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天与秋天变成了人们面对衣柜时尴尬的存在。某个夜晚的小雨后，全城大幅度降温，早晨的空气拂过让人鼻头发酸，昨天还畅快清爽的自来水流过手心多了一丝寒意。入秋后的这几天我总是赌气似的对着大敞开的衣柜发呆。妈妈更换磨毛床单与厚被子的时刻一定比降温快一步。我坐在床上，左手食指与大拇指无意识地揪着床单上细密的绒毛。妈妈放入衣柜的樟脑丸时间太久，已经没有了任何气味，衣服就只是散发出布料的味道。原来东西熙熙攘攘地挤在一起都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啊。比如一升装的牛奶剪开三角小口时，会溢出汩汩的腥气；学生们挤在一起，会散发出不让人讨厌的热气腾腾的汗味。我把挂在衣柜里的衣服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看了好几遍，怎么都不满意。那些用真金白银换来的布料还不到一年就变成了无言的讽刺。

就只是去见一个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在校时我们的关系仅称得上是友好。在智能手机快速流行的阶段也添加了彼此的微信。每当我朋友圈手机定位在家乡时，这位同学总会问一句，你回来了？什么时候走啊？有时间一起喝咖啡啊。之前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掉，可是这次我没有拒绝，说不上来原因的，我也想去见见，聊一些没有任何预设的话题。

最后我选择了一身橘滋的天鹅绒套装。青春期时总能看到欧美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艺人穿橘滋套装的娱乐新闻图片。为了不使它们变成绵长的怀念，我在赚得第一桶金后狠狠买了两三套。付账时，我笃定自己的生活只有向上这一条路，手机会源源不断地弹出进账的消息。天蓝色的这一套是我和妈妈去广州旅游时她在“小蛮腰”附近的一家商场里买给我的。那天商场正在做满减活动，但这套衣服仍然花了我们一千多块。妈妈在为我结账时的神情比她人生中任何时刻都要爽快许多。我魂不守舍地套上它，站在镜子前左右端详。胸口靠近兜帽处的位置，不知什么时候溅上了一块油渍。大概已经送去干洗过了，脖子后面的衣标上还钉着干洗店的标签，上面写着归还的日期。妈妈没有给我拆下来，应该是没看到。毕业那年撞上了行业的“冰封期”。我不知道的是，冰封之后还是冰封。也许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我选择专业的问题；也许不是我选择专业的问题，而是生不逢时的问题。可是除了已经品尝到胜利果实的人，谁会觉得自己的降临对于这个世界是“恰如其分”呢？我看向坐在茶几旁戴着眼镜钩织小手工品的妈妈，脑海里浮现懊悔的念头。我一直很警惕“后悔”“自责”一类的想法，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这种想法只会让失败的姿态看起来更不让人同情。我突然感觉低着头缩起来的妈妈像一颗洁白无味的樟脑丸。我究竟在妈妈无言的庇护下度过了多少任性的日子呢？妈妈不会没完没了地去责备我过去是多么的大手大脚，她是经历过生活坡度的人，而我尚在其中，不得要义。

我们约在了一家位于市中心的咖啡厅，开在一个艺术园区里。园区里零星的几家女装店、两家卖教辅书的书店和一家占地面积较大的婚纱摄影馆都已经关门大吉，只剩美发沙龙和儿童机器人编程学校还开着。这家咖啡厅我在初高中的时候常去。美式工业风的装修，一些棕褐色的砖体随机地裸露在外。中间打通，杯架承担装饰的作用，直直地延伸至二楼。嵌在中间承重柱上的彩色杯碟看起来摇摇欲坠，后来我才知道它们都被强力胶粘得死死的。二楼最靠里的位置我默认是自己的专属位置，余光可以看到一楼的大门。我曾经坐在角落里装模作样地写过高考数学真题卷、吃三明治、模仿着成熟女人和别人聊天、接到过妈妈洗澡不小心滑倒住院的电话。偶尔一次上到二楼发现已经有人坐在了那里，我会转头就走，不过这种概率极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担心这家店会突然倒闭，就像其他在过去、现在、未来中背叛我的场景一样：路过了二十多年的钟楼被推倒成了废墟，宁静的小道上摆满了油腻的小吃摊，我牵着狗茫然地站在路口无处可去。大概三点，门梁上悬挂的铜质小铃铛发出一连串的脆响。我偏偏头向斜下方看，不大相熟的朋友已经推门而入，在吧台点单。店里木制小圆桌上还没贴上点单的二维码，这可真不多见。我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冲她挥了挥手，她看到我后有些惊讶似的，说：“到啦！”

