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之后,群山之间


文/张涯舞

我等了三天,终于在新年前等到了雪。

雪飘飘洒洒,覆盖吊脚楼的黑色屋顶,覆盖山峦的顶部,而山腰以下还是浓重的绿色。收割后的田野是黯淡的黄褐色,也被薄雪覆盖。

这是我在乌朗的第二个寒假。学校已经空了十几天,见我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吴老油每天都要在我屋前晃荡:你还真待得长。

怎么,又要撵我走?

你的确不一样,但现在也放假了,你也该走了,我不知道你还在这等什么?

我在等下雪。

下雪?我怕遇到变婆哦,今年怕是不会了。

那我就等到明年。

吴老油欲言又止:那你,晚上来搞酒吧。

吴老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在乌朗干的疯狂事不止一件。

枫香树的叶子变得斑斓的时候,我抵达乌朗。乌朗,我喜欢这个名字。有种雄浑开阔的气质,就像这一带的地势,骤然升起,从山脊望去,群山泛滥。这是潘老腮的话,他继承了鬼师的语言风格,不要说,泛滥这两个字用来形容山,一下子就有了动感。乌朗有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寨子。从山脊可以看见对面山坡上密密麻麻又错落有致的上百栋吊脚楼。这些被砍伐的树木换了一种形式继续生长。

我在乌朗小学找到了可以过冬的窝。天狼星到头顶的时候,我眼中的灯光已经变成彩虹,吴校长的声音就像在水底回响。

张老师想在我们这里呆多久?

怎么,才来就撵我?

张老师莫多心,我们这里穷乡僻壤,来的老师都呆不长。

乌朗小学的校长叫吴老油,长着牛一般的眼睛。我心想那是水牛、黄牛还是奶牛,便问他:是菜油、桐油,还是茶籽油?

他懵懂中透出怜悯:我最喜欢猪油,猪油是个好东西。学校里的孩子洗碗时手被开水烫伤了,用猪油一抹,泡也不会起。

学校没有医务室吗?

原来有个老师自己看书会一些,还能知道哪些药可以止咳,哪些药可以治拉肚子,后来去凯里开诊所了。

我可以顺便搞一下。

你?吴老油的牛眼都快瞪出来了。

我好歹当过几年医生。

他仍一副不相信的神情,端起半碗酒既没喝也没放下去。

我端起碗碰了他的碗:不是吹牛逼,你这里能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想当年老子在三甲医院也是主治医师。

那你跑到这里搞哪样斑鸠?

这是第一次和吴老油喝酒。当时还有另一个人。

他不说,我也不说,我们都不去提那个名字。


过了这么多年,我居然又在一所黔东南的学校当志愿者。乌朗,我喜欢这个名字,喜欢这雄浑开阔的气质。

刚毕业时去的是施秉县牛大场中学,那是被志愿的。据说是上面分下来的名额。几个月的时间相对漫长,但在我的记忆中又很短暂。牛大场这个名字比较搞笑,是一个吃喝拉撒一条直肠子拉通的乡镇,街上有一家整天放古惑仔的录像厅和几张时不时需要拉平台布的露天台球桌。学校就在道路尽头的小山包上,其实那里并不缺老师,校长手下有十个体育老师,没这么多体育课,只好顺便教教语文数学。

连住的地方都那么像,同样的两层木楼,年代久远,楼梯在一边,呈Y形,我往左拐,上去后是一排走廊,然后就是屋子。屋子有一扇门,有一扇窗,玻璃没了,用报纸和塑料布糊了好几层,我推了推,被钉死了。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可以当书桌,还有一张矮一点的桌子,放着几个碗。一盏白炽灯孤零零地挂在屋顶,电线上布满油腻的污渍,一个铁皮桶做的炉子摆在角落。这个不能在屋里烧,不通风。吴校长拎着炉子放到走廊里,走廊里每一家门口都有个这样的玩意。

我这一排有五间屋,我走到走廊尽头,那里有个回廊,可以走到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构造。

中午的时候,木楼热闹起来,老师们回来了。我是第二间,左边是一个男老师,戴个厚眼镜,头有点秃,披一件灰色西装,正在走廊里伺候炉子,拿了本数学书扇风,烟老大,从边上梳上去支援中央的那一缕头发垂下来。

我右边是个女老师,端了锅水往炉子上一放就回屋了。再过去还有一个女老师,最角落的男老师高高大大,笑着对我说:来了?

我花了一个上午才把屋里卫生搞了个大概,又去山下买了两个盆,桶,保温瓶,两口锅,米和油,正琢磨弄点什么填肚子,吴校长上来了,拉我去他家吃饭。

我假意推脱不过,便跟着。

楼下全是学生,见来了生人,都看着我。一个个端着铝饭盒,除了米饭,大多只有一两勺油辣椒,吃得满头汗,不住呵气。

吴校长的老婆姓何,比吴校长还要胖,在食堂蒸饭:以后你把米淘好,交给我,我蒸好给你拿出来单独放一边,免得和学生去筐里翻半天。

菜有蒸腊肉、油炸花生米和糟辣椒炒白菜,吴校长拎了个塑料壶,往碗里倒酒。

中午就不喝了吧,下午你还要上课吧。

没事,就喝一小点。

这一小点就是三碗。

晚饭还是在吴校长家吃的,当然又喝了一小点。回到屋,找个水壶放炉子上。我扶着栏杆看着黑暗中,寨子和后面的群山,雨细密绵长,笼罩天地。

右边的门开了,射出橙黄色温暖的光,那位女老师出来,端着一盆水,往楼下看了看,然后倒了下去。

她拎着盆转身,进门之前似乎想到什么,转身:唉,那个…….

唔?

你洗脚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把水洒出来,楼下是学生,水会漏到他们床上的。

 

雪下了三天。

再不走,你就走不了啦。

于是我收拾行囊,就一个小包,装了相机、笔记本电脑,几件衣服和一瓶水。先是走路,运气好搭了一架摩托,去加两,后来又遇到一辆拖拉机,去八开的路上,寒风扑面,我竖起衣领,把自己缩进大衣里,然后瑟瑟发抖地站在321国道泥泞的路边拦班车去榕江。在榕江客车站,终于喝到一杯热水,然后买票上车,去凯里。榕江到凯里的公路,就在雷公山麓盘旋,时而爬升,时而俯冲。过弯造成失速,突如其来的下坡造成失重,眩晕和困倦。我闭上眼睛,不再接收路边荒芜的信息。

那年深秋,也是这样的路程。当时我在乌朗已呆了一个月,除了在医务室,还教三年级的语文。乌朗其实还不错,有吃有喝。不过踢完球一身臭汗,我专门就洗澡的问题请教过吴校长,他说买一个大木盆,再找个大锅烧水,夏天就去河里。

