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我们那时候去电影院比现在要频繁得多。

那时候，村里有个大电影院，一度是村里唯一的娱乐场所。我刚记事的年纪，看一场电影的票价是一名成人一块钱，可以免费携带低龄儿童，所以小时候，我经常跟父母去看电影。看电影算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穷浪漫吧！那个年代实在没有更多的娱乐了，就算有，收入也跟不上。

村里的电影院比现在商业广场里的电影院要大好几倍，每个晚上观众都坐得满满的，有时候看电影的中途要想去上个厕所，还得穿过一大片人。

我那时候年纪太小，看过的电影大多忘了，现在印象深刻的，只有一出《猛鬼霸王花》，因为当时看到女鬼的画面感到害怕，吓得把头埋在前排椅背上，所以有点印象。

那时候，在我们家的对面有个布告栏，每天晚上即将上映的电影，都会提前在布告栏张贴广告。所以，我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当天晚上播放什么电影。

等到电影票价涨到两块钱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有了电视机，娱乐的方式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们渐渐不去电影院了。电视机和影碟机的普及，令电影院的业绩急剧下降。电影院具体的上座率怎么变化我不清楚，但布告栏我每天都看得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也看得到：正儿八经的电影越来越少，不正经的电影越来越多。他们想通过这种改变来挽留一些需要刺激的人们。毕竟，电视上很难看刺激的内容，刺激的电影碟片虽然有，但资源有限。

我那时候性格内向也没见过世面，再加上有些影片的名字特别隐晦，所以一开始对影片的变化以及人们的兴奋情绪完全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拍港产片的那些电影人都是鬼才，不但电影拍得好，连电影名字也起得特别有意思。什么《蜜桃成熟时》《我为卿狂》之类的片名，字面上很难猜出什么意思，但大人们看到电影名，看到主演那里写着曹查理、李丽珍、邱淑贞、叶子楣之类的名字，往往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然后短短交流片刻。时间久了，我就猜到了，曹查理、李丽珍、邱淑贞、叶子楣这几位影星肯定是好人，让大家背后讨论起来都那么开心。而我真正欣赏到她们的优秀作品，已经是在多年之后。

除了去电影院，我们还去看露天电影。每逢神诞佛诞，村里就会请戏帮做社戏或放电影。露天电影的放映员，也有他自己的个性和三观，有些放映员胆子大、有魄力，什么片都敢放，简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福利。所以，每当打探到请的是这些有个性的放映员，去现场看电影的人就会特别多。

晚饭后，约上小伙伴，去现场占位。那时候，娱乐不多，露天电影很受欢迎，加上放映的题材不受控制，有些电影特别精彩，所以现场常常是人山人海，去晚了，往往是找不到好位置的。

虽然是酬神电影，但有时候放的题材不太正经，看的人高兴，现场有了反响，放电影的人也高兴，解说得特别起劲，至于神明高不高兴，就不清楚了。我记得在露天电影看过《南洋十大邪术》《玉女心经》《慈禧秘密生活》《夜盗珍妃墓》等后来再难以看到的电影，这类电影在现在看来，公开播放仍然是禁忌，现在没有人敢在露天播放这类影片了。

村里的电影院艰难经营，除了不正经的电影，后来还多了歌舞团演出，再后来，据说还有美女脱衣舞表演，但最终电影院还是关门大吉了。

露天电影也越来越少，就算有，也不复过去的辉煌，每次路过露天电影放映现场，看到幕布下只有几个人，心里就有一种时代巨变的感觉。其实，观众锐减也正常，因为银幕上出现的不是抗日战争片，就是戏曲片，偶尔会有一些过时的大片，吸引力明显不足。

市区的几个商业广场陆陆续续开了新式的电影院，新的电影院会上映全国乃至全球的新片，环境比过去的大影院漂亮，但票价已经去到四五十元，春节期间票价还试过高达七八十元，比一线城市的票价还高。有段时间因为票价高得离谱引起相关部门关注，还上了新闻。

像我们这些从露天电影时代走过来的人，接受不了高票价，也接受不了那种空间小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我去过几次新电影院，几乎每一次看完电影出来，都会觉得头脸发热心胸憋闷。小年轻们，可能适应能力强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不在乎高票价，不在乎影院里有摄像头，不在乎空气不流通。

关键是，花了高票价，未必能看到像过去那样精彩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