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好久不见。

今年春天，我总是想起一棵树。

小镇外的山顶上有片森林，林中没有田地和人家，只有几条积着落叶的小径和茂盛的松柏，向县城的方向绵延而去。那棵树就长在森林边缘，粗壮，高大，但歪着身子，像佝偻的老人在眺望什么。树的面前没有树了，只有片空旷的岩石地，长着野花野草，空地边缘就是断崖，因此这地方视野很广阔，爬到树上后，天空大地，群山江水，一览无余。虽然长在松柏林外，但它既不是松树也不是柏树，因为它会开花，花瓣小而白，气味很怪，有人会觉得臭，但我总觉得那股气味很让人安宁，所以常常去那里睡觉。

我是需要独处来积蓄能量的人，回到四川后，辗转生活过好几个地方，每到一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个无人打扰的秘密角落，当然，最好是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按理说，相比城市，老家人烟稀少，去处应该更多，但实际上老家可以躲避的地方很少。和城市不同，乡村是草木的世界，人走在其中，反而扎眼，如果不巧被其他人看见，第二天街坊邻居都会知道你有床不睡跑去山里躺着，还以为你中了邪。歪脖子树所在的山顶只有一条小路可走，乡下的老人不好上去，离人家和田地也远，因此罕有人迹。刚回老家时，我人生地不熟，喜欢一个人漫山遍野跑，误打误撞去过几次后，那里便成了我的角落。

我少年时的许多幻想都和这棵树有关。

我在那里见到过一只乌鸦。它从森林里飞出来，并不怕人，停在树枝上盯着我。老家麻雀多，斑鸠也多，但乌鸦不常见，所以我想着，也许它是个流浪者，和我一样无家可归，飞了很远才走到这里。我生怕惊走它，动作很轻地爬下树，把随身带的饼干碾碎，洒在地上，向它示意。它看见了，但似乎不感兴趣，仍望着远处，片刻后又飞进了森林里。后来我们还遇见过几次，它照旧在森林边缘停留，片刻后飞回。我确信它也看到了我，但我不再打扰它，我们形成了一种默契。因为它，我每次去也多了点期待。但后来它不再出现了。除了可惜，我心里有更多好奇：森林是它的家还是暂居地呢？它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它在看什么？它去了哪里？它这样一直飞，会飞到哪里呢？这么远的路，它会不会累，会不会孤独？它还会遇见谁？这些幻想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故事，一个比现实更有意思的世界。后来我试过写出来，但远远没有幻想里精彩。

还有火焰。树前的岩石地只有稀疏的野花野草，是放火的好地方，但只能放小火。到林子里捡些落叶，堆成小山，就可以烧了。无论哪个季节，山顶永远有风，我背着风蹲下，点燃树叶，等火苗蔓延开了，又起身走开。火苗在风里摇曳着，忽然就炸成一团火焰，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我蹲在旁边，脸被烤得很烫，心里却很轻松。回到小镇是因为父母分开，需要独处是因为我难以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一个人的未来，四处寻找是因为我总是不安，又没有哪里能为我提供安全感。但盯着火焰出神时，内心的杂乱好像也被烧净，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有火焰的温度，让我真真切切感觉到平静。

那种平静也只在那里有过。躺在树上时，没有老师和作业，没有动荡的家庭，甚至也没有开心和不开心，只有天空、大地、阳光、飞鸟、许多形状的风、平缓的江水、向外界蜿蜒的公路。闭上眼，听着山林里的各种声音，还能看到更多的风景。有时世界很大，你躺在树上，也成了树的一部分、森林的一部分、大地的一部分，把自己想象成植物，就会感到你的根系深藏土壤之下，正向四面八方蔓延，向无边无际的世界生长。有时世界又很小，一片叶子落在脸上，触觉的惊醒也唤醒了其他感官，你会感到一切事物的脉络都变得更加清晰，身体也变得更大、更轻盈，好像躺在云层，而世界成了一粒很小的种子，正在心中静静漂浮。

我在小镇上生活的时间其实不长。2008年回到老家后，我一直无人照管，心里也不安，自暴自弃，没有好好念书，后来离开过学校两次，一次去了宁夏，整天在街上晃荡，一次去了广东，在厂房里埋头打螺丝，再回四川，已经十五岁，草草读完初三，就离开家去了县城。除了老人，这棵树算是我在老家为数不多的惦念了。后来朋友给我分享《我与地坛》，说想去北京看看，我读完，想起的自然是那个山顶。我也在那里想过很多。想离开大山，拥有自己的人生；想奋力地去做一个纯粹的人；想把所有朋友都留在生命里；想赚钱，想写作，想爱，想认识所有人，体验所有生活……更多时候，想的是“家”和“死”。

