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年，春节刚过，我被一家杂志社叫到广州。

最艰难的时节刚刚过去，整个国家从南到北都在感冒。我站在空荡荡的编辑部里，主编擦着眼镜，抱歉地跟我说，你现在来了也见不到同事们，他们都“阳了”。

那一年的就业形势跟人们的健康状况一样惨淡。

我要毕业了，拥有一份工作，这个愿望压倒了我原本设定的一切规划。我本来决心不踏足新闻业，为此，从新闻系本科毕业之后我特意换了一个专业读研。但那年只有一家正在扩招的杂志社在招聘时选择了我，后来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去做记者，我都会很诚恳地回答，只是因为这是毕业那年我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

只要不是在采访，记者身份是一个很好用的社交货币，他们会像发现了文物一样惊喜，总是不停问你一些跟这个工作相关的问题。有次跟一个女孩说起在杂志社工作，她迟疑了很久，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问我：现在竟然还有杂志社吗？

活着的杂志社确实不多了。我工作的那家杂志社最稳定的盈利来源据说是房租。这是因为房价起飞的那几年，当时的主编高瞻远瞩地买下了我们用来办公的那几层写字楼，这个主编后来顺理成章地去了财经口工作。

我不知道在纸媒的黄金时代，人们对记者是否也这样容易好奇；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人们对记者的好奇里，总是蒙着一层向下的惋惜和同情，那个感觉，大概介于“你是怎么沦落到去当记者的”与“现在还在坚持做这一行真是令人敬佩啊”之间。

这些还是比较好的情况。

有次去一个西部省份的县城采访，中午跟当地人一起吃饭，席间有人问我，行业里现在如何看待一个已经不在国内的前央视记者。我带着假笑，跟对方说，我们不常谈起她。另一位男士不知道是为了给我解围还是要让我更难堪，他说，一个间谍嘛，有什么好讨论的。

饭桌上的人都笑了。

另一面，是年轻的女主编在例会上小声又坚定地吐槽，小编小编，读者又在叫我们小编。

媒体没有那么萧条，记者也没有那么难得。但它确实正在失去这个世界，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职业。

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乎记者在干什么了。过去人们会辱骂一下“公知”“狗仔”，好歹在骂。前阵子，一个童星出身的鲜肉演员被曝出性丑闻，“贴脸开大”追问当事人的媒体人，都会被大家感慨一番又看到了卓伟那一代狗仔娱记的荣光，可见这个行业边缘得多么可怜。

找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顾上这些。

前几轮面试都在线上进行，交过试稿之后，杂志社邀请我去广州试岗。一周试岗快要结束的时候，主编走进仍然没什么人的编辑部，问我，你喜欢这个地方吗？喜欢的话，就留下来吧。

两年过去，我一直记得这个问句。

毕业之前我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实习，习惯了那些看似亲昵实则冷漠的社交辞令，和刻板的工作流程，当我真正站在一家媒体的编辑部准备成为其中一员，最让我不适应的东西，就是活人感。

我可以喜欢吗？我可以不喜欢吗？原来，标准可以是“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吗？

从那天起我开始思考，做一个注定赚不了大钱也拿不到普利策的记者，到底有什么好处。

作为一个输出型的工作，记者到底是更倾向于一种有主动性的创造，还是一种有从业门槛有技术可循的专业呢？这是新闻传播学里一个由来已久的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新闻从业者应当具有一种“profession”的自觉，像律师、医生一样，要有执业资格，并与其他工种相区分。

只不过人家律师和医生从来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原因显而易见。

这是一个记者很难再去谈论他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的年代，也有可能记者能做的事情一直以来都不多。这个行当跟几乎所有文化类职业一样，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一同内收和回退，它给外界带来的改变越来越微弱，于是它反倒越发成为一个强调内在德性的工种。对于我这样一个一开始就不是因为新闻理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记者来说，我有时候会觉得，做一个记者的意义正在无限接近文科教育自身在当下社会的价值所在，它不能让人变得富有，也不能让人施展抱负，几乎不能给社会带来可见的改变，但它有可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比如，重新感受和表达“喜欢”和“不喜欢”。

