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故事大爆炸2022」中短篇入围作品06号。
一
旁边的居民区都亮起灯，几扇窗口打开，有人睡眼惺忪地探头。男孩们都惊恐地趴在地上，燃烧的车子里传来凄厉的惨叫，这叫声唤醒了他们无所畏惧的躯壳中原本的软弱。有几个女孩哭了，相互抱在一起，烧焦的味道很快就弥漫开来。即便时间过去很久，我仍然无法忘记自己下意识的反应，我相信周围的人和我一样，我们都在分泌口水，是在闻到人类肌体燃烧时的情不自禁。很多人捂住了嘴，我也一样，试图将口腔中罪恶的腺体从身体中剥离。
二
列车飞驰而过的时候我会想，究竟是列车在动，还是铁轨在动。如果我足够快，或许能与列车保持相同的速度，一起匀速直线运动。这样的话，列车与我就都静止了，动的是铁轨。这是一种叫做相对静止的特殊状态，在初中的物理课本和政治课本上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而且至少在课本上，牛顿力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得相当完美。火车哐当哐当，闷头向前冲，却纹丝不动，铁轨像履带一样从列车下面经过，卯足劲向着反方向飞奔。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想要看到我设想的这幅图景并不容易，毕竟列车不可能始终匀速，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力需要被考虑进去。我生活的城市有很多铁轨，它们中的许多都从城中心穿过，这在设计师眼中是莫大的败笔，但城市偏偏在这些铁轨构成的纹路中诞生了。
它们是城市的妊娠纹。
我出生在工业机器停转之后的落寞年代，它咆哮得够久了。奇怪的是，以前人们抱怨这座城市的轰鸣，终于清静下来时，他们却走了，追随着轰鸣的步伐，到新的地方去建立新的机器。也许离奇才是这座城市存在的真正意义，毕竟这里的人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而属于上个世纪神经过敏时期的特定恐慌，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广袤的山地很适合隐蔽，但凡是上坡的地方，你总能找到或大或小的防空洞，只不过是以超市或者家具城的形象出现。我小时候听说过很多传言，大多是大人们压低声音说出来的，即便是在家里，他们也试图达到一种传递秘密的效果。这些传言都跟工业和军事有关，经过不知道多少轮的加工打磨，变得神乎其神，以此调和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我一度以为我脚底下几公里深处就有一座巨大的兵工厂，并因睡在成吨的热核弹头上而难以入眠。
整座城市以护城河为界，曾经沿河的市中心成为弃地，残兵败将们静止了时间，仍生活在轰鸣时代的辉煌中，像精神病人似的无法自拔。而河的另一头则重整旗鼓，高楼拔地而起，怪模怪样的建筑猥琐地簇成一团。一种难以抹去的神经质却能够跨越河流传染，并在繁衍过程中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我和我们。在我看来，这座城市的神经症已经难以治愈。神经症是新的称呼，一切都是新的，就连神经症自己都变得神经兮兮，我记得它以前叫做神经官能症，包括强迫症、焦虑症，神经衰弱等一系列的精神障碍。而现在，神经症的意涵似乎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包括无法抑制的危险和与生俱来的癫狂。这种症状可能是城市的诅咒，伴随着我的出逃，或许能够缓解。因为有相对静止，也有相对运动，这意味着我在某种程度上反方向拖动着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世界，而这种运动将会不可避免地趋于绝对，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
总的来说，我的意思是，新世纪猝不及防地发生了，没有人做好准备。
三
很难说清楚我与那些冗长文字之间的关系，好在我一直没有真把那些东西当回事，我知道屏幕里的字很难变成铅字，只作消遣娱乐的用途。只有当我自己开始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这种略显虚无的工作才多少具有一点神圣感。当然，这种感觉更多是因为我在写她，而不是因为别的。当学校机房里还是大屁股电脑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换上画框般轻薄的液晶显示器。那种传统的CRT显示器依靠屏幕表面的荧光粉显示图像，而荧光粉被点亮后会迅速熄灭，所以内置的电子枪不得不反复点亮他们，听起来像是代表徒劳无功却又不得不做某些事情的一种明喻。我爸的书桌上还有一台IBM笔记本，键盘中央的小红帽是其标志性的指点设备，没有触摸板好用，手指头放上去或许能发挥点按摩作用。那台笔记本我爸总是随身携带，虽然他只用来玩蜘蛛纸牌。他喜欢开会的时候拿出来装样子，屏幕后面其实一片漆黑。不过也没人会挑他的刺，毕竟他说了算。后来这台电脑就淘汰给我，在我手上算是物尽其用。
体制改革，曾经的东风汽车制造厂风光不再。工业体制中的人随着厂子走了，大部分人去了武汉，也有人因此回归家庭，经营点小活计谋生，再不济的就去偷去抢，反正人人都设法各安其命。我爸是个幸运儿，工厂迁移实实在在的受益者。银行原来的行长扔下家小跟车身厂的会计跑了，我爸顺理成章顶了上去，否则他就会一辈子呆在副行长的位子上直到光荣退休。
如果是这样，也许更好些。
副行长到行长，就少了一个字，人的变化却天翻地覆。我的性格随爸，比较软弱，不争不抢，但那是副行长时候的我爸。我出生时他就是副行长，所以我随副行长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认清自己的性格特点反而是在他成为行长后，正因为他发生了坚决的转变，我才有可参考的坐标系以明确我自己。我习惯将作为行长的我爸和曾经是副行长的我爸对立起来，尽管老师教导我们应当破除二元对立，应当辩证统一，但我还是无法将辩证法应用在两个我爸之间。我对职位高低没什么概念，但从我家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这点来看，副行长与行长之间确实有一道鸿沟。
这种转变无形间释放了某种错误的信号，我和我妈接收到这种信号并发生相应的异变。我妈变得神神叨叨，而我则突然相信自己与众不同。饭桌上我听一个叫不上名字的亲戚说，她女儿正在给剧组做编剧，集体创作，一人写五集，每集有几万块钱。上初中时我自己有尝试在日记本上写小说，都很简短，基本上只写开头，然后就难以为继了。我的想象力很容易枯竭，我缺乏生活，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惊心动魄的，可我看不出我的生活哪里可以惊心动魄。我只能从动画片和网络小说里汲取养料，纸质书我只看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还有一些童话，那些童话书摆在超市收银台对面的书架上，和成堆的教辅资料一起。动画片和网络小说则大同小异，科幻带点战争，玄幻带点爱情，诸如此类。我发现他们都有一套严谨的等级体系，怎么升级，怎么进阶，你需要完成怎样的任务才能达到怎样的位置。这让我觉得，虚拟世界和现实也没什么不同，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一场充满斗争的升级游戏。
真实与虚构的双重影响赋予我莫名其妙的尊严感，让我不愿随便跟他人成为朋友。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能像芸芸众生一样接受命运的压迫。我把视野放到更广阔的外界去，抱着一颗即将成为天才的心，永远相信生活会一帆风顺。我觉得我能从注册一个文学网站的账号开始，然后打下自己的第一个字。
程药走在我前面，他一次跨越三四个枕木，步履轻盈。我双脚踏在铁轨上，像行走在光滑冰面上的笨拙企鹅，走几步就掉下来一次。“快走吧。”他催我。我提了提双肩包的带子，加快了步伐。我的包里装着一百四十二张纸，这些纸对我很重要，或者说纸上的文字对我很重要，每走一步我都担心会造成纸张的褶皱。
“手机带了吗？”程药问。“带了。”我说。“手机里有钱吗？”他又问。“没多少，六百多吧。”我回他。“你先转给我吧，安全些。”他打开手机，屏幕在黑夜里把他的脸照得坑坑洼洼。我有点不想给，问他为啥。“别墨迹，钱没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没有解释，只是催我。我还是转给了他，毕竟他是我好朋友，而且他也跑不了。我们是一个班的。“最好把包藏起来。”他说。“藏哪？”我问。“草丛里，就这儿。”他指着铁道边一片浓密的草丛说。“要是丢了咋办。”我说。“谁要你的东西？黑灯瞎火谁看得见？”他说。“那要是兔子叼走了呢？”我问。“这么大一个包……”他有些不耐烦了。我把包放进草丛，用四周的杂草掩埋好。背包融进黑暗里，我自己都看不见了。
