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绊住脚，牙齿咬了舌头。

李查尝不到我嘴里的锈味，她说起七伤拳，一练七伤，先伤己后伤人。锈味被唾液覆盖，我没接起她的话，七伤拳就打在了空气里。

台风过境提前，紧密的雨帘被风吹到几乎与地面平行。没一会儿，雨点成了豆子，进了搅拌机，不吐出点汤渣不行。噼里啪啦，东吹西擂，人只能顺着雨走。我和胡先旭被搅进昌隆市场地下一层避雨，整条裤子都湿透了。胡先旭骂了一句，骂这雨不按常理出牌。过道两侧店铺大多闭着，越往深处越暗，人下意识往亮处看，雨就从亮的口袋涌进来。

胡先旭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家门店。他看我一眼，头又转回去。那是一家名叫东雷的店。“东雷？具”四个字颜色各不相同，灯管坏掉的字，是“雨”，四点不亮，柳暗花明。我看了胡先旭一眼，大步往店里走。

“等下。”

我回头。

“店里没人。”

再回头，打量一遍不大的店面，的确没人。

“没事，先进去看看。”

推门，门框处的贝壳风铃发出几声脆响，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塑胶味。各色雨衣雨伞按照颜色、品牌分挂在墙上，雨衣鳞片般件件相叠，雨伞成了墙面色彩缤纷的倒刺。

“有人吗？你好，请问有人吗？”

我回身推开门，看了看胡先旭，“怎么不进来？”

“我去上面看看雨还下不下了。”

胡先旭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出我的视线。不回头，回头会早早被鬼抓住。这句话也是我跟胡先旭说过的。

我来家那年十二岁，胡先旭八岁。初次见面，胡先旭躲在一个女人身后，露半张脸，一只眼，拽着女人身上的小衫作掩护。我的目光从胡先旭的脸挪移到女人那格外凸显的胸部上时，女人红了脸。我以为没有母亲会因为孩子多看了她的胸部几眼就脸红的。胡先旭是吸食母亲的奶水长大的，跟我不一样，爸说我只喝了三天母奶，想必也是寡淡如水，否则我怎么记不得是什么味道了。我没尝过这女人的母奶，也没机会。爸推了我一把，憋在嘴里的“妈”就自然而然掉了出来。爸哈哈一笑，说这小子认妈倒认得挺快，是让你叫阿姨。女人的脸几乎成了猪肝色，而胡先旭手里拽着的小衫总算是松了。他叫我哥哥，也叫了我爸一声爸爸。有了称呼，这个家就有戏。女人也笑了。爸拿起沙发上的变形金刚玩具朝胡先旭招手，胡先旭竟大步流星地从女人背后走出来。玩具接到手，皆大欢喜。二婚，尤其是双方都带着孩子的二婚，有许多不得不过的坎儿。只是这甜头一开始给的太足，以至于后来爸几乎不再给胡先旭买礼物，胡先旭口头上还是依样“爸爸爸”地叫着，在日记里又写道，那个丑男人昨天又睡了我妈。原来称呼是最容易过的一道坎儿。

次年夏天，爸在外应酬跟人喝酒，喝大了，血液中酒精浓度超标，睡死了。妈说，爸是死在了梦中。我不信，她怎么知道爸到底做没做梦。倘若人真的在梦里死掉，那他就只是跟他的梦境告了别；倘若他连梦也没做，那么谁都不知道他魂归何处了。那天晚上，我也做了梦。我梦到公园里下了好大的雨，只有公园在下雨，因为爸时常跟我们说，今天有雨，去不了公园了，让你们妈带你们去吧。雨水让池塘成了一个巨大的泉眼，所有的沙石、水草裹挟着上百条比我们胳膊还要长的鲤鱼上了岸。我看见一条金色的鲤鱼跳了几下，跳到一块石墩旁，穿着雨鞋的男孩在石墩上用锋利的石片切割水草，这是他孤独的过家家游戏。男孩捧起那条鲤鱼，用石片轻而易举划开了它的肚皮。把口袋里的一缕长发铺在地上，用树枝画出眼睛嘴巴，鱼鳞做成碎花裙，耳环、口红，半跟凉鞋。一个妈妈就焕然而生了。

