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亲爱的娜拉：

见信好。我是山豆。我的名字也写在了信封上，但为以防万一，我还是在信的开头表明身份，以免你看了一堆不知所云的东西后以为是一场恶作剧。我知道我们太久没联系了，我也费了一番力气才找到你现在的住址。至于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封信，而不是光明正大地约上你和DB、索贝伦森和小盎一起出来聚一聚，我自然有很好的理由，和我为每一次蠢事所找的借口都一样好。

不知你是否记得，在从前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有一次在上海喝得特别尽兴。大家先回忆了《三国演义》里的一些情节，又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小说评头品足。DB忽然提议，每个人作一篇小文，写一个历史人物。大家轰然叫好，但最后我们俩都爽约了。我不清楚你的情况，我其实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在此前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基本观念：历史的本质是不负责地归纳并赋予其意义，而非还原事实。打个比方，如果要严格客观还原一场战争，就需要了解那场战争前后每一个分子的运动，每一句话和每一条信息的传播与相互作用。这里面的信息量大约在十的十九到二十二次方比特之间，而一本讲战争的书籍通常只有几十万比特，里面描述事实的内容更是少得可怜。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精确和严谨成为了奢望，学术规范成为恣意妄为的遮羞布。这种宣判历史死刑的观点或许有些激进，但足以让我陷入一种困境：我无法去描绘一个历史人物。

是的，我无法写一个人物，然后告诉别人：看吧，这就是那个谁。神态举止我都告诉你了，上台演一段儿吧。这也是我一贯的毛病，我难以用娱乐的姿态去对待这些本该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和你在国外相遇的那次更是如此。

又一晚，在酒吧喝鸡尾酒时，酒保对我说：“喝马天尼这件事儿，比马天尼调得好不好更重要。”一瞬间我福至心灵，忽然想明白了，DB出的题目是“写一个历史人物”，我不应该拘泥于“写谁”或“怎么写”，而是应当把“写一个历史人物”当成一个整体去看待。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去写一篇关于“写一个历史人物”的文章就可以了。我洋洋得意于自己用了一个递归的小把戏就跳出了困境，实现了短暂的自由和自洽。一口喝完杯中酒，我便回家开始敲打键盘。

法律规定，所有的人物传记对象必须也是人物传记作者，同时禁止作者为自己立传。这样一来，就会有一根（其实是很多根）清晰无误的人物链条。这种链条比起传统的历史有一桩好处：它在时间上可以是非线性的。年迈者为年轻者立传，便可实现时间的反向流淌。历史学中本就将时间视为一个二维的平面，这也是当代传记家们的普遍观念。

我皱着眉头停了下来。我开始意识到递归带来的问题：它固然能够穿梭于时空，摆脱某些桎梏，然而递归本身仅仅是一个结构，无论变得多么冗长，都无法提供新的信息，只能无趣地按既定模式向远端递延。比如说，如果一个传记作者值得记录的人生仅是撰写人物传记，这本书的内容将会经历无穷个环节后指向最初的那篇传记——很有可能是立法以前的。更有可能的是一本传记不慎选择了一个闭环的链条，那将是个灾难，只能用数学中的循环符号标注。我急于解开这种魔咒，于是赶紧又写道：

尽管在有些人的观念中，这种做法显得保守无趣，但这其实同样是生命的本质。生命吸收能量，以各种方式复制自身，依赖玄妙的突变概率去适应环境，更像是为重复添加了一些佐料。古罗马的男人在自我介绍时总会说：我是谁，我是谁的儿子。说明递归的路径也可以充满意义并被视为荣耀。如果要强行摆脱这种枷锁，又如何确认对任何人的任意形式的陈述，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复制递归呢？

这就好多了。我舒了一口气，喝了一大口自己调制的“国王谷”——那是一位日本调酒师的得意配方。我喜欢鸡尾酒，鸡尾酒的本质就是液体之间的勾搭：往金酒里添加味美思，就得到了一杯马天尼；如果加柠檬汁和糖浆，那就是一杯琴蕾；把糖浆换成橙酒，这叫白色美人；再把橙酒换成干姜水，金巴克出现了。任何一杯鸡尾酒的灵感都来自于已然存在的架构和配方，从这个角度来说，鸡尾酒也拥有着向上延展的链条。第一杯鸡尾酒也许和生命的诞生一样是一种偶然，不同在于，鸡尾酒从诞生到现在，其内核是清晰无比的，那就是提供快乐。历史上所有的鸡尾酒都围绕着这个使命。我忽然想起我的朋友王先生，他也是鸡尾酒的饕客，尤其喜欢用甜美的波本威士忌打底。