快到的时候，他掏出一包黄鹤楼，软包，十九块，掏出打火机点上一根。我一直觉得他抽烟很奇怪，抽一口，吐一口痰。据说这是种健康的抽法。我认得这包烟，是三天前我送给他的。我看这包烟放在书架台子上放了好久，里面的烟从没少过，我就顺手拿走了。我爸常抽的烟都放在茶几上，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子里，经年弥散着烟叶和木料的混合香气。这对我是明晃晃的诱惑，但我克制住了。我很难想象自己叼着根烟的样子，更不想把自己跟那些过早抽烟的不良少年等而视之，虽然抽烟似乎也不分什么早晚。或许我只是本能地担忧生活发生变化，担忧父母眼中乖驯的我会变得不可控制，给所有人带来麻烦。
远处能看到几台手机的光亮，程药走得越发小心翼翼，我倒是耀武扬威。平时我们俩是反过来的，程药总是迈出混混高中生特有的步伐，一颠一颠的，脚吸在地上，脑袋晃个不停。我一度很想学习这种步法，但总是四不像，今天我觉得自己忽然掌握住了步法的精髓。人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自我激发，我可能是在一瞬间顿悟了。来之前我还有点害怕，可到了这儿反而不怕了。铁道边就是居民楼，沿着铁路排开，灯光零星。这一片曾是人人都羡慕的居住区，老城的中心，东汽职工的分配房，即使现在看也显得端庄气派。我尤其喜欢楼前的大院，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植物生长的位置混乱，与大多数大院整齐划一的种植美学相悖，这里的花草具有乱序的美感。不少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并非来自本地，他们可能在还是种子时就附着火车长途奔袭了。
面前的两男三女围成一个弧，中间的男孩坐在地上，穿老头衫，牛仔裤，拿着屏幕碎了的手机。这人应该就是法老，程药跟我吹嘘很熟的那位朋友。法老周围的几个人跟他差不多大，都穿着清凉的背心，女孩裸露出腰部，驼着背，这一吊儿郎当的姿势比较叛逆，我看程药也喜欢这样。
程药给法老递烟，他直接把整包收了去，象征性拍了拍程药的肩膀。法老似乎在偷偷瞥我，我于是下意识地点点头，微微含胸，弓着背，也效仿他们的姿势。所有人里，只有法老是昂首挺胸，我们就像他的小兵。我也瞟了他一眼，随后便狠狠地低着头，生怕我们之间产生默契而认出彼此。
这不是我跟法老的第一次见面。
刚上高一的时候，我每天坐公交上下学。我家那块高楼密集，只有工行家属院里是一排一排的七层小楼，站在阳台上，四周环绕的高楼仿佛要向此倾倒。比家属楼更矮的是公交停车场，就在家属院背后，每天大部分时候家里都充斥着公交启动和停车时的聒噪声响。第一次看见法老，就是在停车场前的公交车站。工行的家属楼是房改前造的，面积很大，有一百七十多平。不断有人来谈拆迁，一赔七的都有，但最后都因为地价谈不拢而作罢，一赔几都是虚张声势。这块地皮三十年前还是没人要的破烂地，如今在旧城改造中位置相当重要，谁家在这儿盖房子，就是占据了城市中心。在等待拆迁的日子里，我们终日忍受着公交车的噪声并渐渐麻木，甚至听不出噪声的渐强音，城市在扩大，公交线路和班次都在指数上升。很多邻居都搬走了，我爸坚决要等。
跟法老的那次遭遇我印象深刻，回家后就大哭一场，那正是我情绪濒临崩溃的阶段，一切顺遂的事物都在消逝，所有东西都变得不合理。我受够了关于房子和工作的争吵，这些争吵并不像爸妈说的那样与我无关，他们越是这么说，我越觉得他们在责怪我。我依稀感知到一个更软弱的自我，它不可挽回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妈认为应当买一套离学校更近的房子，节约我在路上的时间。我跟她说了无数次，完全没必要，我浪费的时间多了去了，不在乎那点时间。她在这上面格外执着，我们也不是没在别的地方买过房子，但由于我爸的迂腐，或者说那种我从他身上继承而来的自尊心，最终都没买成。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妈交了定金，拉着我一起走回家，心满意足，阳光都显得格外明媚，正好我们买的那个小区就叫阳光小区。回家不久，我爸也回来了，带着我妈交的定金。前脚交，后脚我爸就去退了。之后我们再没提过买房的事。
那时我对父母争执不下的购房计划并无太大的概念，以为这仅仅只是一种构造极其简单的争吵，两个人对一件事持不同意见，不是很正常吗？但大人的事情总简单不了，这个我倒是早就明白了。我记得阳光小区的那套房子有九十平，我爸嫌小，主要还是面子上过不去，他似乎不愿承认，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作为后浪拍死了别人，就应该想到后浪之后还有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年轻人要往上走，他必须得让位。于是他被迫内退，赋闲在家。每天早上习惯性地要出门上班，走到单位门口，买了早点，又折返回来。我很迟钝地意识到，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在下降，虽然降速缓慢。我们无力买房了，等待是唯一选择。我妈在家里时常念叨，如果当时买了那套房子该多好。
上高中之后，我妈找我谈话，告知我家道中落的实情。她表情很悲壮，似乎受了很大刺激。其实我们远比普通人幸福，至少我们都很健康，还有稳定的工资可拿。但我确实伤了心，越发自卑，感觉自己从一个不存在的神坛跌落。
在恍惚中我只得接受现实，整个人也变得恍惚。有天我走下公交，一个人跟上来，问我是几班的，他也穿着一中的校服，自称高二，管我借电话。我说上学不让带手机，他叫我回家拿，他有急事，肯定还我。我说我爸不会同意的，我用的是那种故作潇洒的语气，那时我刚认识程药，被他那种混混气质感染，口气中飘扬着对父母的不屑，语气造作。在那之前，我从不会在别人面前省略完整称谓说我爸我妈怎样怎样，都是说我爸爸我妈妈。“那你身上有钱没有，借我一百。”他诚恳地问我。“我就二十。”我回他。其实我兜里有两张一百的，一张二十的，我清楚地知道每张钱在我兜里的具体位置，我就掏出那张二十的给了他。他留着时髦的头发，我和他走在一起，居然莫名生发出一种自豪感，好像那张破旧的二十元人民币一下子成为我俩友谊的见证。
“我肯定还你。”他说。我傻乎乎的，告诉他我是几班的，让他把钱送到我们班。我心里想的是，像他这样的人走进我们班跟我说话，或是称兄道弟，特有面子，显得人缘好。我渴望认同，同时又觉得自己不再有趾高气扬的资本，我得把自己变浑，只有这样，当我做出什么傻事丑事，才会觉得理所当然。这是我自卑心理的一个写照。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了我，但我很快忘记了，因为他没有把钱还我，也没去我们班和我称兄道弟。他拿着那张二十块钱走过马路的时候，我还充满信任地目送他，以为自己参与了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我执着于加入某个蔑视规则的集体，但心底又害怕它。我希望这个集体能给予我庇护，又不希望它真正地吸纳我。我本以为法老就是那个理想集体派出的使者，来召唤我加入。
回家吃了午饭，我才把这事告诉了我妈。告诉她之前我很犹豫，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侵犯，一种柔软的劫掠，毕竟他始终轻声细语，也没有强迫我做什么。当然，我能从他略显急促的语调中听出压迫的意味。之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找我妈控诉，可能是因为我对他来找我还心有期盼，并不愿承认事实：这毋庸置疑是一种暴力。我在我妈面前哭得很厉害，她以为我是被吓坏了。两周后我们搬了家，我被勒索这件事给了我爸妈很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借口，于是我们在学校的家属区租了一套房子，那以后我就没再遇到这样的事。
法老没认出我，这种事他应该没少干，我也许还算比较幸运的倒霉蛋。
程药拉着我蹲在一边，靠近芬芳的花丛，位于外围。真正的核心团体围着法老，挨着铁轨。已经十二点了，我本该在家睡觉。可我爸妈今晚不在家，长这么大，他们第一次留我一个人在家过夜，说是有事，可能与姥姥有关。过去几天他们都在为姥姥守灵，姥姥是儿童节那天走的。我站在家门口冲他们挥手，然后目送他们离开院子的大门。