我周四大早就请假出门,吴校长看着我空手空脚离开,似乎有点放心的样子。下午四点我在加两搭到一辆给镇上小超市拉货的五菱宏光,一路摇摇晃晃半夜才到榕江县城。找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在街上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一家加工铁器的地方,好说歹说让人照着我画的图纸用铁板又割又焊,造出一个水包,接上水管,再用铁皮焊了个水箱,搞了一整天。周六我雇了辆农用车,又买了水管、扳手、各种阀门,还有花洒,以及两包水泥。到了加两,我给吴校长打电话,让他找几个壮汉,我要带给他一个惊喜。

吴校长不知是被我的构想还是这一堆铁疙瘩吓到了,反正我们是星期天半夜才回到学校。下一个周末,他找人把食堂的灶拆了,然后和了水泥灰浆,重新砌灶,把那个大铁水包砌在灶心周围,然后把水管接上,这样冷水从一根管子进入,经过灶火加热,从另一根流出,接到水箱。水箱出来的热水再和一根冷水管汇合,用一个阀门调节。吴校长找人在食堂边搭了个木棚子,隔成两间,把水管接进去,分别安装花洒。乌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浴室也就正式开张。

我第一个进去,热水,二十四小时,想唱《我的太阳》。

吴校长赤条条也进来了,说这么宽,不要一个人浪费热水。这鸟人皱了一个星期的眉毛终于松弛了。

吴校长抓一把洗衣粉拍在头上,用手接了点水开始揉。

我果断拒绝了他帮我搓背以及用我的名字命名浴室的提议,顺手把冷水阀门关小,拿着毛巾站到一边。

然后就听到一声惨叫。

 

车停的时候,我刚好醒来。车窗白茫茫一片,我用手在玻璃上涂抹出一颗墨绿色的心,夹杂着发亮的冰凌。

路断了,前面排了很长的车,据说路面上是一寸厚的桐油凌。这是贵州山区的特色,冻雨的杰作。漫天冰冷的雨丝,就像一支支空中射下来的箭,落在哪就扎在哪。司机关了发动机,寒气慢慢从脚下上升。我下车,在泥泞的雪地里跺脚,希望能暖和起来。许多人在公路上站着或走动,抽着烟,据说雷公山封路了。

暮色从冰封的山林后蔓延开,树木很快就变成崔嵬的影子,伸出枝枝丫丫的手。公路旁是块收割后干涸的稻田,有人找来稻草和柴,又有人拿来一本印着女明星封面的杂志,撕下引火。女明星的面孔在篝火中扭曲,虽然烟很大,大家还是围过来。有货车司机拿出一口锅,于是有了热水。有人带了方便面,有人拿着干粮分发。夜里,燃起的篝火沿山路如烽火般蜿蜒。暗夜如怪兽窥视这仅有的点点光明,好像要随时把它吞噬。实在困了,就回车上睡觉。冻醒了,再下车烤火。

到乌朗之前,我在山里游荡了两个月。

仿佛就在昨天,我的记忆还如此清晰:

 

猫头鹰的翅膀遮住了星星,黑暗就要离去。

这是计怀方圆百里最著名的鬼师的原话。

当时三桶米酒已经喝光,火塘中突然窜起的蓝色火焰,点燃房梁上飘落的富含油脂的尘埃,爆裂,迸发,鬼师的影子在墙上舞蹈。

变婆是野人吗?平时我可不能这么问。

哪里来的野人嘛?

那变婆是什么?

变婆就是变婆。

当时在榕江县计划乡计怀寨偶遇一个拍电影的剧组,我便跟着看热闹,帮着打杂,顺便混吃混喝。电影拍完,酒喝光,当时的女主角,一个十六岁的当地苗家女孩跟着剧组走了。用鬼师的话说:是看烦了山梁上时胖时瘦的月亮,想去看城里的路灯。

我夹了碗里最后一块约一厘米厚的腊肉,左手举起酒碗:路灯有什么看头?

路灯嘛,一直都胖,就像我婆娘一样。

鬼师很有语言天赋,月亮不说阴晴圆缺,而是说胖瘦。月亮的胖瘦看得出来,人的胖瘦看不出,要抱一抱才知道。当年,鬼师说:我的婆娘就这样抱回家的。

我不知道鬼师确切的年龄,也许老到一定程度,年龄就没有意义,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另一个概念。他拿十三年前的照片给我看,当时的他也年轻不到哪里,也许是面对镜头要体现鬼师的严肃端庄,他皱着眉,额头沟壑纵横,围着一圈干鱼做的头冠。

我问他这是什么鱼?我喜欢纠结这些细节,还问过他百鸟衣上的羽毛是山雀还是斑鸠的。

他瞪着我,一副吃惊又怜悯的神情。

我又问十三年前的牯藏节,那也许是他这一辈子最后一次主持剽牛。据说那个灰色的黎明,那些牯牛被一个X形的木架卡住,鬼师的古歌声中,剽牛的汉子擎着砍刀上场。

在寨门,六十七颗牛头朝向东方。牛的眼睛不会闭上,眼角还有残留的泪水。

鬼师站在寨门前,他的头上用藤条缠了一圈干鱼。他斜着头看着天。天空是淡淡的灰色。

我问他为什么是六十七头牛,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含义。

他说周围的十几个寨子一共也就找到这六十七头牯牛,小牛和母牛不算,太老的就算球了,留着养老。

我又问为什么牛头要朝向东方。

鬼师说这样它们的灵魂才能回家。

那些年我四处寻找洞葬和悬棺拍摄。这两种奇特的丧葬形式勾起了我对于生命某种形而上的思考。在贵州全境,北方的崖葬分布较多,而南方多洞葬。大体崖葬属于长江水系,而洞葬属于珠江水系。它们的起源,北方的僰人,南方的百越,显然也是溯江而上。

离贵阳只有七十公里的高坡乡甲定村,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保存完好的洞葬。几十口棺材摆放在山洞中,棺材头一律朝向东方。苗族的先民来自东方大河的下游,在一场场战乱后逐渐迁徙到中国西南,在山地间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修建木楼。几千年后,他们依然怀想故土。

风吹水浸,有些棺材朽烂,露出骷髅白骨。

当时夏天曾问我:他们为什么不入土为安?

我想他们可能还有心愿未了。

我问:这么多年,他们还回得去吗?

鬼师回答: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像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又问:东西丢了找不到,人走了还能回来或者被找到吗?

