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故事应该献给夏木。在餐桌上，他被戴维的故事触动了。

那时候所有小孩都这样唱：

“Devi Bengali，阿爸驾lorry！”

但是戴维每天是骑摩托车到学校的。她和她的爸爸骑一辆蓝色雅马哈，她戴着她的妈妈的红色头盔，头盔罩在她的头上显得硕大无比，把她整张脸都遮盖住了。不要紧，所有人都能认出戴维来。无聊透顶的男同学有时会在教室外徘徊，他们无所事事，索性站在那里围观戴维和她的爸爸。

引擎声突突突地慢慢减弱。戴维的爸爸微微倾斜着身体，一只脚踩在地上，双手握着手把，转头看着戴维。戴维熟练地一只手扶着他的左肩，一只手扶着裙子，然后迅速一跨，跳下笨拙的摩托车。她把头盔递给他。这时他们俩会低声交谈，简短地说上几句。他对她总是表现得包容和信任。作业写完了吗？昨晚做的灯笼带来了吗？别忘了把那二十元交给老师。

没有人能听懂戴维和她爸爸说的话，虽然我们已经站得足够靠近。我们站在那里，带着好奇的目光盯着他们。偶尔会有人镇定自若地走上前去，告诉戴维的爸爸他也许不知道的消息。有的人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Uncle，戴维昨天又被老师敲头了。”

“戴维又没有交功课了。”

“喂，要讲马来语，uncle不懂华语啦。”

聪敏而又无所畏惧的班长走到戴维爸爸面前，以流利的马来语解释昨天发生的一切。戴维的爸爸轻轻皱着眉，侧着头狐疑地望着戴维。起初戴维还是怯怯地，沉默不语，很快她又恢复先前说话的笃定神态。

戴维的爸爸离开了。摩托车的声响瞬间从我们的世界消失。我们的世界和戴维的世界一样，永远被无尽的理由和谎言充斥着。戴维总有办法应对一切。

说实话，我们对戴维挨骂或挨打丝毫不关心。我们只是好奇，还有觉得这很有趣。我们也对阿勇和阿都拉感到好奇，阿勇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一把抱住阿都拉便能把他吓哭。阿都拉竟然那样娇小、脆弱，总是大惊小怪的，与他那庞大的家族和强大的语言是如此不般配。

“陈仁勇又打阿都拉啦。”

“阿都拉，爱哭包！”我们既嫌恶阿勇，又嘲笑阿都拉的怯懦，对他的荒诞又悲惨的遭遇几乎可以说是无动于衷。

唯一无法真正做到视若无睹的人是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一个神经质、骄横跋扈的女人，有时候格外沉默，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玫瑰香皂的迷人气味。我们都畏惧她，却又离不开她，仿佛她是我们在学校里唯一的归属和守护神。

我们在课堂上尽可能表现得温顺，讨人喜爱。只是这样的时刻总是很短暂，很快一切就会回到起初的地方，我们再次变得和原来一样教人失望透顶。就连陈老师的眼神也时不时传达出一种深困在谷底的无助感。她一直在努力地对所有人友好，克制自己的坏脾气，端庄地站在黑板前或坐在桌子前，时不时拉一拉西装短裙的裙角，说话时保持着得体、恰到好处的语调。

她只失控过一次。那一天的天气出乎寻常地热，从河边那里吹送过来的微风也像是一团静止的污浊浓雾，深深围困住整座镇子。所有人都燥热难耐。没有人开口说话。这一次不只是戴维没有写作业。很多人的默写还不及格。阴郁的沉默笼罩着整间教室。突然，她大喊了一声，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狂躁、尖利、短促的喊声。站在黑板旁的戴维整个人猛地跳了起来。

“你怎么又把自己的姓写得乱七八糟？你干脆别姓‘戴’，你姓‘大’好了。你到底有没有温习？”陈老师的食指弯曲着，像敲门似的不断地敲戴维的脑袋。

“戴维在吗？哈啰，哈啰。记得带你的头脑来学校！”她越敲越快。

“我快被你们气死了。”最后，她这样说道。

她绝望地看着我们。我仿佛能听见她这样问，“你们这个丫曳镇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是啊，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从来就不会奢望或主动出击，我们安分得很，只隐约知道应该要去实现一个或两个实际的愿望或想法，而那些东西甚至连理想都算不上。