有时候无知的人为了冒险会试着偏离日常，这种偏离往往会付出代价，而代价即是冒险的意义。爸妈走后，我去了打印店，把那一百四十二张纸打印出来，用如同兽骨般的巨大订书机把它们订成易于翻阅的样式。打印完出来，天刚黑，我在路上碰见程药，得意洋洋地向他表示这是我的第一次自由。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现在要去机场，住一晚，明早六点她就会到，我得把这些纸交给她。他很容易就说服了我，与其去机场睡觉，不如跟他去酒吧喝酒，喝完直接去。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小家子气，于是就跟他去了酒吧，也是我第一次去酒吧。没喝多少酒，但两个人明显已经意识昏沉，程药似乎察觉到身边的人都用揶揄的目光看着我们，便拉着我离开。我跟他说我还想喝，他没管，说法老要干大事，我们应该去见证。“就让那些傻逼继续在酒吧喝酒吧，”他说，“无所事事，只能玩玩骰子，唱唱歌，多可悲呀，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我跟你也不一样。”我心想。
直到蹲在铁路边等待的时候我才开始焦虑，生怕爸妈突然回家。我有种负罪感，害怕成为累赘的恐慌又涌上心头。毕竟现在是特殊时期，我妈和我小姨正因为房子的事闹得热火朝天。
又是房子的事。
她嘱咐过我，让我晚上别出门，说有人盯着，不安全，不知道是在唬我还是真的。无论真假，我都给抛到脑后了。理论上说，如果我被我妈所说的监视力量劫持了，那我爸妈就处于劣势地位。他们会救我吗？我有些不安。也许不会，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他们也许会选择牺牲我。人在气急败坏的时刻总是不理智的，我爸常说，不要打乱了他的布局，一副运筹帷幄的军师模样。如果我真的打乱了他的布局，他或许就不会再认我这个儿子。
小姨家在县城，夫妻俩都是超市售货员，在成为售货员之前是厂子里的工人，但不是造汽车的厂子，是生产菠萝啤的，是本地人开的。后来引进了外面的菠萝啤，味道没有本地那么涩口，立马占据市场，菠萝啤厂就此解散。他们有一个儿子，智力有点问题，上教委的幼儿园还是我爸帮忙跑的，没过多久就给送回家，实在不合群。我姥姥走的时候没留下遗嘱，她的房子到底归谁成了问题。小姨和小姨夫带了一大帮子亲戚气势汹汹到城里来，堵在姥姥房子门前。我妈毫不留情地报了警，警察来了也没办法，小姨在警察面前哭天抹泪，说家里情况特殊，生了个傻儿子，姥姥在世的时候就心疼，说过好多次要把房子传给他们。我妈却说老太太走之前说了要把房子留给我，而且老太太病重期间一直是我妈在照顾，钱小姨家从没出过，人也没来过几回，凭什么要房子。原来关于房子的争吵不只有一种形态，我又长见识了。我觉得这房子归我也合情合理，小姨无理取闹，无非是想占点便宜。我忘记是从课本里还是道听途说，反正一定是在学校里学的，有一个词，叫做丑恶嘴脸。我看见小姨哭喊撒泼，心里没有一丝触动，不知从何学来的叙述在脑海里重复：她这样真是一副丑恶嘴脸。
“县里人都这样。”我爸经常这么说。
城里人在明，县里人在暗，这是我坚信的。
居民楼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只有声控灯时不时会被狗叫给唤醒。期间又有不少人赶过来，像进京面圣似的跟法老打过招呼，然后找一个角落蹲着。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多人，都是和我一般大的。学生的样子很好认，再混的学生也是学生。我猜法老没上学了，因为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学生的气息，这种气息两年前我俩相遇时还依稀存在。现在后悔已然来不及了，我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下溜掉。
法老接了个电话，告诉周围的人，火车开了。
四
“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一定经过了大量的阅读。”
这是我记在日记本上的一段话，是高一时候的语文老师说的，他说这话时正拿着我的作文纸。我对他印象深刻，一方面他很喜欢我，另一方面他的课堂深得人心。其实这两者应该是因果关系，因为他很喜欢我，所以我觉得他的课堂深得人心。
那会儿特别流行给诗人写十分矫情的传记，一定得抓住诗人的情史来写，写他是多么痴情，多么浪漫。譬如纳兰性德和仓央嘉措，这二人的风流韵事摆满了学校门口书店的架子。我当时深受影响，在考场上杜撰出一场前往西藏追寻仓央嘉措的旅行，内容比较恳切，把矫情传记的飘忽给压下去了，拿了六十分，作文六十分就是满分。他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功底深厚，之后大家便把我看作一个颇具文学气质的人。他也喜欢找我写发言稿，或是运动会激情昂扬的入场词。我觉得他懂我，但跟他交流不多，也许是文人相轻。后来我选择刻意避开他，路上远远看见便绕道而行。
介意他人的眼光实则是一种量子行为，当你不观测的时候，事物处于叠加的混沌状态，你不知道别人到底在嘀咕还是完全没注意；当你愚蠢地去求证时，坍缩发生了，一切尘埃落定，物质由波变为粒子，你知道别人骂了你或别人都忘记你是谁了，什么也没改变。我不想告诉他其实我没读过几本书，大多是网络小说，很消磨时间，又不太需要动脑子，偶尔热血，偶尔激情，偶尔发人浅思。他一定会瞧不起我，恨自己看走了眼，为什么他的学生会看这种东西。我更怕露怯，怕会从哪里蹿出来个人揭露我的假面。跟老师走得近的人都爱打小报告，这应该是全天下学生最强烈的共识。如果我真成了与老师相谈甚欢的那种学生，我应该很讨厌自己吧。“心甘情愿给老师当狗”，大家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狗。
一部作品的诞生应该经过漫长的准备，我有很多便签纸，可以把思路写在上面，同时也有被我爸妈看见的风险。我得了六十分的事他们知道了，嚷着要看我的作文，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好看的，同学们之间传阅让我很满足，但他们要看则让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心里头有好几个构思，譬如一个废物高中生一路逆袭成为整座城市正义的维护者；春游时跌落悬崖而发现全新国度，阴差阳错被封为新国王；杀死漫威电影全部超级英雄，收集他们的技能而成为从未被打败的大反派……
人物在脑海里形成，世界随之而生。我把这些想法写成一些片段，存在手机备忘录里。我迟迟没有诉诸笔端写成完整的小说，只因对时间成本犹豫纠结。如果能够跳过创作的过程也能达到目的，我绝不去写。因此，文学之神不眷顾我，合情合理，我这属于投机倒把，过去是要判刑的，没人会青睐一个机会主义者。
等我升到高二，我心中写点什么的这团火基本已经熄灭。学校分了班，语文老师也不是从前那个了，作文体裁从记叙文变为议论文，考场上再也不需要一场远方的奔赴，或是抒情的朝圣，只有苍白的理性。就连这种理性也是自己骗自己，装模作样地讨论社会问题，一千个人只有一个思路，比拼谁的素材更新颖更莫测高深。我失宠了，可以这么说。所以一切还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不被老师喜欢了，所以我批判。
熄灭之后，我写出了真正的小说，就像记日记一样在网站上连载。每过几天就把备忘录的文字拿出来整理，然后放上网供人阅读。这些片段渐渐指向同一个故事。我的文字终于不再是跳跃的臆想，所有的叙述都有了相同的归宿。我也不再幻想自己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以一个籍籍无名者的身份，在彼此陌生的互联网上塑造我自己。
房子和作文，那时候就像两只叽喳乱叫的鸟在我脑子里盘旋。这两者虽然没什么必然联系，却很不巧地同时出现了，并再次很不巧地交缠在一起。他们困扰了我一段时间，直到她出现。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将破碎的片段写进备忘录里，以一种畸形的方式逃避现实。
这条荒草铺就的铁道从四二厂开出，我不知道四二厂是干嘛的，这座城市的许多地名都是由厂的编号命名，相当无趣，只有原来东风的职工能分清他们。我们这儿的人缺乏想象力，从地名的命名就能看出来。这种缺乏想象力的毛病是会传染的，一旦地名变得无趣，其他一切也跟着没意思起来。有了四二厂，就会有四二厂小学，四二厂中学，四二厂卫生所，以及很多以四二厂命名的公共场所。或者干脆连编号也不要，可以叫轴承厂附属幼儿园，东风轮胎厂公交站，诸如此类。生活于此的人仿佛落入工厂符号组成的神秘阵列，人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只不过我自己对此颇有微词。