王先生被公认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记作者，这种地位来自于他的特殊天赋。通常来说，新的传记只能在链条的顶端向上延展，王先生却能够沉入里面的每一环，甚至游淌到最古早的文字，从里面挖掘出不为人知的新的故事。他从六百年的一本贵族传记中敏锐地看到了一名侍女，并作传补全了她母亲的身世，指出普鲁士大公曾给她的母亲写过情书，但侍女却是母亲和门房所生。王先生的作品前二十年都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臆造，但逐渐出土的文物书信证实了他所写的大部分事情，他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无数人都在疑惑王先生是怎么做到的，每当有人问时，他都会耸耸肩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只有我在为他写传记时，他说完不言自明后耐心地解释了一下：“好比我们的免疫系统，遇到未知的病毒时会释放大量的RNA片段，尝试与病毒表面的抗原咬合。我做的事情也是类似的，遇到历史中的空白时，我就制造一些可能性去试探。能与事实咬合的只有事实，一般不会出错。”

同样是很久以前，我们一起看恐怖电影。名字我忘了，你看得很投入，看到吓人处会突然抓住我的手。后来你告诉我，你更喜欢一个人看恐怖片，因为那样更有代入感，觉得电影中的可怕事情马上也要在现实发生。又一个递归结构出现了，我忽然想到很多恐怖片都是这么干的，还有一些科幻电影，比如《第十三层楼》，一环扣一环，一层上面还有一层。该死的，我们现在也处于恐怖片的场景中吗？我们在审视着电影里的人物时也在被别人审视吗？那个人看到我看着你的样子时会不会想：这么蠢的男人肯定是马上要领盒饭的吧？不过我其实并不在乎，我清楚其中的奥妙。

和王先生谈话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博学而机敏，对以往传记作者的事迹信手拈来。访谈持续了一个月，快要结束时，我指着书房一个书架，里面陈列着几本大部头，但书脊上没有文字，只有手写的编号。我问他：“这些是什么书？”

王先生转头看了一眼，眼角露出笑意说：“我很高兴你问了，这是一些未来的人物传记。”

“啊？是您尚未发表的作品吗？”

“是我的作品，但并不适合发表。”王先生解释说：“这些传记里的人物都是些仍然在世的传记作者——甚至有两个人还没有成为传记作者，其中一个人要到十六年后。你明白了吗？这些传记里，或多或少包含着他们尚未发生的事情。”

我目瞪口呆地问道：“您是说您不但能推断过去，还能预测未来？”

王先生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还是没有明白。历史学家和传记学家最基本的素养，就是将时间看作一个二维的平面，过去和未来无非是我们在其中一条轴上定义的方向。如果把所谓的当下看作一堆残缺不全的拼图，那么，我所做的事情就只是尝试补全拼图而已。我并不关心这些新的拼图块儿落在了过去还是将来，但我理解这会对大众产生困扰，所以就搁着呗。”他又招牌式地耸了耸肩。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脱口而出问道：“王先生，您的书里……有关于我的传记吗？”

王先生温和地笑了：“如果你是想从中探究自己所谓的命运，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人物传记只是记录叙述，不是答案或者捷径。你只要稍加思考，便能知晓这里面的关键。”

我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我其实只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事物呈现出了递归的特性，我开始下意识地将所有的东西都纳入到这个范式中。递归无处不在，在吃饭的时候，街上溜达的时候，甚至做爱的时候。笛卡尔真了不起，或是说真愚钝。“我思故我在”的本质是“我能思考我在思考这件事情”，他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了递归才是整个系统中的第一性原理，却偏要用它来证明什么劳什子的上帝存在。他应该学我，学我卧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屋檐淅沥的雨水，王先生曾说过那是肖邦的音符。

在一个良夜我终于看到了王先生锁在柜子里的书，书里没有链条，没有人物，甚至没有文字，只有分岔的小径与无数扇门。每一扇门后是一段时空，每一条小径是一个宇宙。我推开门，在加勒比海当了几天的渔夫，喝又咸又粗糙的朗姆酒。另一扇门后，戈培尔向我挥手致意，告诉我他如何在驱赶艺术家的同时又暗中照料。又一扇门后，几个精瘦的光头女孩儿围着我，她们是夜店的头牌，一百六十年后的审美便是如此，我搂着她们放声大笑。再开一门，只有我指头长的小人儿神气地叉着腰，指责我不去缩小身体太浪费资源，是对公众不负责任。无数次开门与关门后，我已然老去，只能颓坐在小径上发呆。看了这许多风景，应当满足吧。可我一生都只是个看客，当然也勉强算是个传记作者。如果有人要给我写传，应该也很轻松吧，只要说：山豆有一次看到……之后便与我毫无干系。我是链条上最透明的一环。

