人，两人杵在大门的正中央。她举着雪白的牌子，牌子上写着鲜红的四个大字：还我女儿。河马在他们身旁急得打转，他打着手势，示意看热闹的过路学生快走。

我经过时，头低低的，能感到一道灼热的目光跟上来，在我即将走进去的瞬间女人一把扯住我。我那天看见你了。她的脸离我很近，凹陷的两颊在抖。你凭什么说我家女娃是被花盆砸死的？她是被人害死的，你晓不晓得？她说，妈妈，在学校里有人要害我。你就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为什么不帮她一把？她紧紧拽住我的小臂，指甲掐出血痕，我想甩开她，胳膊却使不出劲。河马一把将她扯开，没想到她像一片枫叶似的，轻飘飘地跌到地上。人越聚越多，她又站起来，伸手就往河马头脸上抓挠。我用这条老命跟你拼了！她号哭。登时，河马的脸上多了几道血印子。混乱中，有股力量一把将我拉出来，毛豆攥着我的左手，坦克拉着我的右手，往外跑去。

我两腿发抖，根本使不上劲，一骨碌跪在地上。他们俩左肩右肩地架起我，一瘸一拐地向前奔去，一阵风似的，到了操场边上，我喘着粗气，打量着：三个人狼狈极了，我的膝盖跌破了，女孩的头发早就散了，男孩的手臂上也有几道红红的血印。

这两天不要来学校了，给你们放个假，先避一避。在这儿等着，不要乱跑，通知你们家长来接了。年级主任的油头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静悄悄，上课铃早就响完了，太阳不言不语地照着。

我们三个从后门蹑手蹑脚地溜了。走到分岔口，心里五味杂陈，谁都不想就这么回家。想不想去海边？我提议。他俩的眼睛亮了起来。于是，我们去了我的秘密基地。我们在沙滩上挑选石头，比谁打的水漂又多又远。挑花了眼，海滩上的石头未经雕琢，却有着美妙的形状，如柳叶，如鸡蛋，如呼啸的子弹，轻盈地打了几个旋，再重重地坠进水底。最后，毛豆和我躺在沙滩上，混了满身泥，嘲笑着坦克。他不敢靠近，怕弄脏了衣服回家被骂，直挺挺地站着，像个三好学生。

听说她是学跳舞的，就在我隔壁班。坦克说。好像见过，元旦晚会上，她有个独舞节目。我说。那阵风太他妈邪门儿了，我妈说天气预报里没有风。毛豆说。花盆砸下来的时候，离我那么近，土都溅到我嘴里。坦克说。

太快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当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太阳渐渐落到海里了。我们几个拍了拍衣服上的沙砾，各回各家。

母亲去护士站上夜班，父亲大概又去了达明叔家打牌。饭桌上留着给我的一碗饭，吃着吃着，骤然露出一块真正的红烧肉，卧在饭底下。旁边留了一张字条：明天不要去上学了，在家待着吧。我坐在餐桌旁，缓慢地嚼着那块肉，突然一阵反胃，一下全呕了出来。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会和自己玩一种叫作“屏住呼吸”的游戏，在心里提前拟好一个愿望，在某个瞬间开始闭气，三十秒，如同突然按下暂停键，这期间如果周围没有任何扰动，就预示着心愿能够实现；如果出现任何响动，比方说突然有人走进来，或者电话铃声响起，就失败了。这是我发明的占卜法。

那天我许的愿望是：不要一个人度过这一天。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滴答，滴答，滴答，水滴落下，时间静止，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差一点，落空了，我悻悻地去接电话。今天要不要出来玩？我是毛豆。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因为我是毛豆。她又重复了一遍。要不要一起出来玩？当然！我从床上跳了起来。

我们在步行街会合，一路经过了盐水镇的菜市场、超市和海关大楼，向港口的羽毛球场进发。偶尔有好事者路过，看着我们三个。逃课出来吧？爸妈晓得遭打哦！坦克走出好远，回头比了一个中指。关你屌事！那天风很大，羽毛球被吹得歪七扭八，落到海里，又被涨潮的海水带回岸边，像一只湿淋淋的海鸟。后来去了游戏厅，毛豆和坦克在拳皇游戏里杀红了眼，把我口袋里的零用钱也花了个精光。赊账未遂，被赶出来，又回到大街上闲逛，用最后几毛钱买了一包可乐冰，三人分，冰块嗦到没味道，在嘴里来回咕嘟，慢慢化掉。

