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塔那那利佛过暑假。我姨父在那的领事馆工作，前两个月刚升了参赞。所以我姨妈邀请我妈一起去，顺便带上我。他在那有一栋房子，红色斜坡屋顶，最高处立着一个黄色公鸡风向标。房子正门前有一个大水池，水池里养了一只井盖大的陆龟。陆龟是当地人送的。白天它一动不动。到了傍晚，它就兴奋地四处活动。整个院子被一长溜白栅栏围住，尽头是两片雕了鸢尾花的铁皮门。夕阳下，它闻着海风的味道，慢慢踱过去，伸出前肢拨弄几下门底的插销，然后悻悻地转头爬回水池。

我对那只陆龟的印象很深。它不会说话，比中国的草龟看上去更强壮一点。它很想出去，但怎么也斗不过那扇铁门。它背上有一种特殊的花纹，藏在黝黑的墨色中，在细心观察池子的余闲中才能看见。池子很浅，底部铺满了深绿色的马赛克瓷砖，池边砌了一圈精烧制的红砖。砖缝已经松动了，一些边缘冒出了类似铜钱草一样的苔藓。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家。在我家附近的某一条街上，一些倒着的无人住的房子的墙根，也被这种东西所侵蚀。

我很可怜它。所以有一天傍晚，我悄悄打开了插销。我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盯着那只龟。那是一种念力。我心里默默驱动它：门打开了呀！但它那天偏偏一动不动，墨色的眼皮紧闭，好像睡着了，直到夕阳西下。我很失望，于是起身走到铁门前，试图把门缝开得更大一点。门外是一道斜土坡，土坡顶端是一座白色的房子。房子里住了一家四口本地人，其中有一对兄妹。每天傍晚，他们一人踩一个旧滑板，快乐地，高声尖叫着，从山顶一前一后倏地往山下滑去。

往山上探索时，我和他们打了个照面。他们在房子前洗摩托车，狐疑又警惕地看我。他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毕竟大部分下午，我姨妈需要午休，我都待在院子里。我妈说：“外面太危险了。”他们等我走近的时候，冲我说了句什么，但我听不懂。我硬着头皮往山顶走，山顶是他们家搭的一个鸡圈，鸡圈边是一个杂货棚屋。我一走近，那些鸡都躲到了角落里。我有些失落。从山顶上能俯瞰山脚的街道。我慢慢走到棚屋边，没料到一只大狗突然吠叫着冲出来。我转身就跑，但还是一路被撵回到院子里，羞愧地关上铁门。路上我都能听到那对兄妹开心的大笑。我妈从厨房里匆匆出来问怎么了。我姨妈在我不在的时候睡醒了，坐在门廊下的阳椅上玩手机。她看着我跑进来的。她不屑地说：“他胆子太小了。被一条狗就吓成这样。跟坐飞机一样。”

我姨妈那时刚生完孩子五个月。登机的时候怕风，披件刺绣流苏的蓝色披肩，戴墨镜，走在队伍的最末尾。她拿了一本介绍马达加斯加的地理旅游杂志，边走边大声念给我听：森林里的狐猴，中部山脉塌陷的冰斗，还有休眠很久的小火山。她走一阵就要追上来，掐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很兴奋。如果我点头，她就很高兴，好像这样她就不是想着让我妈去给她带孩子，好像这样她就偿清了欠我妈的情。

登机的舷梯上铺了红毯，我妈怕我摔倒，让我走她前边。她左手拎了一个小行李箱，右手抱着我的堂妹。五个月的婴儿小小的，即便睡着，也像半灭不灭的灯火。她一进飞机就睡了。我妈把她放膝上，抓我的手，按住，让我深呼吸，学她做两遍。后来我才知道她以为我很紧张。因为在候机的时候，我突然指着窗外停机坪里十五架白得耀眼的飞机说：“飞机会掉吗？我们会死吗？”

“不会，”我姨妈在翻那本旅游杂志，“飞机比火车出事的概率还低。火车出事了飞机都不会。”

“火车怎么就出事了？”我妈有点不高兴。

“统计数据就是这样的。”

“那我每次都是坐火车去北京。”

“你本来也可以坐飞机来。”

她说完有些心虚地抬头看我妈。她强硬地说：“下次你就坐飞机来，我给你买票报销。”我妈抱着我堂妹，来回左右摇晃，绕着候机厅里一排排蓝色座位循环转圈。她用自己的胸脯挡住落地窗透过的光线。她看着我堂妹半睡不睡耷拉的眼皮说：“那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他就是害怕了！他第一次坐飞机。”