人不应该对本不属于的集体产生归属感，东风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事情，我不懂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拿东风的过去说事儿，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这些并非东风总医院出生的孩子，不再属于东汽一代，虽然在自己的家乡生长，却始终像是外地人。这座城市仍然是属于东风汽车厂的，那些编号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凭此交流，把那些听不懂的外人隔绝出去。即便他们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这种特殊的语言却存活下来，并逐渐被一些外人掌握。这样下来，懂得这种语言的外人又重新聚集成坚固而骄傲的集体，声称自己继承了某样衣钵。
火车从四二厂开过来要二十多分钟，除了法老，没人知道为什么要等火车，大部分人是来凑热闹的，或是出于对法老的愚忠。我之前听家里人说过，东汽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工会的物资，大概是一些粮油和棉被，值不了几个钱。厂子里还有很多生产用的配件，可能比米面粮油稍微贵那么一点，大部分是残次品，没人要的，但对穷途末路者来说或许能救命。于是，附近的人便勾结起来偷偷运出去卖掉。
我猜测法老打算黑吃黑，抢了东西拿去卖掉。如果我此刻诉诸正义，应该立刻打110，这样就能一下子端掉两个犯罪团伙。虽然我不懂这些人的规矩，但年轻人绝不应该养成告密的习惯。在同龄人之间，告密是所有低劣品质中最龌龊的。就算杀人放火，也比告密来得高尚。没人知道为什么，但人人讨厌告密者。所以我暂时还不会这样去做。
“你把钱还我。”我小声跟程药说。“还没到时候，等回去了还你。”他神情专注地盯着面前的黑暗，把自己伪装成正在思考的样子。“他都没提钱的事，你咋这么怕。”我问。“我是为你好，他知道我没钱，你一看就是有钱人，他一会儿万一问你要钱，你就说家里管得严，爸妈不给。”他回我。“我肯定不给。”我说。“你不会想报警吧？”程药狐疑地看着我。“不可能，咱们是一条船上的。”我让他放心。
虽然这么说，但我当然知道法老是个什么德行。他比以前成熟不少，身边聚拢了不少喽啰，已经能隐隐看出黑社会老大的气质。胳膊上有文身，是一张残缺的人脸，像路边素描摊给人画像的风格。只有路灯和手机屏幕的光，我看不清那张脸，但觉得很熟悉。我打开手机翻了翻相册，没有什么发现。程药啧啧嘴，指指我相册里的那几十张照片，露出让我不舒服的笑容。“别这样笑，恶心。”我对他说。他摇摇头，还是笑。“你以前只是把人家当屏保，现在聊天背景、手机相册全是她，你才恶心，这叫变态。”他说。我注视着屏幕，在各色聚光灯下，一个女孩自然地笑着，笑容里没有半点杂质，蕴含着万物苏醒时的生机。我关掉屏幕，不敢再看，每当我看她，我就越发感觉自己是千万人中的一个，没什么特别。无论我以为自己有多出名，对她来说我只是普通人。
法老他们走到十字路口，把红灯亮起来，又把拦车的杆子放下，上面粘了一个圆牌，写着一个停字，横在铁轨上方。
铁轨和她真像，她可以永远绵延，到看不见的尽头，代价是被任何人抚摸。她不属于她自己，却属于每一个经过的人。我缓缓低头，不想让程药看我湿润的眼睛，我爱哭，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最近我哭都是因为她，她那么美好，坐在秋千上，是仿佛能永远定格在十八岁的少女，瘦小可爱，被长辈们保护。而我，臃肿丑陋，像行走的沙包，阴云笼罩着我，随时就能褪去我身上所有的颜色。
多愁善感是我的毛病，这跟水质可能有点关系。我喝不惯家乡的水，这儿的水味道一点也不清甜，很涩口，甚至有一股子中药味。每个人身上都有经久不见太阳的潮味儿，就是喝水喝的。这里的潮不似南方的氤氲，而是浑浊，整个城市就是巨大的下水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活在这儿就跟在下水道里窜行的耗子一样小心翼翼，大家互相防备，相当谨慎，从不与陌生人攀谈。这可能有点地理决定论的意思，不过事实如此。如果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筑四面墙，墙内的人热衷于自说自话，那多愁善感便应当成为自然而然的规章，更缩略的说法就是闷骚。在外边大家都中规中矩，自己独处的时候必须得放飞自我。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一点了。“我想走，困了。”我跟程药说。“不行，法老不让。”程药回我。“为什么都叫他法老？”我问。“尊称呗，他在东风这一片就是法，就是老大。”程药说。“放屁，法老是音译，你是文盲啊。”我嘲讽他。程药紧张地看了那边一眼，喊我闭嘴。“这可是他自己封的，别惹他，听说他杀过人。”程药说。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该来，要是爸妈提前回了家，发现我没在，那就是天塌了。我不怕爸妈训我，而是怕他们改变对我的看法，这种怕是对未知的恐惧，因为他们从没训过我。我期望他们对我的印象永远一成不变，我可以一辈子扮演一个可爱的傻子。我相信，他们绝对难以接受我的突然成熟。成熟不需要契机，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突然成熟的，这或许也跟水质相关。这是我的臆测。我总是竭力维持住一个正常学生的德性，如果这种虚伪假面被戳穿，会生出许多没必要的麻烦。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个坏孩子，但人要是在正常的轨道上行久了，很容易渴望不正常。我想体验坏孩子的生活，夜不归宿，去网吧打游戏，喝酒，谈恋爱……这些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事物。
路口的几人布置好现场，又蹲回路边玩手机。法老拿烟头去烫铁轨边的草，还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听。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逃跑，四面八方都有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走了。我心不在焉地伸手敲了一下铁轨，清脆的声响没传出多远就消散了，但肯定传导到了法老的耳朵里。程药急忙把我的手拽回来，狠狠瞪我。法老收回自己的耳朵，抬起头，他在寻找挑衅自己权威的人。
我没注意到法老身边的几个人都望着我。程药可能真的喝多了，神经兮兮的。直到法老朝我这边走来，我才意识到我的手欠。我不是故意要引起他的注意，我没那么傻，潜意识里我只是想做出点出格的动作。
他走近我，蹲在我边上，说：“兄弟，借我点钱。”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劈头就问我要钱，还以为他要我为手贱敲了铁轨而道歉。可能张口借钱是混混的某种职业术语，说出这句话就相当于亮明身份。
“我家里管得严，身上没钱。”我说。“别装，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心想完了，原来他记得二十块钱的事。不过，应该是他对不起我才对，我又不是欠钱不还的那个。又或许，他只是在诈我。
他重新打量我，身后一个男的上来搜我的身。我很怯懦地顺从了，他们人多。他拿走了我的手机，递给法老。周围的人都看过来，人的眼睛不像猫，黑夜里并不明亮，否则我更能感受到人们的注视。“哟，这女的挺漂亮。”法老盯着我的屏保说。我腹部一阵抽痛，空气似乎不太够用。我点点头，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你对象？”他问。“不是，是他喜欢的明星。”程药见我不搭话，替我回答。法老打开我的微信，钱包里只有十块钱。“加个微信，十块也是钱。”他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我。我加了他的微信，把钱转给他。正在我庆幸程药的深谋远虑时，法老要过程药的手机，也打开钱包。“程药，你才是有钱人啊。”法老没看程药，冲着我说。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们三人围成一个小圈子，把其他人排除在外，三人都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法老的凝视把我和程药框住，任凭外面的人怎样走动言语，我们就微妙地保持着平衡状态。如果这时候来一阵风，说不定会破坏这种奇怪的平衡，把我们都刮倒。法老的微信响了，程药把六百块钱主动转给了他，倒像是替我赎罪。我并不是很心痛，而且仍然很感激程药，如果不是他，我的包估计也得被抢走。我想，如果是我的包被抢走，也许我就不会这样木讷地顺从了。法老还是死死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我们俩的眼神像是两块相斥的磁铁，无论怎样我都没法盯住他的眼睛，总能被他眼里坚定的磁性给排斥开。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介于亲昵拍肩和轻轻拂过之间。“没啥好看的，还我吧。”我说。