我们都渐渐回过味来，无所事事也是一种惩罚。从港口转回镇中心，又回到了学校门口，我第一次感觉到，盐水镇真小，就像被人握在手里的一颗核桃，转两圈便摸清了里面雕刻的构造，清晰而又无聊。大门向我们敞开一条两人宽的窄道。那对父母仍坐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两尊门神。铃声突然响起，门神活了过来，开始四处张望。一张张稚气的脸从门后涌出来，他们仔细辨认着，似乎要从中找到自己的女儿。

我们在暗处徘徊。毛豆说，我没做错什么，就应该大大方方地走进去。坦克说，但她掐起人来真疼啊。毛豆说，胆小鬼。坦克说，有本事你先进。我说，要去就三个一起，谁都不能被落下。他们点点头。

最后一拨学生稀稀拉拉地走出来，我们瞅准时机，向大门走去。那道门对我们来说像一座巨大的坟墓，难以逾越。我走在中间，毛豆和坦克一左一右，紧紧地贴着，快要把我的胳膊拽掉。逆着人流，我们被冲散，又聚合，心怦怦地跳，腿肚子打战，不受控制地向前迈，不敢回头。直到冲过了那道“防线”，远远地，我意识到，那个疲惫的母亲压根儿就没能再认出我们来，她用全部的力气倚在门框上，成了一扇永远也关不上的门。

回到学校，有无数双好奇的眼睛盯着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就突然死了？我们反复描述着大风刮来的那一刻，小心翼翼地，吊人胃口地，不厌其烦地。但无论描述了多少遍，有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头回荡：是谁选中了那个姑娘，让她永远地停在了放学路上，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们？我们三个在她的左右前后，再进一步，或再晚一步，那个花盆砸中的，不偏不倚，就是自己。

从那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朋友，我们三个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用毛豆的话来说，这是“生死之交”。

2

毛豆是我们当中最早熟的，这同她的家庭不无关系。父母吃的是公家饭，一个在海关大楼，一个在银行，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海关大楼上挂着一座巨大的钟，我们家的表都是用那块大钟来校准时间的。我们都有点怕毛豆的爸爸，他看起来就跟那口钟一样一丝不苟。毛豆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快乐，有一阵，坦克的父母在闹离婚，她语出惊人。如果我爸妈也闹离婚就好了，这样他们俩就不会合起伙来对付我。

毛豆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她不是传统观念里的漂亮，脸上带着没褪去的婴儿肥，五官像一团未发酵的面团挤在一起。她操心的是自己的恋爱问题，终身大事。她喜欢上班里转来的一个俄罗斯男孩，叫安德烈，长得像课本里的希腊雕塑一样，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皮肤雪白，额前用发蜡固定得一丝不苟。他中文很差，一急就冒出一串谁也听不懂的俄罗斯话，鸟叫似的，抑扬顿挫。毛豆天天给他变着花样带中国零食，还帮他补习中文。毛豆说，安德烈邀请她去贝加尔湖，据说从盐水坐船出发，一直向北，二十天后就能抵达莫斯科。等蓝冰化成水，他们就可以一起去钓鲑鱼了。她对安德烈一腔热血，伸出双手拥抱国际友人，她在课桌里放了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标出贝加尔湖的位置，强迫自己喜欢上烟熏咸鱼，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颇为时髦的英文名，Model。

然后，安德烈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打听到，安德烈的父母是来援建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因为工作调动，又回到俄罗斯去了。毛豆心底宛如原子弹爆炸一般，冲起一股蘑菇云，交织着气愤、遗憾与难过。她恨恨地说，我就当他死了。可是她仍然把他的学生证照片偷偷夹在书里，直到她有了新的目标。

新的目标是黄何，毛豆对他一见钟情。黄何约莫二十出头，年龄不是问题。他们中间的阻碍，另有个响当当的名字：薛静仪。坦克笃定这是黄警官的女朋友。毛豆说直到那天她最后一个走掉，黄警官都没有看一眼BB机。薛静仪应该很生气，搞不好已经分手。