“害怕什么？”

“害怕第一次坐飞机啊！”

“男孩子没什么好怕的。男孩子什么都不应该怕。”我妈反复念叨。她抱着快要睡着的堂妹经过我面前，低头看我：“听到了吗？男孩子没什么好怕的。”

落座机舱之后，上方圆形的换气孔被顶开，滋滋滋地冒出冷气。我妈坐在我左边，按住我的左手，命令我闭眼，深呼吸。冷气的声音就像蛇类嘶嘶的威胁。我想到了龟，还想到了我家后边那个脏乱的花鸟市场。市场只有一条东西贯通的街，两旁是用蓝色铁皮搭起来的花卉棚店。街上每个卖金鱼的摊位都卖乌龟。巴西龟饿极了会咬人，而且跑得很快。有个摊主的儿子手指被巴西龟咬断了。我第一次知道乌龟的牙齿那么锋利。它们会窜到市场后边一个混合了水神祠的庙。寺庙石桥底下放了一只石龟。干涸的龟背上落了很多用来许愿的，徒劳的，黑色的硬币。

我在冷气里闻到了那种石桥底下苔藓的腥味。我一点也不想去塔那那利佛。塔那那利佛，那时候我连念这五个字都吃力。没有同学知道那是哪里。有几个人勉强知道马达加斯加，那个动画片，一群从纽约坐船逃往非洲的动物，里头有会说话的狮子、斑马，还有一头长颈鹿。

那个空姐让我妈把堂妹放到旁边的婴儿座椅上。我姨妈要了一张毯子。空姐说：“现在不行，起飞之后再给您。”她松散了头发，抖开披肩，戴上耳机闭眼，像猫一样蜷缩手腕窝在座位上。我妈一直侧头看着堂妹。她戴了一顶粉色的布帽子，瘪塌的嘴角翕动。她一直都没醒，飞机广播响起，她也只是耳根抽搐了一下。

飞机起飞时，我才逐渐地真正感觉到一种恐慌。发动机在轰鸣，它在奔跑，在加速。超重的感觉让我牢牢攥住座椅把手，手汗黏在可拔出小桌的塑料板上。机头在缓慢抬升，仿佛乘坐过山车迎接在顶峰下落前的那段漫长揪心的旅程。让我绝望的是机舱里的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他们闭眼，仰头，侧耳交谈，或者靠在窄小的座椅背上，有的伸手费劲点击前边椅背后的显示屏。他们好像对死毫不在乎，他们不害怕死，甚至其实根本没有想到死。可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一想到就开始悲伤。死，在看到这架飞机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死。意识到我终有一死但死却不知何时向我降临。那时我甚至意识到，对一个十岁孩子来说，这样突如其来的严肃想法很可笑。几滴眼泪无意识地涌出眼角。我妈没有看到我脸颊上淡淡的泪痕，她越过我伸手拉开舱窗隔板，刺眼的光线穿透进来。她在一片超重中推我看外面的景色：“越来越高了，是吧，看下面，多好看，看看。”地面离我越来越远，棕的绿的农田像调色盘的格子，垄道上的汽车不知奔向何方。直到飞机突然进入云层，那些大雾一样静止的云彻底隔开了飞机和这个世界。在一片嗡嗡的耳鸣声的静谧中，我姨妈侧头盯我，突然嗤笑了一下，声音模模糊糊的：“天啊，他怕得都哭了。”

我妈听见我姨妈嘲笑我了。她面无表情地从包里撕出几张卷纸丢给我让我把脸擦干净。我姨妈问我有没有恐高症。我妈回答说没有。我姨妈又说上次她带我去省城坐过山车我死活都不肯坐。那时候我跟她说：“我没有准备好。”她不知道我说的没准备好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如庞然大物般的过山车轨道惴惴不安。她说我就是害怕了。我妈强硬地说：“他没有恐高症。他不怕坐电梯。”她们又继续讨论了一阵子恐高症，讨论电梯是不是会引发恐高。她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胆子太小了。

“所以才应该带他多出去走走，”我姨妈掷地有声地说。她侧身问我：“对吧？”她一定要我点头。我妈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默示的同意。这种同意让我不得不点头。我姨妈又开始念她那本杂志，她说只要我走上观景台去看那些陡峭的冰斗就会化解恐高。我妈说：“他没有恐高。”她撇撇嘴，转而描述杂志上对狐猴的介绍，语气一惊一乍，说得很恐怖，然后突然抓着杂志内页上的狐猴插图闪到我眼前。她在飞机上笑得乐不可支。

