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十月是清冷的。穿上从头包到脚的加拿大鹅，戴帽，只露一张脸，阿蜜觉得扑面而来的风，是从雪柜里拎出来的薄荷酒，洒在鼻头上，有一种别样的刺激。这让她保持清醒。第一天上午的行程曾令她不安。武装力量大教堂，库宾卡坦克博物馆，爱国者公园，似乎一切都关于战争。但当她真正位于那个花费了六十亿卢布制成的充满争议的大教堂，她被浓稠的肃穆感压倒。巨大的耶稣的脸，挂在穹顶，凝望着她。大小金色的光，星系似的划过。一片神秘的紫蓝，托起一个飞在墙上的金色圣人，以一种深思的姿态，俯视着在脚下尝试祈祷的人。她看到一个男人靠近，坐在轮椅上，双腿膝盖以下是空的。男人用双手滚动轮子，好像奋力划着皮划艇的运动员。经过她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她的注视打断，只留给她一个沉默的侧脸，高挺的鼻梁好像某种倔强的树枝。他在神像下停留，闭眼，默念。她拿起手机，偷偷拍下了这一幕。

给你拍张照吧。周时走近。

那是她在莫斯科游玩的地陪。一个中国人。来自内蒙古。说话的声音让她想起中学时听过的一个深夜电台，那个解读一个个情感困惑的DJ。

阿蜜婉拒了几次，因为觉得自己并不在拍照的状态，时差令她昨晚睡得很差，而刚刚在旅游大巴上的打盹，又令她双眼浮肿。但最终的成相是她喜欢的：她在行走，漫天的紫色金色向她压过来；她走出教堂外，阳光刷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

后来她去胜利者长廊。死去的士兵的遗像，马赛克一样密密麻麻拼接在壁上，光与影还原着射杀与被射杀的现场。展厅的俄文她看不明白，偶尔静悄悄只有她，偶尔经过一群被老师带领参观而兴奋拍照的俄罗斯小孩。他们会追着对她喊，你好，你好。展厅与展厅之间兜售纪念品，并有一个通往外部的出口，绿莹莹的指示灯下，总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大部分是女人。没有表情，发了福的，金的白的头发像帽子一样扣在脸上。她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也会看向她，仿佛在无尽的悬空里找到一个短暂的支点。

她们需要找些事情来度过漫长的余生，周时对阿蜜说。我又何尝不是呢？阿蜜这样想，但并没有说出口。此时天下了点小雨。他们漫步在一个展示战斗机的广场。远处，三个穿着军服的男人在雨中。广场的喇叭里播放《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仿佛穿梭到一场诡异的梦里。

也许她们的儿子，兄弟，或者丈夫，都被派去了前线。有的可能不会再回来。但她们必须要挺过去。周时继续对阿蜜说。这忽然令她感到心痛。爱人发硬的身体，冰凉的停尸房，哭声如海浪般此起彼伏的葬礼，一缸七零八碎的骨块——这些画面在她脑海里如蒙太奇般播放，她强迫自己停下来。

现在人人都必须参军吗？阿蜜问。

摇号的。每个俄罗斯男人都有机会。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他答。

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看着远处那几个士兵。她好奇他们在看什么。明明前方什么也没有。

靓女，能不能帮忙拍个照片。

一个矮小的大姐凑过来，远远对她喊，也许因为戴着口罩，声音雾蒙蒙的。阿蜜记得这个大姐，在深圳机场集合的时候，她就戴着毡帽，酱红色的，沾着些粉尘，裤子仿佛是皮质的，拼接着虎皮花纹。阿蜜在想，她不怕热吗，深圳二十九度。大姐还有个女儿，人高马大的，但此刻没见到。

我来吧，周时插嘴。他抢在阿蜜前面接过大姐递过来的手机。

阿蜜想，他也许想表现自己是一个称职的地陪吧，然后她走开了。旅游大巴已经停在路边，距离集合的时间还有五分钟，车下已经坐了些团友。年轻夫妻，八个结伴而来的退休大姐，还有一家三口。这是一个从深圳出发的旅游团，只有她是没有旅伴的。