过段时间，我们在学校里遇见了黄何。他从校长室里出来，正和屋里的人握手，黑色的BB机别在腰间。坦克中气十足地叫，黄Sir好！他笑眯眯地走过来，是你们几个呀。毛豆指着BB机，小心翼翼地问，黄Sir，你给薛静仪回电了吗？黄何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做了个“嘘”的动作，连我妈都不知道薛静仪这个名字，你们几个倒是念上了。

他带我们几个去了“得胜鸡”，点了炸鸡、薯条和冰可乐。我们吃得满嘴是油，黄何贴心地把纸巾发到我们手里，说，吃了我的饭，就要帮我保守秘密哦。薛静仪这个名字，以后不要再提了。为什么是秘密？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我问。你们分手了吗？坦克问。你爱她，她也爱你吗？毛豆问。

这么说吧，她是对我很重要的人，但我们不能以男女朋友的身份相处。黄何露出一种被咬到舌头一样的别扭神情。

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我有些气愤，引得邻桌纷纷侧目。黄何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还小。

嘁——坦克很大声地吸溜着可乐，表达着不满，我们能看懂的东西，比你们想象的多多了。就是，我们还去给你做证了。毛豆蔫蔫地附和。黄何又恢复了笑眯眯的老好人模样，是，这个案子多亏了你们。真的有人要害她吗？哪有的事，就是在学校跟同学吵几句嘴，花盆掉下来纯属意外，没半点关系。那她爸妈呢？案子结了，拿了赔偿，回老家去了。就这么回去了吗？摊上这种事，能怎么办？趁着还年轻，再生一个吧。黄何耸了耸肩。

在一种古怪的氛围中，我们吃完了这顿饭。毛豆提出了一个请求——看看薛静仪长什么样子。黄何拗不过我们，从钱包夹层里抽出一张对折的照片。“哔哔，哔——”他的BB机又响起来。他看了一眼，我要走了，你们慢慢吃。记得答应我的事。丢下这句话，他匆匆消失了。我们很失望，在此之前曾想象过许多薛静仪的样子，我的版本是张曼玉，一个背如纸般瘦削、一头卷发、穿着高跟鞋的时髦阿姐——可照片里是个胖胖的普通的女人，圆脸，浓眉，嘴唇红红的，灰呢子大衣，有点像成年后的毛豆。

盐水刚开始筹建核电站的时候，我妈是反对派，我爸是拥护派，他们在餐桌上打得不可开交。我妈说，知不知道核泄漏有多恐怖？它不是让人立刻死掉，是让人全身畸形，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掉。我爸说，你总是担心那种最不可能的事情。真有那么一天，那就大家一起死掉好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核电站建成了。大家立刻把烦恼丢到脑后，房价起来了，电费便宜了，工作机会也多了，配套的教育资源也好起来。千年难遇的机会，为什么不要？镇上建起了好几个四星级大饭店，专门为了接待洽谈生意的外地老板。五羊宾馆是其中最气派的一家。毛豆跟着她的海关老爹，参加过不少五羊宾馆的酒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见到了薛静仪。

穿着五羊特制旗袍的薛静仪，简直同照片里的土气相比，换了一个人，旗袍衬托她的身材凹凸有致，一眼望过去，有山峰有平地有幽谷。她戴着一副黑色皮革手套，举着一瓶酒，嗓音很亮，像拧好的麻绳头上那一截彩，让人不由自主地抬起目光，跟过去。她问，老板，要酒吗？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她那张擦着胭脂的脸上开了花，颊上的痣飞起来，像刚拆封的荔枝罐头，清甜可人。