她嘎吱嘎吱地踏上铁皮楼梯，坐在我的对面，自然地开启了对话，似乎对于我们相见的这一刻她已经预习了很久。在这之前我们至少七八年没有见过，只是偶尔在朋友圈点赞的关系。她面部的皮肤，白皙细腻，脖子没有颈纹。眼珠戴了小直径的棕色美瞳，像许多我们家乡的姑娘一样，她也种了浓密卷翘的睫毛，搭在细细的眼皮上来回忽闪着。她几年前结了婚，本身家境殷实，婚姻对于她的人生来说还没有产生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变化，只是多了一个孩子。我问她，照顾孩子是什么感觉，她吸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语调轻快：“就是孩子生出来，你给他吃好吃的，带他去别的地方玩一玩；每天夸他‘你真可爱，你真棒’，孩子就长大了。”她看着我出神的样子又立马补充了一句：“但是生孩子的时候真的很疼！我喊得像杀猪，可医生和护士竟在我耳朵边聊晚上吃什么。我可再也不生了！”

如果不是朋友告诉我孩子正在旁边上英语补习班，我甚至都不知道今天是周末。说不定孩子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成年人切割时间。一周的时间用孩子的课程表来切割；一年的时间，用孩子的寒暑假来切割。孩子会说话了。孩子长高了长胖了。好多年过去了。她问了我一些在北京生活的问题，比如交通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在路上能偶遇什么明星。说等孩子大一点想把孩子送到北京的艺术附中去。我说，挺好的，可是最好有成年人陪同，一去至少是五六年。朋友说，那有什么，去就是了。我们很少谈到孩子的父亲，她不说，我也懒得问。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离婚，所以谈起来会更麻烦。前两天在朋友圈里，我还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去高空餐厅吃饭的照片。男的长得很一般，是多看几眼也记不住的类型。

大概五点多钟朋友告辞去接孩子下课。她摇下贴着粉色车膜的奔驰车车窗跟我挥手告别，然后一脚油门开进了落日。我背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路过百货商场用单面玻璃砌成的楼体时，我停下脚步，毫不避讳行人地开始观察自己的脸。在某家医美机构面诊见过的男医生说“我每天护肤至少两个小时”，他说出这句话时，应该饱含着连他自己都毫无意识的恶意。在无业五个月后，我即将迎来自己的二十七岁。最近物欲出奇地低，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在北京和朋友共同承担的房租，我安慰自己就当是物品保管费了。曾经在亲人重病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到自己蓬勃的欲望，想要买漂亮的大衣，想请有恩于我的朋友吃饭，想要在大城市出人头地。一群中学生从我身后走过，我们在玻璃之中目光交汇；那是一些还没有经历过失望的眼睛，我自己也曾有那样的眼睛。我不禁抬了抬眉毛瞪大双眼，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神一些，心中嘀咕着北京的水质太硬了、大城市的尾气是否把我浸泡得看起来变老了。总之肯定是不像学生了，也不像什么人的妻子或者什么人的母亲。二十七岁，尴尬的年龄，像宠物褪去胎毛还没有长出新毛的阶段。旁边当红女星的面霜广告在夕阳中熠熠生辉，她精修后放大数十倍的面庞和旁边的钻石面霜一起闪闪发光。一个人的忧虑和胆怯是藏不住的。要不这段时间还是不要见朋友了吧。我继续向前走，看到两个坐在地下购物通道入口的绣娘，脚边放着几盒五颜六色的细线。我上大学前和朋友出门，一定会逛这个地下街区，也找绣娘们缝过校服上的扣子。周围的大楼被推翻又重盖，年轻人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她们一直坐在那儿，像城市里最不起眼的瓦片上的青苔。