接下来的行程很满。趁没天黑，逛红场，面积有四公顷。然后再去扎里季耶夫空中栈道。大巴刚刚驶入红场周边的建筑群，团友们就惊呼起来。大片的群山似的俄式建筑。宽敞如海的河面，一条大船缓慢地划过。也许这一切已经过于宏伟，以至于那座知名的如同糖果城堡似的红房子出现在阿蜜眼前时，她反而并没有惊讶。

现在大家有一个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四处看看。周时说。他似乎入行不深，有着一种不太自然的社交行为，在旅途中任由团友在巴士上保持大量的沉默，而在宣布解散时又不懂得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言，警告大家要准时集合。他很高，戴着鸭舌帽，大衣搭在骨架上，空落落的。那些有旅伴的团友很快喧嚷着朝着某一个目的地散去，只有阿蜜还停留在原地，她在拍摄那一排在青灰天色里亮起的好似萤火虫似的装饰灯，夹在小城堡般的建筑里。

你好像很喜欢拍照，周时走过去对她说。她转过脸的时候，他觉得她好像一团刚刚被削皮的雪梨，那种被冷空气冻过的苍白，有一种异样的神秘。

职业病吧，她说。

原来你是摄影师呀？

也不是。

那是什么？

也没什么，就是写写东西，拍照是一种采风，想不到写什么的时候，就可以翻看照片。

我也喜欢写东西。我之前是俄语系的。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啊，托尔斯泰啊，我都很熟。但我很久没做那些事。

是吗，那你做什么？

我之前在一个法国银行的市场部，但俄乌战争开始了，公司就给我冻薪了。

哦，这是你做地陪的原因吗？

也不是。我老婆刚好生孩子了，她还有工作，我的丈母娘又不愿意帮忙来带孩子，那我就做全职家庭主夫了。地陪不算我的工作，只是我朋友在做，他最近请病假，就让我来代班。

阿蜜没有接茬，她只是继续走。

不过偶尔做做地陪，我还是很开心的，听到大家都在说中文，感觉真的好亲切，昨天不是很晚来机场接你们吗，等我到家，都差不多凌晨一点了，但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清醒，一种什么烦恼都忘记的感觉……

这是哪里？阿蜜打断他，指了指他们眼前的建筑。他这才留意到自己竟跟着她一路走。

哦，这是古姆国立百货公司，最古老的商场。啊，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跟你们介绍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可千万不要投诉我，毕竟我也没有做过多久的地陪……

周时还在继续说。从他太太，说到他的老丈人，又说起他那个正在战场上的小舅子。

……他真心相信这一次战争可以为俄罗斯换来永恒的和平。只有结束这一切，两地的人民才能彻底释怀，总要有个结果。他离家前那样说。你知道吗，他有很长的头发，一直和好几个女人同居。偷偷在卧室衣柜里种植大麻。我还以为他是个诗人，或是什么精神病。但是他却去打仗了。你能想象吗。我老婆哭死了。我从没见过她那么难过，除了她产后抑郁的那大半年。他是她最喜欢的弟弟。就这样。虽然他不一定会死。也许他会回来。但是她就觉得，她已经永远失去了他……

周时一直说，一直说。仿佛把阿蜜当作唯一的观众，而他是一个在聚光灯下的演员。阿蜜不明白他为何对她那么放心，也许因为她是一个人，没有旅伴。又或者他嗅到了同类的气息？一种被死亡和孤独浸泡过的味道。

进入古姆国立百货公司，她忽然觉得眼熟，拱形的屋顶，木头包裹着的扶梯，金黄的灯，不知道为何她想起《雨果》，那个人来人往的火车站，钟楼，夹岸生着各种小店铺的大街。一种旧时代的烟火。一个女孩向她撞过来，以一种无头苍蝇的姿态，乌黑的尚未经过任何烫染处理的自来卷齐肩长发，散落在胸前印着Lululemon标志的灰色羽绒服上，裸露在空气中的穿戴甲与她嘴角边那一串青春痘有着不太搭配的耀眼，好像一颗颗爆炸的椭圆行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不断地说，撩起头发，露出一张方圆脸，细长双眼隐匿着一抹天生的微笑，阿蜜认出她了。她就是那个红帽大姐的女儿。

