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将过，零落的花瓣点缀了色调贫瘠的北京。

打包好几个快递箱后，我早上八点出门左拐向南而去，很快过了安检，钻进地铁的腹内。

一簇簇柳絮飘过地安门外大街，忽高忽低。走出什刹海地铁站没几分钟，我双手插兜看着鼓楼，觉得鼓楼看着钟楼，而钟楼不知在看谁。他俩一胖一瘦，红墙黄瓦，漆颜新改，早该相看两厌了吧。

景点周围的吃食通常又贵又难吃，服务态度也差，可有一家馄饨店却让我念念不忘。从旧鼓楼大街拐进大黑虎胡同，往深处走，连着三次碰到分岔右拐，就能看见印刷着“上海馄饨”的灯箱，没自吹老字号，店面很小，进门就一排长桌，摆着十张高脚凳，坐下抬头，隔着一道帘子就是后厨。

以往我都是下班来，店里人头攒动还得等位。这回只有几个散客，师傅见我热情地招呼：“哟，来啦，随便坐。”

我故意坐在高汤锅对面，对着升腾的热气发愣，等着馄饨端过来。师傅姓赵，熟练地拿筛网装进二十只馄饨，浸到沸水里，他家煮馄饨的水常换，清澈见底。馄饨上浮之前的间隙，赵师傅往瓷碗里放点虾皮和紫菜，又把几根倒霉的丝瓜按在砧板上细细切丝，准备凉菜的配料。切完捞起馄饨一股脑倒进碗底，没一个颠破皮的，随即浇上一大勺清鸡汤，撒上香菜，推到我面前。

我不顾烫，升腾的热气模糊眼镜片，喝一口汤再捞起一只馄饨咬掉一半，嘶嘶地吐字：“师傅，什么馅的？吃着跟以前不太一样。”

赵师傅抬起头，一脸不好意思：“你是老主顾？我还以为是新客呢。昨天刚改的配方，肉馅加了香椿，怎样？加得可好？”

我来过二十二回，好几回赵师傅见到我进门，都很热情地招呼：“哟，来啦，随便坐。”我错以为他认得我，看来他对每个食客一样热情，并不记得我是谁。带着些许失落，我想说：加得很好——但下次别加了。话到嘴边，我端起碗猛喝一口鲜汤又咽下去。

吃完馄饨，我抹了抹嘴，扫码付款说：“走了啊。”

赵师傅手里的刀身落下，拍散几瓣蒜，他说：“您慢走嘞~~”

出门后我无意原路返回，给苏寐发了条微信语音，约在最近的瑞幸咖啡见面。在咖啡店我点了一杯14块钱的生椰拿铁，我不喜欢椰子，为什么不点别的？因为没更便宜的。落座以后，听旁边桌的两个络腮胡大叔聊民谣，我又要了一杯柠檬水。

大叔甲：“宋冬野可惜了。”

大叔乙：“照这么讲可惜的牛人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羽凡可惜不，宁财神可惜不？”

大叔甲：“那昨晚唱《斑马，斑马》，你唱那么嗨？”

大叔乙：“谁让你喜欢来着。”

大叔甲：“我不喜欢。”

大叔乙：“你嫌弃宋冬野？”

大叔甲：“我嫌弃你这样。”

……

他们温吞细声地争执，慢条斯理，根本不像是吵架，说话的空档还一勺一勺吃点缀草莓的奶油蛋糕。他们聊到陈粒哪首歌最好，一个说《性空山》，一个说《易燃易爆炸》。我突然插了一嘴，问他们要不要下个月陈粒演唱会的票。头一回做黄牛，我也没多赚，花499一张买的票，我499卖。

大叔甲拈起沾着奶油的草莓，有些迟疑：“你有几张？”

我说：“刚好两张。”

大叔乙放下不锈钢调羹：“那就要了。”

通过软件，把票转给他们后，他们继续聊时装、电影和新冠，而我埋下头浏览知乎上的内容，磨蹭等苏寐的时间。不需要缔结任何契约，我是她男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去年九月我和张慧分手，十一月北风刺骨的那阵，我跟苏寐在一条人行道上相遇。