升入初中，胡先旭把头发染成过黄色、红色和紫色，一种颜色没退尽，又染上另一种。不三不四，妈总会拿我的黑发跟胡先旭做参照。这是妈对我们的比较，从头发开始。越比较参差越大，直到胡先旭顶着一个光头出现，妈终于闭了嘴。那时妈已经留了短发，她怀疑被鬼缠身，那鬼是死去的爸，他在梦里死去，魂没处去，就跑出来把她的头发剪下一缕又一缕，当作还魂的信物。

当时一款名为《龙珠》的街机游戏风靡，男同学之间的话题几乎都是它。课间，我插不进嘴，只有看书。可看书也是装模作样，侧耳听着，心痒难耐。

我第一次壮起胆子走进网吧，二十块钱攥在手里，手塞进口袋。压着，怕见了风，风会把消息吹走。湿溻溻的票子黏在手心，慢慢地，一点点往下揭。心一慌，撕了一角。网管是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男孩，瞄我一眼，笑着问，第一次？我没说话，转身往更里面走。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我看见了那个光头，胡先旭把几毫米的发茬也染成了棕色，远看就像一颗卤蛋。电脑画面里正挥拳的人物也是个光头，叫天津饭，亦正亦邪，可天真纯粹，这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心被噎了一下。逃出网吧后，我才想起我甚至忘记跟网管退掉没用过的网费。二十元，那是我半个月不吃不喝或许能攒下的零花钱。可我不能不吃不喝。我是妈眼里胡先旭的参照。胡先旭在网吧沉迷不悟，即便心痒，我也必须逼迫自己离开。就是这样，参照逐渐变了质，成了一种背道而驰的东西。不是我和胡先旭互为参照，而是胡先旭参照我，他本该参照我去生活。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似乎都站在了胡先旭的反面，也站在了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的反面。抵抗诱惑，抵抗荷尔蒙，抵抗一个与我异父异母的兄弟，成了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妈说，我只希望你和先旭都能有个安稳工作，自食其力就好。可妈应该知道，安稳并不容易。就这样，我被一个所谓的参照束之高阁。

胡先旭比我先走向成熟，就像他知道妈和爸睡觉不仅仅是睡觉那样简单，知道哪天是真的睡觉，哪天不是。胡先旭在日记里写，妈妈和丑男人“睡觉”后总会洗床单，下雨天也要洗，她一定很讨厌丑男人身上的味道，可她为什么还要跟丑男人结婚呢？

爸去世后，胡先旭的日记也停了。我无法再通过偷看胡先旭的日记了解他的心境。有什么话他都闷着，锁着，把自己隔绝，不跟妈说，更不可能跟我说。可妈想方设法地想知道，她的方法都直接到有些笨拙，比如她甚至给胡先旭找了一个上门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撬不开胡先旭的嘴，无可奈何，妈想到了我。我说我可以试试。妈眼里含着泪花，那样楚楚可怜，她从未对我动过这么多心思。

有一天妈问我，有没有看见谁碰过她的钱包。我说没看见。这个家里除了我就是胡先旭，妈这话是问我也是问胡先旭。我说，最近看着先旭有点不对劲。妈问，怎么不对劲。我说，像是迷上电脑游戏了。妈坐直了身子，问什么时候的事。我问妈丢了多少钱。妈说，二十，倒是不多，可能是我放哪了也说不好。我说，二十，看样子先旭应该还没完全沉迷，我好好看着他，找机会跟他聊聊，把苗头灭了。二十块钱成了胡先旭的参照，好像沉迷与否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第二天，我跟妈说，先旭说当时走得急，班里收班费，没来得及跟你说，他知道错了，这是他写的检讨。我将那份仿照胡先旭字迹提前备好的检讨书递给妈。妈没打开，只是攥着我的手，跟我说了一声谢谢。