嗨——阿蜜拦住她。她也在这一刻认出了阿蜜，露出如释重负的大笑。

哎呀太好了，我还怕我走丢了呢，她说。

你咋自己行动呢，周时问，你妈呢？

啊，我妈，她不舒服。

那她现在在哪儿呢？

她在那个，咱们的大巴上，女孩说。

你咋不陪她？

她不要我陪，如果我俩都不玩，岂不是浪费团费？女孩说着就笑起来，嘴唇又厚又宽，大笑时会露出粉嫩的上牙床。

你这孩子……

那要不你回车里看看阿姨什么情况吧？阿蜜插了一句，你不是地陪吗？

也对也对，周时连忙答应，压低鸭舌帽，向着商场外走去。

阿蜜和女孩相视一笑，并肩向商场内部走去。

她们穿过俄罗斯冰淇淋，琥珀，蜜蜡，精美得宛如某个油画场景的咖啡厅橱窗，最后穿过一个鲜红的通道，进入一片空旷艺廊。除了壁上的巨幅画，便是一张米白色的弧形长桌，在中央，桌边只坐了一个纤瘦的俄罗斯女人，宝蓝色的羊毛连身裙，对着电脑打字，低头的姿态好像一只孤单的天鹅。

阿蜜拿出手机，迅速拍下了这一幕。

你拍照好好看啊，那女孩说。

谢谢啊，阿蜜笑了笑，我之前是学电影的，可能对画面研究得比较多。

哇，学电影的，这么酷，女孩很兴奋。

还好吧，很多事情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酷，只是一种工作，阿蜜说，你看上去很小，还是中学生吗？

女孩摇头。

大学？

女孩又摇头。

难道已经工作了？

我就在家里，女孩说。

在家里？

是的，也许我后年就会出国，但还不确定，我妈妈说我学校的校风不好，就让我在家待着，她给我请了很多私人老师，有在香港的，也有在美国的，我们就在线上上课。

听上去很贵的感觉，阿蜜点评，同时在脑海里又放映那红帽大姐的身影，那遍布虎皮花纹的皮裤。

女孩噗嗤一笑：无所谓吧，我妈在深圳有十几套房子，都是拆迁分的……

女孩话说一半，表情凝住了，但很快又笑起来，似乎刻意咧开大嘴，朝着前方挥手。

阿蜜顺着女孩挥手的方向看，见到了那顶红帽子在空中漂移，以及一直挂在眼睛下面的过大口罩——原来是女孩的妈妈找过来了。当她站在女孩身边时，阿蜜实在找不到这两个女人的共通点，除了那对细长的眼。阿蜜觉得这眼睛充满了迷惑性，她总觉得那红帽大姐在冲她微笑。

这个姐姐之前是学电影的，好酷，女孩向她的妈妈介绍阿蜜，带着一丝寻求许可的炫耀。

哦！那真优秀呢，红帽大姐说。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丝毫没有南方口音。

你们是深圳人吗？阿蜜问。

是的。你呢？

我在香港工作，但我还没拿到香港永居，我之前也在深圳住过，所以对深圳还蛮有感情的。你们应该经常去香港吧？很近。

也还好。总感觉那里不太安全。

不会呀，我有时加班，凌晨两三点回家，走在大街上感觉特别放心，毕竟那里法律很严，犯罪成本是很高的，阿蜜解释。

我妈去哪里都觉得不安全的啦，女孩抢先说，姐姐你可别介意。

阿蜜笑起来，红帽大姐也跟着笑，她的笑声有一种播音员似的铿锵。

这三个女人便继续在商场闲逛。去了挂着“十九世纪厕所”中文标牌的付费洗手间，买了许多名人都打过卡的俄罗斯雪糕，又到外面街道拍了拍照片，就过了集合时间。她们气喘吁吁跑到集合点，团友们已经在逐渐暗沉的冷风里等待。