我姨妈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她经常和一伙人从北京郊外骑单车去天津，当天再骑回来。生我堂妹前三个月，她迷上了滑翔。在那个塔那那利佛的夏天，她买了一台大制冰机放厨房后，每晚躺在后门外的草地上，像讨糖吃的小孩一样哀求我妈给她一杯加冰的饮料。我妈认为生完孩子半年内都不能吃冰。然后她们就冰块数量讨价还价。一般是三块，有时候四块。四块说明她们两个心情都非常好。那时候我姨妈也会让我尝一口。那是加了苏打水的洋酒，插了薄荷，透出一种淡淡的绿。我妈一放下杯子就转身回厨房洗她那洗不完的碗。除了抱上我堂妹以及一大堆东西跟我们出去玩，她整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她们吵架的时候我就在看门前池子里的那只龟，或者说，在看那个池子。我总是想象有另一个男孩，他跟我差不多大，但是长得不一样，他应该是我，而我是一个隐形的旁观者。那个男孩他会注视那只沉默的龟，看那只龟迟缓地在池边移动。任何一个旁观者都知道，那个男孩觉得他就是那只龟，因为他觉得有点孤独。但是我觉得我像那个池子。池子的边缘已经有苔藓挤开了砖缝。本来应该有人要维修的，或者说，我姨父每天回来应该看到它需要维修。因为这只龟是当地人喜欢他才送给他，而这只龟趴在已经开始衰败的池子上。他应该叫人来修一遍。但是没有。就是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几万公里外我所在的县城的家。想到了我在塔那那利佛和我家的相对位置。想到了我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我像那个池子。并且我很好奇，那个觉得自己是龟的男孩他会是怎么想的。

虽然住在我姨父的房子里，但我很少看见我姨父。他每天很早出去，很晚回来。他个子不高，但走路很神气。每天出门前都用发油把头发抓得亮亮的。有一个沉默，凸嘴，手总是紧张地贴在裤子两侧，长得像日本河童的当地人开车送他上班和回家。他从车上下来之后，看也不看门前的池子和龟就往房子里走。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姨妈吵架了。他嫌厨房里那台制冰机太吵。吵架的声音连坐在池子边的我都能听见。过了一阵，他抓着一件皮夹克匆匆从房子里出来。他走路依然那么神气，大迈步沿着铁皮门外的土坡往山下走。山脚下有一个又脏又乱的小集市，就像我家那边的花鸟市场一样。甚至有人在卖猴子。那一整个星期，集市都在办晚会。山脚下沸腾的叫声，笑声还有鼓声透过铁门镂空的鸢尾花纹和门缝挤进来。

我尾随我妈上楼的时候，我姨妈讪讪地坐在床上，手指绕着一顶我堂妹的帽子。我妈说了一大堆的话，从她们小时候在县城上下学的场景，她是怎么护住我姨妈吓退一群小混混的，到她陪着我姨妈生下堂妹的那一整夜。我姨妈一句话也没说，双眼发直，处于一种极度出神的状态。当她开始骂我姨父，并且伸手想要搂住我姨妈时，我姨妈盯着她手臂上一点洗碗时溅到的泡沫，下意识皱眉，不耐烦地推开她：“你懂什么，不要讲了。你去洗你的碗吧。”我妈保持了好几秒那个虚搂的姿势，脸上的表情最终归于虚无。她看着我姨妈，但我姨妈刻意地，讪讪地转过了头。她过了好一阵说：“我去洗碗了。”从二楼楼梯下到厨房的路上经过一个小房间，房间的窗正好对着房后的草地。那个房间被改造成我堂妹的卧室。她进去确认了一下我堂妹还躺在婴儿床里睡觉，转头跟我感叹了一句：“小孩子怎么这么幸福，吃饱了就睡。”她走到厨房，戴上一双褐色的塑胶手套开始洗碗。碗在蓄满水的池子里叮叮碰响。她开始一点点地哭，越哭越大声。哭声绕着房子每一根柱子和梁传递。但我姨妈一直没下来。直到冲刷完最后一个碗，用一块干抹布抹净碗壁的水珠，摆到窗台的架子上，她哭完了。她背对我轻轻用被水沾湿的手指抹掉脸上的泪痕，然后转身疑惑地对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怎么还没去睡觉？”

