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认识一个白人奶奶，我以为她是一位女艺术家，她一直称我为姐妹，每一次她的展览我都会去。毕业之后，有一天我给她拍纪录片，才发现她以为我是日本人。她的光头白人老公喝了酒之后，隔着衣服用挑逗的手势摸我的后背。她一直让我找个人结婚留在纽约，妈的，这破地方有什么好呆的。谁要嫁给破烂美国人，用我已故去的姥姥的话说：“你送给我我都不要！”

文人总是互相嫌弃，却又互相爱得不得了。《纽约琐记》是我因为被家暴而住院时朋友探望我所带来的一本书，住院的那几天我翻了一下，随即搁置了，后来朋友回了北京，《纽约琐记》却还在纽约。我再次翻开这本书时，每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做画廊助理，一份极其无聊每天要站立6小时的工作。因此每日须看这本书消磨时间。陈丹青在《纽约琐记》写道，当他看到大都会里的安保警卫欣赏画作，感到疑惑怎么他们每日都在这里还看不够。但我知道，这些安保人员的流动性很强，他们被专业的安保公司雇用，在不同的时间被指派到纽约不同的画廊和博物馆。我做画廊助理这份工作，每日大把的时间都是和安保人员站立在一起，我们就像这些画廊里会说话的家具，郁郁不得志时我将这当作是一种行为艺术——资本付我钱去博物馆做一件家具。这就是当代青年艺术家的现状，当陈丹青那一代艺术家在另一个时空里去大都会临摹新鲜的西方艺术，拓宽中国当代艺术的视野时，我们这些已被拓宽了艺术视野的当代青年艺术家，正在纽约的各个艺术博物馆或艺术机构的角落里做一件无用的亚洲家具，摆来给有钱的亚洲客人看的。他们看到像我这样的年轻亚洲面孔站在那个由欧美上流社会阶级创造的艺术房子里，会以为这座白房子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地方，是一个乐于接纳亚洲人文的地方，因此信任它，购买它。其实“艺术房子”只不过是要中国人的钱罢了，而像我这样被生活所迫的青年艺术家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迫做了资本主义的帮凶。因为我们要么做帮凶，苟且度日，要么回去老家，连一幅关于女人裸露或抽烟的油画也不能展出。要么苟且地生活寻找机会凌驾于资本，喊出新一代中国艺术家自己的语言，要么，回去老家，画一些无比温柔美丽的艺术，那些砸进水里不会有一丝声响的艺术，了此一生，接着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回头看，那个好比年轻时的陈丹青一般身怀才华肆意闯进大都会画画的我，已被生活压塌了肩膀，痛恨上了这个无论如何也不肯真正给我们分一口像样吃食的狗屁世界。

今天是我入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天。从前都是以艺术生的身份来学习，最多的时候，一周有五节课的老师全都要求来MoMA看某个展览，看完又要写分析。有学期我来了这里三十多次，一直到现在我看到“MoMA”这几个单词还是会有些反胃。当然我不能告诉别人，出了门我还要在人前装作艺术家都很喜爱这些博物馆的样子。我来这里做艺术品管理员，挂着工作牌到处走。这份小小的临时合同工，接近纽约最低的时薪，每日在博物馆各个展览空间和仓库之间游走查看，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反正就是登记新的收藏在册，接待艺术品租借等杂事，看着那些每日被游客供奉的画，像高级快递般进进出出，混乱失真。昨日我还在佳士得穿着黑色的西装笑脸迎人，那是一个白人的世界，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氛围很不一样，有时感觉自己有些分裂，当我在这些公司里，我做不了艺术家，不得不表演一个工作人员，无法放松下来，有种在轧戏的感觉，同时无论是在哪里，我都演得不太好。

疫情之后，搞艺术的中国人要想在纽约找到一份这样的破工作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了，多得是人在背后以为我是托了什么人或关系，还有人专程打电话来酸说：自己认识的大一学生，暑假时随便就找到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个职位的工作。事实是我在家里吃了一年的白水煮面，每日都在找工作和面试，毕业之后恐怕投递了近万份简历，把从高管到前台的职位都投了个遍，连给大都会博物馆扫厕所都申请了。这些公司的招聘人员已经把我的简历看厌了。就连自动回复我的拒绝邮件也越来越敷衍。一开始的拒信是一大段礼貌用语，表示团队决定录取别的候选者，接着鼓励说会将我的资料放在等候名单里，如果有适合的岗位会再联系我。等到给我发第三百封拒绝邮件的时候，内容已变成了简短的几句话，我们选别人了，谢谢你。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毕业致辞时，并没有想到会欠着房租吃着水煮白面，在家待业一整年，被曾经认为是朋友的人遗忘于人海。自从我开始在佳士得工作，身边的一些嘴脸又靠了过去，后来我拿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录取之后，有的人连阿谀奉承也免了，话语里只剩股子酸味。一个破岗位，居然都有人嫉妒，这破世道，多得是赌徒心理投机取巧，只想暴富出名，看到别人变好就眼红发疯的。人是真俗气，我打心底里厌恶这些成日假惺惺晃在人前的嘴脸。有些人莫要离得太近了，这些人尤其擅长长出一种错觉，以为谁都应当是他们的朋友，若是无意与这些人结交，那么他们就是最乐于见到“朋友”坠入深渊的那一群了，保不齐其中就有那么一两个一旦逮到机会，就立刻推人下悬崖。反正这些年我是不信人的，那种诡诈的东西，谁信谁倒霉。