毛豆尾随着薛静仪的旗袍去了员工休息室，嗒嗒嗒，粗跟鞋有力地敲击着地面。她悄悄推门进去，薛静仪和另一个小姐妹在盥洗室里对着镜子补妆，镜子边缘还黏着半张九八年的邓丽君挂历。小凤，你的珍珠发卡借我用用。那个叫小凤的女人问，今天开张了？薛静仪说，这个月算下来，轩尼诗十五瓶，马爹利八瓶，经理给我加了三个点。乖乖！小凤感叹，这够得上在盐河买上半平米了。上周那个开桑塔纳的香港人，是不是专点你开酒？薛静仪嗤笑一声，那个老头啊？塞给我张名片，说要请我去半岛喝咖啡、吃牛排，谁知道他有几个老婆，一大把年纪，趁机摸我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从抽屉里掏出一枚细细的金戒指，张开五个指头。男朋友送你的？小凤问。我自己送自己的。心情好呢，我就戴这个指头（她把戒指套进食指），心情不好呢，我就戴这个指头（她把戒指套进无名指），把他们都吓跑。等我攒够钱，就去北京秀水街开家服装店，再也不用看这些男人的脸色。她往嘴唇上抹了点蜜丝佛陀，转身走出去，看见毛豆不声不响地站在这里，吓了一跳，小姑娘，你找谁？

你就是薛静仪？毛豆问，声音发颤。薛静仪点点头。

你是黄警官的女朋友？薛静仪摇头。

如果你不喜欢他，可以把他让给我吗？

薛静仪愣了一愣，慢慢回过神儿来，忽然哈哈大笑，她很久都没有笑成那样，发自内心地，眼泪从两只眼睛中溅出来。在笑声中，毛豆感到愤怒和委屈。她掉头跑走，只听到薛静仪在后面止不住地笑，小姑娘，你太有本事了，我把他让给你啦。

毛豆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薛静仪不喜欢他，就该早点同黄何说清楚。她反复回想那天与薛静仪的对话，痛恨自己嘴笨，话到嘴边就变了味，在她眼中倒像个恶作剧的小女孩，话也当不了真。这一次，毛豆需要朋友的支援。她叫上我和坦克，我们一起去了五羊宾馆。

一连去了五天，没遇上薛静仪，倒是遇见了一回小凤，她穿着一样的旗袍，却差了些说不出的味道。即使心里泛酸，毛豆也不得不承认，薛静仪有种让人一眼忘不掉的魅力。小凤告诉我们，她休假了，过两天才会回来。坦克问，她和黄警官到底是什么关系？小凤神秘地笑了笑，这你就要问她了。

一觉醒来，我推了推毛豆，我们三个在员工休息室里睡着了，竟不知今夕何夕。悄悄打开门，正准备溜走，听见对面包厢里传来清亮的声音。东西落包间了？哦，我还在呢，5003，我给你送上去。半晌，薛静仪踩着粗跟鞋离开，嗒嗒嗒，仿佛一种召唤，我们跟上去。她上了五层，敲开一间房，几句话后，房门关了。周围静悄悄的，薛静仪被吞了进去，我们三个立在楼梯口，面面相觑。

等了一会儿，不见人影，坦克转身要走，我拉住他，盯着毛豆，毛豆说，再等等。她靠近门板，竖耳听了一会儿，我们都听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动静。去叫黄Sir吧？坦克说。等他看到BB机，黄花菜都凉了，去找小凤吧。我提议。

毛豆走到5003门口，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我屏住呼吸。她敲了一下、两下、三下，越敲越密。门开了，露出一张干瘪的男人的脸。我来找姐姐，我爸让我叫她回家吃饭。你姐姐是哪个？男人说。薛静仪。不认得。男人不耐烦地要把门关上。毛豆说，我看到她进去了。都说了不认得，快点滚。男人推了一把卡在门口的毛豆，没推动。我和坦克立刻迎上去，树桩一样立在门边。他的目光在我们三个身上游来游去，骂了一句晦气，把门打开，对着里面说了句，出来吧。

薛静仪从屋里冲出来，裹着一件扯了线的外套。我们紧紧地跟在后面，毛豆的腿肚在止不住地打战。她在夜风里走了几个来回，终于平静下来。我太傻了，我太傻了，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直到小凤到来。她满脸泪痕、失魂落魄地扎进了小凤的怀抱，颊上的痣落下去。夜深了，她和小凤坚持要送我们几个回去，她一手环着我的胳膊，一手揽着毛豆的背，走在我们中间，讲了她和黄何的故事，清亮的声音在夜风里逐渐变得柔和，胖胖的手温柔地从我的后颈处掠过，那个梦幻的夜晚像是对勇敢者的褒奖。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只是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台湾爱情片。有一部片子是我们三个一起看的，侯孝贤《风柜来的人》。里面阿清和小杏之间的那种情愫，恰如黄何对薛静仪。就连结局也很像，小杏离开风柜，去了台北，薛静仪离开了五羊宾馆，去了北京，从此失去了音讯。她的服装店开起来了吗？她颊上那颗细小的飞舞的痣，偶尔会飞到我的脑海中。

