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你好。

九月返乡，驶入嘉陵江大桥时，车窗外阴雨连绵，江水涌动着，远处发黄的植物在雨中静默，像凝固的油画。和年少时无数次在路上不同，这一次，这些熟悉的景象并未带来新的感受，我仍然昏昏沉沉。直到驶过大桥，将车窗打开一条缝，潮湿而新鲜的、属于秋天的气味瞬间涌入，我才忽然清醒。秋雨一到，年尾就在眼前了。心底随即涌起一股空空荡荡的怅然——不知何时起，时间似乎越来越湍急，许多事物还未开始就在消散了。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回家。决定回家是因为前段时间婆婆一通忽然的来电。我们许久不联系，她不认字，也不太会用手机，我因此有些意外，以为老家出了什么事。没想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今晚吃什么？我正在书桌前加班，吃着楼下打包的牛肉面。婆婆说，明天是你生日了，提醒你该吃点好的。我才想起，明天就是我二十五岁生日了。又想起，上一次回老家，还是去年春节。我家里人都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因此这句话的分量也许不轻，谁知道老太太犹豫了多久，才从本子上翻出我的电话，按下拨号键。我问，是不是在家无聊啦？她扭捏着，只说，年纪大了，今年没种谷子，看别人忙来忙去，心里不舒服。又说，家门口的树都黄啦。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心中瞬间低落了下来。我便知道，是该回去看看了。

那段时间工作忙碌，几乎无暇顾及其他，但这种低落仍在难得闲暇时隐隐发作。低落时我总喜欢望着步履不停的车流和行人发呆，想一些关于成长的问题。其实没什么好想的，因为不但得不出答案，很多事还会越想越不值，但人总得向前走，既然在向前走，成长就是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所以许多困惑总是反反复复出现，像一次次推上山顶，又一次次滚落的石头。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我们渐渐不再那么勇敢，也不再那么自由，而是转过身，跳进人的河流，像羊群，像蚂蚁，在日复一日里拥挤着，蹒跚着，生怕自己掉了队。正因如此，回家好像也成了一件难事，因为在“大人”的世界里，总惦记着回家似乎也意味着，你没有能力和勇气好好地打起精神奔向未来。成都到南充，不过三百多公里，高铁一小时，开车两小时，这么短的距离，仍被各种理由拉长，工作太忙回不了家，日子太累不想奔忙，或者生活太精彩，故乡那些正在衰亡的人事早已被悄然淡忘。三百多公里，就能隔出两个世界，这头忙着生，那头忙着死。这种难以抗拒的变化，实在有些不好接受。

返乡的另一件事，关于房子。生日过后，父亲愈发频繁地催促我买房，几乎每天一个电话。自取消限购以来，成都的房价的确降得让人心痒，我从小一个人飘来荡去地长大，没房没地，户口本上只有自己，这两年也还算顺利，父亲希望我趁此机会安家立业，过上正常的生活。我无法理解他口中的“正常”，因此我们在此事上矛盾颇多。我说成都虽好，但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他说随便买哪里都行，总之要安稳下来；我说不想安稳，无论在哪儿，我心底都没有认同，他说那就早日结婚早日生子，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会离婚呢？他就不说话了。每次争吵到最后，他的结束语总是一句叹息：你不够懂事也不够聪明。好像足够“懂事”和足够“聪明”才是正常的。尽管我觉得人没必要那么懂事，也不需要那么聪明，但在父亲的动员后，伯父一家也加入了游说，最后我终于还是妥协了，决定回老家时顺便带走户口本。