程药大吸了一口气，声音很夸张，好像要把这里抽成真空，意在提醒我，怎么能随便触碰法老的龙体。先前围绕法老的几个人也过来凑热闹，戏谑地看我。我无所谓了，胆子也大一些，反正我下定决心，回去后就跟爸妈说，或是报警。
法老没动，还在翻我的微信。手机屏幕的亮光映出他手臂上的人面，是个女人，默默看着我，眼神有些呆滞，眉宇间却依稀有些英气。她长得并不好看，或者说文身的人技术不行，大脸盘，塌鼻梁，小眼睛，应该是本地人，这就是本地人的长相。看不出年龄，但不像是女朋友，也许是他的仇人？这座厂区里还有另一帮人？一个女人为首的大帮派，与法老为首的帮派势不两立，争夺地盘。法老为了时刻记住对手，便把对手的脸丑化，然后印在手臂上。那个女人的手臂上会不会也有法老的脸？
一个穿吊带的女孩看着法老翻我的聊天记录，有跟同学的，还有爸妈的。同学的大多是找我问问题的，爸妈多是转账。聊天背景不同，但都是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色，好似不同的人。“哦，这女的我认识，最近挺火，上过那个做饭的综艺。”女孩说。“对了，我记得这女的明天要来咱们这儿，拍电影取景。”那个女孩又说。我忍不住咳嗽了一声，怕她再说下去。“你喜欢这样的？这也太素了。”法老问我。我能感受到我的血液在加速升温，耳朵嗡嗡作响，此刻我的脸应该已经通红，幸好是黑夜。法老翻动我的手机，发黄的指甲和粗糙的拇指在她的身体和脸上来回揉搓，似乎她的肌肤在随着法老的手指改变形状。程药偷偷抓住我的手，死死攥住，他没见过我这样，我也没想到我会这样。我可能是病了，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和她对视，她的笑容让我体内的某种能量迸发，每一眼都令我痛苦，她在那些艳星中显得弱小又纯粹，如同浮冰被泄漏的石油包裹。“别看这女的长得清纯，越是这样就越贱，像这种装纯的女的我见多了，私底下天天跟导演上床，我拿你这六百就能买她一晚上。”法老笑着说。旁边的人都跟着笑，程药也咯咯两声。
“色痞。”那个吊带女孩咒骂着，踢了法老一脚。法老扭身吻住她，左手还拿着我的手机，手机屏幕在女孩的屁股间来回，另一只手伸进吊带里。女孩的叫声听不出哭还是笑，法老很快停手了，女孩仍缠住法老的脖子。我本以为这女孩是替我出头，看来是我想多了。我环视四周，女孩们大多和吊带女孩一样，穿着短裤，染着发，露出青春的胸脯和大腿，清一色像站街的妓女。她和她们明明一般大，却能在时间上隔绝长久的距离。还停留在原地的我，总是有许许多多的困惑，关于水质，关于时间。她在时间上是个混沌体，如果从年龄来说，她相当短暂，也因此而充满新叶般的想象力。可她同时也代表了难以计量的时间，对个体生命来说，永恒的异性就是永恒的时间。人都是可以在时间里建造图书馆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读书。你可以把幻想出来的永恒的异性放进图书馆，然后把你阅读经验中所有的斑驳或奇绝都一并安放进来。她就是我的图书馆里的永恒的雕塑。我早就意识到，我在写一本与她有关的书，这将是我的第一本书，她就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世界的中心。在这种荒芜的地方，她毋庸置疑会成为中心。我还没意识到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了很多了，那些我记录在备忘录里的碎片，不知从何时起，碎片的逻辑串联起来，它们是顺序进行的。故事早就开始了，不可违背。任何影响故事的人都是有害的，恰恰因为故事不会在现实里发生，现实中的任何声音才可以轻而易举影响我的故事。
程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我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我的拳头已经要挤压成一个奇点。法老挣开女孩的怀抱，把手机还给我，胳膊顺势挽住我的脖子，之前积攒的力气在这一瞬被冲垮，就像一只鸭子被人捏住。高手过招总是在瞬息之间。我们小时候都练过太极拳，距离市区四十公里就是武当山，张三丰在山顶创立了这套拳法。内家拳讲究看不见的劲道，动手之前意念已经开始过招，不过是与自己过招，过了自己就天下无敌。所以两人对垒，脑子里早已经过无数回的哲学答问，先想清楚的人就赢了。赢了不代表胜利，有一些人，想不清楚，但有执念，很深的执念，这样的人少有败绩，却从一开始，痛苦就常伴其身。
“你挺有意思的，兄弟，我很少见男的追星。”他说。月亮被乌云遮住，变得朦胧，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嘛。他松开我，潇洒地向着路灯走去。程药自始至终没松开抓我的手，这时终于放开了，放松的气流从他的口腔中一泻而出，摩擦着发出令人宽慰的声响。诶，我冲着法老喊。他回头，望着我。
我给了他一巴掌。
五
我和我妈讨论过她，不是直接提到，而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拐弯抹角，但谈话结束后我才发觉，我妈敏锐地感知到我要问的问题。我房间的杂志里几乎都有她的照片，每周准时收看她的节目，我妈不可能看不出来。
“我最近有些困扰。”我忸怩地跟她说。她坐在喝茶的垫子上，煮茶，像寺庙里开悟的尼姑。“可能是连下了十几天的雨，一下雨我的心情就不好。”我说。“那没事啊，天晴了就好了。”她回我。“我前几天看了个综艺节目，就做饭的那个，我还挺喜欢里面那个小女孩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美好的事物很容易消失，因为她现在很单纯很干净，但她未来步入社会之后也会变油，也会变老，就不再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就有点不开心，美好的东西总会变得不美好，就好像人总是在往悲哀里走。”我抛出一长串话对她说。
我妈低头思考，这是她即将教育我的标准姿势，她的手不停转着茶盏。这茶盏是在上海买的，我忘了是在哪个著名的园子。那时候还是公款随意吃喝的年代，我爸去上海开会，带着我妈，在绿波廊吃饭，坐克林顿坐过的位子。今非昔比，克林顿和豪华酒店都已成为过去。那应该是我们家去过最高端的地方，以至于我妈偶尔下馆子，就习惯拿陈设和绿波廊比较。家里值钱的玩意基本都属于十年前或更早的以前，现在我妈则喜欢到小商品批发市场去挑四块钱一个的瓷碗。有时候她过于节俭，总给我一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
她有两三年没去上班了，大部分时间用来念经，没事的时候去看看我姥姥，给她灌输小姨是多么不要脸，自己在外面享清福，扔下老娘不管。我似乎是被动地与我爸妈站在同一战线的，实际上身在曹营心在汉，可我也没法拯救小姨于水深火热。甚至小姨家的水深火热也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我们有好几年没联系过了，唯一能见到的地方就是姥姥的家门口。
“她也会做母亲的，你不能要求人永远不变，永远不变是不负责任，你看她现在这么美好，大家都呵护她这么一个小女孩，但她不能永远被呵护，她未来会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家庭，就像是找女朋友，你希望一直保护她，而总有一天你会累的，人之所以变是为了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一个女孩永远不想承担责任，她本身也不单纯。”我妈如是说。
她也会做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我。我妈曾经在大街上遇见她的初恋，那个男的曾经是他们幼师篮球队的主力，个子很高，这是我妈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了。即便过去了几十年，我妈连他们过去的事情一点都记不起来，她还能记起那个男孩个子很高，篮球打得不错。当他们几十年后在大街上重逢时，两人无悲无喜，我妈最大的感受是，这人怎么抽抽了，个子一点也不高大，完全没了当年在篮球场上闪展腾挪的气势，而是一个低矮如灌木丛般的男人。他们互相都没有认出，回到家我妈才反应过来，有个人似曾相识。他们分手的原因是男娃子只顾耍帅不求上进，毕业后去当了他们镇的小学体育老师。我妈则进了市电视台，后来才能认识我爸。