冬天的时候，毛豆收到了一封从俄罗斯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有蓝冰，有鲑鱼，还有一串看不懂的俄文。毛豆把它撕成很小的碎片，扔进教室的垃圾桶里，宣告着她的暗恋正式结束。未来的毛豆会爱上什么人呢？离开了很久，我仍旧在想这个问题。

3

朋友之间应当无话不谈。我跟他们分享的第一个秘密，是王安生。王安生是我爸，但他一点也不安生。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一副被宠坏的脾气，也是个没有坏透底的丈夫，工作上从不迟到，按月上交工资，打牌也从不晚点，“跑得快”“争上游”“斗地主”，什么都玩。有时候玩得晚了，他就在达明叔家住下。我妈曾疑心王安生外面有人，让我去找我爸，看他是不是真的在打牌。那地方很隐蔽，我爬高走低，找了足足半个钟头，不到10平米的空间里里里外外挤了20多个人，烟雾缭绕的，扑克牌、烟头、骰子和瓜子皮丢了一地。我爸在正中如痴如醉。

我爸去达明叔家打牌，是从我腿瘸了之后开始的。

我一岁左右，家人发现我怎么也学不会走路。不是情绪上的消极抵抗，而是用尽全身力气，两个腿总是支棱不起来。带去医院一查，发现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不是什么绝症，但对盐水的大夫来说，却是个新鲜事，治过的大夫很少。我妈想带我去大城市看看，我爸却觉得多此一举。他托人找了一个据说在省医干过、经验丰富的王大夫，五十岁的老头，看了两眼，信心满满地说，打一年石膏就能矫正，脱了石膏就是百米健将。于是我被包裹进一堆坚实的固体当中，一动也不能动，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满怀着希望和痱子，熬过漫长的时间。中间发生了一桩意外，老头因为车祸去世，石膏计划转到了他年轻的徒弟手下。此事让我妈隐隐感觉到不详。一年后，石膏被拆下来那一刻，命运显示了它的残酷：我仍然是个瘸子，只不过比从前长高了一截，长短腿更加明显。

我常常最后一个晃出校园，除了性格孤僻，也有避人耳目的意思。很早我就明白，我的腿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不正常最好被遮掩起来，才能少些麻烦。但自从有了毛豆和坦克在校门口英勇救驾那一幕，我就再也无法把自己藏起来。我一瘸一拐地跟在他们身后，遇到水坑或者矮墙，他们就一左一右支起我，跨过去，熟练而敏捷，像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运动会上，毛豆沙地跳远，坦克扔铅球，我是全场最卖力加油的观众。远远地，听到检录台上喊我的名字。初二3班，王瞳，请速至女子400米检录处。王瞳，请速至400米检录处。重复了几遍，我脑袋还是蒙的，身体却已经站起来，向目的地走去。谁会给我报名呢？站在起跑线上，毛豆跑来了，坦克也在，冲我大喊，你疯啦，这是个陷阱，是恶作剧！有人想看我的笑话。发令枪响，来不及思考，我就已经一瘸一拐地冲了出去，那是一种巨大的向前的惯性，我被卡在胸腔里的冲动和激情填满，摔倒，再爬起，再往前，走得越来越快，直到跑起来。我曾经幻想我和我的长短腿为伍，走起路来骨头嘎吱咯吱地响，像是和我不熟。后来有了真正的朋友，它们便自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与我融为一体的时刻。我看到远处的毛豆和坦克，好像满身满脸都是泪水。

那天晚上，我爸没有去达明叔家。我的双腿坑坑洼洼，全是青紫色的肿块和褐色的血痂。我妈一边数落我，一边给我清理着伤口。她用指腹按了按肿得发亮的膝盖，我疼得倒吸冷气。脑袋被驴踢了，逞什么能，跟你爹似的，勇而无谋，把我闺女的腿全耽误了。我爸默默地走到边上，把烟灭了。家里早早熄了灯，死一般沉寂。