我默默走回我的房间，关上门，躺在一张靠墙的单人床上。我睡不着。窗外一直有种嗡嗡和簌簌的声音。我觉得那是某种虫子。非洲，这里有太多我不认识的虫子。我怕它们在我睡着的时候从窗外跳到我嘴里，所以睡觉前都要仔细检查窗户是不是关紧。早上，我妈在做好早餐前匆匆走进来，拉开窗帘把我叫醒，她都会一边絮絮叨叨说一大堆话。她说晚上那么凉快，为什么我不打开窗户，我难道喜欢闷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吗？她说空调吹多了对人不好，身体老了就知道了。她以为我是喜欢吹空调。

在那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开始听到一种紧张的，令人焦虑的砰砰的声音，后来才发现那是我的心跳。在那次出国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抗拒坐飞机。我一进到候机厅，沿着长长的加速带静止地被推动到登机口前，我就紧紧抓住行李箱的握杆，口干舌燥。我做不到。我看着窗外往跑道移动的飞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听见我心脏砰砰作响的声音。我想撒腿就往回跑。在飞机刚进入平稳飞行的那一阵，鼓膜似乎会扭曲膨胀，一切外部声音都很遥远，只能听见胸腔内部细微的声音。光是想到这种折磨就令我心发狂。

有一天早上，我姨父被发现死在了那个池子里。穿一件白衬衣，脸朝下，鼻子沉在水中不再呼吸。他前一天晚上喝醉了，一个人开车回来，在水池前的土坪停下，摇摇晃晃朝大门走。他被一块松动的红砖绊倒了。早上，接我姨父上班的那个司机来了。他推开那扇雕了鸢尾花的铁皮门，发现没锁。我姨父脸朝下躺在水池里，那只陆龟静静趴在他身边，咬掉了他半只耳朵。

我妈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拉着一个红色的推车下山去买菜。我姨妈在二楼睡觉。那个司机敲门的时候只有我坐在客厅里，望着餐桌的方向。餐桌上是一盘盖着隔热罩的包子和一碗豆浆。我妈抱着堂妹，拉着推车出去的时候，嘱咐我，如果我姨妈从楼上下来了，就把这些东西放到微波炉里转一圈。但直到九点我姨妈也没下来。房子里非常安静，静得我能听到餐厅窗外的风。那里是一片浅浅的草地，草地边缘有一棵不高不低的棕榈树。风吹动像蒲扇一样散开的棕榈叶，叶扇缓缓转动。那棵树是唯一能让我妈觉得安心的东西，是连接她和塔那那利佛，和这栋房子的一个支点。因为我家门前的一个小花坛里也种着这样一棵棕树。

当时姨父派人开车接我们到这栋房子，我妈提着包和行李下来，上楼，直到晚上做完饭，洗完碗，她才腾出时间仔仔细细打量这个房子。她走出设在厨房的后门，在台阶上看到那棵棕榈树，高兴地说：“小时候我们都最会编棕叶子了，编好多好多的东西，对吧？”我姨妈点头，但是说她不怎么记得编那些东西了。我妈说没关系，有时间编给我堂妹玩。有一天下午，她支了两张折叠椅和桌子在那棵棕树下，强迫我推着堂妹一起出来晒太阳。她掰了两扇棕叶，编了蚂蚱、蛇、老虎，还有一种按下去就会弹得很高的方形弹射器。我堂妹被这些东西逗得很开心，攥紧它们面向刺眼的太阳挥来挥去。

那天早上，当我坐在客厅，透过餐厅的窗户远望到那棵棕榈树时，这种遥远的感觉一下就具体起来。时空重叠错乱。我好像能看到当时的我紧张地俯身坐在椅子上，十指交叉，怎么也不能放松。我妈在旁边看着婴儿车，兴致勃勃地用两片棕叶编着一条蛇。只有想象我是这种旁观者，我才能思考我的这种紧张是什么：我紧张我的身份，紧张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紧张世界和我的关系。我不明白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的生活就摆在了我眼前。尤其是当一切静得能听到风，听到风穿过棕榈叶的声音时，我感到一种酸涩的，让我心脏抽动的悲哀。那棵棕榈树站在那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妈，我，和我堂妹的到来，它的意义就是任人抽掉它的叶子，变成一种小玩具吗？我妈的意义又是什么？她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个房子里劳作吗？我一整个早上的意义，就是为了等我姨妈下来，然后端起桌上半热不凉的早餐送进微波炉吗？