鬼师没回答我,他的目光穿透我,似乎看向我的后方。

我回头,只有寂静的开始苏醒的山岭和空荡荡的风。

再看鬼师,他看着天空。天空是黎明的淡灰色。我凝视着山峦,天空似乎更淡了。清冷的风把它吹淡了。

 

拍电影的剧组走了,还带走了一个当地的女孩。

鬼师的儿子,曾经在这个女孩的木楼下唱了一晚上:

 

天呵,你每天看着我们过日子

月亮看着我们生儿育女

太阳看着我们烧茶做饭

稻谷和苞谷一年一熟

男人和女人一生一世

十二层天呵十二个月

天呵,你看见了我们

我们的心就安详了

女孩不这么想。从生下来,白天被山岭上的太阳看,晚上被树梢上的月亮看。它们不烦我还烦了呢。我要去城市,让天一黑就亮的路灯看看我,还有彩色的霓虹灯也要看着我。

剧组的车队消失在路的尽头,鬼师的儿子还在那望着。新修的公路在正午烈日下反射着惨白的光,路基下上百米若干次塌方留下的砂石和泥土,就像绿色大山的躯体上一道翻开的伤口。

我和他在溪边把打到的野兔清理。剥去皮毛,去除内脏,我用刀把肌肉割出一道道口子,以便烤熟。刀划过,肌肉翻开,红白相间,似乎还在颤动。

篝火舔着兔肉,油滴下,噼啪一声火苗炸裂。

他说他的名字叫潘老腮。

我说不会是鱼鳃的腮吧?

他说他的祖先也许就是条鱼,腮一直在他的身上。

我又问:是鲤鱼还是草鱼,或者什么其他的鱼?

他也瞪着我,同样一副吃惊又怜悯的神情。

他扛着一把火枪,腰间的牛角里是黑火药。我揣了一把打钢珠的弹弓。我们走在山岭,炎热而寂静,蓝天低沉,就像走在天上。山林中有松鸡和竹鼠,河涧中有鱼和石蚌。潘老腮把松鸡的毛拔掉,内脏抠掉,挖个坑,用芭蕉叶包好放进坑底,往上铺一层小石头,再用土松松地把坑填满,在上面烧一堆火。差不多时把火移开,刨出松鸡,香味还没飘到树梢就只剩下残骸。而竹鼠比较肥,开膛后直接用刀削根棍子从头到尾穿过,架在火上烤。油滋滋地冒,滴在火里,激起更大的火苗。等烤得外焦里嫩,直接撕一条腿拿起就啃,一口肉一口酒。山溪里的鱼肉质细嫩,所以要找那种比较薄的石头,抹一层油,放在火上烧热,再把鱼放上去,慢慢煎熟。石蚌的肉不多,烤来吃没什么搞法,这时就要用上我的78式军用水壶,外面有一个套盒,可以当饭盒,也可以煮饭,把石蚌放进去,加半盒水,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汤色鲜美。而夜里,我住自己的帐篷,潘老腮就住在外面,烧一堆火,铺一块塑料布。早晨起来,可以看见头发上的露珠。

酒只剩最后一壶时,没菜了。我说不如把火药拿来下酒。潘老腮说:那算个斑鸠。没菜,老子唱歌来下酒。然后他就开唱:

 

我们离开了浑水

我们告别了家乡

天天在奔跑

日日在游荡

哪里才能生存啊

哪里是落脚的地方

歌声中枫香树的叶子由绿变黄,又由黄变红,五彩斑斓。当篝火燃尽,晨曦微露,山风再起时,我知道秋天来了。然后我便在山脊上看到了乌朗层层叠叠的吊脚楼。

 

第二天,惨白的黎明,带来的是更坏的消息。不光雷公山封了,高速路也断了,据说是百年不遇的寒潮席卷整个中国南方。

我所乘坐的班车决定掉头开回榕江,趁这里海拔不算高,回去的路还没封冻。陆陆续续有车掉头,有人下车,说要走到雷山去。

漫天的洁白竟让我心生暗喜,就像无数平淡的旅程,总想遇到点波折。现在回乌朗从地图上要更近得多,想想吴老油又看到我的样子,那对牛眼估计都要爆出来。但在这冰天雪地中徒步穿越雷公山,也许可以拍到雾凇,或者一些无法预计的美景。所以我一直犹豫,车子调头往回开了几百米,我才喊停,然后背着包再次回头赶。

山路上漫长而松散的两队人相向而行。人们扛着打工攒钱买给家里的东西,或者乡间的腊肉香肠,装在黑色尼龙背包或蓝色牛仔背包或红蓝相间的编织袋里,向着家的方向缓慢而执着地前行。我想象着那些神灵,在空中看到这些渺小如蝼蚁的候鸟,能否产生一点悲悯之心,去把地图上的两点距离像一张纸卷曲,再用烟头烙一个小洞,实现一个小尺度上的虫洞,好让人们能更快地抵达。

同行的有三个姑娘,还有一对小夫妻。两个姑娘一个长发一个短发,家住雷山县,在榕江工作,提前请假回家过年。另一个姑娘是凯里的,据说凯雷公路也封了。那对小夫妻是台江的,来榕江吃酒,正急着赶回去,家里的小孩才一岁半。

凯里姑娘烤火时和我说了几句话,她们走时很期待地看着我。这也是我决定的一个原因吧。追上他们时,彼此都有些欣喜。

我们把稻草绑在鞋底以防滑,或者把袜子毛巾缠在鞋底,但还是摔得此起彼伏。大家相互搀扶着。小夫妻中丈夫左手搀着妻子,右手牵着长发女孩。我的右手是凯里姑娘,左边是短发女孩。

我们在山路上前行,满眼是银白色的树挂雾凇,半山腰以上全是白色的雾,偶尔在山口出现的天空灰暗低沉,山脊组成的天际线一片苍白。

 

经过第一个村庄,正是中午,被主人拉到火塘边,酒碗就塞到了手里。走时,我们买了米、腊肉、鸡蛋,还有一口黑乎乎的铝锅,主人推脱不下,讪讪的,有点过意不去地捏着我们给的钱,又拎出半袋土豆。

也就下午五点,暮色就从山顶的那些怪异神秘的树影间隙倾泻而下,水一般弥漫开。虽然看不到太阳,但最后的那一抹光线被群山吞没时,身上还是骤然感到寒冷。

只有一束黯淡的电筒光抵御着黑暗,在山路上跳跃。谁都没心思说话,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脚踏到雪地的声音,整个山林死亡般沉静。

九点多,我们终于看到了光。山林间有隐隐的火光,有烟火的气味飘来。我们拐到公路旁的一条分岔的土路,循着火光。

黑暗改变了距离,仿佛那光芒还很遥远,但绕过一片树林,火光就突兀地呈现在眼前,是一个小伙在烧土窑。他说村子还有五里路。谁也没说走,也没说不走,都围着土窑烤火。

我去溪边打了一锅水,放进米,切了香肠和土豆,一起煮进去。鸡蛋和剩余的土豆就放在窑边的热灰里。小伙子拿出一壶酒,大家就围着吃喝起来。

夜里,我们搬来大捆的松枝,围着土窑摆了个半弧形,地上也垫得很厚。半躺着,就像靠着松软的沙发,小夫妻俩很快发出轻微的鼾声。凯里姑娘就在我的右手边,大概隔了两三把松枝,火光映照下的面容沉静疲惫,长发披散。砖窑的火温暖地烘烤着松枝散发出安宁的气息,脸上感受火的温度,倦意阵阵袭来,又舍不得睡去。