我在余晖中拖着沉重的脚步。当一切都变老、变旧，难道人生活下去就是为了不停地修补吗？从生下来就在填补负数的人生，直到偃旗息鼓时才能填平生命之债。可是债主又是谁呢？某个夏夜，我和妈妈躺在一张床上，我因为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掉而难过得睡不着觉，甚至哭了起来。妈妈问我是不是做噩梦了。我说，妈妈，我想到人会死就好难过。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记得，还不如一块泥巴。妈妈搂过我，带着困意轻轻地嘟哝，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害怕过，等你再长大一点就明白了，生老病死，人生常事……可是妈妈，我的不解正超越我的人生维度在成倍地增长。即便曾经有过片刻的绚烂，但在人生长河中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无边的时间里，我们要与苍老悲伤的一切共生着……

我没换鞋，坐在妈妈精心打理过的碎花布艺沙发上，妈妈出门了。我的狗在脚边吠叫，想让我和它玩儿那只从宜家买来的玩具小象。我不想动弹。狗时不时地用爪子拍打一下瓷砖地面，嗓子眼儿里挤出催促的哼鸣。如果“浪费”有具体的姿势，那一定是我现在这样。白昼缩短，我在沙发上渐渐塌下了身体。狗暖烘烘的气味，家里妈妈的气味，楼下烧烤的摊子支了起来，一辆汽车飞速倾轧过井盖……我在庞杂又静谧的家乡信息之中昏昏欲睡，那个夜晚的回忆瞅准了时机，再次出现。

七个月前，冬天即将结束，我接到了大学好友意外去世的电话通知。刚结束了持续两三个月的高压工作，放松余额满满当当，我准备坦荡地好好玩儿几天。那天下午我先是去二环见了许久不见的朋友，晚上又去了一家新开的club。我们放肆地笑，在北斗七星下吸烟，为了漂亮我穿着单层皮鞋，脚冻得像腊月野地里的砖头。回家后借着酒的余力，心跳咚咚作响，躁动得怎么都睡不着。躺下便感到口干，困意全无。捧着电脑去客厅和室友边聊天边看动漫，不知不觉到了凌晨四点。在堆成小丘的衣服中翻出手机，看到不相熟的男性朋友凌晨三点左右打来的几个未接来电，想想便回了过去，心中的不安还没来得及具象，对方迅速接起了电话。

“喂，你现在方便吗，我跟你说个事儿。”

“方便啊你说。”

窗外的天漆黑一片，像化不开的沥青，没有任何将要破晓的痕迹。

“他走了。”

“走哪儿了？”

“就是走了。”

“什么意思，从北京走了还是什么？”

朋友过来接我。去医院的路上我们无言地看着窗外。北京二月份的清晨仍冷得出奇，偶有几只老鸦飞过，粗嗄的叫声瞬间被冻出了棱角，生硬狠戾地划破一小片空气。我们停了车，朝着医院的最深处走去。远处露出了丝丝朦胧的青灰，像被割破的缎面棉被。我黑色的单层皮鞋踏在石板铺就的小路上，鞋底啪嗒啪嗒的声音显得格外尖锐。清醒的听觉、清醒的温度，唯有整个人的头昏昏沉沉，仿佛流出来的眼泪拒绝了地心引力而向上汇聚，变成了一个潮且密的壳扣在我的脑袋上。我站在医院太平间门口的一棵树旁，等待其他大学同学的到来。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间站在这里，为什么我的好友会躺在里面。他才二十六岁。我们才只有二十六岁。

我们这群人上一次见面，是毕业后的第一年，男班长过生日。我们像大人们一样坐在圆桌旁，中间的电动玻璃圆盘缓慢地转动，做装饰用的塑料锦鲤被西蓝花和胡萝卜簇拥着，在圆盘正中间喷吐着干冰白雾。干冰掠过头顶，所有人都变成了塑料大棚里的蔬菜。今天过生日的主角在学校时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因为他性格幽默健谈，感情上也很有自己的原则，不会让自己和对方陷入十分不堪的境地。听说毕业后他爸爸给了一笔钱，他回老家开了一间小公司，最近不甚景气，这次回北京可能是来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这种事情不需他亲口告诉我，毕业之后，各种消息会像下水道的污水一样，均匀地渗进每个人的耳朵。趁现在我们还没来到下一个化整为零的起跑线，趁现在大家还对彼此的生活感兴趣、还能从其他人的人生中提取出让自己感觉还不错的兴奋剂，我们欢聚一堂。