那个司机打断了我的人生思考。他砰砰砰地敲门，我开门之后听不懂他急促又焦虑地说什么。他一下也意识到他不应该对一个小孩子废那么多话。他勾手示意我跟他走，越过门廊，我看见倒在水池中的我姨父。那只陆龟还趴在他身边啃他剩下的半只左耳朵，墨色龟背上的特殊花纹，此时在阳光直射下熠熠生辉。我一边爬上楼叫我姨妈，心里一边想，是不是先应该让那个司机移开那只龟，先让它别咬我姨父的耳朵了。但我又想到他听不懂我的话。而且那只陆龟也太沉，太重了。

我姨妈像宿醉一样懵懵懂懂醒来，轻飘飘地跟我下楼。我在上楼梯的时候纠结了很久措辞，最后不好意思地摇醒她。我说：“姨父死了。”她醒神后听到这句话像听到一道数学题，嘴微张，眼珠转了几下，然后一直陷在这种出神状态里。她看见我姨父趴在水池里也无动于衷。那个司机跑到客厅打电话叫了警察。直到半个小时后，我妈满头大汗拉着一拖车肉和菜上来，看见很多人和车把房子团团围住。她挤进去，找到仍然在出神的我姨妈，攥住她的手。那两个一胖一瘦的警察以为终于来了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象，对视了一眼，都很高兴。

我妈在处理我姨父的后事上占据了主动权。她不懂英语，大使馆就派了一个我姨父的同事来协助她。那个人刚结婚不久，准备要孩子，所以看见我堂妹就很兴奋，总是弯腰伸手指戳她肉乎乎的脸。我妈从早忙到晚，不停地打电话，坐在客厅里研究一份又一份的文件，直到夜色很晚。我在厨房里接替了洗碗的工作。她很忙，但是感觉比以前更快乐了。她好像和我姨妈和好了，至少她这么认为。即便我姨妈一整天都躲在她二楼的卧室。

我姨父的死，这个插曲，像一个戛然而止的节点，让我突然觉得很轻松。它让我觉得真正地从之前的生活里跳出来，让我有腾挪转移的空间去伸展手脚。每个人好像都在紧张中找到了一种轻松。我妈，我姨妈，甚至那个司机。他现在不需要为人开车了，只负责来看看我妈有什么需要。我每天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坐在那棵棕榈树下思考在塔那那利佛的生活。我在那待了有一个多月。在前一个月里，我们去了一些海水碧绿的沙滩，山上的瞭望台，甚至还有附近的留旺岛。岛上有几个铁丝网围住的私人动物园，园里有一些狐猴，象鼻虫，壁虎，还有一种声音波形和人完全相反的鸟。当它和人一起说话时，就只剩下一片寂静。在那片林子里，我姨妈总是从副驾驶上转头大声问我：“你刚刚说什么？”她以为无声鸟把我的声音灭掉了。但其实我什么也没说。

等到我们走的那天才有人想起那只无人在意的龟。我妈扶着如行尸走肉的姨妈一步步走上放了骨灰盒的面包车。她依然在出神，我妈凑在她耳边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那个司机拦住我妈哇啦哇啦说着什么。他指向墙角，墙角是那只龟，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那个准备开车送我们去机场的姨父前同事充当翻译。我妈说随便它去哪里就好了，放生就行了。那个司机激动地说不行。这种当作祝福送出去的龟是不能放生的。我妈开始不耐烦了，她说：“它把耳朵都吃掉了！”殡仪馆的人因为耳朵要了一大笔钱。他们用塑料和橡胶给我姨父做了一个新耳朵。我妈识破了他们的心思，她通过我姨父的同事打探了好几家做耳朵的价格，把钱压了下来。这件事她还挺得意的，但她一定要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她说那就让司机把这个龟带回家吧。司机愣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朝那只龟走去。他试了一下发现自己一个人搬不动，招手让我和他一起把龟搬上他的车。

那只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姨父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喂它，水池也干了。我姨父的耳朵是它最后吃的一餐。我握住龟壳两侧，龟背上长了些苔藓，龟肉还是湿润的。只是握住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一切结束了。过去十几天的生活马上要消散了。我飘忽的、未定型的身份重新开始凝聚。这种不得不黏合在我和世界之间的吸引力让我重新感到不安和恐惧。我抬头看了一眼我妈，她扶着我姨妈的肩膀，远远地在烈日下皱眉盯着我，似乎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去开始她的新生活了。那本来是我姨妈的新生活，但也是她的新生活。在那个新生活里，我姨妈要搬到我家所在的那个县城，搬到一个墙根被铜钱草样的苔藓所侵蚀的房子里。而我妈的身份是一个住得离她不远，随时可以去照顾她，听她倾诉的好姐姐。她也需要我妈的照顾，这也是她的新身份。