 

乌朗小学在一座小山顶上,除了木楼,西边是一栋四层的水泥房子,是教学楼。北边有一排砖房,除吴校长一家外还有另外几家老师,南边是食堂,也是砖房。四座建筑围着一块泥地,算是操场,教学楼前有根铁杆子,每周一要举行升旗仪式。

加上我总共十个老师,木楼另一边有三间空屋,有两间是新分来的老师,干了三个月走了,另一间是上任志愿者的,就呆了十天。此外还有一个老师住在寨子里。

我上的是三年级语文,也不麻烦,先教生字词,然后一段段读,讲解段落大意,然后通读,归纳中心思想,最后布置作业。吴校长给了我一本教学参考书,照着上面讲就行了。学生们一开始有点怕生,慢慢就熟悉了。

学校里住了一百多个学生,寨子里有十几个,近的几个寨子每天走路上学的还有几十个。下午四点半放学,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我便拿出一只足球,带着三十几个男生在操场上瞎跑。跑累了就一屁股坐到教学楼前的阴凉里喘气,学生也围坐着喘气。有个男生问,张老师,你什么时候走?

我才来怎么就问我走?

以前来的老师要不了多久就走啦。

经常有老师来啊?

来了好多个。

几天就走了的都有。

只有苏老师最好。苏老师就是我隔壁的女老师。

苏老师还帮我们看病,上次我割到手,还是她给我缝的针。

苏老师来了多久?

苏老师最长了,教了我们两年了。

苏老师叫苏雅,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这个年龄,呆在这与世无争的山里,估计多半是感情受伤或者看破红尘。

乌朗和牛大场虽然气质迥异,但内里都有点说不出的相像。我时不时会恍惚,端着酒,把吴校长叫成吴银。

那时没有手机,镇上有一台貌似大哥大的电话,一分钟要几块钱,一封信走了十七天。买不到报纸,买不到杂志,自己带的书看完了,只好看杨斌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杂志和吴银八十年代末的摄影杂志,裸女举着红色纱巾站在屎黄色的土墙上,杂志封面还有某校图书馆的章。

杨斌教语文,在师专学的音乐,吴银教政治,比杨斌晚几年读师专,学的是美术。二人各自兼了一个班主任,除此之外,二人都是我的酒友。

下午的课完了以后,我们便凑在一起搞酒,通常是在他家或吴银家,偶尔我也在镇上请他们下馆子。吴银是单身,杨斌现在也一个人。

几碗酒下肚,杨斌的眼睛就有点红:来,看看,这就是小诗怡,漂不漂亮?他从床上拿出一张过了塑的七寸照片给我,照片上是个粉嘟嘟的婴儿,照片上角印了六个字:诗怡百日留念。

嫂子还不回来,小诗怡呢?吴银又端起一碗酒。

在施秉她外婆家,外公外婆帮着带。

我发现他端酒的手有点抖。

吴银你晓得的,婆娘有时候就讨打。

这回打跑了,还跑到广州去了,我看你成孤家寡人。

一个人才舒服,想喝酒就喝酒,也没得人念。其实就算我不打她,她也会走的,她早就说过,施秉太小了,看都看烦了。

校长没有排我课,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起来镇上打两把台球,山上摘点野果,晚上小酒一喝,迷迷糊糊又是一晚。

周五中午,杨斌说要回施秉,周日下午他回来了,没能带回老婆女儿,却背了把电吉他。

晚上在他的小屋,照例喝完酒,杨斌把电插上,用拨片弄出呜咽的声音。前奏过后,杨斌吼出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走字还没完,停电了。从窗户看见我住的木楼,有人点起蜡烛,显得鬼影重重。天没有完全黑下来,似乎是深沉的蓝色和灰色,也没有月光。

刚才的动静把吴银给勾引过来。他一脚踢开门,把一个5斤装塑料酒壶重重地跺在桌上:你们两个搞哪样斑鸠?

杨斌从碗柜中找到半盘花生米,炸了几片土豆片,我们仨围在一起又开始喝。

我指了指放在一边的电吉他:怎么想到买这个?

老子大学学音乐的,你不是不晓得。

学音乐你还跑这儿搞哪样斑鸠?

还不是把校长女儿睡了。吴银咧着嘴笑。

一开始杨斌不愿提这陈年旧事。但是嘛,再伤心的事嘛,也是值得回忆的嘛。尤其是把班花泡了之类的。杨斌其实是有述说的欲望的,便假装经不起我和吴银的死缠烂打,表面显得还是很勉强的样子。

那时,老子还年轻,杨斌举起酒碗的手抖着:我和班花,校长的女儿,好上了。

漂亮?

漂亮,绝对——漂亮,要不怎么是班花。

丰满?

丰不丰满要抱一抱才知道。吴银又插话。

我们音乐系嘛,当时组了个乐队,叫飞翔鸟。

还飞翔鸟,飞翔个斑鸠。

吴银你个斑鸠不要说话,反正迎新演出很火爆,后来她就来看我们排练。

后来呢?

后来有天下雨,其他人都不在,就我们两个,在寝室里。

你把她整了?

你妈,你庸俗不?

那天下雨,不得出去耍,其他人都不在。杨斌看着我,醉眼迷蒙。

外面的天黑压压的,当时觉得这一辈子好像也就这样了。我放在榕江采风录的一首歌给她听。杨斌翻出一盒磁带,拍了拍,放进录音机,苍老暗哑的声音:

 

让我们摘下路边的野花

插在姑娘的头上

让我们割下树浆

染在阿婶的衣上

让我们把涉过的江河

画在阿妈的裙上

不要忘记这里有过我们的胎盘

时刻记住祖先用汗水浇过的地方

那天天阴沉沉的,外面一直下雨,我放这首歌,你猜她听完后怎么样了?

怎么样?

哭了,她哭了。我都没想到她是这种反应。

后来呢?

我们就好上了。

后来呢?

他爹不同意,他说搞音乐没前途,我说没前途你们还开这个系?

再后来呢?

她搬出来和我租房子。

后来呢?

后来我就被找个借口开除了。

 

第四天我们到了雷山,两个女孩回家了。好消息是有车可以到凯里。我和凯里姑娘挤在小面包后排,前面的台江夫妇睡着了。车窗被泥泞涂满,看不到外面的景物。

到凯里后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高速路通没有?要不我就一路走回贵阳。

我是说高速不通也没关系,你可以去我家过年。

那天夜里,我和她隔着不到十厘米的松枝。我的注视下她突然睁开眼,也看着我,笑容荡漾开。她的瞳孔中火焰在舞蹈。

大一那个暑假,夏天回到贵阳,十几个高中同学相约去堂安侗寨。午后只有很薄很淡的云,天空的蓝色不是那么透彻,仿佛有那么一点灰。没有一丝风,山林间断断续续单调的虫鸣,寂静而阳光炽烈。

他们明天要去镇远,你去吗?夏天问道。

你呢,你想去吗?