感觉还没玩够啊，女孩说。她的长发在寒风与静电的缠绵中跳舞，苍凉的颧骨上泛起两坨绯红。

我晚上打算出去逛逛，你要一起吗？阿蜜问。

地陪不是说，我们这种拿团签来的人，必须跟着团一起出去玩吗？不然会被当地警察抓走？

那是吓唬你的啦。

啊，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大家都自己出去玩了，那谁还会买团里那些自费项目呢？那些都很贵的。跟着地陪去看芭蕾舞，就要人民币八百多，但如果自己去买票，就很便宜，不到一百就搞定了。他们旅行团就是赚这种信息差。打仗嘛，什么都被制裁了，好多国际通用的APP没法用，刷卡消费也不方便，有时要用本地的银行卡之类的。但其实一切没有导游说的那么复杂啦。

女孩听完恍然大悟。

妈妈，那晚上我们跟姐姐一起出去玩？她问红帽大姐。

红帽大姐点点头。

太好啦！那我一会团餐不吃了哦，我就等着晚上出去吃小吃，可以吗？

红帽大姐再次点头。

女孩开心得在空气中蹦起来，好像一只过于活跃的兔子。那异常开心的样子感染了阿蜜，她忽然感觉内心有一团小小烟花绽放，这是她许久未曾有的感受。

酒店在城郊。一个工业园区里。这是在阿蜜意料之中的，不然为何团费可以那样便宜。她望着窗外，世界逐渐进入近乎静止的浓稠墨黑，半睡半醒间，她在倒影里看到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庞。是你吗，她对着玻璃轻声说，你来陪我了吗？那脸不说话，只是看着她。于是她伸手，轻轻摸了摸窗，那张脸仿佛被点燃，爆炸，变成一块块碎片，消失。这过于迅速的变化令她措手不及，她的眼泪流下来。对不起，她对着玻璃窗小声说，仿佛为自己的伸手触碰而道歉，但无论她内心如何悔恨，那张脸都没再出现，眼前的倒影里只剩下她自己。

车子再次进入昨晚已经来过的工业园，那个在屋顶上亮着中俄语对照的宾馆招牌仿佛一种极光。她努力将自己从那团倒影里拔出来。团友们陆续下车。女孩第一个凑到阿蜜身边。

姐姐，我们现在就走吧？

别急，我先把背包放上去，再换身衣服，阿蜜说，并迅速揉了揉因为幻影而不断湿润的眼睛。

哦……

不知为何，女孩脸上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恐慌。她是担心我会食言吗？阿蜜想。但来不及多说，红帽大姐已经跟了过来，并一把挽住女孩，快步从阿蜜身边经过。

我住在503！女孩一边小跑跟着妈妈进入电梯，一边回头对阿蜜喊了一句，不久，电梯门就关闭了。

阿蜜已经站在了电梯门边，深呼吸，将尚未涌出的情绪吞回腹中。

想想开心的事情，她对自己说，等一下，就可以带着那个小妹妹去夜游啦，对不对？

电梯楼层显示器里的数字开始从7向下坠落。她通过电梯镜面门的倒影看到周时。他随着剩下的一波团友向这边走，见到阿蜜一人，便匆匆凑近。

今天玩得还可以吗？周时问。他已经站在她身旁。

还好，就是行程太紧，红场不够逛。

没办法，公司交给我的任务，周时耸耸肩。

团友还没围过来，那八个结伴的中年女人被摆满俄罗斯工艺品的玻璃柜吸引，剩下的人也好奇，凑过去看。

电梯已经到了4楼。

周时忽然递出来手机，那里显示着一个二维码。

加个好友吗？明天我也许不来了。

阿蜜看着他，她从他深凹在眉骨里的下垂眼里，看到一种令她怜惜的渴望，好像一只央求主人陪伴的孤单的老狗。

她拿出手机，迅速扫了一下。

叮咚，电梯门开了，她走了进去。

通往房间的走廊漫长。壁与壁之间的距离不宽，似乎随时都会有《闪灵》里那小孩诡异地出现，但一路上她并没有遇到任何从房间走出来的人。据说这酒店是中国老板投资的，俄乌战争开始以后，工业园里的公司一家家关门了，只有这个酒店还有生意。她想，这酒店里不会就住着我们这一团游客吧？她忽然觉得这建筑也很孤单，就像她，也像周时。