我没有问出的话是，我觉得我再也找不到和她一样的女孩了。为什么没问呢，因为我觉得这次的问题不是学习状态不好，不是被老师批评了，而是更为敏感的话题。另外，通过她轻描淡写地分享，我认为她是一个冷酷的人，这种基因很可能也遗传给了我。那段时间我看了不少青春伤痛文学，书上说，所谓的成长，就是明明很在乎，却要表现得云淡风轻。我看完全是扯淡。我妈一点儿也不在乎。可我必须在乎，只有在乎才能昭示我的存在。我在乎城市的河流，在乎小姨，在乎荧幕里的她。我得把我排解不出的难过一一附着在这些东西上，以此掩藏我的失落。
“你就是想妞了。”程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闲愁的根源。
法老的左脸通红，但他没有还击，好像早就知道这一幕会发生。我用了很大的力气，似乎把我毕生的胆量都用在这一掌上，我敢肯定这巴掌很疼，因为我自己的手已经由于用力过猛而麻木。我从没打过人。从小到大，班主任要么是我爸的朋友，要么是我妈的闺蜜，我永远是被照顾的对象，没人敢欺负我。男孩之间动手的事，我只在程药吹的牛皮里听过。打架对我来说很遥远，但通过这一巴掌我才明白，其实不是我太善良，只是没人让我产生打人的冲动。就算在学校里有人惹我，我大概也不会动手，老师会替我解决。
两个男孩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很紧实，从胳膊一直缠到脚脖子。我没有反抗。他们把我架在铁轨上，像野营时架在树杈之间的烤乳猪，我试着挪动自己的身体，其中一个男的给了我一脚，踢在我小腿上。另一个人把抹布塞进我嘴里，一股子腥味逼得我想吐。绳子把我勒得生疼，两条铁轨一条顶住我脖子，一条顶住我腿窝，我的屁股大，刚好卡进两个枕木之间。法老坐在铁轨上，我替他硌得慌，他却浑然不觉，看样子他大腿应该有点力气。我看得出来程药想喊，但他不敢，他有这份心不错了，至少他拿我当朋友。
法老又开始翻我的手机，他说从一个人的手机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当苟同。他看我的歌单，看我的书库，我的心像路灯下悬挂着的硕大蜘蛛，摇摇欲坠。颈椎开始酸痛，下巴上的肉堆在一块，空气从抹布的缝隙进入我的嘴。从味道判断，这条毛巾之前应该浸透了路边水管里的水，散发着熟悉的臭味。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图书馆借过的一本画册，好像叫用漫画了解瑞士，那上面说瑞士是中立国，但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武装力量。瑞士人都很爱干净，那里水质优良，卫生间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便喝，不会拉肚子。我梦想去瑞士，不干别的，就去找水管子喝水。
我感觉自己撑不了多久，就要窒息而亡。然而，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法老打开了我的备忘录。从他发黄的眼睛里我似乎能看到他阅读的内容，那些内容在我脑子里都有电影般的画面。羞愧的血液在翻腾，我宽大的脸颊上很快汇聚出一片红色的海。他站起身来，脸上浮现出惊奇的神情。然后便是笑。旁边的人都望着他。我乞求的眼光已经攀上他的脸，他的目光却始终没有扫到我。我确信，如果我嘴巴里没有那块抹布，我会哭着求他。
滑稽。我很善用滑稽。我小学总是被同学举报，因为班主任是我小婶。那会儿我看了好多集的猫和老鼠，喜欢拿锅盖模仿汤姆的飞毛腿。一个同学要去告老师，我就跟在后面，学习汤姆摔倒，表现出滑稽的样子。这招从没奏效过，以至于我怀疑自己并不是要博得告发者的同情，而仅仅是出于对猫和老鼠的青睐和莫名的表演欲。
我好像必须得用一次颜面尽失来换取我根本的骄傲。
“牛逼，你还写小说。”他叫道。众人再次围上来，他像一个指挥官一样给大家安排座位，让前排的人蹲下，后排的人站着，以我卧着的铁轨为中心围成三圈。他要把我的小说读出来，这一点是不言而明的。备忘录里有很多段落，我不知道他会念哪一段。
他就像一个古希腊学者般对学生们朗诵道：
“鸟巢的灯光渐渐暗下来，演唱会进行到了尾声。我给她留了位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灯光暗下去的一刻我看到了她，小小的身体，永远戴着棒球帽，眼眸中包裹着永恒。我拍了拍话筒，一束灯光打在我身上，另一束在她身上。歌迷们反应过来，爆发出能掀翻鸟巢的尖叫，那声音摧枯拉朽。我对她说：‘作为一名歌手，最好的求婚场所就是演唱会现场，亲爱的，时光飞逝，我们在一起已经五年，我曾告诉过你，我会在演唱会上向你求婚，那就是今天，虽然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套路，但从没人在鸟巢，这个见证过无数次历史的地方求婚。感谢现场的三万位粉丝，但不好意思，今天鸟巢有三万人，在我眼里只有一个人；今夜的北京城有两千万人，在我眼里只有一个人；此刻的地球上有七十亿人，在我眼里只有一个人。’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她就在这呼喊声中走上台来，面带笑意，有些羞涩，我单膝跪地，问她：‘嫁给我吗？’”
如果说法老把我捆在铁轨上是一场闹剧，现在我真心希望火车从我身上碾过，把我分成几瓣，让我身首异处。他的朗读异常严肃，带着点郧西方言，是故意的。“嫁给我吗？”他念完最后一句，我的耳侧传来刺耳的笑声，有男有女，法老抱臂端详这一幕，笑声仿佛他的战利品。我怅然地望着天空，想去死。对程药的感激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后悔，要是我没有跟他来这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嫁给我吗？”人群中传来戏谑的效仿，没有一声令我满意。设想中这四个字应该有些磕巴，说出口时略带颤抖，还显得有些青涩。故事中的我成名很早，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我幻想过成为明星，这样就能和她平等地面对面。一个怎样的明星呢？最好是个歌手，比肩约翰·列侬，歌声无数次响彻奥运赛场。我不想成为演员，因为明星的身份本来就是我虚构的，我不希望虚构中的我自己还要去成为别人的虚构角色。相比之下，唱歌是个很划算的工作，赚钱和求婚两不误，既开了演唱会，又能表白求婚，双赢。我不清楚我浑身上下的表演欲都是从哪来的，却知道该把他们用到哪。在故事里我可以尽情表演，怎么帅就怎么来，不用像汤姆一样滑稽倒霉，而是极尽浪漫之能事。而在现实里，我只能去机场看她。
法老读的是最后一段，还没有发到网站上。其实我早就写完了，虽然也没人催我。这没什么难的，只需要胡乱想象，然后在小说里把想象实现。在我更新的这几个月里，我的粉丝数量从零涨到了十二。有个人在下面评论说，这篇故事没有起伏，怎么全是甜的。我在他下面回复说，不爱看滚。我的粉丝数降到了十一。
人群的喧闹被法老的手压了下去，男孩女孩们散了，没人回头多看我一眼。这帮人怎么能够理解我的小说呢？我本以为他们会争抢着看我的小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他们根本不读书。我的意淫不过只是他们看的一条有趣的短视频或者没营养的段子，人们从不在这些事情上浪费多余的记忆，这样的笑料会像江水一样通过他们的堤坝，发一些电，然后汇入更广阔的水域。
“你真可怜。”法老说。
我好久没有看天了。
我不恐高，站在东方明珠的透明地板上我也不怕，但是我一旦仰望天空，尤其是黑夜的天空，我总会一阵阵地眩晕，仿佛天空在拨动大地的转盘。暗夜充满了悲观和不安，那些发亮的多是恒星，其中又有不少已经死亡，正在死亡或即将死亡，他们的死讯正跨越无法丈量的距离赶来。有颗偏居一隅的星星，可能是参宿四，一位年迈的可怜人，我看到的是它六百多年前的模样。它随时可能爆炸，光会铺成轨道，连接参宿四与地球，运来它死前绚烂的表演。我没有与它同病相怜的资格。我压根儿没病，我觉得自己有病才是一种病。上一次看天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这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火车驶来了。
六
据说我的姥爷是有名的地主老财，被我爷爷给斗倒了。那时候我爷爷和我姥爷还不认识，没想到以后能成为亲家。我爸妈结婚时，姥爷已经离世两年。我爷爷退伍前是人民解放军空军某场站汽车连的炊事班长，后来当了郧西县粮食局局长，再后来又调到市里搞外贸。我爸绝对没吃过苦，下乡当知青的时候，被分配到离家直线距离二百米的苗圃，每天照常回家吃饭。恢复高考后，他和他的狐朋狗友都参加了，基本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官宦子弟，没好好读过书，考到一半，不知道谁吹了声口哨，大家一哄而散。爷爷托关系把我爸弄进银行，他一路做到副行长，由于工作能力实在不行，人家也不好意思再提拔他了。不过他在位的时候干了不少好事，许多年轻人都因为他的帮助上了位。因此，原来行长跑路之后，人家终于想起了他，给他提上去了。