“太阳出来了。”

“黑暗留在后面。”

“但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了。”

过了七点钟，暖融融的金色光芒攀上医院仿古建筑的屋顶。我们沐浴着清晨最纯洁的朝阳一起去医院门口吃早餐。十几个人的队伍稀稀拉拉地穿梭在忙碌的病人、家属、医生之间，可“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大家互相递着烟。他的父母还有大概两个小时就会从高速路上下来，赶到医院。那年九月的夕阳渐渐沉下去了……沉下去了……像一艘火红的巨轮淹没在海平面之下，静谧地隐匿到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去了。

回乡的前一天，我与在一起快两年的男友说了分手。在这之前我们已半个月没有见过。虽然都在北京，但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们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南边，之间相隔三十公里。说出“分手”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我似乎等不到一个平凡的男人犯下某个滔天大错的瞬间。

那天我和男友决定去一家生意火爆的家庭式韩餐店里吃糖醋肉。好多次路过我都想尝试，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我们脱了鞋上到二楼，廉价的挂壁电视机正在吱吱啦啦地转播着足球赛。因为显示器廉价，绿色的草坪太绿，球衣红得扎眼，活像要钉进我的眼睛。路过包间，看到里面喝得东倒西歪的男人和东倒西歪的酒瓶，我皱了皱鼻子。我们坐在二楼靠墙的位置，甫一落座，服务生就从天而降似的把装着辣白菜、青阳辣椒、土豆泥、萝卜块、南瓜粥的小碗叮叮咣咣地摆在我们面前。我喜欢吃韩国料理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些泛着金属光泽的小碗，四五个，有时是八九个，给人一种有选择的错觉。我并不是在十八岁的那一刻成了成年人，而是在初次“选择”后才真正成了“大人”。我喜欢有选择的感觉，也喜欢可以依赖的物品，我喜欢能拿在手里、摸得着的东西。比起电子书我更喜欢纸质书，比起几乎异地的男友，我更喜欢生气时可以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拥抱我的人。服务生是这家老板的女儿，楼上楼下的传菜点菜就靠她一个人。她木着一张年轻的脸，长长的黑发绾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像我们身后淡绿色墙纸上缀着的不起眼的鹅黄色小花，远看却像意外溅了满墙的油点子。墙纸边缘因为油烟日积月累的熏烤已经脱落了一个小角，小角和墙壁之间的嫌隙里生出了细小的蛛网。二楼还坐着附近大学的女学生，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她们掏出镜子一边补妆一边用超出两个人之间对话的音量讨论着一会儿去哪家酒吧。还有一些附近居民楼的夫妻，穿着睡裤，头发乱蓬蓬的，点完菜后相顾无言地坐着，摆弄着各自的手机，菜上了就吃菜，吃完了就一前一后地走人。我拈起一块炸得金黄酥脆的糖醋肉放进嘴里大口嚼着，小店里正盘绕着什么人的过去和将来。一楼厨房里，蔬菜沾着点点清水下锅，水滴接触到热油发出短暂的爆裂声，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那个同事你记得吗，山东的那个。”男友手里拿着一片紫苏叶，慢条斯理地包着面前的烤五花肉、蒜瓣儿、辣白菜，然后一股脑塞进嘴里。辣白菜红色的汁液顺着他的小拇指滴到了木桌上。我不喜欢把肉包进菜里的吃法，感觉会模糊肉的味道。我在饿极了的时候，空口只吃一块肉。一只动物咬住另外一只动物的一部分、最后它化为你的一部分的感觉，这是最直白的征服和欣喜。

“嗯，怎么了。”我心不在焉地搭话。

“他老婆前几天生了，一个七斤七两的大胖小子。他今天一直在给我们炫耀他儿子的照片。一个看着黏糊糊湿答答的小孩儿，嘴里一直在吐口水泡泡。”

“哦。”

我用筷子拈起炒杂菜。一根红薯粉丝长长的怎么都扯不完，胡萝卜丝和豆芽菜粘在上面给它打着掩护，好像它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与这个蔬菜团伙拉扯了一阵，索性让红薯粉耷拉在桌子上。如果是以前我会一边吃一边擦桌子，最不喜欢吃饭时满桌狼藉的人。但现在我不想这么做。