至于理由，当然是我能理解他，和他们。在风里飘荡过的人，才会渴望踏实地走在大地上，哪怕大地也有随时崩裂的风险。我和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人。安定与不安定只是选择，仅仅为了这种一致，我也无法因为观念的不同而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我家除我以外的所有人，一生都在和房子打交道。父亲是七零后，十六岁便独自离家，先后经历过两个家庭，辗转过十多座城市，从木匠做起，渐渐精通了和房子相关的所有手艺。嘉陵江水永不停歇，将一代又一代青年送往陌生世界，数十年的漂泊，故乡于他而言早已是遥远的风声，唯一能让他感到踏实的，只能是房子，能矗立十年、百年，能收容他身在异乡时无数不安与眼泪的遥远的房子。大伯和两位堂哥同样如此。大伯年轻时晃荡了几年，后来成为浩浩荡荡奔赴珠三角的民工中的一员，十几年后，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陆续走上他的老路，一家四口挤在工地宿舍，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一起沉默。大哥少年时也爱读书，即便生活在工地上，也有许多细腻的感受。有好多夜晚，他独自在黑漆漆的工地上行走，看着钢筋水泥，幻想高楼落成以后，谁会住进这里，会拥有怎样的生活；他有时感到自己与水泥融为一体，身上带着洗不净的气味，但水泥落了地便生了根，他却不知何去何从；有时难眠，在广东的宿舍里，他却听见嘉陵江的水声。十年前，父亲与大伯用半生积蓄，共同在镇上的老房子对面修建了一栋楼，整整五层高，六个门面，足够住几代人。落成那天，家里杀猪庆祝，请了很多客人，所有人都喝醉了，他们用粗犷的声音推杯换盏，笑着笑着就哭了，哭完后又接着笑，直到烂醉如泥。

这栋楼修好已经十年了，但至今仍然空置着。心结圆满并未改变什么。父亲还在漂泊，大伯一家还在远方的工地卖命，我也离开了家乡。除了短暂的春节，偌大的房子里常年只有婆婆日渐老迈的孤独的身影。所以我常常想，漂泊无依、没有心安之地的感受，和父亲口中所谓的“不正常”，也许跟家庭、跟房子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命运，一群人的命运。

婆婆大概是家里唯一不被这种心绪困扰的人。她从小被家里嫌弃，十几岁经人介绍草草嫁来这里，爷爷彼时也是家中最瘦小的儿子，不得重视，两人成婚不久便被迫分家出去了。他们分得一座四面漏风的泥瓦房和几块薄田，就此在山里扎下根。她喜欢香味，爷爷就在房子周围种下许多无用但鲜艳的花草，后来日子艰难时，为了填饱肚子，她又亲手把那些鲜艳的生命摘下，煮沸，和爷爷一起咽进肚子里。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讨生活，爷爷出远门学艺，她没有怨言，仍然相信未来，相信双手能改变生活，独自在那座泥瓦房里照顾年幼的伯父和刚出生的父亲，那是她生命中最辛苦最快乐的时光，房子里扫不尽的泥土与灰尘都焕发着光彩。学得木匠手艺的爷爷没让她失望，回乡几年后，便带她从山里搬到了镇上，泥瓦房也终于成了水泥房。两人相互陪伴，养育两个儿子成人，再目送他们头也不回地奔向新世界。爷爷患病后，她重新种起花草，似乎并不为变化与告别感到悲伤。父亲的新房落成那年，也是爷爷去世那年。她从集市上背回一株不知什么树苗，在房门口种下。此后十年，树渐渐长高，人渐渐走远，她独守故乡，经营着田地、空房子和那棵树，身影渐渐佝偻，头顶渐渐花白，夜里只能对着爷爷的遗照说话，但仍鼓励我们，人就是要走出去的，在外踏踏实实生活，踏踏实实向前走，实在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去年春天，她患急性阑尾炎，手术后，我回家照顾了她一段日子。我们在江边散步，看着江水，看着她越来越佝偻的瘦小背影，我心中有些恐惧：如果她不在了，他们还能回哪儿呢？我这样讲，她却表现得很豁达，说，我不在了，墓碑也还在，人是有根的。我问她，为什么你这么舍得？她说，世上哪有圆满，不舍得就会累呀，再说，不管落大雨，还是闹大旱，水总要往前流的。我很少认同那里是我的故乡，但后来常常想起这些话，想起她苍老的脸上的从容微笑。我想只要她还在，也许我的确还有一个能回去的地方。我不怀念困苦和贫穷，我只是羡慕她身上的笃定，对生命的笃定。这是我们都曾拥有过的东西。