房间里有两张床，她只用一张，另一张空出来。她上了个厕所，抹了抹口红，并从行李箱里翻出充电宝塞到羽绒服里。她再次出门，从330到503。

咚咚咚，阿蜜敲门。

在等待那对母女回应的时候，她思考，等一下是否再折返红场呢？想象金光攀上那些连串的尖塔，圆形的拱门。

但是无人应答。

咚咚咚，她又敲门，并挨着门边说，阿姨，小妹妹，是我，咱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

门开了。只开了一半，露出那个大姐的脑袋，她脱下了羽绒服，露出一身米字格纹织成的粉色毛衣，但依然戴着红色毡帽，口罩也还没摘下来，狭长双眼望着阿蜜。

我们不去了，大姐说，不好意思啊，我女儿不舒服，谢谢你的邀请。

阿蜜愣了。

当她想关心几句的时候，门已经关上了。下一秒，尖叫声从房间深处传出来。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是那个女孩在咆哮。

你为什么这样——我要出去——我就要出去——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为什么——为什么……

那尖叫声逐渐加强，愈发清晰。阿蜜想再次叩门，问问到底是怎么了，但又犹豫是否应该插手人家的事情时，房间里的声音停止了。

她又等了一会，门始终没有再打开，房间里似乎静悄悄。于是她离开，继续一个人行走。

酒店外的夜晚几乎没有光。空气里唯一亮着的是一块立式广告牌，一个士兵在屏幕里，端着枪，他的头顶上有一串金额，2100000卢布。她拍下了这则征兵启事。夜风宛如一片冰刀，刺入心房，她经过一个又一个比夜色更暗的建筑，最后又返回酒店。暖风瞬间融化了她。她在酒店大堂点了餐，那些只有俄文的菜谱，她得用翻译软件逐个理解它们的意思，最终选了一碟煎三文鱼。餐厅里人不多，除了服务员，就是三五个俄罗斯男人，零星分散在大圆桌上，低头看着手机。不久，一个女人走入餐厅，荧光粉色的毛线套装裹在痴肥的肉身上，她握着一个铜绿正方形手拿包，绕过一台台空桌，最终走到阿蜜身边。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阿蜜吃了一惊。在俄罗斯的这一天，她似乎从未听到如此纯正的英文，伦敦腔。

坐吧，阿蜜说。

谢谢，女人说。她坐在阿蜜对面，顺势将那手拿包放在桌上，整理了一下披在肩头的金色卷发，望着阿蜜，微笑的弧度好像一抹草莓酱，糊在她那奶油般的脸庞。

我可以知道你从哪里来吗？女人主动发起话题。

香港，阿蜜说。

哦，好棒，女人说，不过我还没有去过。

你呢？

我就是俄罗斯人。

啊，那你英文说得很好，我还以为你是伦敦来的游客。

谢谢你，其实我是一个英文老师，在一个幼儿园工作。

就在莫斯科吗？

不是。

那是哪里？

女人说了一串俄文，阿蜜没明白。

一个很不出名的地方，女人解释，我这次是来莫斯科开会的，我除了教师外，还有其他的兼职。

那很不错啊，斜杠青年。

女人对于“斜杠”这个词没有反应。她只是保持微笑，将桌上的手拿包向前推了推，并用闪着亮光的美甲指了指包上的金属logo。

Mary kay，女人说，这是我兼职的公司。

哦，是时尚公司？

并不是，这是它特地为内部员工设计的用品，女人一副非常自豪的模样，随后话锋一转：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阿蜜说。