我最后打开了一扇门，脚下踏空，飘荡在近地轨道。太阳在背后照着我，我觉得我也是太阳。不，我才是太阳。我贪婪地看了片刻星空，伸出拇指和食指，对准地球，比了个开枪的手势。“Piu”“Piu”“Piu”，随着每一下动作，地球表面就亮起一个光点，那是核爆产生的高热。亮点越来越多，我的手指也燃烧起来，我也燃烧起来。我快活地大叫，没有声音，但不影响我在宇宙中遨游，像一只火鸟穿过银河系，穿过麦哲伦星云，穿过武仙座北冕长城。可无论多么壮阔的结构都必然陪伴着更为深邃的空荡。渐渐地我冷静下来，感到有些无聊。不远处有一颗恒星，其中一颗行星是蓝色的，想必那是海。我俯身扎下去，我要和那片海同归于尽。

三百多米高的巨浪在迎接我，相撞的那一瞬我闭上眼，睁开时发现又回到了福冈市区，坐在熟悉的吧台前，仿佛刚才只是打了个盹。调酒师抖抖手，将最后一滴酒液倒入杯中，泛起一圈翠绿的涟漪。

一如门外的新竹。

如果把时间平铺，用一个宇宙的能量去讲述另一个宇宙，写满星辰与原子的点滴，那么里面就蕴含着无限长度的链条或是网络，你我大可以满怀安慰卧于其中。然而，把宏大与细微都看作成西西弗斯式的轮回重复，这种轮回的尺度同样可以任意扩展直至无穷。假若不经意把它撕开，便会发现其中空无一物。这样一来，我耍的所有小聪明便尽数化为无用的修辞，我永远写不出DB要求的文章。

（二）

去年的一天我收到山豆的来信，拿到信时我感到无比惊讶，也有一些喜悦激动。手写的书信已很不常见，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山豆的消息。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这些年来仍不时聚会，每次我都会问：“有山豆的消息吗？”然后便是习以为常的沉默。所以在那个清晨，我毅然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个人走进书房，小心翼翼地将信封口裁开。

信封上的邮戳是日本九州的福冈县，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因此也无从回复。我和山豆在二十年前一场酒会上认识，那会儿他就很喜欢日本，一年要去上几次。在他眼里日本的一切都是好的，代表着规矩、秩序与极致。我则恰恰相反，我受不了在东京的街头到处寻找吸烟点，或是寿司摆上来后十五秒内必须吃掉。鸡尾酒更是如此，鸡尾酒的快乐应该来自于阳光、沙滩和雕塑般的男人，而不是精确的比例和酸甜平衡，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这不妨碍我们逐渐熟稔成为朋友。山豆有一种能力，他经常把一堆不相干的人聚到一起，吃吃喝喝搞点儿活动。这些活动通常没有什么目的，大家也就乐在其中。我们从不聊自己的感情或是家庭，但我知道这些年来他有过几个女朋友。最后那一两年，我也感受到他对我更加亲近，这反而让我有些压力。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男人，只要是在我眼中闪亮而通透的，但山豆不是，他总是被重重叠叠地包裹着，有时和他聊天都感到不轻松。

不过我们还是约会过一次，那年我们恰巧都在马德里，一起上小教堂去听西班牙吉他。教堂里点着许多蜡烛，还有二十来把简陋的椅子。金色长发的男子拿起八根弦的吉他，扫拨出浓烈而欢快的音符。演奏结束后我们使劲儿鼓掌，山豆忽然凑过来，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笑嘻嘻地看着他期待的眼神，没有给出回应。他送我回酒店房间，道了晚安。我想了一会儿，又跑下去敲他的门，进去便脱掉衣服。

后来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几次聚餐他都找理由不来，一段时间后就搬去了日本居住。我知道他和其他朋友还有联系，我猜他也许是自尊心受伤，以为那一晚是我在怜悯他。但其实并没有，我也无法主动去解释，我所想要的只是当下的快乐。

前几天DB告诉我，山豆死于去年的冬天。他染上了严重的肺炎，最终没能挺过并发症。写这封信的时候应当离他去世前不远。那一晚我拿出信来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明白这不是一封蹩脚的情书，甚至不是写给我的。从我认识山豆起，他就常在这些看似深奥的问题上纠缠，这封信同样如此。这是他写给自己的信，只不过想拉我做个观众。我自然乐意如此。山豆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终其一生在各种怀疑和思考中打转绕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应该是幸福的。他和我同样在追寻快乐。我在这里大胆地盖棺定论，毕竟山豆已经是个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