人的运气就是时好时坏。我爸本以为要干一辈子二把手，没想到东风汽车厂搬走了，带跑了一批人，终于能当上一把手。更没想到的是，厂子走了，这个曾经全省人均收入第一的城市瞬间萧条下去，一个支行的小行长不算什么。我爷爷运气不错，官也当得不错，我爸运气不行，官也当得不行。按照规律，到我这一辈，运气也该回升了。
可我不想当官，我连个轮值班长都当不好。当班长必须要忠实地执行老师的意志，可我不愿意有人指挥着我发号施令，我也不想指挥别人。我就想着干自己的事情。但据我的观察，自顾自地干自己事情的人比不听话的人更招人恨，因为任何规矩在你身上都不起作用，很伤人，所以我总是被班干部针对。我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本子上写点东西，难道比躲在窗帘后面法式舌吻的情侣还可恨吗？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这个世界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创作，其原因在于这个世界对真理的需求越来越少。与其期待写作出名，不如谈个女朋友来的快乐。
如果真想要开辟一条写作的新路，那无疑是艰难的，无数作家在前面挡路。他们善于把路堵死，比如莎士比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写出了不少饱含真理的作品，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负责用自己的真理把世界填满，顺便惹很多人不高兴。我应该感到庆幸和羞愧，庆幸的是，托我早期家庭经济状况的福，我能读到同龄人读不到的书。羞愧的是，读了这些书后我还写出了这么个东西，最终被一帮从不看书的混混们嘲笑。我追悔莫及。
远处的火车缓缓移动，踏着沉重的步伐。虽然只挂了一节车厢，仍像是一头驮了很重货物的骆驼，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旁观者听到这样的节奏都会感到疲累，更不用说在这夏夜里，困意笼罩四野。即便对这些拥有年轻心脏的人们来说，也只是勉强支撑，哈欠声此起彼伏。
法老清了清嗓子，给大家布置任务。他的目标是那列即将驶来的火车。等到列车一停，就由他率领众人劫持列车。“男的就搬东西，女的就帮忙拿点小物件。这些东西就当是你们熬这么晚的犒劳了，我什么都不要。”他对大家说。法老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对列车会停下来没有丝毫的质疑。既然这帮人都偷东西了，他们为什么要看到红灯和拦路杆就停下来呢？如果我嘴没被堵上，我一定会提醒他不要高估贼的道德水准。同时我还发现，我躺到的位置相当讲究，正好在亮起的红灯前面将近十米，列车碾完我刚好停下。
“这列火车原本要开到火车站北广场外面，那边有他们的人接应，然后他们会把这批货拿出去卖钱，现在你们也可以拿这批货去卖，赚的钱够你们去一年的酒吧网吧。这列火车是原来四二厂的工人偷偷开的，他们不敢声张。”法老说。
周围的人都露出茫然的神情，好像法老正在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见没人吱声，法老像对待不成器的孩子一样摆摆手，人群散去，分散地猫在铁轨两旁，一些人躲在路口的墙角下。所有人严阵以待，一切终于安静下来。我听到了夜间飙车族的加速声，劣质引擎发出聒噪且愚蠢的呼啸，摩托从小区背后的公路上穿梭而过，渐行渐远。
法老好像这会儿想起了我，又蹲到我身边。他拿走我嘴里的抹布，我深深地吸入空气。他的文身适时地出现在我视线中，那张脸的轮廓越发清晰。“我认识你。”他说。“我知道，我也认识你，那二十块钱，下辈子我会找你要的。”我撂下这句狠话，但由于太害怕导致发声时带着凄怆又滑稽的哭腔。“什么二十块钱？”他问。那目光很诚恳，不像是装的。“高一，你在我家门口的公交车站管我借了二十块钱，跟我说下午就去我们班还钱，到现在也没还。”我如实说。“那我没印象了，我第一次见你你还小呢，幸好你是个娃娃脸，不然我恐怕也认不出。”他说。
他望了望远处的列车，又点上一颗程药的烟。“你爸原来是体育馆建行的副行长吧，我就知道，原来我放学都去那儿玩，就在个贷办公室门口，你坐在门廊上看哆啦A梦的漫画，地上散着一堆。那是我爸送给你的，本来全是我的，我收藏了好久。”他说。
我知道他是谁了。
法老手上纹的是他的母亲，他是跑路行长的儿子。我在一张旧照片上见过，我爸单位组织去张家界玩，人们在嶙峋的山峦间合影，他母亲和行长站在一起，面无表情。照片上还有我爸妈，我爸左手搂着我妈，右手与行长勾肩搭背，笑得很灿烂。我估计，他爸走的时候他应该也不大，但我更小，对他没有一点印象。那套哆啦A梦的漫画书已经不知所踪，但确实曾是我的心爱之物。
“你为什么不抢回来？”我问他。“我也不是生出来就这样儿，那时候我还是讲道理的，就没要，漫画书送出去没几天，我爸跑了，家里的东西他都送了人，没给我和我妈留一样，再过几天，你爸就当行长了。”他说。“你恨我爸？恨我们家？”我问他。“恨。”他回我。“所以你打算杀了我。”我问。“我听人说，我爸走之前把我托给你爸了。他们是好兄弟，至少我爸以为是。可你爸从没管过我，也没去找过我妈，当我们不存在，不掏一分钱。”他说。
“我从没听说过这事儿。”我说。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头发虚，我不算特别了解我爸，但就是觉得这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别看他跟行长勾肩搭背那么开心，人都会变。我寄希望于程药，盼着他报警，可心里又觉得他不会。就算警察来了，我估计也已经成为一坨肉酱了。现在一切都清晰了，这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复仇计划，借助程药把我骗来，然后杀了我，以解他的心头之恨。我爸妈的出差也是一场骗局，他们也落入这个圈套了，没想到我爸妈的一世英明竟然毁在了法老手上。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应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两大家族为了争夺权力而战，败方的儿子出走多年，在摸爬滚打中磨炼心性，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和诡诈的计策击溃了曾经的赢家，复仇成功后他深藏功与名，开着火车浪迹于江湖。
“还记得我名字吗？”他问。
“你爸叫张祖建，你叫张光明。”我说。
“那你死得不冤，你至少知道是谁杀了你。父债子偿，天经地义。我知道我爸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爸也好不到哪去。弄死你之后我就走，我不想让火车就这么停下，我要开着火车去武汉。我爸当年就是从这儿走的，跟那个会计。这里有两条铁道，两节货箱，两个火车头，我爸和那个女的开走了一个，眼前的是另一个。我要去找他，然后杀了他，还有那个女的。”他回我。
我沉默了。他似乎还想再说几句，但最终还是没说，站起身走开。几周之后，我和他父亲相遇，我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手拿白花，在一片哭声中相望，用悲哀的眼神交流。
张祖建跑了之后，张光明浑浑噩噩过了几年，也没变坏，还经常受人欺负。他真正变成这样是在两年前，他听说有人在汉口见过他爸，还有那个会计，以及二人的孩子。
火车越来越近，我只能看见模糊的灯光，很微弱，是属于偷窃者的光亮。黑暗在此刻反而显得更加浓稠，快到近前时，那灯熄灭了，像没亮过一样。我怀疑火车师傅根本不会理会放下的杆子和红灯，毕竟纤弱的杆子象征着应当被违背的秩序。列车大概会直接冲破栏杆，然后从我的身体经过，车轮卷着我的血肉，像苍耳一样沿途遗落。
程药冲我挥挥手，他周围已经没人了，其他人都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准备就绪。我用余光望他，眼珠子紧紧贴着下眼皮，我生怕他不来救我。他却毫不犹豫地向我跑来，解我身上系得死死的绳子，我松了口气。张光明没有杀我，他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什么也没做。我心里的马后炮在说：我早就知道我不会死。这是出于我对这个世界的简单认识，认为杀人不应该这么简单而草率。况且，张光明说的话现在听上去更像是编的，张祖建根本没有把他托付给我爸，这仅仅是他编造的一个俗套故事，吓唬我的。
这时，我头脑里幻想出另一幅画面：列车逐渐逼近，程药从人群之中冲出来，这个人当然不一定是程药，也可能是路过的片警，抓住我的双脚，像拖死猪似的把我拉开，车轮掠过我的发丝，飞驰而过。