有次开会，我们的女主编说：“老有人说，新闻已死新闻已死，已经有点听腻了，现在每次有人跟我说新闻已死，我都想问他，那你活了吗？”

（二）

记者是一个依靠陌生人的善意才能进行的工作。

一个记者可能会去找的采访对象无非三类，名人，在事件中关键的人，普通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的境况非常悬殊，名人往往是因为此时正站在顶峰，事件中的人往往正在经历平凡生活中罕见的困境，普通人则通常跟找到他们的我们一样不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踩在了这个时代那些无厘头的热点上。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接受采访，对我来说就是好人。他们至少无偿地帮助了一个记者完成她的KPI。

接下来的问题才是重要的，当我得到了这种好意，我常常无所适从。

大约七八年前，我还在新闻系念书。那时我的理论课程得分很高，但是实践类课程总是一塌糊涂，因为我无法在索取他人善意这件事上充分自洽。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在这件事上做到完全放松，总觉得自己在打扰别人。

大学有一门新闻摄影课，结课考核是拍一组新闻图片来讲一个新闻事件。临近学期末，我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星星咖啡馆”，那里为一些14岁以上的自闭症少年提供工作和实践岗位，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化的条件和环境。我去找主理人申请拍摄授权，店里还有另一个在等她的记者，她不是学生。我等了很久，久到店里负责帮我传话的员工都劝我先回，下次再来。

那位干练的女士最终出现。我记得她是上海公益圈颇有名气的一位，我说明来意之后，她问了一个我至今仍然时时回想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配合你完成你的作业？

后来很多外行朋友都问过我一个他们好奇的问题，就是我找别人采访，要不要给别人钱，又或者别人被我写，要不要给我钱。在正确的新闻伦理规范下，这两者都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付费的信息就可以成为新闻，我们就很难得到真相了。

既然这是一个不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行为，那么是什么促成了新闻采访？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会告诉我：记者的采访权是公众的知情权赋予的。在一些紧急的、硬性的新闻事件当中，这一点比较好理解，比如一场灾难当中有多少人遇害和受伤，这是人们迫切关心的，记者为满足这种关切进入现场。

但是，一个记者的职业生涯里有大量的时间碰不上这样要紧的事件，即使碰上了，也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机会和能力走上前线。更何况，如今能够允许记者出现的事件，也已经越来越少。

那么，一个平庸的记者，要怎么在大量“不重要”的采访里，接受她的工作实质就是在不断要求他人的帮助？

我无法回答那位女士的问题。对当时的我来说，完成作业获得学分的需求，在我心里确实超过我对这些孩子和这个公益项目的兴趣。

我走出咖啡馆，非常沮丧，心里同时想着两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更换选题，或者接受自己拿不到这门课的学分了。

突然，一个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是刚刚跟我一起在店里等待的记者，她举着稳定器，追上我，气喘吁吁地跟我说，你能等她这么久，已经很厉害了，要坚持。

我记得我对她苦笑了一下。

（三）

我有一个同事，去采访过某知名跨国案件里受害者的父母，报道里，她用哀伤的笔触记录了一个下午，她跟那对丧女的凄楚的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杂志社每次发米面油，她会把地址填成老夫妻的。

这种关怀或者回馈，不像是新闻业本身的力量，而关乎苟延残喘的新闻业如何让一个不相干的人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常常觉得我所在的行业可能有着横比来看比较高的好人浓度，最起码大家都还是在以正义和真相的名义做事情。有时候我会异想天开地想，大家应该都来做一做记者。这样大家能尽可能地发现世界是怎样运转的，因为这个世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要我们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臆测太多，理解太少。

工作之后，咖啡馆女士的拷问还是时时回响：我到底是真的想知道事情是怎样的，还是只是为了完成杂志社给我的KPI？

在所有种类的记者当中我是最不重要的文化记者，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做知识和审美的二传手，真相于我是太奢侈的东西。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时刻让我体会到，如果我不是一个记者，我可能没机会做这样一个好人。