两年前，李查离开家搬进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做推销工作，每天打电话，练习出一种温柔到有些矫情的“你好”发音方式。可不知为何，李查以这种方式说“你好”，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会立刻挂断电话，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会礼貌地说上一句抱歉，只有百分之一会走进李查的圈套。我让李查说给我听，说不同的“你好”，我帮她来判断。我以什么为参照物呢，是电话的忙音提示，虽是英文，但重在语气，不容拒绝的语气，不卑微，不高傲。李查问那是平等吗。我说，也不是，更像我们之间的对话，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聊天，没有立场的聊天，聊对方的心愿和担忧，但往往大部分人不会对陌生人倾诉衷肠。可其实陌生人才更安全。李查说，这个世界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我只能住在那个破出租屋里，听人骂陪笑脸，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听我说这些。

大专毕业后，胡先旭整日待在家里，打游戏，睡觉。卧室的锁设在里面，他把自己关在卧室，只有吃饭上厕所才会用钥匙开锁。卧室是他的家。一年前，妈希望我能回家住一段时间。妈说，就当为了先旭，也为了妈。我搬回家，但在外的出租屋也还留着。一周后，胡先旭开始早出晚归，朝九晚五，穿一身灰色西装，据妈说那是两年前胡先旭第一次给人当伴郎去西装店花高价定做的。钱自然是妈出的。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西装，只穿过那一回。妈说，买贵的以后才能想起来穿嘛，舍得。如今胡先旭想起来了，妈眼瞅着那身西装，嘴上抿着笑，勺子送小米粥进嘴里，流下几滴落在了她的胸前。发现后，嘴上的笑变成恼笑，玩笑，用手一抹。

胡先旭站在南街口下的公交站牌处抽烟，见我来了，掐断了烟屁股，在地上用脚碾了几下，踢进下水道漏网的洞隙。

“哥，咱们去哪儿？”

“什么咱们去哪儿，我得去上班。”

“哥，你也不想看妈伤心吧。”

“话是你说的，你跟妈说你找了份办公室文秘的工作，大事小情都要历练。”

“我答应你了，钱呢？”

“钱不会少你的，这样，我给你找个去处，你跟人好好学，我每个月再给你加这个数。”我的右手在裤缝处摆出一个二。

“学啥？”

“打电话。”

工作时间打给李查通常无法接通，是硬性要求，个人手机静音，存放在储物柜。十几个人一个房间，人均一平米，守着连着电脑自动拨号的座机，一个接一个，偶有被挂断的空闲喝一口水。我跟主管请了半天假，打算亲自带胡先旭去李查工作的地方。此前听李查说起过一次，昌隆市场地下一层，走一个“回”字形，中心小口的右上角拐弯处就是所在地。

晴天的昌隆市场地下通道依然泛着湿气，地上和地下通过一座十八级台阶的楼梯相隔，截然两个世界。楼上的阳光宝贝摄影、金嗓子音响行早已过去它们的辉煌时代，没趁辉煌时搬离，就要随之衰朽。真正的夕阳行业是在地下。光之影碟片租赁、赵文印章以及东雷雨具都成了暴雨前后蛰伏于洞穴的鼠妇。店面是买下来的，耗在这里，等哪一日拆迁。总有个日渐一日消磨的盼头。

因工作的特殊性，公司是流动的，不久前已从昌隆市场搬离到一座百货大楼里，挂着美容美发的门牌。对胡先旭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只要有地方让他待着，回到家后他可以跟妈说，他就在昌隆市场工作，在那个童年时妈骑着摩托车载我们多次去过的地方。

想起来了。当时你在前面，双脚不得不抵着摩托车的前车兜，屁股才不至于掉下去；我在后面，双手死死扣着座椅的下摆，从不敢用手搂妈的腰。妈把摩托车停在地上，带我们去地下市场买球鞋，你不知道选哪一款，最后妈给你选了一双和我一样的。第二天，那双鞋被你弄丢了，你一声不吭，没有大哭一场。妈以为你不喜欢，问我你喜欢什么，我说我从没见过你在哪天是光脚回的家。妈还说，可能真是见了鬼，连她的一双凉鞋也不翼而飞了。当我们返回地上，雨下起来了。妈绕着昌隆市场前停的密密匝匝的自行车、摩托车找了一趟又一趟，没找到她的摩托车。妈说，走吧，我们回家。妈比我想得更快接受了摩托车被偷的事实，就像她接受爸的死亡一样，不挣扎，不对抗。或许摩托车本就对妈没那么重要。偷车贼把车筐里常备的一把雨伞和一件雨衣留在了墙角。是我先发现的。妈看着雨伞和雨衣却忽然哭了，她默默地哭，跟雨混为一体。当时我并不明白，这其实不是偷窃者的慈悲，而是羞辱。雨具在这座多雨的小城虽然重要，却也廉价。