这次回家后，我陪着婆婆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她带我收菜，但我太久不做饭，背着背篼，握着镰刀，实在是认不出该割哪一种。她笑我，你们以后回来，连地都不会种了，该怎么办。我也跟着尴尬地笑笑。我和她讲了关于房子的事，她却和他们持相反看法，宽慰我，不想买就不买，这么大的房子，一间屋住几年也够你住一辈子了，反正总是要回来的。她似乎坚信我们会回来。我只能沉默。我没法告诉她，大伯，父亲，大哥，二哥，还有我，我们千辛万苦走出去，就是为了不再回来。

吃过晚饭，我们穿过小镇，走向嘉陵江边。小镇的道路和十年前一样坑坑洼洼，树木和十年前一样安静茂盛，房子门前还贴着和十年前一样的春联，除了越来越少的人、越来越空荡的街道，似乎一切没变。婆婆一脸轻松走在前面，得意地和其他老人打招呼，他们回应婆婆，看见身后的我，语气里透着羡慕，大概是孩子们很久都没回家了。慢慢走到江边，晚霞也铺满了天空。几场秋雨洗净了江岸的植物，流水清澈，缓慢而平静地将一片黄叶送往下游，岸边的农民迎着晚霞、扛着锄头，结伴走在田埂上。有人唱起歌，声音在山里回荡着，其他人听见，开怀大笑。婆婆坐在石头上休息，也笑。水边飘着植物的清香，我静静望着浩荡的嘉陵江，想起和父亲的争执，似乎明白了成都少的那一点说不清的东西是什么。

是流水。

是“我”和“我们”。

有大江大河的城市，通常都有种仁慈宽厚的气质。在水边，你总能放下千丝万缕的庸常和琐碎，视野随着奔流的水花变得开阔，能用心看见一些在生活里用眼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我”，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也比如“我们”，当这个具体的人，变成一滴水珠，随着流水的方向奔流而去，命运里的种种困境，似乎也跟着变得温和。于是，你会获得一种原谅一切、重新上路的勇气，而你原谅的一切里，也包括那个平凡且认真的自己。这种看见，让人感到清醒和安心。

离开家的许多年里，我是逆着流水的方向行走的，也就是说，我抗拒成长，抗拒这种温和与和解。十五岁时，我是江岸边骑车飞驰的身影，我在风里嗅着江水和草木的气味，拧紧油门，试图和家庭破碎、无处可去的痛苦对抗，哪怕摔落山崖，哪怕消失在路上。十七岁，我在街头游荡，巧合地在县城江边发现一处躲避人群的宝地。我在那座需要走很多小路才能抵达的山顶见过许多季节，春天是彩色，夏天是浓绿，秋天是枯黄，冬天是灰白，植物在流淌的时间里不停地盛放又衰亡，流水却永不停歇。山下偶尔有写生和约会的人来，但从没人发现我。我只有风声，江水也只有风声，对岸就是城市，我们都是看客。它和我一起沉默着，一起挣扎在关于生死的困惑里。二十岁，在他乡的湖水边，我和女孩安静地走着，慢慢牵了手，湖边的树林发了嫩芽，又落了黄叶，我们依然那样安静地走着，又慢慢松开了手。后来我便独自去，不愿接受成长，也不愿腐烂，便常常盯着湖水，不止一次地想走入其中。二十四岁，我已经在不少的城市的水边行走过，但无论哪里，总能使我安心。我也许柔软了一些，在水边伫立时，会想着“我”和“我们”，想着过去的对抗是不是根本没有意义。但我终究还是在生活里和看不见的敌人对抗，流水从未停止过，十五岁在江边飞驰的身影也从未消失。

除了我以外，生活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在顺流而下，走在父亲口中那条“正确”的路上。两位堂哥出走的脚步并没有因为老家那房子的落成而停止。一代人从山里到乡镇，下一代人就要从乡镇到城市，似乎是注定的命运。流水总是漫长、平静、生生不息的。房地产泡沫盛极时，他们掏空家底并借下不少外债，先后以最高价购入城里的房产，成功地“走了出去”，尽管他们仍要背井离乡随工地漂泊，一年住不了几次。他们的三十年贷款，也仍需他们在工地上卖命为别人建房子来还清。流水般奋力逃离故乡的结果是，不到三年，疫情来临，他们失去工作，房价接着暴跌，仅是尚未偿还的利息，就已经超过房产现在的价值。镇上那栋楼落成时，醉酒的大伯扯着嗓子对我们三人说，走不出去是没有出息，走出去，就是你们的命。在这一刻也像烈日下的流水一样蒸发掉了。