男友看了一眼我与红薯粉愤懑的斗争，然后假装忙碌地吃起了面前的炸酱面。

“我还记得陪他去试月子餐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啊。不过那家月子餐还真不错，挺好吃的。”

“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是你们两个大男人去试月子餐，不奇怪吗？难道不应该是妈妈去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妈妈没时间吧？哈哈……”

身侧那一桌的女孩子们在旁若无人地聊着校园趣事，时不时捧腹大笑。似乎是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男孩儿在猛烈追求在座的一个女孩儿，她们奚落着那个“幸运儿”，仿佛一个不恰当的男人的爱只是一块污点。她们的笑声像沥完油一股脑倒进不锈钢盘子里的糖醋肉，格楞楞的，带着热气儿。桌子上的一大瓶米酒已经快要见底。

“我前两天第一次尝试着做淮扬菜。你不是不喜欢猪油吗？哇，你要相信我，在做菜的时候借一点猪油的香气，整道菜立刻就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腥也不腻。和你们家乡菜的做法还有风格很不一样……”

我看着男友嘴角黑乎乎的炸酱。

“你们家的菜虽然好吃，但是太呛了，大把的辣椒往里放。小户型的厨房做不了，得是大灶台才可以，要不然用再好的抽油烟机整个房间里也都乌烟瘴气的。你记不记得咱们有一次逛夜市看到的那个阿婆，头发都白了的那个，一个人坐在百乐路的地上。然后我看她实在可怜，就买了两个她卖的白瓷盘子。我做菜那天第一次拿出来用，你别说，虽然便宜，质量还真挺好的……”

我已经毕业五年了。

“……我以前觉得自己不喜欢小孩儿呢，但是看李老师那么开心，我突然在想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做一个好父亲，想着想着我就特别想笑，茶杯里的水洒到衣服上都不知道。所以下班赶快回去换了一件衣服才来找你。过段时间李老师肯定要摆孩子的百日宴，你要是有时间咱们可以一起去……”

到底什么时候动了分手的念头呢？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我像海龟一样肚皮朝下贴在床上，看着他在手机那头不停开合的嘴巴，我选择把头别到一旁闭上眼睛。一时间真不知道过盛的性欲与过盛的表达欲究竟哪个更可怕。甚至对于男友，表达欲是比性欲更重要的东西。他总要把他无处发泄的表达欲像泼出去的水一样铆足了劲淋了我满身，然后自己长舒一口气悠悠然地离开。每当这种时刻我都要提醒自己回想起我们很好的时候，拆了东墙补西墙。跟男人说实话吗？以前对于父亲我无法做到，现在面对男友也一样做不到。我像矿工一样举起一把小凿子，乐此不疲地在他们平凡的躯体上开拓着只有我能看到的闪光点。也许是来自这种男人的爱，会让我感觉更加理所应当。在与这具土黄色的身体手牵手面对世界时，看到他的懦弱，看到他的懈怠，我又会质疑这个人是否值得。一直以来我都会爱上这样一种男人。那么不断在荒芜的沟渠里寻找水源的我，是不是也做得不对呢？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无比惊诧，舌尖发麻，像有一万片花椒壳贴在了上面。

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

把最后一块糖醋肉放进嘴里，我向他正式提出了分手。

在韩料店门口，男友追问我分手的原因。

“因为你什么都没做。”我说。

“因为我什么都没做？”

他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就是对我最大的恶意。可这个最真实的理由，我永远不会告诉他。

这次回家，我预感自己会待很久很久。北京的朋友发来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可能下周二吧。到了下周，我又说，可能下周三吧。就这么延到了真正的冬天来临。