不上学的时候，戴维会出现在我们的家。那是下午三点钟，她刚洗好澡，额头上涂了蒂卡粉，新梳好的辫子油亮亮的，散发着浓郁的椰油味，手腕上套着一小排亮丽、镶着金边的塑料手镯。现在她比在学校时好看多了。她一进门，母亲就招呼她。“Debi，你来啦。你去抱妹妹吧，”她抬起头说，“等一下你和阿娟一起喝红豆汤。”然后她继续埋头裁剪面前的布料，专注又利落。母亲的学徒马上就要来了。她们会在母亲的裁缝铺一边闲聊，一边学裁缝，一直到五点钟，她们才和戴维一起离去。

裁缝铺的布帘沉沉低垂着，将裁缝铺和我们的起居室分隔开来。我和戴维坐在客厅冰凉的瓷砖地板上，妹妹坐在一张铁制的婴儿床上玩一台粉红色的玩具电话。“哈啰。”她随意摁了几个按键，将话筒递给戴维。戴维一会儿对着话筒故作严肃地说淡米尔语，一会儿又夸张地模仿母亲说话。妹妹咯咯笑起来。

“Debi。”我和戴维也吃吃地笑。母亲无法正确发出“v”的读音，她总是称呼戴维“Debi”，然后又称呼她的朋友Veni“Ani”。在她的电话簿里，“Debi”又成了“丽美”。她的世界是由华语和闽南语共同构筑的，我们喜欢时不时漫不经心地嘲笑那个在我们看来粗俗、封闭，同时含有深邃的悲剧意味和永远苦大仇深的世界。

我趴在地上写作业，将橡皮擦的残渣拨扫到婴儿床下面。戴维抱着妹妹，用各种玩具逗弄她。

“你的功课做完了吗？”我问戴维。

“没有。我晚上才做。”

“你为什么常常不交功课？你不怕老师打吗？”

“我妈妈不会华语。”戴维换了另一种姿势抱妹妹。“没有人教我做。”

“那你为什么不去隔壁的印度学校？这样你就可以每天讲印度话了。”

“我爸爸要我学华语。”

“那你会写印度字吗？”

“一点点。”

“不如这样吧，以后你带功课来，我教你做，然后你教我写印度字。”我为自己能想出这个聪明的提议而自豪。

星期六戴维也来我们家。她带我去南京茶室隔壁的印度餐馆买印度煎饼。母亲给她一块钱买早餐。餐馆在马路对面，在主街的另一头，我无数次经过那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去。它是那么地渺小而不起眼，由三面暗淡的蓝色砖墙和低矮的铁皮瓦楞屋顶建成，面朝主街的是被凿开一个大洞的砖墙，一个肥胖，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窟窿旁边的收银台后面。男人的脸透着一种精干、敏锐的气质。戴维和我没有走进去。我们站在窟窿的前面，面对着一摞摞摆放在盘子里，颜色鲜艳，甜得发腻的点心和各种油炸面团。收银台上的收音机播放着喧闹的音乐。我朝窟窿里望去。两个男人分别坐在两张桌子边，他们面前都搁着热饮和煎饼。再往深处是一张油腻的台子，后面站着一个和收银台后面的那个男人长得很相像，但更加肥胖的男人，正在那里用力地揉搓、拍打面团。

“这里的煎饼比别的地方的便宜，只卖四角钱。”戴维说。“我吃一个。你要几个？”

“那我也要一个。”

那个比较肥胖的男人把我和戴维的煎饼打包好。他用菜刀把煎饼剁成一块块，然后在上面淋了很多扁豆咖喱汁。

“没有鸡肉咖喱汁吗？”我有点诧异。

“没有。他们只有扁豆咖喱汁。”

在和戴维一起走回家时，我很安静。我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热。我想我是在厌恶和羞愧。我没有对戴维说其实我很讨厌只有扁豆咖喱汁的煎饼。或是说我不习惯少了鸡肉咖喱汁的煎饼。对我来说，鸡肉咖喱或羊肉咖喱才是真正的咖喱，扁豆咖喱只是扁豆酱而已。还有，其实我每次都吃两块煎饼，不是一块。

