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者

薛舒，女，上海“70后”女作家。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小饭，自由职业者。

小饭：薛舒老师好，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看过一部叫做《爱在记忆消逝前》意大利电影吗？

薛舒：电影是看的，但你说的这个电影我不知道是否看过。有些电影片名很容易混淆。最近看的是那个失忆父亲的电影，你看我又记不住片名了。但看到片头就知道了。对，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我想起来，你说到的这个我看过。

小饭：类似这样的电影，从题材上，到主题上，似乎和你的一部分写作很接近。但气质上却不太相同。可能要表达的倾向性也不一样，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很不一样……你更接近东方的价值观，是这样吗？

薛舒：对，我在看这一类电影的时候，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的确是价值观不同，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原因吧。

小饭：你提到过很喜欢麦克尤恩，伍尔夫这些西方作家，那在他们的作品里，你有没有这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薛舒：也许是文字与电影的区别吧。电影更接近用生活的表达去诉说故事，但是麦克尤恩的那种抽象与意识领域的东西，是内在的。如果说对比的话，同是电影，比起《爱在记忆消逝前》，我更喜欢《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后者更现实。这也是我近距离接触阿尔兹海默症病人之后，让我感觉到更真实的，更具文学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有更多内在的东西的表达。其实我就是在想，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对于幸福的理解，不是健康人所认为的那样的理解。大多数电影，都试图用正常人的叙事去解读病人的内心，尤其是，以病人的视角出发的作品，很容易落入普通人的观念。比如，和老妻一起出去自驾旅游，这似乎是一种寻找幸福的方式，但在我看来，也许对于病人而言，这不是最能触动他，或令他痛彻，或让他快乐至极的行动。还是落入了创作者的习惯性思维。

小饭：事实上我们很难代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通常我们只能假想代入，假想成功代入了。作家要去写这一类“边缘人物”，当然不必成为其中之一。更多的是观察，以及通过自己的学习。这当中有类似庄周梦蝶的悖论，作为作家，怎么处理这种悖论？

薛舒：对的，的确很难。因为我的父亲患AD（阿尔兹海默症）前后总共8年，前三年，就是在与他的失忆、幻觉、与正常生活脱轨的对抗中度过。我想，我会更理解一些病人真正的恐惧，尤其是在患病初期，他的恐惧和痛苦。所以我在写《远去的人》的时候，我没有选择虚构的方式。我的感觉就是，虚构也许还是会落入太过主观的自我设计。观察的确是最重要的，还有，在与病人的相处中，你还是会发现他们真正的需求。给我的感觉就是，AD患者真正痛苦的是要面对自己不断“失去”的恐惧。

小饭：书写这样的经历，会确确实实起到某种治愈的效果吗？

薛舒：会有。书写既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宣泄，而且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梳理一些问题和想法，有些疑问和不解也得到纾解。所以有些朋友会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提及我父亲生病的话题，但我自己已经不怕提，也不怕去解释。这个书写不仅治愈我，似乎也治愈了一些读者。有一个读者的父亲，也患了同样的疾病，全家人陷入痛苦。但读了我的书，她赶紧推荐给她的母亲，彼此心理上得到些许安慰。我觉得这也挺好，虽然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治愈别人。

小饭：之前有评论说你笔下诸多小人物，形象鲜明而活跃。另一些人不太用“底层写作”去归类和描述这种写作。你觉得“底层写作”如果成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薛舒：走走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认同：“接地气的小说很难写，难就难在，是用自己的温情去写人间的黑洞，而不是用人间的温情去写自己的黑洞。”走走在评论我的小说时说的这句话，几乎说出了我的初衷。

小饭：说得真好。包括书写底层人物的作家——或许其中一部分作家会有“我就是底层人物”的意识，但这并不客观真实。最多表达了作家对所写人物的关切。作家能完全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吗？

薛舒：任何层面的人，也许对自己都是不能完全了解的。作家在写某一种人物的时候，的确需要警惕，我们只是停留于这一类人物的表象。

小饭：“底层人物对真实的人性洞悉得很晚，也很浅。”“底层人物只知道埋头苦干，忽视了对别人心理的理解和控制。”我觉得这两句话是人们对底层人物的某种偏见——但同时，可能也是真相。您同意这几句话吗？

薛舒：这两句话我都同意。我的感觉是，底层人物不是没有感知，而是没有意识，去主动认知，主动思考的意识。生存困境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精神和体力，他们没有能力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至少是大部分吧。所以写作底层人物的时候，大多数作家都应该知道，不能直接让底层人物去做形而上的思考，这个工作，需要作家用技术去解决。不能让角色思考，而要让读者思考。

小饭：您在写作底层人物的时候，或者对任何所书写的对象，会做出类似的判定吗？你用来提醒自己写作的充满奇思妙语的小本子上，会有这部分内容吗？你是如何开始一次写作行为的？

