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湘宁是一点点渗透到我的第5个家里来的。他有一个习惯，替爱人挤牙膏。只要湘宁在，牙膏永远是挤好的。一早醒来，走进盥洗室，就能看到洗漱台上的玻璃杯里盛满了水，牙膏圆润润如一颗饱满的果实，伫立刷头。

这令我想到一个老电视剧，《约会专家》里，朱雨辰饰演的角色总是会给齐溪挤好牙膏，齐溪每次都十分感动。这是一个男人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的一点浪漫与温柔。

起初，湘宁不常来，大概一周一到两次的频率。除了洗漱台上挤好的牙膏，鞋柜里多出来的男士拖鞋，衣柜里挂着的衬衫，阳台上晾晒的灰色浴巾，都留下了他在这个空间生活的痕迹。

我的内心产生强烈的不安。独来独往惯了，就好像，他不是我的伴侣，而是这个家的入侵者。这种入侵让人感到恐慌。偶尔，我开玩笑试探：“如果我们同居了，我的时间和空间就会彻底与你的融合在一起，那我是不是就没办法继续做自己了？所以，现在只要每天有一分钟可以成为自己，日子也是赚的！我要多赚一点！”湘宁不喜欢我消极的态度：“日子是人一点点过出来的。不过下去，谁也不知道会面临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晚上，我们在卧室听雨，秋天里的第一场雨。不是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绵绵雨声，是硕大的雨珠接连击打在玻璃窗上，湘宁说感觉外边在下金条。他拿起客厅沙发上的琴，身子随着琴声律动起来。“下雨咯！下雨咯！下的都是那大金条！刮风咯！刮风咯”！我被他的挤眉弄眼逗得捧腹大笑，转头将窗帘拉起来，霓虹夜色里，大雨将城市的污浊短暂洗刷去。突然，两人静默无言。

这种不想分离的情绪，我还从未曾体会过。好像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冻住，停在这一秒，没有过去，不见未来，在感情最稳固的现在，在彼此都最依赖、最健康的时间里长久地停留。这样的深夜，只有两个人在有风的房间里。莫名就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于是，我把房子钥匙给了他。

这个举动是关键性的，也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我给予了对方在我生活中来去自由的权利。它看似感性，却也并不突然。此前，我曾跟他分享过多丽丝·莱辛的《到十九号房间去》，试图通过小说来与他达成某种共识。

全职主妇苏珊看似拥有完美的婚姻，但却很孤独。为获得一点私人空间，她在顶楼划出一个专属房间供自己活动。很快，孩子们进进出出，这个房间还是变成全家人的共同空间。最终，她只好跑到遥远的脏兮兮的小旅馆中租下一间房间，并每天搭乘火车去到这个旅馆的19号房间呆上一个小时。

苏珊定期的消失很快引发丈夫怀疑。一天，丈夫雇私家侦探跟踪她，也得知了这个房间的存在。面对丈夫的诘问，她“将错就错”地假定自己有一位情夫，她去往房间是为了和情夫约会。

“那她究竟出轨了吗？”听到这里，湘宁疑惑。“没有。那个从事出版工作的情夫不过是她杜撰的。她在婚姻中感到窒息，她需要一些独处的时刻。”

“嗯，的确。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假使我们以后结婚了，有条件，你也应该要拥有一间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外人不可以随意打扰。”

“即使是我也不可以。”末了，湘宁继续补充道。

2

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里讲到：“一个女人要想写作，必须拥有两样东西，钱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金钱意味着经济独立，房间意味着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这两者都在指向一件事——一个女性想要获得独立，必须具备可供自己生存的物质空间，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积极架构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

和湘宁同居伊始，这种矛盾也显现在创作上。

我度过了创作生活里最痛苦的一段时日。那阵子，两人将绝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彼此身上，吴侬软语，耳鬓厮磨，共同保卫细小琐碎的日常。不是不幸福，而是太快乐太安定了，以至于让我创作不出任何东西，仿佛一下子枯竭了。

幸福感是一个有伤害的东西。幸福的爱情让我生出许多倦怠，妨碍了创作。一个人快乐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

对帕慕克而言也是如此。他曾陪前妻去美国读博士，两人同居，生活稳定、健康、快乐。正是这种安稳，让帕慕克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不安。为打破不安，他每天早上穿好衣服出门步行15分钟，再绕回家，只为让自己感受到写作和生活的空间是有所区隔的。

湘宁生活作息规律，工作尽量全部安排在白天，他认为睡眠和饮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按时吃饭，且从不熬夜。睡前，他阅读或听相声，总之，只尽量做一些放松身心、利于助眠的事。在这种强有力的健康生活的规训下，我们做什么都是同步的。似乎，我也很少有停下来纠结的时刻了。失去了那种“拧巴”，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像是失去了写作的拐杖。

我们试图寻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我提出分居，在物理距离上将二人分割开，或许能慢慢寻找到自己舒适的状态。湘宁觉得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

“两个人若是想要长久在一起，是必须不断适应彼此的生活节奏的，也是一定会有取舍的，最终只能是不断调整相处模式，找到一个最优解。如果两个人呆在同一个空间都难以兼容，那亲密关系和个人生活则势必难以兼容。”

看电视访谈，湘宁听马未都说起家中的布局：一个长方形，门一开，中间是客厅和饭厅，两边各排布着几个独立的小房间，女儿和太太分别住在右边的房间，自己住在左边的房间，偶尔写小说，就像白宫的东翼西翼。如果一家人需要约会看电影，用手机在群里呼唤一声，大家就约好时间在客厅集合。

湘宁决定参考这个方案，在空间中划出一个简易的“楚河汉界”。主卧归我，次卧归他，中间一个客厅隔出两个小世界。主卧添置了一张新的书桌。深夜，我伏案写作时，开一盏小夜灯，既不扰他，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偶尔，两人共同出门散步、买菜、做饭，节奏不同步时就各自解决，倒落得个舒适自在。