我深深地不安和恐惧。她们的新生活也定义了我。我能想象到我们从飞机上下来，转乘高铁，中巴车，最后拖着行李箱暂时在我家安顿下来的所有细节。第二天，我妈去我外婆留下来的那栋无人居住的房子里，帮我姨妈的这个新居所打扫。一个新的县城生活就此开始。

机舱成了最后一处安全岛。飞机在平流层中航行时，它不在塔那那利佛，也不在中国。虽然它垂直于地面的落点一定在海洋上的某处，但它其实哪里也不在。对流层中的密云一定把它和整个世界隔开了，包括机舱中的所有人。机舱中没有我，没有我妈，也没有我姨妈。我拉开舱窗隔板，看到阳光普照的云天世界就是这么感觉的。恐惧与安全的极端此刻掉了个头：机舱是安全的，但我不停地想到死；落地的世界是危险的，但生生不息。

这种张力构成了从那之后，直到现在的，我生活的全部。我一遍又一遍地恐惧，但一遍又一遍地被吸引走上飞机。大学毕业后我换过很多工作，卖过医疗器械，做过医药代表，最后还为一种宣称有磁疗效果的养生床垫扮演医学专家背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出差很多，三天两头地全国飞。我从来不在乎飞去的目的地是哪里。我只是抗拒不了下一张登机牌的诱惑。我频繁地思考死，这个世界，还有我存在的意义。在机舱里的时候，我陷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像襁褓之中，卡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透过飞机舷窗下望，景色和景色之间其实很容易搞混。比如广西的喀斯特山和热带小岛上的休眠火山，它们都被一层层浓绿的森林覆盖，连绵不绝；四川东边的山就像武夷山一样，远处间或夹杂一点或黄或绿的农田。长江流过的城镇分不清哪里是哪里。我有时候不知道我是在国内还是又回到了十岁那年的夏天。飞机起飞和降落的那段时间，为了延长我所能感受到的封闭，我趴在机窗上，将注意力全面地倾注到那些微小的地面景观上。

在其他人眼中，我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我居无定所，没有房子，很少谈及我的家人，也没有喜爱和追求的事物。第一个向我示好的女孩很快就和我分手了。我租的房子里贴了一些世界杯的装饰，但是在她兴致勃勃的讨论中我显得一问三不知。晚上，我独自坐在床沿，盯着墙上梅西和卡卡的剪影陷入一种旋涡状的疑惑。为什么人们对他们这么兴奋？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成为一种符号了吗？这种符号象征了什么？有人，比如那个女孩，她还对梅西和卡卡之间的过于亲昵的互动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为什么？这些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暂且填上一个答案：这些挂在我墙上的东西，它们代表了生活。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人，因为我没有被压垮。我是一个在生活中迷失的人。生活对我没有意义，这个定义的身份也没有意义。在机舱这个天平中，我越来越偏向虚幻的那一面。我开始做梦，开始把我的情感倾注在机舱外广阔的山峦和河流之上。我感觉到我砰砰的心跳移植在山的核心，地的核心。我的心跳是整个宇宙的心在跳动。有一回，我又一次乘坐跨洋航班，从舷窗中看见了蝴蝶礁。它和《坠落》中一样蓝，一样浅淡，翩翩欲飞。它就像我身上的一块文身。

有一段时间，在机舱外我也经常想到死。深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开灯起来看书。我看了波伏娃《人都是要死的》，也看了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它们结合起来，让我在黑暗里有种一舒一张的心绞般的难受。我一会儿觉得在我肚脐下方，深陷腹部的位置正在孕育一个小核，那是我的死，从我出生开始就在孕育；我一会儿我又觉得这是一种解脱，人都是要死的，我不是一个无核的果。我蜷缩起身子，害怕这个果实在今夜就要成熟。然后我发现我不害怕死，我害怕的是我没有准备好。等到天亮，我迫不及待地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铃声响了好久，她才接起来。

我很少给她打电话。她依然住在那个县城里。我前年听说她认识了一个邻居，那个邻居在乡下有一块田。她们经常一起坐车去田里看种的橘子树，像模像样地挥舞剪刀农作一会儿。我不知道她现在还去不去。她这么早接到我的电话也有点讶异。她说她刚吃了一碗稀饭，现在要去公园里跳舞。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觉得害怕。

“害怕什么？”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她不耐烦了。我说：“我后天要去郑州出差。”