你多少岁？

阿蜜愣了愣。

不好意思，希望这没有冒犯到你，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很年轻。

哦，谢谢，我不年轻了，马上就要三十了。

不可思议。

你呢？我感觉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啊。

这女人忽然给出一个近乎诡异的超大号微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她问阿蜜。

什么？阿蜜不解。

她再次指了指手拿包上的logo。

因为我用Mary Kay。它的养生产品会让你皮肤越来越好。

说着，女人打开包包，从里面拿出几个小小的试用装。

不用了，不用了……

阿蜜瞬间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的笑容在无限膨胀，扭曲，在对方的瞳孔里，她看到了孤老，寡妇，被抛弃的少年，这是被传销组织偏爱的人群吗，她迅速站起来，丢弃尚未吃完的三文鱼，几乎以逃亡的姿态躲进电梯里。镜面门映出她独自的身影。

为什么，她问自己，我看起来就这样寂寞吗，寂寞到成为传销猎人的第一目标了吗？

叮咚，电梯开门，她走出去，穿梭在孤独的长廊，觉得有一种难以化解的痛苦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她的呼吸变得困难，好在330就在眼前，刷卡，开门，进入房间，反锁。那股被压抑多日的火山岩终于从她内脏里爆发出来，她无法克制地嚎啕大哭，甚至都忘了坐下，就那样站在门边，哭了不知多久，山火逐渐熄灭，大地恢复平静，她竟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坐在床上，她走了过去，坐在他的对面。

Bb，她叫他的名字，尽管他总说这样的称呼实在太俗气且肉麻了。

Bb，她再次叫他，他不吭声，只是看着她。就像每一次她因为生气而对着他大喊大叫，或因为看到某个荒诞视频在床上打滚大笑，又例如她在洗澡时大喊他的名字让他把浴巾递进来，他都会这样看着她，宛如看一只小奶狗在追着尾巴打转。

你去哪里了，她问他。

他不说话。

你知道我一个人很孤独吗。

他还是不说话。

她站起来，拥抱他，将他的头塞进自己的胸怀，他的身体宛如多骨诺米牌般渐次破裂，五脏六腑全都震颤着跳出来。

她在慌乱中抓住他那摇摇欲坠的心脏。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再次哭起来，你这样不疼吗，不疼吗？

一道闪电经过，仿佛白鹤高速起飞，他消失了，只剩她一个人在房间。她依然坐在自己那张床上，另一张床上什么也没有。但她的眼泪是真的。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起来，吓了她一大跳。是周时发来微信。

在吗？他问。

这条微信逐渐将她拽回现实。她在俄罗斯，独自一人，完成曾经与他的旅行之约，而他已经死了。她记得某个电影大师说过，爱与死亡是最受欢迎的永恒主题，尤其是死亡，因为死亡是不可追回的。

手机又响起来。周时发来第二条微信。

感觉你总是很忧伤，不知道你晚上有安排吗，想请你喝杯酒。

她没有回复。

当手机第三次响起时，她将周时拉入了黑名单。

阿蜜睡得不好，梦里全是他尚未自杀前的样子。他是唐烨，她的未婚夫，在他死前，他们相爱了八年。她在梦里又回到了唐烨租住了三年的家，那个位于深圳福田的两室一厅，他坐在他们一起从网上选购的沙发，克莱因蓝的，天鹅绒的，好像从阿莫多瓦电影里偷来的道具。她躺在他的大腿上，眼前客厅的墙壁上投影着一部过于美丽的电影，《俄罗斯方舟》，她和他穿越到电影里，跟随着那些仙女似的俄国少女，奔跑在冬宫的长廊里，经过一幅又一幅巨大的油画，窗外是无尽的河。我们一起去俄罗斯玩吧，他说。好啊，不过要等等，她说。等到什么时候？他问。等我忙完吧，最近我们的team leader走了，我想表现好一点，也许被升职的就是我，她说。忽然石灰从天而降，地板震动，沙发裂开一个大洞，他疏地一下跌入深渊，她的心瞬间跳快了好几拍，在尖叫的同时，她醒了，醒来时已是泪流满面。哭了一阵，她又沉沉睡去。