风铃声再次响起。胡先旭回来了，他甩了甩湿漉漉的额发。这是信号，雨还在下。

“老板还没回来吧？”

“对。”

“不觉得奇怪吗？”

胡先旭摸了摸铜铸蟾蜍光滑的前额，绕过玻璃柜台，走到收银处。

“你干什么？”我朝店外张望了一眼。

胡先旭拉开抽屉。停顿几秒。抬起眼。

“空的。”

“空的？”

“你自己来看。”

我站在那儿，想起当年妈那辆摩托车失窃一事。妈没报警，自认倒霉。确切来说，在摩托车被偷以前，车钥匙已经不见了。是有人用摩托车钥匙打开了摩托车的锁，然后正大光明地骑走了车。摩托车的钥匙跟其他钥匙共同扣在一个钥匙扣里，偏偏只有摩托车的钥匙不翼而飞。几天后，胡先旭的手里多了一个变形金刚玩具。被我撞见，胡先旭慌忙把变形金刚丢进垃圾桶。我什么都没说。故技重施，甘之如饴，孩子都喜欢甜头。胡先旭舍不得丢掉变形金刚，很快，妈也发现了。妈问我那个变形金刚是不是我的，我说小孩子才喜欢变形金刚。

胡先旭低着头，两只手在玻璃柜台里鼓捣什么。我绕过柜台，站在狭长的走道口，看见胡先旭把两只手用衬衣的下摆套着，正反复擦拭抽屉的把手。

“你在干什么？”

“消除痕迹，把脚印啥的都擦干净，还有大门把手。”

“又不是咱们干的。”

“不能让人怀疑。”

“我们报警吧。”

“你疯了吗？”胡先旭停下手里的动作，看向我。

这个警早在多年前就该报了，从摩托车到二十块钱，一切都进行得太心安理得。每日生活如常，而我却不得不时刻警醒自己的身份。我也是儿子，我介入到另一对母子的关系中，东拉西扯，拼凑属于自己的母子关系。

风铃响起。我浑身汗毛陡立，视线追去，推门而入的是一个模样四十岁烫着金色波浪卷的女人。她的头发同样被打湿贴在双颊。身型被雨勾勒明显，谁都没有脸红。脸红其实是拒绝，是对一段带有某种暴力性关系的拒绝。

“您好，欢迎光临。”胡先旭的笑抿在嘴角。

女人脸上的妆花了，板着脸，乜斜了我一眼。“要把雨伞。”

“好的，您随便选。”胡先旭侧身，用右手指了指墙上的陈列。

“黄色的那把。”

“这把？”胡先旭走到我身旁。

“对，多少钱？”

“五十。”

“多少？”

“五十。”胡先旭笑着答道。

“五十？”女人和我一样惊讶，类似的伞在超市的售价也不过三十。

“对，五十。”

“那把呢？”

“那把八十。”

“最便宜的，我要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就是五十，您眼光真好。”

女人沉默几秒后，推门走了出去。风铃声像警笛，把我心揪得很紧。我拉着胡先旭打算离开这里。整个昌隆市场像一个噩梦，被一场雨催着，发芽，弥漫。谁料我的手刚碰到胡先旭的胳膊，那风铃声又响了起来。

“给我吧，那把黄的。”

胡先旭带着笑，从墙上取下那把黄色雨伞。

“我要新的。”

“对不起，这把只剩样品了。”

女人用一根手指刮开了服帖在半边脸上海草般的卷发，招了招手。

“给我吧。”