“赶紧溜吧，今晚的事别说出去了，尤其别告诉你爸妈。”程药叮嘱我。“我心里有数，他们正在为房子的事烦呢，没空管这些，我们走吧。”我回他。
我在程药的搀扶下站起来，突然发现手机还在法老手里，但那边已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局面。“我的手机还在他手里。”我说。程药停下来，朝我耸耸肩。我再次看向远处，路口发生了不小的骚动，人群作鸟兽散，乱哄哄地喊叫，法老歇斯底里地怒吼，挥舞着双臂。列车根本就没打算停。
随后，撞击便发生了，破碎的声响震耳欲聋，居民楼楼道的声控灯全部亮了。
七
我妈在家里说过无数次，她争这套房子是为了我，我需要这套房子作为后路。待到我爸都对争抢感到疲倦时，她说她是为了这个家在争。我不清楚姥姥的房子能不能成为我的后路，但我冥冥之中觉得，小姨如果拿不到这套房子，她面对的可能是一条死路。我妈的基因里可能天生就喜欢争抢，喜欢逼上绝路直至癫狂的感觉，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在这方面没准我们有家族病史，她和小姨互不相让，记忆里她们时常在姥姥家门口扭打，让疯狂的情绪以物理的方式呈现。到了我这一代，这种病态的互虐已经成为隐性基因，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仇恨的对象，也因此仇恨一切。
我不知道佛祖有没有要求她清心寡欲，我所看见的是她越来越固执己见，变成我十分讨厌的那种斤斤计较的中年女人。我爸倒是没怎么变，他年轻时候养尊处优形成的幼稚病，到老了也没能改正。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我期望太高了，又或是人总容易被语言影响。他们整日在我耳边规划的未来，让我也渐渐产生错觉，好像我虚幻得与众不同可以永久延续下去。他们的教育无疑是失败的，他们身上的固执和幼稚杂糅在一起传递到我身上。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很早的时候，我就与我的父母形同陌路。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思考的是全然不同的事，还因为我们三人基因里绝对相似的部分。
撞击发生的那刻，我和程药回头了。一辆中巴从路口经过，没开车灯，速度极快，毫不犹豫地撞上同样没开车灯的火车。火车头被撞出轨道，中巴像被踩瘪的易拉罐一样折叠起来。两个心虚的窃贼纠缠着滚到一边，开始燃烧。我本以为这是法老安排的秘密武器，还在内心惊叹他居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程药抓住我，指了指铁道边的围墙。
法老的骨头似乎都被抽走，他瘫软地烂在地上，随时要化成泥土。有血从他的后背渗出，沁入地面，蚂蚁们在血海的边缘徘徊。撞车的时候，所有人都跑了，他没有动。他的女朋友离他很远，看到这景象，女孩发出尖叫，这叫声极具感染力，女孩们都开始尖叫，然后四散奔逃。几个男孩围着中巴，手足无措。小区里的人提着水桶过来灭火，男孩们也跟着帮忙。程药也跑过去，敲碎玻璃，灭火救人。一时间，劫匪和旁观者都变成了英雄，我感觉旁边小区里有一双双眼睛尖利地盯着我，我有些不自在，也跑过去，卖力地搬开残骸。
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巴车并不是法老计划的一部分，而是一场意外。
“这是你爸。”程药指着一个死人对我说。“放屁，你有病吧。”我回他。“你自己看，你爸头上不是有个地图吗？像戈尔巴乔夫。”程药指着那人的脸对我说。“你咋知道？”我问。“你爸我又不是没见过，家长委员会发言那次。”他说。“那都是多久之前的事了。”我说。我从没注意过我爸头上的图案，或者说是刻意忽略了。他以前头发很密，老了之后头发掉得精光，以至于我也总是忧虑自己将来会不会谢顶。我有些不耐烦，没心思和程药开玩笑，今晚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得想好说辞跟爸妈交代，我得走了，我必须赶紧走。
尸体们被排成一排，像战场上的烈士。人们把那具尸体从车子里抬出来，几乎全烧焦了，一个男孩直接吐了，那恶心的味道钻进我的胃，我也蹲下来吐了。再到抬头时，我看到救火的老大爷正把那死人手腕上的表薅下来，那表我认识，我爸的，劳力士，指针和数字在夜里会发出亮灿灿的金光。我过去想踹他，腿却直发软，终于瘫在地上。程药盘腿坐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狠狠地戳他的太阳穴。“这儿还有个女的。”有人在喊。人群又围拢到车边，像一群蝗虫。那女的脑袋上都是血，但没被火烧到，是我妈。
我缓了缓，站起来，走过尸体们旁边。我爸我妈还有法老，他们三个被放在一块，真像是一家人。我没敢细看，而是若无其事地经过。我走到中巴旁，火已经被扑灭，车里的东西还冒着烟，都是我熟悉的，我姥姥家的东西。有沙发，有电视，有花瓶，还有不少在蛇皮袋子装着的零碎物件。看这架势，他们应该把姥姥家搬空了。“今天是几号？”我问跟在身后的程药。“7号，6月7号。”他说。
姥姥是儿童节那天走的，今天是她的头七。
每次我爸妈谈论起小姨和小姨夫时，总是会由平静的交流转变为义愤填膺的控诉，我对此早就麻木了，脑子自动屏蔽他们的对话。然而，这些话还是像永远清不干净的小广告一样顽强附着于我的意识。他们的灵堂的争吵，彼此恶毒的诅咒，以及小姨“过了头七我就把房子拿回来”的呼喊。明天早上，当小姨带人撬开门时，他们会发现什么也拿不走，只有空空的四壁，这符合我妈的行事作风。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她会把这些家具首饰以及电器都扔进河里，这样小姨怎么也抢不走了。
这条小路直通我家，平时不通车，因为路太窄了，中巴勉强能过，卡车不行，对心虚的人来说是条好路。
直到警车来了，男孩们才意识到要跑。程药站在我身后唤我，我叫他先走，那些看热闹或是趁火打劫的人也散了。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我初二那年夏天，我记得很清楚，爸妈出门逛街，留我在家写作业。我特别想喝可乐，我妈从不让我喝，我就打算偷偷出去买，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只能把门留一个缝。我出门的刹那，感觉自己彻底独立了，能背着爸妈偷偷买可乐是一件很叛逆的事情，我一兴奋，手劲儿使大了，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合上。我站在楼道，愣住了，我进不去，没有钥匙，也没有电话，爸妈要过几个小时才能回来。我像一个信号不好的机器人，接收不到指令，只能傻乎乎地坐在台阶上发呆。后来我觉得不能坐以待毙，爸妈回来没法交代，我就敲邻居家的门，借电话，随便找了一家墙上贴的开锁王，叫师傅来把门打开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门关上那会儿的无助感就和现在如出一辙。
我不能坐以待毙，对，我得赶在爸爸妈妈回家之前到家，他们会回来。我应该回家睡觉，等天亮，然后洗漱，穿校服，背上书包去上学，中午我回到家，一切就会回归到原来的秩序。我妈在厨房里做饭，我爸给我开门，问我早上状态怎么样。电视里正在放新闻，世界一片混沌。
对，我得回家了。
我沿着铁路，摸索着找到藏包的地方。“打火机借一下。”我对身后影子般的程药说。他掏出火机递给我，我从包里把那些废纸拿出来，点燃，扔在地上，看着他们一点点燃烧。想把这部小说送给她的冲动静悄悄地从我诸多念头中消失，仿佛从没存在过。在燃烧的纸堆里，我似乎看见了法老刚才朗诵的那一段。那并不是这部小说最愚蠢的片段，比这更蠢的还有很多，现在我把他们统统烧给爸妈看，让他们能够了解儿子的另外一面。我已经不想计较今晚到底该不该来，事物的坍缩已然完成，纠结没有意义。
远处的火焰渐渐熄灭，这一小团火吸引了几个人的目光，他们看了一会儿，又把头调转回去。警灯闪烁，我往相反的方向奋力跑。一种奇异的感觉萦绕着我，背负在我身上的担子时轻时重，轻的时候只关乎我自己，重的时候却关乎全体时间。铁轨在动，列车不动，是铁轨在带动着整个世界。我拼命跑，世界在后退，她也在后退。我不知道我要去哪，也许该回家，也许该去派出所，我只是无意识地沿着铁轨跑，可能会跑去武汉，甚至是北京。我甚至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铁轨。我越跑越快，但愿能追上一列火车，保持和列车一样的速度。这样的话，在我眼中列车就是不动的，动的是铁轨。她不顾一切地逃跑，而我将要成就她的逃亡。我跑入她的身体，跑入她的子宫，化作一个奇点，向尽头发起冲击，超越光速，兴许能回到过去，那个列车和生活双双在轨的年代。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