天亮了。阿蜜起晚了。来不及去酒店大堂吃早餐了。随便洗漱打扮后，她出现在集合的地方。那些熟悉的面孔逐一浮现。八个结伴出游的大姐，一家三口，一对夫妻，戴红帽的大姐，还有她的女儿。阿蜜想起昨晚突如其来的尖叫，觉得自己也许是个不祥之人，打破了那母女间的宁静，她刚想绕过她俩时，却被红帽大姐看到了，大姐主动跟阿蜜打了个招呼。

刚刚吃早餐怎么没有见到你？大姐说。

哦，我平时也不怎么吃早餐，阿蜜说。她的眼神落在女孩身上，女孩看起来和之前一样，只是怀里多了一个毛绒公仔，是一个有婴儿那么大的象。

怎么还带娃娃出来玩呀？阿蜜主动跟女孩搭讪。女孩却仿佛听不见似的，什么也没有说。

阿蜜识趣地走开了。

周时果然没有来。没有人再莫名缠绕在她身旁，也没有像女孩那样充满好奇心的对话出现在她耳边，她的脑子空了下来，并再次被唐烨的脸庞充满。直到新的地陪出现，一个头发花白，虎背熊腰的男人，声音高亢直硬，不断用鞭打牲畜的姿态催促团友上车。

叫我老林就行了，地陪在车上自我介绍。他一张嘴就充满了东北口音，尽管他说自己已经来了俄罗斯十多年。似乎他憋了许久未与人沟通，他一刻不停地在说话，仿佛说话也是他呼吸的一种方式。然而那些内容令阿蜜感到怀疑，他介绍自己的离婚状态，曾经辉煌的外贸生意，以及俄乌战争后的破产。而他说到大闺女几年前患上新冠并去世的悲惨时刻，她竟对他那蛮不讲理的态度有一丝原谅。说完他的经历后，他建议大家改变上午行程，不要去那个包在行程里的美食广场，而是集体购买地铁深度游自费项目，而他得到的钱，也会分享百分之三十给大巴司机，那是一个一瘸一拐的车臣人，是从某个战役中存活下来的幸运者。尽管她知道，他使用的是一种卖惨营销法，但她没有反驳。其他人也都默认了这样的安排，尽管费用比正常价钱贵了十倍。

谢谢大家啊，他的声音逐渐柔软下来，并露出一种铁树开花般的笑容。莫斯科地铁站是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儿，我一会儿就带大家去几个最具代表的站哈，然后咱刚好中午要坐火车去圣彼得堡儿，所以咱地铁游最后一站就直接在火车站下车。现在呢，咱也差不多快到地铁站了，我呢，就给大家唱首歌儿吧。

说着他就哼唱起来。一种带有东北口音的俄语歌，她听不明白，但调子里是前苏联音乐特有的悠扬兼哀愁。她使劲盯着窗户，阳光出来了，玻璃上的影很淡，她没有看到唐烨的脸。

地铁深度游并没阿蜜想象中好玩。不过一群人是进入地下的世界，欣赏在走廊里的雕塑，天花板的画，浮雕，好像一个缩小的博物馆，而匆忙的上班族，好像某种事先安排好的演员，在这宛如舞台剧场般的交通站里穿行。当她跟随团友挤进地铁车厢的时候，她站在高大的俄罗斯路人之间，忽然感觉一种冰凉的空气覆上她的后背。是你来了吗？她在心里问，但不敢再回头，生怕像昨晚那样不小心驱散了他。她仿佛回到了那些熟悉的地铁车厢，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那一年他们四处面试，有时是他陪她，有时是她陪他，她靠在他宽阔的胸怀里，彼此练习着即将需要演出的个人简介。后来她凭着在香港读过研究生的经验，被一家外企的驻港分部聘用，他便在福田口岸目送她。他和她之间从此隔着那一道关口。也许她不该去香港。她也不该带他去香港看她租住的单层村屋，那种打开小窗就看到对面公厕的宛如地下室般的暗湿空间，她更不该带他看那些可以坐拥维多利亚港的价值过千万的居室，当她雀跃在样板间的阳台上时，他一如既往沉默地看着她，似乎在宠溺之中又多了点心疼。是因为那一刻，他才起了挪用公款去炒币炒股，计划跟她去香港买房子定居的心思吗。到站了。身后的人推着她向前走。她感受不到唐烨冰冷的拥抱了。