薛舒：我的小本子上的确有一些突发奇想的东西，但很少特意提醒自己不能干什么。但会提醒自己要记得某些想到的部分。对，我会有一些突然冒出的想法，或者看了一个社会新闻，或者听朋友说到的某个故事，吸引我的也许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某些细节。然后，我就记在本子上，三言两语。需要发酵一段时间，不断加固。我会隔一段时间看看我的本子，像检查一遍篮子里捡到的麦子，感觉某一天，可以加酵母了，就开始酿酒。哈哈哈。举个例子：有一个离婚的朋友，说自己离婚时不吵不闹，还一起吃了一顿离婚饭，颇为浪漫，离婚后和前夫也一直关系良好，是中国最佳离婚夫妻。然后有一次，一位熟悉她的朋友背地里说，离婚的时候，闹得鸡飞狗跳……我忽然想到，其实她是在描述一种理想的离婚生活吧？我就记下来了。这是一个离婚之外的问题，就是说，理想生活的问题。在任何状态下，人都希望过上理想生活，理想的婚姻生活，理想的离婚生活，理想的单身生活，理想的亲子生活。我的很多小说，就是这么开始的。从一些细节，想到一些问题，然后，开始构筑生活的骨肉，包裹起我要的那些想法。

小饭：这一听就是个令人感兴趣的小说或者故事。我想到你的《隐秘复仇者》，在这个故事里，是否包含着某种“坏老公”“坏爸爸”最佳消失的方式？母女最佳的相处模式？很想了解这篇小说开头的模样，生长的地方。

薛舒：对，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我的一位女同学，读书的时候，在宿舍里，我们提到各自的父母，她会突然哭，说自己要是有我那样的爸爸就好了。她的爸爸，很多行为被我用在了这个小说的男主人公王寅初身上。然后，另外一个女同学，她的父亲，患了直肠癌，晚期时很痛苦，摸电自杀了。我把两个角色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同学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第一位女同学。直到现在她还会与我倾诉，父母年纪大了，父亲越来越弱，母亲越来越强大，强弱身份渐渐在转变。有时候，甚至母亲会欺负父亲。感觉报复正在开始……我同学的态度，讳莫如深。她既痛恨年轻时父亲欺负母亲，又有点可怜老了的父亲，但是，母亲报复父亲，她会纵容，甚至帮到母亲。可她又很讨厌母亲那种睚眦必报的状态，觉得母亲不优雅，很农村，令她厌恶。很多时候，小说比生活更简单，生活中的人，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远比小说复杂。在小说中，我用了一个男主人公自杀的情节，是想让故事清晰一些。

小饭：一般你在听到故事之后，在写下之前，会加以自己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为故事披上可能会引发讨论的道德议题吗？

薛舒：很多时候我尽力避免表达太过直接的价值观。但我会站在某种未必道德正确的立场，希望让小说看到更多可能性。

小饭：说回这篇《隐秘复仇者》，我觉得你走了一个巨大的悬疑路径，男主是自杀还是谋杀？如果是谋杀谁是凶手？是妻子吗？还是女儿？诸如此类的问题拉着读者一起进入这个故事，进入这一对母女的生活和内心。这种让小说好看的手段，你会坚持下去吗？

薛舒：这种方式，我尝试用过几次，但可能不是我致力追求的吧。可遇不可求。

小饭：那你会在意自己作品的“可读性”吗？

薛舒：说实话，不是特别在意。但是起码我会为自己认为的可读性去努力一把。很多在别人看来特别好看的小说，我会读不下去。比如《盗墓笔记》。

小饭：薛舒老师认为小说最大的“可读性”来自哪里？尝试过理解对《盗墓笔记》这一类小说读不下去的原因吗？

薛舒：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语言的魅力是别的东西所不能匹敌的。好的语言会让我不介意故事是不是好看。我可能从头读到尾还不是特别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但我很愉快地读完了。就好像，听一部音乐。这是一种审美的乐趣吧。情绪，心灵，以及精神上的认同。《盗墓笔记》我试过听语音。语音比读书顺利很多，或许是因为我对书面文字的确有要求吧。

小饭：你有没有那种对时间，生命的紧迫感？以及对自己某种使命感，比如说写作上的焦虑？

薛舒：使命感的问题，可能隐藏在血液里。我不敢认为自己是可以担当起文学使命的那个人，但是任何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梦想吧。上升到使命感，有些言重，我更希望努力写作是一种职业操守。因此焦虑时常有，但我也很认命。我在想，可能我是半路出家，小时候没有当作家的理想，成为作家后也从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是优秀的作家。我所学的专业，以及从事的工作，也都与文学无关。所以，写作真的好像只是一次“误入歧途”。但是，真的从事这份工作，的确时刻伴随着焦虑与紧迫感。但是生活也是舒缓剂，我也热衷于为老公和儿子做美食，热衷于独自完成一件毛衣的编织。后来，父亲生病，我也完全进入照顾父亲和母亲的模式。就当是生活的积累吧，也许在未来的创作中，会有用。