“去几天？”

“三天，周六就回来。”

“你害怕这个出差？你现在在干什么？”

“卖床垫。”我跟她解释不是那种普通的床垫，是那种磁疗养生床垫。但我劝她不要买。她没太听懂我的意思。我说我昨天做梦梦到了她的死。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有时候也梦到死。但是人都是要死的。”

这句话投在我心中引得警铃大响。我昨天没有睡觉，没有梦，但是在有一天的梦里，她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难以自制地哭起来。她听到我电话里突然的哭声，问我怎么了。她叹了口气，然后说：

“死，死有什么不好？这个年纪人都该死。我还想早点死。我这辈子来做什么的？作孽啊。有谁对我好过？你爸是死得早。反正活着的时候对我也不好。你对我好吗？活着反正就是受罪，有好几次，我完全可以早点死掉……”

我连忙问她还记不记得我姨父的死。她没说话。我说就是在塔那那利佛。她说：“什么塔那那利佛？”

“就是十岁，暑假，我，你，还有姨妈，一起去的啊。姨父在那里死了。”

“我怎么不记得，”她嘟囔着，“我没去过。那是什么地方？”

“在马达加斯加。就是非洲一个地方。”

“非洲？我去非洲干什么？我还没出过国。这辈子没出过国。你会带我出国吗？以前还想有时间去泰国，但有那么多做也做不完的事，现在倒是有空了，哎，但是……去非洲，非洲有什么好去的，有人去非洲旅游吗？”

“我姨父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啊。”

“他在那边工作吗？”

“是啊，”我有点觉得焦躁了，“那不然我姨妈现在在哪里？”

“她，”她沉思了一阵，“她不在非洲。她就住在后面，还是老地方。”

“她一直就住在那里吗？”

“是啊……但是，如果她有一阵子没住那里，如果去了非洲，那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好多年不说话不来往了。”

“你记得清楚吗？”

“什么，我当然记得清楚，我受的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的声音忽而飘远，“好了，我要走了，我挂了。”

电话结束后，我用薄毯像包裹婴儿一样将我自己包裹起来。我手指轻微哆嗦，我在发呆。有好一阵，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面前的阳光是真的吗？它们暖暖地照射在毯子上，但是那些感觉也可能作假。我怀疑是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就像那种老式放映机把胶片搞糊了，烧到了一起。当然最终的可能性是我妈老了。人老了，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把发生的事情记忆得完全相反。

这种自我安慰没有让我感到舒心，反而让我战战兢兢。我一下像失了锚的游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在那两天里，我总是猛地回头，害怕虚空中突然出现的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楼下快餐店的老板也会跟随我突然的动作，疑惑我看到了什么。后来我干脆不出去了。我蜷缩在床上，盯着床头数字显示型闹钟变换着图案。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踏上经停郑州的飞机。我从没有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一架飞机。

我第一次在机舱内感到一种不安。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甚至突然忘了我是谁。我急促呼吸的样子在周围睡着的人中间很显眼。一个空乘经过我的时候发现了异状，她蹲下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我没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刚工作的女孩。她很瘦，手指扒在舷窗上，无声地兴奋注视外面白茫茫的世界。在飞机起飞进入平流层之前的那段时间，她举着挂脖子上的相机一个劲地拍地面上越远越小的跑道、楼房、灰蒙蒙的树，还有港口堆积的集装箱。她说她是第一次坐飞机。

她问我第一次坐飞机去的哪里。我也是第一次跟陌生人说起塔那那利佛。很多人对第一次感到兴奋。第一次上大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结婚。但是中国有十四亿人，每一个人又有无数个第一次。如果有一个公司专门负责妥善处理每一个人的第一次，那么他们的业务会无比繁忙，蒸蒸日上。但这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破产。因为没有人能妥善处理这么多的第一次。绝大部分的第一次都是被浪费，被遗忘，被不愿提起，或者成为耻辱和伤痛伴随一辈子。第一次就是什么都不懂，因此可以无限分割。唯一确定数量的是第一次出生，和第一次死亡。

我说塔那那利佛就是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她才恍然大悟地点头。她听我絮絮叨叨说了那么多关于塔那那利佛的记忆，表示很有兴趣。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一个新手实习律师，她把负责的一个案子搞砸了，她不知道北京的法院要分开交两次诉讼费。所以她要坐飞机，周一一大早去法院门口堵那个法官。但这也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说她很愿意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帮我分析这个问题。