在家的日子里我时常站在阳台看着窗外发呆。发出去的简历如在清晨融化的冰晶那样不见踪影。我目光游移着，衡量这一片被窗户切割成长方形的世界。一棵凋零的老树连接起被一堵矮石墙分割开的两个小区，颤颤巍巍地从别院一直生长到我们的院子里。最顶头的一根孱弱的树枝，承载着整棵树的希望，视死如归地伸向天空。两栋居民楼距离不是很远，对面的居民楼要更老一些。楼梯间是横向镂空的，像嵌在墙体上的石灰色窗花。每到傍晚人们归家时，楼梯间的感应灯闪闪烁烁，又像一片黑海之中的冷白色灯塔。老树将它一半的重心扎在了对面居民区的土壤之中，一半又斜倚着我们这边的电动车车棚。我抬起头，一只鸟在空中来回画着浮夸的圈。它借着惯性冲向远方，兜了一个圈子后又俯冲回来，始终不离开我的视线。冬季的日落时分，空气都凝结成密密的冰珠，每一颗冰珠里都包含了一轮小小的落日，泛着金红色的光芒。我满眼满心只有这么一只鸟，一只灰色的、小小的剪影。它一定感到很快乐。就像我在深夜无人的泳池来回扑腾，不用思考在泳池里自己求救般的泳姿是不是很可笑。不知道。人果然很难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薄暮冥冥之间，一声萨克斯的低鸣加入了小鸟翱翔的画片，将我眼前昏黄的景象击穿，带出丝丝波纹，像一滴热油飞溅到我的手背上。我一阵激灵，关上窗户。

回到了客厅里。妈妈正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做钩织。她想给自己钩一个开满花朵的抱枕。

“妈妈。”

我叫了她一声，但是她好像没有听到。

“妈妈！”

我又叫了一声。

“怎么了？”

妈妈的声音很平静。好像一直在等我叫她这一声似的。

“你天天这样不无聊吗？”

“哎呀，那有什么无聊的。我天天这样都习惯了。”

“我让你看的那本书你看了吗？”

我指的是一位七十多岁才开始书写的女作家的书。

“哦……看了看了，都快看完了。”

明显是刚刚编出来的瞎话。但我这一次难得没有了较真的力气。父亲去世将近两年，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我的前男友。这两年之中我对妈妈的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只多不减。半年前的某个下午，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乡，发现妈妈差一点被卷入一个以“五天速成剪辑班”为名头的诈骗团伙，这让我一直以来安慰自己“妈妈是一个可以信得过的成年人”的想法瞬间崩塌，在家里大吵大闹。但又在看到妈妈为学习剪辑做的笔记后，连续在被窝里哭泣了好几个夜晚。妈妈甚至用黑色和红色不同的水笔划分出了笔记重点，像我小时候她辅导我奥数一般。

“妈妈，你二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爸。”

二十七岁时的妈妈，是我还不认识的妈妈。是年轻的、自由的、仅仅作为她自己的妈妈。但愿是这样。

“那时候我在机关单位上班啊，”妈妈放下了她手里钩到一半的毛线花朵。粉橘色配天蓝色，是我不明白的配色。花朵怎么会是这种颜色。她继续说道：“我负责办身份证，整理资料。那时候没有手机付费这么方便，老百姓交到我这里的钱，我一分一毛地收好，再跑到银行里存到公账上。”

“每天都去吗？”

“对，每天都去。”

“那时候距离你认识我爸还有倒数两年。”

“认识你爸之前我过得很好。单位里我年龄最小，大家把我当小孩子，都对我很好。”

“妈，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买上新房子啊。我看中了璐璐小姨家的那一套，有个大院子，你可以在里面种些花花草草，小狗也可以在里面玩儿。虽然地方比咱们家现在这个房子偏了点儿，但是安静啊……”

这种可以随时随地展开的幻想像一针抚平现世一切焦虑的镇静剂。

“那可早着呢，”妈妈笑了两声说道，“我也喜欢院子，种点小辣椒啊，韭菜啊，等你回来了我一摘，给你一炒，肯定好吃。”

妈妈说完又把粉蓝色花朵拿在手里，两根钩针搭在手指上，嘴里轻声唧哝着，是在数钩到第几针了。

“你饿了吗？”

妈妈问道。

“啊？”

“你饿不饿？”