不久，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这场捍卫“一个人的房间”的战役，很快从物理空间上升到精神层面。说来说去，房子到底只是一个躯壳，人与人要面对的终极命题，从来不是靠着隔开一扇房门就能解决的。

3

湘宁性子寡淡，好静，不喜社交。闲暇时，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上——阅读、做音乐、观影、看台球比赛、下象棋……他是那种就算一连在家宅上半个月也不会觉得日子无趣的人。

在一起许久，我很少见湘宁参加聚会，或是主动要求加入某个社交活动。他似乎一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淡薄，只在意眼下自己手中正在进行的事。关于这个性情的养成，如果一定要去解构源头，可能就是他一整个青春期都在频繁转校，往往和好朋友们建立亲密关系没多久之后便要分离，长此以往，对人和人之间距离的把握就变得谨慎了些。

虽然对这一切感到十分理解，但是很快，我就觉得日子冗长无趣，甚至就连视野和交际圈也开始变得狭隘起来。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乐得其所，但是生活也很封闭，像两个丢掉手机归隐山林的现代人。

现代生活虽存在种种弊端，但是好在偶尔会冒出些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我生性好动，活泼热情，喜欢与人交流，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热情，属于隔三差五就要呼朋唤友的类型。而且，人和人之间，即便是水乳交融，内心深处也还是会存在对方永远无法抵达的角落吧。这种说法虽然悲观，却也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永恒宿命之一。否则，为什么即使同时拥有了同事、爱人和家人，我们也还是会需要自己的三五知己呢？

尽管爱一个人便是将一辈子的话说来给他听。但也总有些话，是需要有的放矢、分别收纳进不同的抽屉的。而且，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若是一直没有新的信息置换进来，即便有再多话，有朝一日也是会说完的。

这样封闭的生活过久了，便时常会让我产生一种渴望出走、凭空消失的感受。这种感受并非完全来自创作上曾经遇到的阻力，还关乎一个人虚幻的、形而上的自我。我开始怀念起在第四个家里的“孤独感”。

除了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朋友、生活，或许，某些时刻，我就是什么都没想，也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想独自一个人呆上一会，发发呆，把音乐开到最大声，放空脑袋，或是拉上窗帘在黑黢黢的房间里看完一部电影。但当这个空间存在着你最亲密的伴侣时，这些行为似乎是在传递某个讯息：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让对方不舒服了或者感到不开心了？

这个念头，对于彼此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里尔克说：“两个人相处，最高职责是保护对方的孤独。”电影《长路将近》中，约翰·贝利回忆起去世的妻子艾瑞斯·梅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夫妻关系这么久了，最美好的时刻是，在一起孤独。”

这大概也是我对伴侣的期待：两个人紧紧缠绕在一起，互相陪伴、照顾，但也可以同时拥有物理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自由。

人最难能可贵之处永远在于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一个人，身处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时刻要提醒自己拿出一些时间，独自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

4

重新思索和定义这种“孤独感”的存在，完全出于一次偶然。

在和湘宁约定好要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后，我便重新恢复了社交。约上三五好友，吃饭，聚会，或是交流一些行业信息。一日，出去赴朋友约，菜肴端上餐桌没多久，手机app弹出一条讯息。原来，家中的小猫上蹿下跳爬上书架，不小心碰到了摄像头的开关。

一方面，好奇的小猫盯着被打开的摄像头左顾右盼；另一方面，摄像头检测到家中的响动，开始即时给我的手机推送消息。我点开手机app，除了看到晃荡来去的小猫尾巴，还有孤零零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湘宁。他的怀里抱着一只电视机遥控器，面前的茶几上是吃到一半的垃圾食品。

我盯着摄像头里熟睡的湘宁认真看了大概有半分钟，突然察觉自己眼眶有点湿湿的。虽然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且比我年长，但我还是会担心没人陪他吃晚饭。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很深的羁绊。

说得矫情一点，每次我独自出去见朋友，或是做别的什么事，留下湘宁独自一人在家里，身上总会背负着一种类似“抛弃了他”的压力。

将内心的想法说给湘宁听，他还反过头来宽慰我。“完全不需要有压力。我也有我的事要做啊！并不是说没有出去见朋友就是无所事事了，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乐趣。你常跟我说‘一个人的房间’这个概念，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门的那个片刻，房间也是单纯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明明很享受难得的吃炸鸡喝肥宅快乐水的瞬间，你却偏偏要担心我会不会没有食欲。”

当我们决心建立起一段真正牢靠的亲密关系时，便意味着我们要和另一个人身处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一起吃饭、睡觉、看电影，学习相互照料，也一起经历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难关和感受彼此某种或快乐或悲伤的情绪。我们需要付出，需要尊重个体的差异，需要换位思考。在迁就彼此的过程里，我们可能会互相排斥，试图以一方的力量压制住另一方的力量，很难达到一种平衡。

常常是在一系列的互斥之后，我们又会产生新的困惑：人究竟分不分得清什么是孤独，什么是自我？

我们明明是渴望陪伴才决定让另一个人进入自己的生命，因为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内心的孤独。与此同时，我们甘愿放弃掉部分自我，作为“小小的代价”。这究竟是不是一道单选题？到底哪个更重要？

答案就是，很多时候，这二者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在物质生活相对充盈的年代里，两个相爱的人会选择结合，并非完全出自一个现实的、需要互相照顾的需要，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纯粹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所谓相依为命，不是我病了你得照顾我，我死了要靠你收尸，而是我爱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得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就在此刻，在那个听雨的房间。

那个四下无人的房间，有风的夜里，自始至终，只有我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