小饭：一定会有用的。我想通过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作品的完成度——来作为提问工具。你对自己作为作家这个角色的参与度，活跃度，贡献值——这个角度上，给自己打个分。距离你自己理想中的一个作家的所有，满分是在生活中已经以百分之百地以作家的身份在生活和工作。或者把之前的都简化为一个问题：作家这个身份对你的生活和自我认识，重要吗？

薛舒：我可能会认为，当我不是一个作家的时候，也许，我的生活还是与现在相差无几。很多作家总是认为自己所承担的人类思考与社会责任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强烈，更先进。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经常要想的是，我为什么不认同他的想法？是我出问题了，还是他出问题了。自我检讨，才是作家更应该具有的品质吧。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愿意自我检讨的人。作家的身份，对于我而言，也许只是一个职业而已，尤其是这些年担任作协的一些行政工作，接触了太多作家。感觉太把自己当作家，是个问题。哈哈哈。我举个例子，我们作协院里的保洁工阿姨，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喜欢与我闲聊，她说，薛老师，你一点都不像个作家……她觉得不像，才愿意和我聊天。我甚至为此而感到挺自豪。

小饭：保洁工阿姨有没有给你带来过一些写作上的灵感和启发？

薛舒：保洁工阿姨的人生，非常曲折，非常生动，也非常底层，她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保洁工，我们办公室要丢掉的一些过期杂志，她都会带回家看。还到门口书店买了我的书，叫我签名，然后回家读了还问我一些问题。与她聊天其实是有技术含量的，因为，她知道你是作家，所以她会有选择地告诉你一些她的故事。而我对她的故事未必有兴趣，我更有兴趣的是她在面对曲折生活时的一些细节。保洁工阿姨的生活，正在成为我一些小说的素材。聊天也依然在继续。所以我尽力在与她聊天时，更琐碎，更家常，更细节，而不是去所谓宏大叙事。

小饭：很明显，你这些年致力于中短篇的创作。不写长篇的原因，主要是时间问题吗？

薛舒：朝九晚五，忙各种作家的联络、文学活动、创作组织等等，好像还挺忙。时间的确是个问题，繁忙的行政工作让我很少有时间定下心来思考，以及积累长篇所需的素材资料。不写长篇，准备不充分，怕自己写不好，干脆等有空一些再准备了。

小饭：事到如今，还愿意为文学和写作做什么样的让渡或者说牺牲？

薛舒：这个还挺难说。如果是牺牲家庭生活，我可能不愿意。因为，也许家庭生活才是我最根本的创作源泉。别的，娱乐，爱好，睡眠，都可以牺牲。

小饭：在过去一次访谈中，你提到会经常自省，“这些年我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好的写作者？”那次你只是自问，没有自答。现在呢？这个进度条有没有继续前进？

薛舒：哈哈哈，我是一个保守的写作者。我依然不敢说是否成为更好的写作者，这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还有一点，社会层面的评价，也许会掺杂很多除了创作本身以外的别的因素。所以，我很少去真正评价自己是否变得更好。主要还是，这个“好”是什么样的好呢？“好”不是一个让我有确定答案的东西。“这些年我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好的写作者”，这个自问只能算是一个自我鞭策吧。

小饭：现在您倾向于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和作品？

薛舒：读书还是比较杂的，小说，非虚构，中外都有。没有特别倾向。但是说实话，小说的阅读比过去比重减少（但还是最多），但总体而言，现在大部头的确读得少一些。最新在读的是《陶庵回忆录》，《傻瓜吉姆佩尔》。

小饭：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作家，你在没有读过ta作品的时候非常崇敬，读完觉得普通？反过来的例子也行。

薛舒：反差特别大的，似乎没有。但会对我一向喜欢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抱以希望，读了却觉得不如我想象的。但是，这可能是国内当代作家，所以就不提谁了好吧。

小饭：让我们的访谈结尾也不忘初心……薛舒老师还记得起自己的第一次写作吗？

薛舒：我的第一次写作，像是在做一个游戏。已经30岁了，儿子也生了，那时候是一个学校的老师，然后，暑假，很空闲，就开始把小时候记得的发生在我的小镇上的往事写下来。先写了一个，觉得挺好。还是在本子上写的。我需要感谢网络，在还没有信心投稿的时候我是先发在了一些文学论坛，包括榕树下。一开始写的东西，大多是在网上发，还有一些文学爱好者网友可以相互交流。这也给了我一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