“对不起，这个码不能用。”胡先旭扣倒柜台上的收款二维码立牌，随之掏出了他的手机，“哥，我的手机没电了。”

我愣在那儿，以为胡先旭还是在开玩笑。可胡先旭的眼神笃定，不容拒绝。他变得陌生，像在一瞬间长大了。

“人家还在那儿等着呢。”

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手机，不，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像我第一次走进网吧那天，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我的口袋里掏出那张二十块钱一样。我无能为力。“哗啦啦”一响，钱到账，一场骗局轻而易举达成。胡先旭骗了她，但五十元却收进了我的电子钱包。从证据链来看，其实是我骗了她。

“你疯了吗？”

“这种感觉好不一样。”

“你这是犯罪。”

“大不了我花钱把这把雨伞买了呗，这种雨伞，撑死三十，那二十我们收着总没问题吧？”

“可是，你……你让人家老板怎么想？这就是偷窃。”“偷窃”这两个字酝酿了十几年都没能说出口，这次它们溜了出来，悬停在这间暴雨下的无人小店。

“真的。”胡先旭说着，将扣倒的二维码立牌翻起，“你如果不安心的话。”

我走出柜台走道，往里屋去，想找个洗手间，洗把脸。原来，我还是厌恨这个弟弟。这种厌恨十多年来有增无减。他太擅长表演一个坏孩子了。他太沉，太重，妈不得不渐渐降低对他的期待，与此同时，也一同降低了对我的期待。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当我取得出乎妈意料的成绩时，妈就会跟我说，你做得够好了，有时间多帮帮你弟弟。我把胡先旭介绍给李查，引他走上一条只有百分之一光明的路，而这百分之一也是为给他人设计陷阱存在的。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啊，为了我和妈。没有胡先旭，我在妈眼里不过是一个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男性。我必须依附于胡先旭，他是妈的儿子，我是他的哥哥。这样，我和妈之间才有一段必须牢牢扣紧才不至于损失的母子关系。

里屋连着另一条走道，更幽长。我有夜盲症，在幽闭昏暗的环境下，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好在只要往前走，只有这一条路，能够暂时离开胡先旭也好。一边走，一边用两只手触摸墙壁，寻找灯的开关。可一直走到尽头，开关也没能找到。最先是鼻子收到信号，闻到一股腐烂的气味，随后摸到一根悬吊着的细绳，一扽，有了光。

昌隆市场的房屋结构几乎都是这样，外面一间当作店面，一条走廊连里面一间当作起居室，起居室可自己再隔出厕所、厨房。腐烂的气味似乎是从玻璃茶几上的铁锅里散发出的。走上前，那铁锅里放着一团模糊不清泛着油光的黑色物质，再一嗅，气味刺鼻。经过茶几、衣架、一条滚出两米多长的卷纸，来到其中一扇门前。里屋共有两扇门，选择这扇主要是因为那门旁就是一扇窗，我想打开窗透透气。试了一下，窗销生了锈，轻易打不开，于是扎了个弓步，将身体后倾，双手死死扣住窄细的窗框，嚓的一声，拉开了。只是那窗外并不如我预想的是地下通道，而是一面墙。

自己被一扇窗欺骗了。墙上有用红色蜡笔画的简笔画，像个没有脸的小人。这是屋子里唯一的窗。

李查不告而别的清早，雨停了，我站在窗前，给李查打过电话。第一通电话没打通。我看见马路边上有一个穿着黄色雨衣的四脚人，两只在外的大脚穿着蓝色雨鞋，两只在内的小脚穿着红色雨鞋，小脚一左一右踏着水洼。我想起十岁那年摩托车被偷，从昌隆市场回家，也是下了这样的雨。一把雨伞、一件雨衣，我、妈、胡先旭，交叉组合，最后的选择是我打伞，胡先旭和妈共穿一件雨衣。他们变成了一个四脚人。胡先旭藏在雨衣下，什么都看不见，妈喊着号子，一二一，一二一，胡先旭就勇敢地往前走。摩托车被偷的事似乎已被弃之脑后。我故意走得很快，快到听不见号子。爸说妈当年就是车祸过世的，我不知道车祸发生时妈有没有睡觉，有没有做梦。回头一望，四脚人正站在红灯下。妈看向对岸的我，雨中，整个世界都融化了。第二通电话，通了。我问李查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李查说她有大事要办。所谓大事，李查胡作神秘。这令我感到焦虑。几天前，李查遇到了那百分之一，卖掉了一套雨具搭配几样附带品——魔术贴、美白牙膏还有一盒安全套。