那几年里，只有一次，我在山顶遇见了另一个人。

我认识这个人。我家的远房亲戚，算是堂哥，人很清瘦，戴着眼镜，有种沉着的气质。他爸妈感情很好，在广州经营一家小超市，他留在老家念书，由他爷爷独自照管。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春节时的家族聚会，众人起哄，让他父亲敬酒，那个憨厚的男人有些害羞地站起来，生硬地说了些场面话，众人哄笑起来，他坐在父亲身边，面无表情。在学校，他是我的反面，我打架逃课，抽烟喝酒，朋友很多，他老实本分，成绩优异，独来独往。他活得很“正确”，并不像是需要躲避什么的人，所以在山顶见到他时，我有些意外。

我爬上山顶时，他正坐在树上，戴着耳机，手边立着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属于我的地方突然多了个人，我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去，他却看到了我，也愣了愣。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我们尴尬地打完招呼后，他立刻跳下树，说刚好准备走了。我心里松了口气，却不知怎么想的，问他来这儿干嘛。他想想说，没事做。我没回答。他家离这里六公里，要走很远，不太可能散步散到山顶来。他离开后，我才想到，我没来的时候，也有另一个人像我一样，一步步爬到山顶，坐在树上，在风里沉默着，或幻想，或自言自语。他会想些什么呢？

我猜不到。但我好像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

我们后来自然也见过面，但谁都没提过那棵树。各自的处境，都埋在了心里。因为这件事，每年春节回家，我总会留意他的消息。我以为他会一帆风顺地在既定轨道里长大，但并没有。他高考成绩不错，但没有去念。家里人不理解，他似乎也不需要家里的理解，买了张车票，揣着一千块钱，独自去了成都。在成都的几年里，他爸妈离了婚，他也一直没有回来。二十三岁，他和一个云南女孩结了婚，为了赚钱，去工地做过捞钻头的“水鬼”。二十五岁，他跳出工地，改行做汽车销售，这一年他父亲去世，他回老家办了葬礼，母亲没有回来。同年，他女儿出生了，他给女儿取了小名，叫“一一”。唐一一。

他告诉我，就是因为那部电影。家很复杂，人也很复杂，简单的东西不多，所以取这个名字。我是在他父亲葬礼上再见到他的，他胖了，也活泼了很多，不再像从前那么平静、沉默寡言。我们加了微信，但从不联系。后来买车时，我联系他，他开车带我转了不少地方。似乎是因为那棵树的原因，我们见面时也丝毫不生分。他向我讲起辍学后的经历。刚来成都时，他住在把三居室分成六个房间的隔断房里，一张床，一个书桌，六七平方米的空间，每月四百。他父亲并不是一个憨厚的人，母亲也并不贤淑，他逃离了家庭，但仍然不安，觉得一切都很虚伪。他夜里上班，在兰桂坊做酒吧营销，每晚和不同的女孩喝到烂醉，凌晨四五点，摇摇晃晃地回家，看着窗外的城市浮起晨光，闭上眼昏睡过去。没有烂醉的夜里，他会和同事们打牌，输完钱就看别人打。同事们的赌注越压越大，有人输完就跑，有人欠下几十万的网贷，有人在枕头下常备一把刀。他们十八九岁，心里有许多梦想，但他们是城市的阴影。他说那是他最怀念的日子，没有人是假的，每个人都直面欲望，有血有肉。

那个云南女孩，也是那时候认识的。他很爱她，带着感恩的爱。他回到正常生活里，跟着亲戚做工地小工，两百一天，女孩没有嫌弃他。他们从各自的隔断房搬出来，住进老小区的套一里，养了一只狸花猫。因为对家庭的恐惧，他们那时都没想过结婚，存下钱就去旅行。女孩喜欢海，他们去了厦门和青岛，他们第一次坐飞机，赶凌晨的特价票，一夜没睡，却紧张到精神亢奋。他喜欢看山，还去过川西和西藏。他们一起走了很多路，爬了很多山，他却越来越胖。她还是没有嫌弃他。她是个有生活才华的人，热衷于装修出租屋，买过很多玩偶和饰件，它们经常失踪，又经常在某个角落出现，唤醒一些平淡日子的回忆。她说过日子就是往生活里一件一件地填东西，像修房子。他们在那个老房子里住了很多年，偶尔以寻找失踪玩偶为乐，但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被遗忘在暗处。那些惊喜总有一天会自己跑出来。

聊到最后，我当真感受到命运的奇妙——我一直觉得，他的轨迹才是我该走的那条路。但现在我们反而像彼此的影子。

在老家那几年，我一直晃荡着，虽然心野了，但最后还是回到学校混起日子。十六岁，我离开小镇，去县城读高中，有了新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角落，偶尔回老家，也很少专门再到那个山顶去了。我的神经衰弱和严重的失眠，也是那时候开始的，中间断断续续好过，但总会在某天又忽然降临，以至于我只能把它当作老朋友对待。对抗失眠从此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项基本工作，就像与人交往、经营生活、好好长大一样。失眠是一种清醒的痛苦，所以那时候我无比渴望一种冒着热气的生活，它是朦胧的，没有具体的形象和方式，只要冒着热气就好，虽然热气往往会带走氧气，让脑子没那么清爽，但一定会有种能将你包裹起来的安全感，我就可以躲在里面，一辈子不出来。