当时，我跟她拖着行李箱奔向西东，箱底的小轮喀啦翻滚，不断和有凹槽的地砖发生龃龉。我忽然停下，望着远处的高架桥，她也看着高架桥：“在这干嘛？小区被封了？”

我说：“你也是？”

她说：“不然呢？一封少说两周出不来，老板杀了我的心都有，我不想囤菜，打算去亲戚家借住。”

我说：“我打算去朋友那。”

她说：“这个钟点，拖着行李箱，可不就是小区被封了嘛。”

像是两个逃荒客交换物资，坐在同一条长椅上，落叶不痛不痒地砸到头上，我们拉开背包的拉链，我给她一条士力架，她给我一盒果粒酸奶。远方的灰烟很快散掉，我嚼了嚼酸奶里的椰果，跟她谈童年差点溺死的事，谈《雅典学院》这幅画里的人物，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演讲，停顿一下说：“其实我看得出来，我朋友不太乐意我过去的，他女朋友介意，不想共用卫生间什么的。”

耐心听完一堆不懂的废话，她终于听到想听的话：“谁不是呢，我小姨一家子特势利眼，觉得有北京户口了不起，嫌弃我家。”

于是，当晚我们一起去了宾馆。

到今天为止，我跟苏寐都处得不错，她不像杜紫君要我对未来保证，也不像张慧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她跟我一样，活在当下。我们约好今天见面，见面前她跟几个跑步发烧友计划从颐和园跑到大钟寺。她体力不好，但喜欢户外运动，跑步是户外运动中最省钱的一种。

下午两点十二分，两位大叔那桌换过几拨客，苏寐到了。她急匆匆推开玻璃转门，径直向我走来，额头上的跑步头巾湿透了，隔着三张圆桌都能听到她的心泵咚咚地跳，往她苗条的四肢输血，裸露在休闲运动服外的肌肤汗津津的。她拿起我喝过的杯子，猛喝了几口说：“我就知道，你肯定坐这地。”

我拿起杯子，用纸巾擦拭她双唇濡湿的边缘，也喝了一口：“为什么？”

“你怕太阳，又喜欢靠窗，可不就剩这了么。”

我点点头：“不对，我来就剩这一张双人桌了。”

“那你点头干嘛？”

“表示一下尊重。”

“这倒没必要。”

“你从中关村跑步过来的？”

“坐地铁到积水潭，再跑过来的。”

“瞧你的脸，还以为你跑了一场马拉松。”

“那，到底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我眯着眼睛，本想脱口而出的，但那太随便了，这样的时刻需要一点仪式感，手指头不安分地在膝盖上跳动。挤不出纠结的表情，发不出哽咽的喉音，最后把剩下的咖啡一口喝掉，我认真的说：“那个，我们分手吧。”

我很明白，她也明白，我们没有未来，她正在申日本的学校想要出国，而我却害怕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不过我们对当下的定义不同，她觉得此时此刻应该在一个月后甚至一年后发生，我的过错在于把那提前。她埋怨一通，我一通解释，她像适应了时差的旅客，平静下来：“那——分就分吧。”我问她要不要吃一顿散伙饭，在大众点评上买了蒸汽海鲜套餐，她不要，觉得太尴尬了。她对感情的态度跟我一样，只要不撒谎，不劈腿就行，感情漂浮不定，强调确定的责任无异于在海浪上画路标。

不需要解除任何契约，我不再是她男朋友，她不再是我女朋友。

“张伟，你难过吗？”

“应该难过的。”

“应该难过的，我也是。”

应该难过所以难过，跟难过的区别在于，这需要计算，而经过计算的事如同方程式，有些冷酷。

她最后说：“你说，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心？”

“也许吧。”

不知为何，我很难对爱情要死要活，别人离开我也好，我离开别人也好，都不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如果注定要发生，那难以接受只是给接受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而感情，恰恰是一种不可抗力。