为什么要为了节约一角钱而过马路去买那家印度人的煎饼？戴维不是有一块钱吗？我暗自寻思。

“我爸爸说刚才那家店的普度玛央不新鲜，还很贵。”快到家时，戴维对我说。

我在淡米尔小学外面见过戴维的爸爸卖普度玛央。那辆蓝色雅马哈的后座搁着一个又大又圆的铁桶，用很粗的麻绳固定住，铁桶被炙热的午后阳光晒得发热，闪着耀眼的光芒。“Uncle。”我经过他的身边时小声地打招呼。他微微抬了抬头，温和地对我笑，露出几颗特别白的牙齿。他穿着暗色或带花纹的短衬衫，是那种我们的父亲在喝喜酒或到神庙时才会穿的衣服，配黑色的西裤和深棕色的皮鞋。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认得我。也许他猜想我是戴维的同班同学，某个在大清早就在教室外游荡的女同学，仅此而已。

不。他一定认得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丫曳镇上唯一的裁缝铺的女儿。那家在主街正中央，招牌上画着一个穿着校服玩跳绳的女学生的裁缝铺。他曾经载着戴维的妈妈来我们的裁缝铺修改衣服。戴维今年的校裙还是母亲做的，母亲还送她一件搭配校裙穿的白衬衫了。

我还去过他们家。

戴维的家深藏在一片幽暗的油棕园里。我喜欢那个地方，它让我有一种缥缈的错觉，让我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丫曳镇，走了很久很久，终于来到一座神秘、幽深的热带雨林。戴维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时不时回过头看那条被踩踏过无数遍的泥泞小径。到处都是散发着酸味的油棕果。松鼠在树丛中窜动。麻雀在啃食熟透的果实。我能听见戴维的手镯互相碰击时发出的声响。

黄色的房子在分岔的道路尽头。另一条路通往另一户人家，那是一间绿色的木屋，门外有一口井。戴维的妈妈坐在门廊上整理一大摞香蕉叶。她的妹妹也在帮忙。她的两个弟弟在不远处用椰子壳捉小鸡玩。戴维领着我穿过阴凉的客厅，来到她父母的房间。那里比客厅明亮许多，阳光从开着的百叶窗照射进来，无数的浮尘寂寂地在空中飘浮。

“你喜欢什么颜色？”戴维从她妈妈的梳妆台上拿起一张贴着各种颜色的吉祥痣的卡片。

我们互相在对方的眉心贴了一颗鲜红色的吉祥痣，给两条胳膊都套上了一长排的塑料手镯，叮叮咣咣地笑着跑到门口给戴维的妈妈看。

那些日子里，我去了戴维的家许多次。当我第三或第四次去戴维的家时，我已经不需要戴维走在我前面了。通往戴维家的那条小路走起来轻松多了。我不再因为看见爬满苍蝇的牛粪和突然窜跳出来的猴子而大呼小叫。这里的天气是多么地好。总有一阵凉爽的徐徐微风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来。叶影斑驳，我将两只手臂伸得长长的，看窸窣的树叶的影子在它们上面画下美丽的图案。那些变幻莫测的花纹就像是戴维妈妈手上的海娜手绘，柔软又充满激情。

我和戴维坐在倾塌的椰树上说话。我们一起吃我带来的魔鬼糖，两人的舌头都变成了墨绿色。戴维在小树林里显得自在多了。她兴致很高，热情，不停地说话，仿佛也更加坚不可摧。

“等我来那个了，我的爸爸妈妈会开一个party。到时候我要叫你来。”戴维说。

“好害羞啊。我才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来那个呢。”我说。

我想象着戴维装扮得像个新娘那样漂亮。母亲带我参加过几次印度人的婚礼，那些新娘都穿着鲜艳亮丽的纱丽，披着柔软的丝质头纱，雍容华贵地端坐在人群中，垂眉低目，眼睫毛又黑又长。

戴维他们的仪式总是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华丽、生猛的信仰和他们在丫曳镇的匮乏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那些在我看来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竟然和我们的四大金刚如此相似！），充满欲望气息的神灵，只不过是大人们构筑的又一个神秘、充满警戒性和禁忌的世界，尽管它确实无比可怕。不要评论神明的长相。别指月亮。别出声。他们这样告诫我们。

“我们的party很大，全部人都可以来。”戴维继续说道。

“为什么要那么多人？”我问。

“这样大家就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戴维说。

“那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要当老师。”我说。

天将黑时，我从树林里走出去，回到那个路旁矗立着街灯，拥挤、热闹的明亮世界。小树林被远远地抛在了那个幽微世界的尽头。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向它。它是如此地荒凉。我仿佛结束了又一场不为人知的冒险，回到了我所熟知的带点残酷意味的世界。在这里，我的戴维看起来是多么地孤独、敏感和脆弱。我感觉自己也和戴维一样敏感和脆弱。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忧伤。