火车站在莫斯科，却叫作圣彼得堡站，以目的地作为车站的名字，是俄罗斯的惯例。仿佛出发只是为了终点，出生就是为了死亡。

距离火车出发还有半个小时。

要上厕所的跟我来！老林高声喊话，举起旗子，领着一串团友，从一楼坐电梯到二楼。厕所在二楼最尽头，要先经过一个候车大厅。当阿蜜随着团友拐入大厅，发现那并不太大的空间已经是一片军绿，坐着站着的全是穿着兵装的年轻男人，他们剃了清一色的圆寸，在拥挤的空间里进行着相似的动作：与那些穿着普通服饰的人聊天，拥抱，或是相视无言。阿蜜看到一个老女人在痛哭，发福臃肿的身体好像童话里温馨的小别墅，而她怀里那个精瘦漂亮的青年是一株幼小的树。这个老女人的哭泣过于悲凉，以至于大厅里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团友们也都忘记了要去厕所的任务，就连一向担心耽误时间的老林也不再催促，任大家静默地旁观，或举起手机偷偷拍照。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一片关于离别与未知的悲痛时，阿蜜听到一声惊慌的呼叫。团友们循声望去。那声音在继续：

我的女儿不见了，我的女儿不见了——

是红帽大姐在人群中呼喊，打扰了那些沉浸在离别之苦的俄罗斯人，不过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纷纷扭头看她，脸上氤氲着化不开的迷雾。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女儿不见了！

红帽大姐还在喊。她为了让声音传出去，甚至摘下了口罩。阿蜜这才第一次看到大姐的样子，原来那厚厚的唇，以及过大的上牙床，都和那女孩十分相似。

团友们赶紧围过去，互相询问，有没有人看到她的女儿？没有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毕竟大家刚刚都沉浸在异域的忧伤里。而那女孩也许就是趁着这时刻跑出了车站。

为什么，为什么呀——红帽大姐无法克制地痛哭起来，声音甚至压过了那俄罗斯老女人的哀伤。

那一刻，阿蜜似乎看到了痛哭的自己，在太平间的自己，葬礼的自己，头七的自己，三七的自己，一百天的自己。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钱亏光了可以一起再赚，坐牢了我可以等你，但你死了我怎么办？她在不同的场合里质问唐烨，但唐烨无法再给出答案。她想起那女孩突如其来的大笑，那是红帽大姐不在场时才流露出来的自由。是因为离开会更快乐吗？还是说你希望我自由？她尝试替唐烨寻找答案。

最终，没有人见到那个女孩去了哪里。但阿蜜在厕所门口捡到了一个大象，是女孩曾抱在怀里的毛绒娃娃。

老林不断打电话，说着大段大段的俄语。团友们出于互帮互助的心情，纷纷劝老林赶紧带红帽大姐去找女儿。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自己知道怎么上车，大家都这样保证。就这样，老林和红帽大姐暂时留在莫斯科，其他的人一起去往圣彼得堡。

阿蜜上了车，座位前后左右都是团友，刚刚一起经历的戏剧事件似乎催化了大家的情谊，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担心那对母女的关系，害怕那女孩遇到什么不测。气氛一度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恐惧，直到一个老太太岔开话题，用浓浓的南方口音开玩笑说，哎呀，头先那一班靓仔，真的好靓仔好靓仔啊，怎么全部都去打仗了，哎呀呀，好可惜，好可惜……大家哄笑起来。

阿蜜看向前方，她对面空着两个位置，这大概本应是那对母女的。于是她将捡到的大象放到了空的位置上。如果离开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那么也许留下的人应该释怀，她忽然想到了这一句。

火车启动了。她看着窗户，期待再在倒影里见到他，或与之融为一体的未知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