等她离开，我没有继续在四九城闲逛，独自去吃了蒸汽海鲜，吃掉了两条黄鱼、两份生蚝、两份基围虾，这样的分量我觉得一个人吃太饱，两个人吃太少，可一个人与两个人没有中间态，不然一个半人吃刚刚好。我把剩下的打包，去了一趟超市，一路向北回到出租屋附近，被两栋公寓楼夹在中间。狭窄的天空爬满电线，被变压器勾住的破风筝拖着长长的尾巴。这条阴凉的小巷土地没有经过混凝土硬化，几道雨天残留的轮胎印随着泥巴干结留到现在，那些破旧的自行车懒散地靠着墙，把另一头不宽的巷口堵住，阻挡我的去路。

走近瓦楞纸箱，先解开打包袋，再掏出一个甘竹牌的鲮鱼罐头，掀开盖子，反扣倒进剩着一根鸡骨头的铝盒。我掏出纸巾擦拭指头沾染的红油，花猫从旁边探出脑袋，先嗅了嗅打包带里的基围虾，接着扑向铝盒把鲮鱼拖出来，先是皮，再是肉，最后是骨，颇有章法地进食。我蹲下来从脖颈开始捋它脏兮兮的毛发，它并不抵触。

它胯部做过去势手术，估计被遗弃了。去年冬天下第三场雪时，我看见它蜷缩在瓦楞纸箱，把手上的肉松面包掰一半放到它胡须边，从那以后我时不时带点吃的路过，这是我第二十七次喂它。

我叫它橘子，但它并不属于我，也还有其他人喂它，而其他人可能叫它其他的名字，因此我并不确定它叫什么。或许它自己有名字，也告诉了我，只是我听不懂罢了。我喂它但不想养它，它让我抚摸但不让我搂抱，我们都有所保留。

我没时间等它吃完，起身说：“我先走啦？”

我故意走得很快，它匍匐着咬骨头，没空管我。

我故意走得很慢，它匍匐着咬骨头，没空管我。

我回过头来，它匍匐着咬骨头，没空管我。

它对我没有留恋，正如苏寐对我没有留恋。我回到出租屋，几天前还脏乱差的环境如今空荡荡的。

昨天下午，我去公司办理完离职手续。

我被辞退了，前几周传出裁员风声我就预感不妙，上周部门主任找我谈话时曲折隐晦地传达了这个意思，安慰我说眼下辞退还有一笔遣散费，再往后生意恶化的话遣散费也拿不到的。失业前怕失业，真失业反而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失业的人是不会失业的，正如死掉的人不能再死。

所以我昨天去了公司写字楼，并没有打卡，走到工位简单收拾东西。和同事们打了照面，他们都未说话，在工作群给我发送别的祝福语和表情包，大家已经适应即便面对面也用微信沟通。想法转为语言已经扭曲，转为文字就更加扭曲，或许一句话说出来的一刻就已经失真。我捧着纸箱搭乘电梯到一楼，我点开工作群想回复一条：“多谢大家，有缘再聚。”

发出的消息旁显示红点，我已经被群主移除了群聊。

我干了三十一年儿子，十六年学生，四年媒体运营，忽然内心空落落的。普通家庭出身，普通大学毕业，普通业务水平，就业环境这么差，海投简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既然没有结果，那干嘛还要努力呢？很多努力无所谓结果，是维护自尊的姿态，让自己的落败没那么难堪。

可我没有那么多自尊。

我算过了，支付宝里有一万二，微信钱包里有九千，工资卡里还剩三万，加起来总共五万多，这些足够一年的开销了。在这笔钱花光以前，我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漂荡。在北京待了四年，去过二十二次“上海馄饨”，交过三个女朋友，喂过橘子二十七次。对我而言北京是一道算数题，是22+3+27+……之和，我要离开北京，也就是要将这一切归零。

我想离开这个待了四年的地方，至于去哪，去做什么，等离开再说。

我掏出烟盒大小的记事簿，翻开印着梵高自画像的封皮，模仿餐厅划掉菜单的菜名，用指甲划掉“吃馄饨”，划掉“跟苏寐分手”，划掉“喂猫”……把上面一行行已经完成的计划划掉。最后把整张纸撕下丢掉，想看它随风飘荡。很尴尬，风没给我面子停下了，纸片径直跌落在我脚边。一整天下来，我并非在跟某人或某家店道别，我在跟北京道别。

想做的事情做完，该离开了。

结束了什么，那就得开始什么，我拖着行李箱往北京西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