课间，坦克神秘兮兮地绕到我身边，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递给我。送你，祝你早日康复。是他舅舅淘汰下来的BB机。现在流行的是新款大哥大，但我仍觉得BB机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挂在黄何腰间一闪一闪，有一股成熟而英勇的味道。你留着用呗。我推托了一下。没事，我舅那儿还多呢。坦克的爸妈离婚了，舅舅在他心中是英雄般的存在，他这么形容：像个风车一样，人高马大，喜欢穿一件白色的皮夹克，能文能武，出手阔绰，能在母亲面前帮他说话，还给他大把的零花钱。

那天回家，我把那台二手BB机递给我妈。把这个送给爸，如果真的遇上什么事，你就不用冒着冷风去达明叔家找他了。我妈问，哪儿来的？我答，同学送的。我妈又问，男同学女同学？我没理她，从鼻子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哼声。我妈偷偷地笑了。

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一个深秋的晚上。几个社会青年敲响了我们家的门，为首的，精瘦的高个儿，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点名要找王安生。

我妈不动声色，你找王安生干什么？

我爸打牌，从不沾赌，这是底线。有一次输急眼，被达明叔说动了，先是小额地玩玩，后来在别人的吹捧中做了庄家，玩一种叫斗牛的扑克牌游戏，一晚上输了十万，借的是高利贷。那张欠条在我爸的口袋里捂了又捂，还是没在我妈面前拿出来。他紧紧攥着，又走进那个烟雾缭绕、不到10平米的空间里，幻想自己大杀四方，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补上眼前的窟窿，赚一笔带女儿去大城市治腿的钱。这样的幻想太过诱人，于是他夜夜沉醉。

我妈又问，孙达明在高利贷中抽几成？

孙达明是我爸的发小，跟他认识三十多年了。他常常说，达明是哥们，是兄弟，是他第三个家人。

嫂子，多的就不聊了，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见到王安生。我替你寒心，闺女都这样了，他还在外面当缩头乌龟。你把他叫出来，这事跟你娘俩没关系。

我妈联系寻呼台，给我爸留言：家里有急事，速回。王安生踉踉跄跄赶到家里，被一脚掀翻在地。高个儿一把将拳头和脚招呼上去，力气不匀，有的轻，有的重，王安生抬起头来，脸上立刻开了花，红的红，紫的紫，一只眼睛睁不开了，另一只眼睛努力寻着我妈。她没有哭，她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巴。

后来我问我妈，当时为什么不离开呢。我妈说，我还有你呢，我走了，你又走不脱。再说了，一家人，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如果一点事就脱身走了，那还叫什么家人呢。

三日之内，把欠的窟窿补上。高个儿撂下一句话，鸣金收兵，并发动了最后一击。他一脚把从父亲裤腰蹦到地上的BB机踩得粉碎，冲他的头顶吐了口唾沫。呸，这不是我丢的BB机吗？怎么到你身上了，晦气！他的皮夹克仍然一丝不苟。

像你妈的风车，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对坦克，我没有提他舅舅的事情，我不想破坏风车的形象。当我们再次游荡在盐水镇上的时候，菜市场、羽毛球场、游戏厅都显得黯然失色。我妈让我先去朋友家里避避风头，这给了我们逃课的理由。我们决定去干一桩新鲜事，捉鬼。

入冬，刮起一种冷冽的寒风，刀子似的割着人的皮肤，打起旋儿来如孩啼，发出呜呜的声音。天黑得越发早了。英文课上，倒磁带听录音，老师的手冻得哆嗦，经常要倒好几次，才落到她想要的位置上。台下的全是年轻而没耐心的面孔，叽叽喳喳，放肆地讲小话，神思早就飘到天外。听说后山闹鬼的事了吗？被花盆砸死的那个女生，披头散发，头顶上碗底大的窟窿，呜呜地哭。搞不好她就是被人害的，死不瞑目，才来闹这出。