到了博物馆之后才收到一封邮件，是招聘团队的人发来的，说是因为我的留学生工作签证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所以要等到我拿到艺术家签证之后才能继续我的这份工作。我昨晚就有些不妙的预感，跑去登录了一下我的MoMA入职页面，结果网页无法显示，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还好我上周五就提前跟主管要了排班表，索性周一一大早直接来上班了。幸好招聘团队和管理团队还没来得及沟通，我就知道美国大博物馆里的人事部门大多不灵光，所以我就觍着脸来上班了。别的不知道，待业一年之后抢工作的技巧绝对是变强了，一份薪水低到连房租都付不起的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抢这工作干嘛。总的来说压根就不想工作，每天只想原地爆炸。我穿了一身白，演出一副状态良好，热情礼貌，英文极佳，聪明友善，以及装傻充愣并不知道自己的入职页面已经加载不出来了这件大事，我的表演招人喜爱，至少不招人讨厌吧，于是他们一脸尴尬地重新帮我办理了入职。得知之前我填好的入职申请表已被招聘团队删掉了，要是我没来或是迟到，那么就没工作了。我曾经发誓再也不做这种纽约最低底薪的破工作了，可是在这里工作，可以在博物馆的员工餐厅吃饭喝咖啡，还可以挂着工作牌每天免费看展，虽然我的学生卡也可以免费看纽约的博物馆。我其实大半年也不看一次展，实在是已经看吐了。当下就羡慕1990年来美国的陈丹青了，他们那一代艺术家此前是没机会亲眼看这些艺术，看到便觉得梦想实现了，那种心境是再美好不过的。我前些年看梵高的《星空》时都还会有那种感觉。学校的老师让我们去看展，我说我不爱看，且我有意不去看，如今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就那么些个，小时候看的那些，长大了发现还是只有那些好，我怕有一天我把它们都看腻了，就没得看了。小时候我喜欢把餐桌上最好的那个东西留到最后吃，因为最后吃就可以不必因为饥饿而消耗它，而是在饱腹之后真正品味它，我认为那才是真的喜爱。这种行为模式似乎也延续在了我对艺术的投入上。

可惜，害怕的事情总会来。在佳士得做了两个月画廊助理以及开始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的这天，我突然感觉到，我的艺术世界变了，佳士得告诉了我这些艺术品的价格，如今当我看自己的画以及梵高的《星空》时，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挥之不去的数字。不知者无畏，然而如今我对艺术充满了畏惧以及失望。我最热爱的它们被人类的欲望变得淡漠了，而我也无法再回到最初的起点看待艺术，无论是我的艺术，还是别人的艺术。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摧毁我作为艺术家的一些禀赋，我希望我能找到有个办法越过这些数字，要么就去到更高的艺术生涯，要么就永远越不过去，无非就是这两种，我心知肚明。

午餐去员工食堂，八美金就能吃到三文鱼和牛肉盖饭、沙拉、香蕉、一杯咖啡或汽水，这在物价飞涨的2023年，对于贫穷的我来说仿佛就是奇迹。这几乎是我这一年以来吃到最新鲜的午餐。最近我的腿伤也复发了，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去上班的，能够在MoMA工作已是一种特权了，我努力了很久之后，好不容易才遇见了这个还算是不讨厌的地方，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地在那里。在MoMA上班的人大多穿得舒适且艺术，没有时尚过头的感觉，重要的是一双舒服的鞋子和品质较好的面料。职位越高的人身上的面料与印花就越好。我在佳士得和在Dover Street Market工作时养成了个坏习惯，打量别人，从前我是不会以衣着去判断别人的职位的。可有些毛病一旦有了，就很难改掉。

中午坐在花园里的员工区域吃饭，初夏的午后，那里很惬意，老人成堆地看报，和等待偷食的麻雀群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类是木讷停滞的生命，另一类是弱肉强食的。我们这些年轻人类，夹在中间，显得十分笨拙。时常有学校老师带着些年轻的大学生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花园里学习，在阳光下拍集体照，百褶裙和羊毛衫，长头发和露齿笑脸，我想起自己大一时也是那般漫不经心却有着满格的朝气。如今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