我寄希望于写作，这是最好的手段，还能将少年时的那些幻想变成现实。但写作显然不是生活的解药，于我最大的益处，是明白了命运的大同小异。我想每个人都一样，试着在无常的生活里寻找一个锚点，没有这个锚点，日子就算不会随波逐流，也会不受控制。我一直以为写作是我的锚点，到现在才明白，写作其实是那个寻找锚点的方式，和过程。

也寄希望于人，或者说是人群。十九岁高中毕业，来到成都，本想彻底离开学校，但又想认识更多人，走进更多的人群，体验更多的生活，所以我还是留在了学校。因为常年失眠，我的精力很有限，留在学校就可以暂时不为生活所累，花更多时间去体验。但这显然也不是解药。认识很多朋友，尝试很多职业，去很多城市，所能建立的，依然是脆弱的连接。每当要真正走进某一种固定的生活时，那种麻木的安全感立刻就会消失——比起被同化，宁可继续不安。

也寄希望于认真生活。二十三岁，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开始学着感受生活里那些细微、具体的事物。虽然辛苦，但内心的潮汐渐渐平静了，算是终于找到了解药。但不安却仍未解决。因为我做不好自己不喜欢的事。好听地说，是一直没有妥协，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换种说法，是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生活不可能处处让人喜欢，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需要靠短暂的美好支撑漫长的无聊，所以一个人做不好不喜欢的事，也就意味着他很难经营好真实的生活。

于是我只好接受不安，不再寄希望于什么。

这些年我回家的次数不多，那棵树和那个山顶，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之所以忽然想起，是因为今年春天我又开始失眠了。这一次它来得格外凶猛，不太像朋友，整个三月和四月，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药物也失去了作用。很多难眠的凌晨，我会起床下楼，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一直走到天色微明。得益于这些睡不着的时间，我能短暂地从生活里抽离，很多我已经忘记的人和事，都重新清晰了起来。

四月底，我去看望已经三岁的一一。她有双很漂亮的大眼睛，吃饭时朝我总朝我眨。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云南女孩，和想象中不同，她很普通，和他，和我，一样普通。一个普通人的爱，是可以拯救另一个普通人的，这件事也许并不普通。两年没见，他瘦了很多，脸上有了几分少年时的清瘦模样。我们喝了些酒，他讲起近况，说准备离开成都了，他们攒了些钱，准备回云南买房，做些小生意。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一切都好。他开玩笑说，你要加油啊，我有时候就想过，以前我要是没冲动，继续读下去，走另一条路，现在会不会和你一样。我说，和我一样你就完了。他只是笑。喝到最后，我终于还是问他，记不记得那棵树。他说记得。我说，你当时为啥去那儿？他想想说，我爸妈老吵架，我爷爷也跟着吵，我不想在家里，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我说，那你坐在那儿都想些啥？他说，忘了，反正悲观，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只能受着。我沉默。他接着说，但是换个想法就不一样了。我说，怎么换？他说，不是命，是使命。

那天夜里，我依旧睡不着，依旧在深夜走上街头。成都一直下雨，夏天就要来了。街道潮湿，风却很硬，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看着脚下的影子，心里忽然安静了。

五月的假期，我终于有空回了趟老家。回到家已经傍晚，我停好车，放下行李，跟家里打了声招呼，就立刻往山里走去。乡村的老人们陆陆续续离世，上山的小路没人打理，长满杂草，比以前难走了很多，我的腿被野草划了很多口子，但感觉不到疼——有些忐忑，像去见一位老朋友，却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我。走到一半时，眼前却没有路了，只有茂盛的野草。这里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来过，我只好照着记忆里的方向，踩平野草，一点一点向上爬。终于快到山顶，眼前的野草又忽然消失，我向前望，看到一条土黄色的路，正从山的另一边向上蜿蜒。我有了不好的预感，走出草丛，快步爬上山顶，还是愣在了原地。

什么都没有了。

黄昏下，一条新铺的土路穿过森林，伸向在建的高速收费站方向。

记忆里的岩石地和树，就在路的位置上。

我在山顶站了很久。这里的视野依然辽阔，夕阳下的群山和江水一如从前，在山里，只有人会衰亡。暮色渐沉，飞鸟盘旋着，我忽然想到，这样的黄昏，也和从前一样。我站在山顶，背后是一片森林，眼前是天空和大地，无边无际的世界。风一阵阵吹来，卷起尘土和落叶，往远方去。我在那棵树下，成了另一棵树，叶片摇晃着，根系扎在土里，也渴望着往远方去。太阳落下了，一切都会隐入黑夜，睡去，再醒来。而我所渴望的，一直都在这里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