妈妈又问了一遍。

客厅的时钟显示六点零五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时钟，金属外壳，里面嵌着黑色的路易十五针，方方正正的，是不会过时的款式。这个时钟是爸爸妈妈结婚时外公送的礼物，左下角已经褪色的贴纸上写着“日本机芯”几个字。八岁时我为了逃避补习班，趁着妈妈换衣服把它拨慢了半小时，可最后还是没逃过。它跑了三十年了，就这么一圈一圈地转……一天转两圈……一年就是七百三十圈……三十年就是两万一千九百圈。它还在继续转下去。我跟妈妈说，等到我结婚那一天，请一定要把这个时钟送给我。

晚饭后我和妈妈一起去爬家附近的一座小山。家乡在爸爸去世那一年突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城市，我家附近这座“5A”级景点必然是“在劫难逃”。他乡之人哗啦啦地涌入，像突然在四月某天清晨出现的令人毫不期待的柳絮。我与母亲牵着狗，左右为难，只好避入一旁的小巷。被打造成景区的这一带，满是戴塑料簪花的姑娘拖着租来的不合身的裙摆，和朋友们顶着寒风慢吞吞地走着。这股“时尚圈”的波涛混合着网路的电流不容拒绝地在凡间奔涌，到最后出现在普通人头上，至少要经历一年的时间。大部分出生只为了铸就金字塔基底的人们快乐地承受着蝴蝶效应最末端的气流，像无知无畏的小蚂蚁喜笑颜开地被卷上了天空。偶尔有两个推着轮椅的中年人，载着自己枯树一样的亲人穿过头上堆砌着塑料簪花的游客，徐徐向不远处的中医院前进时，仿佛和身边的游客身处两个图层。他们看不到彼此，但我能看到。

我们用了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登顶。妈妈站在观景台的一侧，戴上了暗紫色羽绒服的帽子，领口用松紧绳系得紧紧的，好不让寒风入侵。远远地看过去，像个圆咕隆咚的安静小孩儿。有一年我们去迪士尼时妈妈也穿着这件羽绒服，戴着帽子。我在维尼小熊的游乐设施前给妈妈拍了张照片，开玩笑说她像天线宝宝里的丁丁。照片里妈妈皱着眉。因为那天爸爸总给她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回去照看小狗，他好出门。

我站在山顶摘下有矫正散光作用的眼镜，远眺着这座名为家乡的城市。山脚下的光源被瞬间放大，不论是汽车尾灯还是彻夜通明的五星级酒店大堂，统统被拆解重组为放射状的六边形光斑，在我身体下方闪烁晃动着。我将目光投向较近的一条马路，想起高中时自己坐在喜欢男生的摩托车后座，把嘴唇贴到他的后脖颈上发出模仿放屁的噗噗声。这样的一座城市与那样的一座城市……城市……城市。我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初冬微腥的凉，镀过了一遍湖水、树叶、汽车尾气的凉，填满了我的全身。在这城市的顶端，我夸张的动作像是要一口气把城市全都吸进肺腑之中，赌气似的充起两片肋骨，再鼓起两腮，憋到最后呼的一声狠狠吐掉。城市已经见证了我二十七年的人生。我以我的肉身作为燃烧的筹码，每天清醒地与城市投入赌局。即便如此，每当我闭起眼睛，或捂住耳朵闭紧嘴巴，都能感到这座城市正在无孔不入地蚕食着我，而我也将在自己活着的每一天，妄图将城市践踏在脚底。远处的另一个山顶上，寺庙旁的小亭子隐隐透出红光。那是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小山微岭。山顶上何时有了一个傲然的亭子？也许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我死死盯着那座寺庙。你期待来日吗？我只想在一个凉风盛开的夜晚，到那儿，那山顶，到那山顶上去。他是破出浓墨的光明灿烂，火红火红的太阳；是肥盈盈的狡猾月亮最鲜明的对仗。他是我在故土的金阁，触手可及的异乡。

我牵起妈妈温热的手，一级一级地缓缓踏下石阶，母亲像教小孩子似的为夜盲的我数着台阶的级数。

“一……二……三……四……”

“十……”

我突然想到自己去了北京这么多年，还一次都没有爬过长城。

“十七……十八……”

我们要一起回家去了。

我要打开多日前朋友从北京寄来的包裹，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到卧室的木头衣柜里。

狗轻微的鼾声从床脚传来。我摊开手掌，手机订票页面的光线打在白色的天花板上，糅进窗外探头的溶溶月色里，渐渐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