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刻存在，这份工作，对一个整日苦于不得不麻烦别人的人来说是难以为继的。

我操作过的比较有分量的稿件，几乎都与女性主义有关，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报道，选题是母女关系。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当时编辑部拿到的策划需求是做一期母亲节的献礼，但是参与了这次策划的记者，几乎都选择去反思母亲而不是歌颂母亲。我那时对“东亚女儿”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东亚女儿在给妈妈当老公，长大之后给老公当妈妈。我想知道有多少女儿同意这个说法。

我试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征集，希望认为自己处在或者曾经处在这样家庭关系中的女孩联系我。很快，联系我的女孩多到我必须先暂停征集才能完成工作量了。

在过去的新闻采访当中，大多数时候我会筛选我找到的对象，因为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值得写。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决定无一遗漏地跟每一个联系到我的女孩多聊一会儿。当然不是所有女孩的故事都写进去了，但是那段时间，我几乎所有的工作时间都用在了跟这些女孩打电话。

她们很少有机会能如此光明正大地跟别人抱怨自己的母亲，这些抱怨以采访的名义，几乎变得名正言顺。她们有些人说了很严厉的话，说自己的母亲像个控制狂像个神经病已经是程度很轻的控诉，有的女孩清醒冷酷地评价自己的母亲“媚男”和“离开男人不能活”，也有人说了一些绝望的话，像是“必须要在心里把母亲杀死才能活下去”。

我记得我问了一些很伤感的问题，后来也被我写进了稿件当中。我问她们，什么时候真的感觉到妈妈爱你。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沉默了。有个女孩说我问的问题很刁钻，因为有时候，她只是在“以为”妈妈爱她，她花了很长时间、遭遇很多经历，才意识到，控制、羞辱、束缚、利用，不是真正的爱。

有些女孩令人心疼地表现出了一种女儿才会有的自责：“在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安，我觉得我在说我妈妈的坏话。”

有个女孩接受采访的时候哽咽了。在录音稿里，这个插曲只是三句话。

“xx? xx你哭了吗？”

“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感到很抱歉。”

那是第一次，我相信自己并不完全是在索取好意，我也在提供帮助和支持，并且相当重要的事实是，如果不是要写这个报道，我永远不会有机会认识这些自我怀疑的女孩，更不可能笨拙地安慰这些素不相识的人。

报道完成之后，我收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读者评论。

一个女儿说：“我发现，原来我不是不正常的那一个。”一个母亲说：“我一个人抚养女儿，这篇文章让我内心绞痛，我相信我不能做文章里那样的妈妈。”

然后是我妈妈，她转发了我的文章问我：“你也曾经像里面的这些女儿一样觉得吗？”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新闻曝光的逻辑，人们几乎不再需要记者代为发声，很多人说话说得比最一般的记者要好。一个记者的职责不再是转播信息，而是更接近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或者是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总之是为了发现的一种工作，拿着放大镜在人类社会里仔细查看，去判断出什么是应该被言说，但尚未被发现的事实。

爱丽丝·门罗去世的时候，我为她写了悼文。大约两个月后，人们得知了一桩关于这位已经身故的女作家的丑闻。门罗的女儿向媒体揭露，当她告诉门罗自己曾经被继父性侵，门罗在短暂的逃离之后，选择继续跟这个男人生活。门罗对自己的女儿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和懦弱，死亡没有让她的作品得到盖棺定论，这个事件掀起一场重新评估她的风波。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对门罗的做法丝毫不感到惊讶。对大多数人关心的东西冷漠可能是成为一个好的创作者的必要条件，要求一个艺术巨匠同时是面面俱到的好人，简直是一种奢望。他说。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这个讨论结束的时候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如果那么想当一个好人，那你就只能当记者了。

成为门罗没得选，要么你就是，要么你不可能是。但是记者的命运比较仁慈，两年半不重要的记者生涯里，看到世界的角落里在发生什么，会让我感激：谢谢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