我觉得这里就很好,要不我们在这多住几天?

我的选择总是言不由衷,我的故事也总是只有开头。苏雅离开的那天清晨,天光暗淡,空气清冷。我蜷在睡袋里听到她窸窸窣窣地穿衣和收拾背包,迷迷糊糊,安逸又惆怅。她趴过来,嘴唇冰凉。我走了。然后是帐篷拉链被拉上的声音。

再醒来已是太阳当空,都柳江如一匹绿色的织物,并没有流动。我回味着昨夜,甚至产生了一丝怀疑。就像在雷公坪的那个傍晚,她在夕阳中,卷曲的长发在逆光下发出橙色光芒,面孔暧昧不清。

我们默契地准备晚餐。雷公坪上有一条宽约一米清澈甘冽的小溪,她淘米,我砍柴烧火。我们轮流喝着军用水壶里的米酒,篝火燃烧,火星从火苗上升腾,消失在烟雾般的银河中。天空是深深的蓝色,心宿二的光芒中有微微的红,那是四百三十年前的星光。那个夜晚的流星此起彼伏,如无声的雨划过苍穹。

从雷公坪下山,一路向南。白天在山间行走,傍晚宿营。如果在山巅,可以看见落日余晖渐渐隐去,而玫瑰色的天光还会持续,群山如深浅不一的蓝色剪影,偶尔有淡淡炊烟。暮色深重时,稀疏的灯光星星点点,金星孤寂而骄傲地俯视大地。

我和苏雅行走在山间的风中和雨雾中。我们走过山脊,左手的小溪流入长江,右手的小溪流入珠江。我们行走的线路就像一根项链,而那些寨子,就是项链上的彩色石头,具有粗粝的诗意。我们路过的寨子,有苗族、侗族、水族、壮族、土家族、仡佬族,男人们大都是汉人装束,女人还穿着本民族服装。白天寨子里只有老人小孩,其他人都在田间劳作,看到生人,自然地说一句:来了。梯田在山岭层层叠叠,此时还是一片苍翠。

苏雅感慨:不到十公里,看到的风俗都不一样。

我说:趁还能看到就多看看,也许十年,或者更短,就都一样了。

她离开前的那个夜晚,下了雨。她说她要走了。我从背后抱着她,伸手把睡袋的角掖好,不让慢慢从地底渗出的寒气进来。雨的脚步落在帐篷上,时而舒缓,时而急骤。

那也是水的声音。在舞阳河,他们在水中嬉闹。

你怎么还不下来?夏天穿着件黄色的泳衣,扬起手臂。

我笑着摇摇头,望着那碧玉中翻飞的浪花,幻化成飞快翻起的日历,只剩下黑色的数字。后来我们只在假期潦草见过几次面,而后我毕业进医院,夏天大四就作为交换生去了法国,然后留学。阳光与雨雾交替,每天在公交车上看着街上路人神色匆匆,耳中音乐轰鸣,忽然一天,我意识到,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见到彩虹了,那种真正的,在旷野中横跨天际,让人有流泪冲动的。

我们在大学其间曾经写过一些信,我把拍的照片寄给她,或者是一片红黄斑驳的香樟叶,一支不知什么鸟的纤弱羽毛,或者夹在书中枯萎褪色的马兰。音乐和电影是我们最多的话题。她说她喜欢吕克.贝松的《碧海蓝天》,她喜欢那种蓝色。那种蓝色不是贵州天空的颜色。这里的蓝天永远有一点灰,就像亚热带的阳光会包含雨水,就像我的喜悦,总会包含伤悲。

 

第一次和苏雅真正意义上的谈话是国庆,整个学校都走空了。我发现木楼居然只剩下我和苏雅。

傍晚吴校长把我和苏雅叫到家里,说是搞到一只野猪。何姐把切成片的肥肉放锅里熬出油,然后倒进一小碗糟辣椒,拎着水壶加大半锅水,水开后把五花肉和土豆片、白菜放进去。

吴校长脱去外衣,只穿一件深蓝色镶白边的篮球褂,背面印着个5号,胸前印着五个小字:黔东南师专。他抬起碗:来,先搞一个。

张老师听得惯我们这里的土话吧?

听得懂,先搞酒,最后再搞饭。

吴校长又抬起一碗酒:这碗酒让我们敬一下苏老师和张老师,苏老师没得说,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长期扎根基层。张老师来的时间短,但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帮我们解决了洗澡问题。

吴校长过奖了,我也是顺便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嘛。

吴校长喝了一口,仍举着碗:张老师你不要见怪,你刚来时我也担心,怕你呆不住。苏老师曾经和我讲过这个问题,她说好多志愿者来到学校,天南地北讲一大堆,没几天就走了,其实给学生留下更多的困惑。

我的想法和苏老师不一样,我觉得这些志愿者不管来了呆几天,总之是带来了新鲜的东西。我们这里,四周都是山,时间久了,就懒球去改变。就比如这个洗澡,大家都烧水用盆洗,也不觉得麻烦。你来了,就不一样,非要搞个热水器出来。

老吴你不要给我高帽子,我只是想,天气冷了,河里没法洗澡,所以才搞这个斑鸠回来,我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尚,高尚的人最后都要摆放在鲜花翠柏中,来,接到搞。

夜里,我站在门前,扶着栏杆,望着剪影般的群山和月光下镀上一层银光的寨子。要是手上拿支烟,正好可以装深沉。苏雅的门开了,她出来,把温瓶放地上,把水壶的热水灌进去。热气升腾,灯光中她的侧影氤氲,面孔看不真切。

温瓶的声音越来越哑,她收了水壶,盖上瓶盖。她拎起温瓶,进门前看了我一眼。

我连忙回头,对着虚空继续深沉。

不出去拍照?

嗯。

有时候觉得你们这些摄影师很无聊,跑到穷乡僻壤拍这些破房子、小孩,有意思吗?

我把头转向她:纠正一下,我不是什么摄影师。我拍的那些小孩,我会定期把照片洗出来送给他们。他们的父母,出门打工了,一年也见不到,拿出照片看看也是好的。

她停下,仍拎着温瓶:那么我错怪你了?

谈不上,我也不喜欢你说的那种。其实我更喜欢拍猫猫狗狗。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修的锅炉。

那个不能算锅炉,而且我主要也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洗不成澡的日子没法过。

她进屋之前望着远处发了会呆,月光下的寨子灯光稀疏,群山静默。

我发现你这个人喜欢言不由衷。她又把一壶水放在灶上,然后回屋。

苏雅再出来时端着一个盆,往楼下看了看,把水泼下去。她右手提着盆走到门前,残留的水滴下,落到楼板上。她转过身:你那天对着学生讲那些有用吗?