重回那条昏暗的走道，左脚绊了右脚几次。匆促，仓忙。胡先旭仍在柜台后，他看见我出来，问我：“哥，你上厕所上这久，刚才错过了一单生意。”

“快走，里面有人。”

“有人？里屋？”

“对，在睡觉。”

“男的女的？”

“没看清，好像是女的。”

“那你怎么不叫醒她？”

“你是真的疯了？”

“疯了，我们现在走了也是疯了。她一睡醒，发现雨伞丢了，怎么办？”

“一把雨伞而已，不至于报案吧。”

“谁知道，你以为谁都跟妈一样？”

我无意回避了胡先旭的眼睛，眼睛是心的参照。倘若妈当年再向我问出一个问题，有没有看到谁动她的车钥匙了？不是我，就是胡先旭。天秤倒向一端，我别无选择。可是妈不仅没报警，也什么都没过问。

“妈也不希望这样。”

“你怎么知道？”

胡先旭又一次问住了我。

“哥，我有了工作有了钱，妈就可以安心了。”

“你现在有哪样了？”

“很快就会有的。”

胡先旭走向里屋的过道时我没再阻拦。是觉得自己阻拦不了，还是没有资格阻拦，或许两者都有，或许都不是。胡先旭试图往上爬，他爬上一条错误的路，正是错误才有改正的机会，而正确难免有一日走向错误。这个道理胡先旭比我懂得早。就在胡先旭离开后的半分钟内，风铃声响了起来。

“我要退伞。”

走进店里的是此前买伞的那个卷发女人。

“退伞？”

“能退吧？”

“雨停了？”

“没停。不是，雨停不停跟我退不退伞有什么关系，是你们这伞有质量问题，你看看。”女人说着将雨伞撑开，附着在伞面上的雨滴飞溅而出。“这是不是有个洞？”

的确，光从一个指节大小的洞里漏下。可要退也该是胡先旭退给女人，钱是他骗来的，我是代为保管。一来一回，经我的手，我便成了主犯。我要等胡先旭回来，女人却不依不饶。

“再不退我就报警，我打给消费者协会。”

“你先冷静一下。”

“这样的天回不了家，你还卖给我一把破伞！”

“哎！”女人尖叫了一声。

“现在呢，是不是没有洞了？”我凝视着面前的一片黑暗，冷静地说。

“怎么回事？”

我看不见了，但我能听见女人的声音，铝合金的伞骨撞击玻璃的声音，声音是参照物，女人就在我面前，慌乱无措。看来她也有夜盲症，或许比我更严重。我辨识她像辨识宇宙中一个暗淡的球体，而我同样身处偌大的宇宙。我本想趁黑逃走，可意外发现了女人的软肋。逃吧，可即便逃了，也有了那转账记录。

“快开灯！”

“开关在哪儿啊？”

“把灯打开……”

女人的声音逐渐衰弱，她变得无助，像失水的鱼。她的眼睛，她的肺叶，乃至整个身体都在痛，我知道那种痛。她不得不接受这件事，接受黑暗，或早或晚。生活不可能没有黑暗。这样的对峙持续了一会儿，直到风铃声响起。她放弃了她的雨伞。几秒后，我开了灯。李查说过的，七伤拳，一练七伤，先伤己后伤人。

胡先旭从里面走了出来。“哥，我们得走了。死人了。”

“死，谁死了？”

“那女的。”

“她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她，是里屋那个。”

“里屋那个？死了？”其实我并不确定里屋那条棉被下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可我对胡先旭说，对，那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可我忽略了，以死亡为参照物，难免彼此猜疑。

“嗯……”胡先旭的声音在发抖。

“你看错了吧，她在睡觉。”

“那么响的雷还能睡着？”