在学校时，我没有主动告诉人我去小树林的事情。戴维说了。我没有阻止她，也没有否认。我表现得不怎么在意，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和戴维是好朋友。那时候我们只邀请亲密的朋友来我们的家做客，或者是只去我们喜欢和在乎的人的家里玩。戴维只是我在学校里的其中一个女同学或者关系有点亲近的朋友，不过我们并不会单独在一起。我们总是和慧燕在一起，三个人一起去食堂，一起上卫生间，放学后一起去校门口的阿诺叔叔的零食铺买换衣纸娃娃。

戴维只不过是因为在我们的家当保姆，所以我才去她的家看看。我才不希望慧燕或其他好朋友嫉妒。我对自己这样说。

我被发现头发里藏了无数只虱子。母亲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神情。父亲让我蹲在垃圾箱旁，用一把红色的篦子为我梳头。他仿佛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毒辣的阳光和篦子使我的头和后颈刺痛。然后父亲让我安静地待在那里晒太阳。

我照做了。我幻想此刻我头发里的所有虱子和哈默林小镇的那些老鼠一样，在花衣魔笛人的笛声中四处逃窜。当我这样想时，我的头皮果然又疼又痒。热天气和刺痛感使我渐渐失去耐心。我感觉自己被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在被狠狠地惩罚。我被突然浮现的耻辱感灼伤，面红耳赤。

妹妹摇摇晃晃地走来，想捡地上的头发。父亲跑上前阻止她。

“别再去印度村玩了！”父亲说。

我们后来离开丫曳镇，搬到了十三公里以外的乌拉港。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在乌拉港买了一座新房子。那是一栋双层店屋，比原来的房子宽敞多了，而且对面还有一个游乐场和体育馆。一家刚从北方搬到丫曳镇的印度人租下了我们在阳光花园的旧房子。丰腴的女主人在房子外面的那一小片空地上种了一棵木瓜树和几株咖喱树。咖喱叶的味道弥漫在院子里。那是父亲和母亲一起买的小平房，是他们当时唯一的产业。我们在丫曳镇的主街的那所房子是从章先生那儿租来的。

高中毕业后，在还没有到城里上大学时，我顺利考到了驾照。为了让我有机会操练驾驶技术，父亲叫我开他的车载他回丫曳镇收房租。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坚持亲自上门收房租。我想这是因为他很享受当房东的感觉，尽管他的那个租户经常无法按时交房租。

“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啊。”当父亲听到苏库玛兰先生这样说时，他也会频频点头。但是，当他回到家后，他一定会对着母亲抱怨，甚至咒骂起苏库玛兰先生和那些他并不真正认识的印度人来。

“印度人就是这样爱撒谎！”

“永远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你没听过吗？如果一个地方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东西不见了，一定是那个印度人偷的！他们就是小偷！”父亲狠狠地说，却又显得不怎么相信自己说的话。

我们经过丫曳镇的主街。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原以为丫曳镇会变得跟乌拉港一样，至少有一个新建的公交站或新开的快餐店。乌拉港已经有麦当劳和必胜客了。那些店铺还在原来的位置，茶餐室、西餐厅、加油站、照相馆、水果摊、杂货铺以及镇上唯一的书店。不过路边倒是多了几个摊贩，他们卖冰饮、槟榔和花环、糕点，还有报纸和彩票。连杂货铺摆放在门口的水桶、洗脸盆、拖把、油毡桌布、塑料椅子以及挂在天花板上的书包还是在一样的地方，仿佛这些年来根本就没有人触碰过它们。那些曾经险些掉下来砸到我的头的书包！

“买点普度玛央吧，很久没吃了。”经过淡米尔小学时，父亲提议道。

我走下车。戴维也在那里。她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腾出一只手来按响系在摩托车上的小喇叭，试图逗男孩笑。戴维的爸爸正在从铁桶里夹起柔软的普度玛央。

“叫aunty，叫aunty。”戴维轻轻捏了捏男孩的脸颊笑着说。

男孩睁着惊恐的大眼睛望着我。他的皮肤比戴维的白皙多了，额头上贴了一颗黑色的吉祥痣。

“他还不会讲话，不过他有时会听懂我说的。”戴维充满爱怜地看着男孩。

“哇，你的儿子听得懂华语呀？”我问。

“一点点罢了。”戴维笑着说，“以后他去育智华小就会听懂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