“肯定都有记录，比如大使馆，倒推回你十岁那个时候，可以知道你姨父是不是在马达加斯加。还有你姨妈卖掉北京房产，登记过户手续的记录，这些都可以证明。”

我听得有些烦闷。我说：“你说得对。”

“怎么了？”

“没什么。”

“那你就可以这么去做。”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你记得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很好证明，只要查一下公开的信息就都知道了，等会儿下飞机了就可以查。”

“然后呢？”

“然后你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我感到一阵胸闷和气胀，我不再说话，但她在继续表达一些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她说她一开始很胆怯，在把案子搞砸的时候非常心灰意冷，当带教律师冷冰冰地让她自己去北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想到自己还没有坐过飞机，于是决定坐飞机去，想用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来冲淡这种持续性的，灰心丧气的心情低落。但她到了机场连要换登机牌都不知道，被保安像看傻子一样解释登机牌是什么。进飞机后她很兴奋，但还是很紧张，甚至有点羞愧，因为环视一圈，机舱里的人看起来都那么平静，只有她自己心砰砰跳。她忽然觉得一阵悲哀，因为只有自己快二十六岁了才第一次坐飞机。她强迫自己压抑住去想未来人生出路的冲动，让自己沉浸在体验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中。她看到我急促呼吸，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以为我也是第一次，所以觉得非常亲近。当然，最让她觉得亲近的是，她觉得她认识我。

“认识我？”

她解释说不是那种相互间直接的认识。是一种间接的，互不相识的认识。可能是在她参与案件的客户资料里的利害关系人，她看过照片，或者可能是某次擦肩而过，可能是瞥见过和我相似的名字。总之，这是一种潜在的，隐藏的联系，或者说是命运。

这段话让我涔涔冒汗。她双手都贴在膝盖上，侧身端坐正视我，似乎准备认真聆听我的回答。我咽下了一大口唾液。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她是不是真的坐在这里，害怕我一转头盯住机窗，倒影里我身边的座位什么人都没有。或者说倒影里她就是我的镜像，我就是她的镜像。

我挥手叫住了经过的空姐：“你看得见她吗？”

“当然，”她皱眉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没怎么。”她像看精神病一样看了我一会儿走开了。那个实习律师女孩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我侧眼看了她一会儿，发现她在悄悄地掉眼泪。

一种窒息的空气在机舱里不断压缩、压缩，最终压缩到容不得我腾挪转身的空间那么小。我转头看机窗外，试图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思绪无限的扩散，无限地蔓延覆盖到肉眼可见的每一朵云上。

她的眼泪掉到笔记本的触摸区了。她掏出纸巾擦了擦内眼角。“我不是因为你，”她哑着嗓子说，“刚刚我以为你觉得我说了那么多有点讨厌我，所以我想到我的工作。上飞机前我有点想死。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因为这个工作去跳楼。”

“我一坐飞机就想到死。”

“我知道，你说过了。但这个不一样，你是想到死，我是想死。”

我无话可说。“算了，我说这些我自己也觉得好傻，” 她说，“你肯定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做不下去就不做了算了。没什么值得去死的。”

“我没这么觉得。”

“你刚刚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眼神。那如果是你你会做不下去就死吗？”

“死没什么意义，”我有些烦躁，“死没什么意义。”

我本来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她从包里翻出两颗薄荷糖，递了一颗给我。“我昨天晚上本来准备死的，”她用牙撕开一颗的包装，给我看手腕上的创口贴，“我买不到那么多的药，所以想割手腕。但是我刀刚碰上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没什么意义，一切都没什么意义，死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但是刀还是划破了一个小口子。我用卫生纸按着，去楼下药店买创口贴。那个店员在用店里的电视机看动画片，你刚刚跟我说我才想起来她在看《狮子王》。它跟马达加斯加岛有一些距离，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联系的。虽然这些联系都没什么意思。但是我之后想，我还是坐飞机来吧。我还没坐过飞机。”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在包里掏卫生纸的时候又掏出了一颗糖，她丢给我：“这是最后一颗了。”她刚丢给我又伸手拿走：“算了，我还想吃。”这一颗糖就像一个句号，一个结束。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扯动嘴角笑了一下，还有滴没干的眼泪流进鬓角去了。

我突然感到一种新的，隐隐跃动的平静。这种平静相对来说像一种解脱。它起到一种抚慰的作用。在飞机缓缓下降的时候，云层擦过机窗让人隐隐觉得在发生呜呜呼啸的声音。一个新世界，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我发现我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但我隐隐抓住了一丝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