“你别自己吓自己了。”

“哥！我亲眼看见的！”

我没再说话。为什么打开门，又慌乱关上门，左脚绊着右脚从过道逃出来，我当然清楚原因。事实停在怀疑里，至少是安全的。

“哥，我们快逃吧。”

“不行，不能逃，逃了更说不清了。”

“不逃更说不清！”

“有证人。”

“谁？”

“刚才那个女人。”

“你指望她说什么，说我们是那死人的儿子？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擦掉所有指纹和脚印，然后离开这儿！”

一切都乱了。脚底下的坐标摇摇晃晃，脑袋里被高速旋转的风铃声、雷雨声、呼吸声充斥。从胡先旭的表演计划开始，我原以为他正要与我亦步亦趋，以我的人生为模板开始仿照生活，可实际上，胡先旭无形中脱离了我的参照。或者说，他从未以我为参照物，他始终在孤独地自转。是妈作为太阳，把月亮和地球收拢在她的轨道上，只是日升月落，难免阴晴圆缺。

胡先旭的眼睛里有一只灰色的鸽子。我回过头，再次朝那条昏暗的走道走去。站在那扇假窗前，迟迟没有开门。验证这件事，是验证一个韬光养晦了十几年的假象。它蔓延到血肉，与此共生，互为肌理。我还没做好准备，在这之前，我需要先做点什么，例如打个电话，用打电话来缓冲，无论打给谁，我以为我有很多选择。

“妈？妈，是我。”

“我正想打给你呢。你等跟先旭说说，钱我凑差不多了。尽快办吧，别拖太久。”

“办什么？”

“婚礼啊。”

“婚礼？”

“嘘……这事不太光彩，就是，先旭啊，把人家肚子搞大了。不过，怎么说呢，先旭真是长大了。”妈轻声笑了笑。

“把谁肚子搞大了？怎么我不知道这事？”

“你弟不让我跟你说，但你是他哥，应该知道。我以为他会先跟你说的，没想到……先旭长大了，长大了啊。多亏了你。但怎么说，你弟干出这事，也没办法。听说那孩子也是个孤儿，可怜呐。额，还下雨吧，听着刚才像是又打雷了。”

“还下呢。”

“天不好，你俩不该出去的。先旭听你话，愿意走出去。”

“妈，我们在昌隆市场。”

“在那干啥啊？”

“躲猫猫。”

“躲猫猫？”

“是啊，我和先旭在玩呢。”

“先旭长不大，你也长不大啊？”

“对了，妈，你最近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推销？”

“没有，当然没有。家里有的是伞啊。”

“是啊，家里有的是伞，要是现在在家就好了。妈，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一堆吗？”

“不是，是跟我说的。”

“是啊，都是跟你说的。”

“妈，对不起。”

“怎么了？突然说什么对不起。”

“没什么。”

“没事的，没事的啊。早点回家吧，妈给你们做了糖醋鲤鱼。”

那扇假窗上的玻璃，透明、无色，外面的墙面上有一个红色蜡笔画的小人，他住在墙上，永远淋不着雨。对于这座小城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突然明白，参照物的意义就在于衡量，衡量物与物之间的距离，衡量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也衡量胡先旭和妈之间的关系，或疏远或亲近，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其实，他们从没有真正疏远过，血浓于水。一旦衡量出了结果，参照物便失去了它的意义。作为参照物，也需要寻找参照物来衡量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可仅凭参照物也会判断出错。一扇假窗，给人光明的假象，实际上这间屋子根本不透光。我想起那个李查不告而别的清早，半夜里我醒过一次，李查睡在我身旁。我习以为常地偷偷打开李查的手机，检查短信和聊天记录。

“哥，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这儿玩的游戏？躲猫猫，你出去跟老板娘说家里的小孩可能躲到这里了，你是来找他的。”

这无疑是一次故技重施。

“好吧，他会藏在哪儿？”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

“你穿上这个，蒙住头，从走道一直狂奔出去，别回头。”胡先旭捡起茶几下一块暗黄色堆叠着的布，抖擞，伸展开，是件雨衣。“两个选择，你选一个。”