离家前，我把那栋空楼打扫了一遍。我以为它会落满灰尘，但没有，婆婆把它照顾得很好，就像曾经养育子孙一样。地面的灰尘很少，但在婆婆的身体不好打扫的角落，我还是发现许多密布的蛛网。我停在那些蛛网前，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中不免悲哀。翌日清晨，出发回成都，婆婆站在那棵树下送别，黄叶在风里摇摇欲坠。我说，我走了啊。她只是微笑，像从前送别他们一样。车子穿过荒凉的小镇，穿过田野和国道，我想象着我离开后的场景。婆婆会去煮碗面，打扫落叶，打扫一尘不染的房间，和遗照上的爷爷讲几句话，然后上山走一走，走到江边，她会坐在那块石头上长久地沉默。夜里回家后，她打开收音机，听着听不懂的戏曲，只为了不那么寂静，空荡荡的房子里仍会结满不被她发现的蛛网，她的生命也渐渐结满不被我们发现的蛛网。她会想念我们。而我们——我们过着什么生活呢？在工地，高楼，公路，厂房，在平原，深谷，高原，在被欲望和不安驱使的人潮里，我们沉默地低下头，假装坚定地走在各自的路上，偶尔抬头看看天空，想清醒一些，偶尔逼着自己赶路，甚至不敢清醒——何尝不是在结满蛛网呢？我们也会想念她，就像想念一个墓碑上的名字。于是我们只好一边想念，一边告别。

我想着这些，沿嘉陵江岸行驶，看着和十五岁那年一样的风景，却似乎少了横冲直撞的勇气。我心里有好多困惑，甚至不敢去细想——如果哪一条路都无法抵达心安之地，那这条路的意义和最后的终点，到底是什么呢？

在县城，我去了从前躲避人群的山顶。那里位置的确很好，那座山已经修成景点，但仍然把那片空地留了出来，因为江景一览无余。游客很少，大都是退休的老人和约会的中学生。我走了几圈，站了一会儿，嘉陵江水依然沉默着。我有些无聊，准备离开时，才在空地外发现一个瘦弱的身影。那男孩穿着和我从前一样的高中校服，独自站在角落，静静望着江水，神色平静，不知在想什么。也许他心里涌动着更澎湃的事物，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和江水一样，只是看客。他看着江水和人群，看着对岸的城市和山野，但他看不到一个年长一些的平凡且落寞的青年如何看向他，如何看向从他的方向迎面而来的上游的风。

离开县城，再次驶过嘉陵江大桥，我脑海里仍是那个男孩的身影。他也许高二，或者高三？他一定有好多没被消耗的勇气。返程时阳光普照，桥下的嘉陵江水声滔滔，我渐渐想起另一个男孩。三年前在小说里写过一个情节：在他乡，一个失意少年走在树荫浓密的公园里，被湍急的河水吸引，水中似乎有一双眼或一种声音，正隐隐发出召唤，他无处可去，便勇敢地走入了水中，像电影里一样，成为一条自由的鱼，他逆流而上，去了更宽广、更纯粹、更真实的世界。事实上，这个少年不但没死成，还在双脚踏入水流中的一瞬间清醒了，并且好好地活到如今，得以在此刻写下这些文字。那个瞬间不知是幸运还是遗憾，总之是如此漫长，如此珍贵。

在时间的另一端，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少年走入水中，但并未沉下去，而是被流水缓缓托住，水面摇晃着，将他带向更远处。漂浮着的少年顺流而下，心中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多么漫长的旅途，这漫长的旅途中，会有多少漫长的瞬间，那些漫长的瞬间里，又藏有多少漫长的不安和幸福。但他不会害怕，而是温和地接受，然后温和地走下去，就像他曾经所恐惧的一样。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心安，或者疲倦、麻木。但我知道，他终究会醒来，终究还会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上。

因为流水的命运是注定的。

流水的命运，就是落入漫无边际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