讲什么了?我侧过身。

就那些黑洞什么的。

 

那天早晨的语文课,因为前一天喝了酒,我觉得自己舌头有点僵硬,思维却活跃。进度已经超前,给学生讲点什么呢?有个住附近寨子迟到了,我强调要有时间观念,于是就从时间开始,什么是时间,是沙漏,是日晷,是宇宙起源的一次爆炸……学生们有点吃惊,有点困惑,都看着我。

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吧,他们大部分以后也不会去思考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反正也够不到,还不如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好些。

你的说法就像我混的一个摄影群,一个寨子开发了,有了游客,村民有了点收入,有人偏要说,不淳朴了,再也不去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城里人所谓的田园牧歌而保持原始,这是一种自私。

我不想反驳你,但是,一个寨子保留下来的往往也是最吸引人的东西。苏雅说完便回屋,门砰的一声关上。

走廊重归黑暗,天空中飘来一层薄云,星星也模糊了。

我又站了一会儿,大概一支烟的时间,然后回屋,上床,关灯。

月光从门缝中透入。木楼不光不隔音,有时还起到放大作用。隔壁的她似乎站在床前,脱去衣服,把毛衣从头上摘下,衣服与头发摩擦出静电的噼啪声。

 

我没在凯里停留,也没在贵阳呆几天,大年初四,我买了去拉萨的机票。

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天空,通透,一望无际,令人心悸的蓝色。

回到贵阳,我开了个摄影工作室,正赶上旅拍的热潮。我的镜头下,蓝天,白云,鲜花,草原,海滩,衣着光鲜的人们,笑容。闲暇时,我会在角落,打开一瓶啤酒。

我记得一个叫阳开的小村子,有古朴的干栏式木楼,用一根原木依次砍出凹槽,斜架在二楼门口,算是梯子。寨门有几棵高大的枫香树,我坐在树下,把包里的罐装啤酒拿出来。风吹树叶的声音,蝉鸣,远处的狗吠,天空中半明半暗的云。最远处苍白的群山,然后是灰色,黛青,由远及近,过渡到半山泼墨般的芭蕉树丛。

那年暑假,没有下雨,我沿着高雅河干涸的河床,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把车开到乌朗的。这是我在乌朗干的又一件疯狂的事。吴校长找了间屋,打了排柜子,摆上我拉来的半车书,算是建了个图书室。

我喝着啤酒,享受这夏日午后难得的寂静。回想往事,就像空中的云,被骤然而起的风吹散撕裂,快速地从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移行。

高二的那个夏天,高坡的天空,一样的蓝,一样骤起的风。那天她背着画板,穿着白裙子,走在绿色的山岭,走在寂静里。

六月的草原开着明亮的毛莨和金盏花,如同点彩派的笔法。这种地形学名叫喀斯特高原台地,远看上去如平坦的绿茵,实际上一块块高地之间有沟壑切割,就像无法表达的情感,平淡之下暗流涌动。

夏天支起画板,长发白裙,在我心中是一幅画的主体。前景是细密繁复的草,深绿夹杂土黄的斑驳,生机盎然又隐含悲伤。为了对抗这种情绪,要用蘸着黄色和红色颜料的笔挥洒溅在画布上绽放出花朵。远景的山峦层层叠叠,如水墨般逐渐淡去。

风起时阳光骤然退去,一只鹰飞得很低,暗黑的云层积聚。闪电突如其来,脚底雷声滚动。皮肤刺痛,发麻。其他人都不见了。我和夏天在山间奔走,看见一个山洞,便躲了进去。一道惨白色闪电,照亮密密麻麻的棺材,夏天惊叫,抱住我。洞外大水无边无际,轰鸣如鼓声,如心跳。身后是几十具棺材,年久朽烂,白骨遗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洞葬。

而后我们看到了彩虹,横贯两座山梁,在暗黑色的雨云中显影,烙印在心底,阳光再强烈,也不可能褪色。

 

也是六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我开着门看书,不时有褐色的小甲虫飞进屋,撞到灯或墙板。一个小时,我的书没翻两页,一身汗,搬了条板凳坐走廊里发了会呆,拎着毛巾,下楼去冲凉。

回木楼时,一个学生领着苏雅匆匆而过,脚步声远去,楼梯上的震动似乎还在持续。

我又坚持看了会书,那些文字如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蚂蚁。关门,关灯,上床,又是一身汗。

紧跟急促脚步声的是一连串敲门声。

我拉开门,是苏雅。她见我光着上身,把头扭到一边,用手扇着风:你的车能开吗?

怎么回事?

你的车能不能开?

什么事讲清楚嘛。

吴校长也上楼来,喘着粗气:是这样,五年级的刘涛肚子痛得恼火。

应该是阑尾炎。苏雅的语气稍微平复一些:得马上开车送医院。

我拿了车钥匙,边扣衬衣边下楼。

刘涛蜷缩在床上,额头很烫。

吴校长张罗着要背他。

我让他先等一等。

我让刘涛躺平,双腿屈曲。右下腹麦氏点压痛,反跳痛,肌紧张,阑尾炎无疑,估计要穿孔。

这样,老吴,找一间教室,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垫上棉被,再找一瓶高度酒,还有手电筒。

你要做什么?

我看着苏雅:你学过医吧,一会儿当我助手。

然后我对吴校长说:现在车是肯定开不出去的,河水那么深。

我跑向吉姆尼,后备厢里有一个急救箱。我清点器械,手术刀柄、刀片,剪刀,止血钳两把,镊子两把,持针器一把,纱布四包,利多卡因一盒五支,缝针,线,手套两副,一小瓶碘伏,注射器。

我把徒步用的头灯戴上,递给苏雅一个口罩:没帽子,把头发扎起来。

吴校长拿来一瓶酒,我接过一看:哟,这酒不错。

窖了十多年了。

我把酒倒进一个饭盒盖子里,把金属的手术器械放进去,然后摸出火机。十年的烈酒发出幽蓝的光。我又倒了些在饭盒里,开了两包纱布放进去,先用肥皂洗手,再用纱布擦手消毒。苏雅也用酒精消毒手和手臂,然后戴上手套。

我用镊子蘸了碘伏给刘涛的皮肤消毒,用四块对折的纱布简单地铺盖手术区域,局部麻醉效果差了点,不过总比没有强。

我递了一把止血钳给苏雅,切开了皮肤,鲜血涌出来,苏雅用纱布压住。皮下组织,腹外斜肌前鞘,腹膜,阑尾有食指粗细,布满脓苔,快要穿孔了。我用止血钳穿过阑尾系膜,带过一根线结扎,紧贴根部又上了把止血钳,剪断:打结。

苏雅把线绕过止血钳,打了个正手结,然后一个反手结。

再扎一次。

手术意外得顺利,虽然麻醉效果有限,但刘涛很坚强,强忍着没哭出声。我缝完最后一针,把伤口盖好,脱去手套。对一直在旁边举着手电筒的吴校长说:应该没问题。

苏雅摘去口罩,脸上红扑扑的。她的衬衣湿透了,贴在皮肤上,露出胸罩的轮廓。

我摇了摇瓶子:还没完,一会庆祝一下。

要得要得,我喊婆娘炸盘花生米。

 

月光平静如水,群山还在沉睡。

我不想回屋,便把板凳拉到栏杆旁,手里还有半瓶啤酒,是从老吴家冰箱找到的。

有上楼的脚步声,是苏雅。

烧已经退了,幸好遇到一个好医生。

你也不是医生吗?