“先旭，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什么？”

“比如，小时候你想要变形金刚。”

“我想要钱。”胡先旭笑了笑。

“我给你钱。”

“你给我钱？你有多少钱？”

“我确实没多少钱，你有困难要跟我说。”

“我没困难。”

“你要跟我说，我是你哥。”

“你跟你爸还真像。”

“我爸？”

“我讨厌这个称呼。你和他一样，霸占我妈，霸占这个家。我就是一个坏孩子，不学无术，混吃等死，那又怎样？这是多大的错吗？不像你，你是好孩子，永远高高在上。他要我向你看齐，他凭什么这么说？他为我做了什么？到后来连妈也这样说。他们一起睡觉，一定是他把妈催眠了。好，现在我向你看齐了，我听你的话开始工作，我每天低声下气，这就是妈希望看到的。因为你，我在妈眼里什么都不是。你为什么不在垃圾桶里多藏一会儿？为什么要回去？他死了，你跟这个家已经没关系了，为什么还要赖着不走？”

胡先旭的胸脯上下剧烈起伏。他第一次跟我说这样多的话。这些话不是从日记里偷看得来，它鲜活，炽烈，转瞬即逝。

“先旭，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你不该骗妈。”

“我从来没想骗妈。我只是想骗你，哪怕一次也好。我想知道你这么聪明，是不是也会被骗？也会犯错？”

雨击打地面，先摔碎自己。碎裂的声音悬在头顶，沉闷、细密，连成一片，透不过气。

“骗我？”

“这件事除了李查，妈也参与了。可是妈并不知情，但我会告诉妈，是那个叫李查的女人骗了我，她之所以骗我也是因为你。是你引我走上这条路的。不是我骗了妈，不是。”胡先旭哭了，他哭起来的样子跟妈好像，无助、脆弱，像个孩子，“我会跟妈道歉的。”

房间的灯灭了。没有人关掉灯，是灯自己熄了。老房子年久失修的电路在台风和暴雨中显露出问题。我听不见胡先旭的声音，听不见雨声和雷声，世界失了真，抽了空。只有一个咚咚咚的频率从暗处响起。

“换我当鬼的时候，我知道你就躲在妈身后，像初次见面时那样，你依然没有长大。我没有去找你，我爬过十八级台阶走上地面，再回来的时候，妈问我的头发和衣服怎么湿了，我说是到处找你的缘故出了汗。在那之前，妈骑摩托车带我们去二舅家，路上突然下了暴雨，妈从车兜里找出件雨衣，我们三个钻进去，风往后刮，雨衣却往前去，我的后背湿透了，回到家妈还是让我去洗澡。为什么妈从不用毛巾擦擦我的后背？为什么那件雨衣只能向前不能向后？车没了，我们三个步行从昌隆市场回来，妈为什么不多拿两把雨伞？家里明明有那么多雨伞。为什么只有你和妈能一起在雨衣里？该死，嘴巴里又有锈味了。我牙龈过敏不能吃鱼，但你喜欢，妈还是经常做鱼，好像是我沾了你的光一样。妈从不了解我，连尝试都没有过。是，我承认，我偷钱，偷了车钥匙把摩托车卖了，连你那双球鞋也是被我偷走的。可那钱我没有花，除了给你买变形金刚我一分都没花。那是我应得的，妈给你的爱太多了，我必须从她那里偷来一点才能平衡。但爱要怎么偷呢？看不见，摸不着，这太不容易了。爱就那么多，不是你多，就是我少。你跟妈说，李查是个孤儿，妈也这样跟我说。好像把一件事实说出来就是一个诚实的人了。可你们难道忘了吗，我早就成了孤儿。这么多年，妈是像可怜一个孤儿一样可怜我。你根本不会撒谎。但这次你还是骗到我了，你引诱我做回了一次坏孩子。”

这些声音从心里流过，没能蔓延出嘴角。我闭上眼，想起爸去世后我做的那个梦。穿着雨鞋的男孩在石墩上用锋利的石片切割水草，这是他孤独的过家家游戏。男孩捧起那条鲤鱼，用石片轻而易举划开了它的肚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