在度过了一个心突突直跳、魂不守舍的白天之后，毛豆提议，直面恐惧，去后山捉鬼。如果她有什么冤屈，就告诉我们嘛。哭，哭能解决什么问题？

天黑得太快，刚从学校溜出来，山的形状都完全被吞没了，来不及回头，只好三个人攥着一个手电筒，一脚深一脚浅地上了后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小土包。冷风呜呜地围绕打转，我疑心还有别的声响，掺杂在风里。心跳得突突的，浑身汗毛都竖起来。坦克也听见了，他拉了拉我，我拉着毛豆，我们在风里停下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一开始是断断续续的抽噎，然后哭声越来越大，抑制不住的悲伤随着冷风在无人的树林间呼啸，我们被某种强烈的好奇驱使，向那声音靠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个人的背影出现了，他坐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弓着身子，头埋在臂弯里，肩膀抖动着，树叶沙沙作响。在拔腿就跑的那一刻，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哔哔，哔——”，两短一长。

下山的路上，我们一直在争论，那个人究竟是不是黄何。是不是因为薛静仪，一个男人才会哭得那样令人心碎。

我们溜进学校的礼堂，打算在这儿凑合着过一夜。礼堂有时会放免费电影，第一次看台湾爱情片就是在这儿。看到最后，坦克在座椅上扭来扭去，屁股和身体的某个部位硌得发烫。毛豆跳到台上，扯下幕布，我们躺在里面，忽然感到一阵困意。缎面的丝绒质感的红色幕布，曾裹着一个高马尾女孩的幻梦。她在舞台上不停地踮脚，旋转，抬腿，旋转，就这样旋到我们眼前，一个雪白的精灵，踩在我们的身体上，游走在宽阔的礼堂里。她原来一直藏在这里，舞台上的追光灯忽而坠落，变成花盆，向面门砸来，我从梦里惊醒，一个黑黢黢的鬼影张着手脚地向我们靠近。黄警官教过，如果是对付坏人，抄起手边的坚硬之物砸向他最脆弱的部位，比如下体，或者后脖颈。但他没有教过如何同鬼魂打交道。坦克浑身颤抖着，抄起我的拐杖，用尽力气朝那个幽灵砸下去。

月亮冷冷的白光映射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是河马。他听到礼堂里有响动，前来巡夜，恰好和我们的噩梦相遇。河马是个孤独的老人。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除了学校领导和我们仨，没有亲朋来看望他。其实从第二天起，他就已经原谅坦克了，只是碍于面子和脾气，他仍然粗着嗓子吆喝着我们端茶倒水。毛豆问他，你的爱人呢。河马说，找老婆有个屁用，我把一辈子都奉献给学校，奉献给你们了。

我妈在病房的玻璃外冲我招手，我对毛豆和坦克说，我出去一下。她拉着我的手，走出医院，说，事情办妥了，你爸的债都还完了。拿什么还的。房子卖了。我妈说。卖掉房子那刻，你爸哭得像个三岁小孩。他说都怪孙达明，那个杀千刀的，亏他还是发小，他做局坑我。那哪能办，破财消灾，就当是老天爷饶你闺女一命的价码吧。我妈边说边架着我的胳膊，走得很急。我问，要去哪儿？她说，东西都收好了，换个地方过日子，你爸在汽车站等咱呢。我停下来，想了想，是不是还欠人钱呢。都还了，一毛都不欠了，同这个地方干干净净，一刀两断！我妈眼睛红红的，她招了招手，斥巨资打了一辆面的，已经提前在路对面等好了。她用指腹坚决地按着我的后背，将我推进车里。我猛然明白过来，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告别总是毫无预兆。毛豆和坦克还在那扇窗户后面等我，和河马插科打诨，浑不吝地消磨时间。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千禧年就要到了。在我脑海中盘旋的最后的问题是，当我们再见时，要如何辨认出彼此呢？

临近年关的时候，我手腕上的那根红绳，已经褪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一次我曾偷偷把它摘下来，母亲大发雷霆，吓得我不敢再碰。那天晚上，趁我睡着的时候，她悄悄猫进来，把我手腕上磨得发白的绳链摘掉。于是钟声敲响了，我也成为了进入新世纪的幸存者。如果有什么印记永久地烙在我身上，就是它留下三个小心翼翼的孩子，永远要贴着墙壁走路，一阵风吹来，我们下意识地竖起耳朵，缩起脖子，警惕地张望有没有从天而降的一团黑影，如命运般降落到每个人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