我只是学过。

还好你发现了,再晚点穿孔了估计也麻烦。

苏雅走到门前,没开门,回头看我:说说你吧,为什么医生不当,跑这儿来了?

你呢?我把啤酒瓶递给她。

她喝了口,看向远山和月亮。

怎么说呢,疗伤吧。

哦?

很简单,从大二到研究生,谈了七年的男朋友,为了留校,找了系主任的女儿。然后我就跑这儿来了。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到了这里,过简单的生活。本来风平浪静,结果你一来,又勾起我的伤心往事。医生身上的味儿,自己闻不出来,几个月都散不掉。

怪不得一开始你就看我不顺眼,你的伤心情史还怪我了?

你这个人本来就很做。说吧,说说你吧,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嘛,更简单,出了医疗事故,医院说赔一半,赔不起,加上没道理,所以就辞职,没事干就晃到这了。

苏雅没说话,又喝了口酒。夜风轻抚,吹动她的发梢。

我看着月光下的群山,感受风吹拂肌肤的清凉,那种无法言说的平静。

也许…….

什么?

没什么,一时不知道怎么讲。

我等了许久,她也没说。

好吧,不早了,睡吧。

我准备开门,却发现钥匙找不到了。

怎么啦?

钥匙不知道跑哪去了,也许是刚才掉哪了,我去找找。

太晚了,我说……..不如就在我屋里将就吧。

这…….不方便吧?

那你就在外面呆到天亮。

我们轻手轻脚地进屋,轻手轻脚地关门,木楼的隔音效果不好。

然后就和衣而卧,很快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老吴让老婆煮了面,上来叫我们下去吃早餐。先拍我的门没见动静,又来敲苏雅的门。

我躺外边,蓦地被吵醒,没反应过来便去开门。

老吴见是我,楞了一下,然后嘿地一笑,转身便走。

下来吃面啊。

我回头,苏雅正坐在床上,也先是一愣,然后噗嗤一笑。

 

车子沿着都柳江奔驰,在刚修整还没有铺柏油的砂石路上下颠簸,后视镜里的灰尘有上百米。窗外阳光炽热,深色的江水就像一匹侗布,仿佛停止了流动。

我已经驱车三个小时沿厦蓉高速抵达榕江,下高速走321国道,在八开拐进乡道,一路崎岖,而且不知道现在公路到底修到哪。

三天前夏天回到贵阳,请老同学吃饭,不过最后做东的是老江,高二退学,现在是房地产商。他别墅前的草坪被布置成西式冷餐会的样子,大家装模作样,捏着高脚杯寒暄。夏天的女儿有着亚麻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很快就和几个孩子玩起了游戏。夏天的丈夫体积庞大,面容带着胖子那种惯有的和善及迟钝。他被抓去坐在麻将桌前学习中国文化,看着手中的小鸟、饼子、竹竿、以及天书,胸前的衬衣已经汗湿一片。夏天想去解围,被几个女同学拦住:没事没事,入乡随俗嘛,学习学习,输点钱就会了。

她轻轻提起玫红色长裙的裙角,另一只手端着高脚酒杯,向躲在回廊阴影里的我走来。

还好吧?

马马虎虎吧。

听说你拍的照片得奖了?

哦,没什么,这种奖每年都有。

能把爱好做成事业是好事,不过不当医生是不是有点可惜?

也就瞎混呗。你呢?这几年在那边好吗?

他很爱我,夏天看着麻将桌前面红耳赤的丈夫,举起酒杯:应该算幸福吧。

然后无话,我们看着阳光下郁郁葱葱的草坪,视线延伸,是颜色更深的树林,然后是紫灰色的山脉,越来越淡,和低矮的云层融合。

我想起那天在高坡,手中有本海子的诗,第33页: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喝了口酒,单宁的苦涩在味蕾上消退后甜味浮现。

有件事必须跟你说一下,夏天把空杯子放在茶几上。

我这次回来,是带队在月亮山拍纪录片。

在哪些地方?

主要在阳开,周围的摆绞、摆拉、上拉力、污讲、计怀,也顺便看了看。

那里还算原生态。我想起那个寨子。风吹树叶的哗哗声,蝉鸣,远处的狗吠,天空中有半明半暗的云。最远处苍白的群山,然后是灰色,黛青,由远及近,直到半山泼墨般的芭蕉树丛。

收获挺大的,你知道,那些老外,对这些很感兴趣。

是啊,有时候我们轻视的正是别人珍惜的。

在法国,可以见到私人博物馆里收藏的上百年的苗族刺绣。

前年我曾经在榕江的一个寨子见到一件百鸟服,当时觉得贵,过了几个月再去问,说已经卖给一个日本人了。

也许过了几十年,我们要研究苗族的服饰,只能出国呐。

然后又沉默片刻。

唉,正好录到一首苗歌,你应该会有兴趣。

夏天拿出手机,风烛残年的老阿妈目光似乎盯着你,又似乎只是看你身后的虚空。

 

我们走一步望一步

望着这宽广的地方

平整整的土地一丘连一丘

多可惜的地方啊

一定要留下个纪念

照田地的样子做条裙子穿

把瓦房绣在衣裳上

我可爱的家乡啊

绣上花衣裙子永远叫子孙怀念

她唱的是苗语,我大概能听懂几句。夏天把翻译后的歌词说给我。苍老的古歌暗哑在耳边萦绕,夏天的声音明亮却穿越时空般遥远。

我应该听过这首歌,那是很多年前,唱歌的小伙爱的女孩走了。

她侧过头看我,然后目光转到我的身后。

蓝眼睛的小家伙跑过来,把一支紫色的堇菜花递给她。她摸了一把她的头:去吧宝贝,去那边玩吧。

还有一件事,我们去了一个叫乌朗的村子。

乌朗?我在那呆过一段时间,算是支教吧。

那里现在还有一个志愿者,女的……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我端起杯子,发现已经没有酒了。

我没有问她的名字,那天晚上我住在她屋里,她说了她的故事。

我示意她继续,招呼服务生送酒。

她说几年前她就在这支教,遇到一个人,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她觉得那应该是爱了。那种心动又不说出来的感觉非常迷人。离开时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自以为很潇洒。后来她回到城市,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轨迹中,但是慢慢地,发现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我给她倒上酒,自己端起杯喝了一大口。

一年前冬天,她回到乌朗小学,又来教孩子们。她说孩子们的眼睛是这个世界最纯净的东西。她说下了很大的雪,封路了,她花了三天时间,从雷山走到榕江。

我想起那个雪天,雷公山的蜿蜒山路上,我们相向而行,却在途中错过。

我看过你在豆瓣上的日记,我想那不仅是小说,因为你写到了高坡,那天的闪电和雨后的彩虹。

我想起自己从乌朗不辞而别。我的屋子里还挂着几件衣服,床上的被子都没有叠,似乎主人晚上就会回来,水杯里还有隔夜的茶。就像我当年离开牛大场,走时只带了随身的行李,其他的东西都送人了。也许过了很多年,依然会有人看着一口锅时突然想起我。

吴银娶了一个初三毕业的学生,据说他教过她画画。杨斌一年前因为喝酒死了,不知道是酒精中毒还是喝晕了摔伤,第二天在山路上被人发现时身体已经凉了。这些是两个月前,在贵阳街上偶遇老邰时他告诉我的。

关于牛大场的记忆在那一张张已经褪色的照片上,无声,仍然鲜活。

一个坏笑着的中年男人,头发卷曲着,胡子拉沙,穿了件夹克,里面是件深蓝色圆领长袖内衣。

杨老师,教语文。牛大场中学校长老邰介绍道。

木易杨,文武斌,张老师,我们搞一个。他端起土碗。

我知道这的规矩,只要一碰,就必须干,否则就是瞧不起少数民族,所以没废话,直接一口干了。

那是十多年前我和他第一次喝酒。去牛大场,完全在我的计划之外。这件事提醒了我,对于人生,最好不要有太多计划。包括后来我离开医院,背着相机在榕江县计划乡游荡。

我本来就没想过要在牛大场当老师,酒桌上,邰校长很委婉地告诉我学校实际并不缺老师,而且课已经排好,上了大半个月,不好调,而且课时和工资是挂钩的。他安排我去医务室,我也乐得清闲,每天睡到自然醒。

醒来无事可干,于是喝酒就成了最好的消遣方式。

这种爱好陪伴我多年。那年暑假,我和苏雅先坐车去凯里,在雷公山徒步,离开雷公山,又回到月亮山,然后沿着都柳江,一路喝进广西境内。在富禄,我们折向北方,去地坪看那座著名的风雨桥。

我们傍晚才到达,在乡里小饭馆炒几个菜,用饭盒装了,便坐到风雨桥里。河对面的村子里亮起几盏昏黄的灯,黑暗如浓雾蔓延,再也没有农人挑着担子从桥头鹅卵石铺就的小路经过,也没有顽童在廊柱上攀爬。我们靠着栏杆,脚下是一箱啤酒。我和苏雅人手一瓶。苏雅说肇兴是她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明天,她将继续往北走,去往肇兴,在那儿乘坐高铁。

也许该回去了,毕业后就离开家,不知道爸爸的头发是不是又白了些。不过,真有点舍不得。

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也没听过她有类似的想法。

都不知道怎么跟老吴说。

我给他说吧,我想他能理解的。

我们默默地喝着酒,河水缓慢寂静,风在廊桥内无声穿行,月光如水,天空是深沉的蓝色。

放完假你还回去吗?

应该吧,我还得等水小一点把车开回去。

你不觉得可惜吗?我是说你不当医生。

一开始是赌气,现在觉得也很好,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不像以前,半夜只要电话一响,就会一阵心悸。

在这里,十天半月电话都不会响一声。

当然,信号不好。

不光这个原因,除了我爸妈,这大半年,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了,苏雅举起酒瓶,和我碰了一下:就像与世隔绝。

就像孤岛。我碰完喝下一大口。

蛙声起伏,偶尔远处传来孤独的狗吠,虫声如雨。

以后,还会来贵州吗?

苏雅站起来,似乎要活动一下久坐麻木的手脚,双手倚在栏杆上,看向远方月光下的群山。

我不知道,也许.......

我也站起来,伸个懒腰,左手扶在栏杆上,右手拿着酒瓶:是啊,我也说不清会呆多久。

苏雅侧过头,看着我:我们都会离开,只有这些寨子一直在这里。

突然,一种无法描述的情感袭击了我,一时间,我说不出话。我掩饰着自己,把脸转向前方。群山已经沉睡,群山之上,是忧伤的月亮。

 

到加两后,无法前行,前几天一场大雨,塌方了,小镇上挖土机和推土机扬起漫天灰尘。我喝完碗里的面汤,用纸巾擦干净嘴,折起来擦额头的汗。回到车上,把包背起,看了看手腕的表。现在是七月,还有两个小时日落,在夜里穿越高董的原始森林应该是个麻烦事,那里有传说中的变婆出没。变婆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得到答案。有人说是野人,有人说是死后没能回家的魂魄。

当年的鬼师这样喊魂:

 

回来哟,西方不能克,

山上有变婆

水中有恶鬼

虫虫蚁蚁把你咬成蛆

离开牛大场后大概半年,杨斌曾来贵阳找过我。当时我还在医院,信心满满当一个医生,正在普外科轮转。大约十点半,护士说有人找。我走出办公室,见是他。头发依然卷曲着,胡子拉沙,穿了件夹克,里面是件深蓝色圆领长袖内衣。

我说你等我一下,有个人肚子被捅了一刀,马上要手术,中午下来我们搞酒。

那家伙一刀进去,肠子穿了还几个洞,手术做到三点,我回到病房,没见杨斌,问值班医生,说不知什么时候走了。然后值班医生递给我一盒磁带,封面是香港十大金曲。夜里,我把它放进随身听,戴上耳机,躺在床上,磁头转动磁带发出嘶嘶的噪音,遥远的狗吠,风吹动枫香树叶的声音,雨落在瓦上,老阿妈苍老的歌声穿破黑暗。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的电脑里还有许多孩子的照片。再偏僻的山村,再漫长的路途,也阻挡不了年轻人出门打工的步伐。古老的寨子,大多剩下老人和孩子孤独的身影。他们的父母,一去两三年,再回家时,孩子已经变了模样。我想帮他们记录下孩子曾经的面容。

吴老油见我在笔记本电脑里整理这些图片。

以前也有人来拍照,让姑娘们穿上漂亮衣服,戴着银饰,背着竹篓,到地里比个姿势,一群人乌压压地围着照。我担心过了几十年,别人会以为我们就是这样。

我换了个文件夹:你看这些。这是月亮山那些偏远的寨子,还没有被游客污染的地方。

这些倒是事实,问题是你拍这些搞哪样斑鸠?你不去拍一下那些瀑布,山上的雾也很漂亮。

那些当然也要拍,不过说实话,黔东南的风景的确不够大气,如果没有这些寨子,这些梯田,这些人,还真没什么搞头。

我想起在一节语文课上,用手机把潘老腮唱给意中人的歌放给学生们听。后来夏天也听到的也是同一首。那也是杨斌放给他女朋友听过,让她落泪的。

他们笑了,红着脸说这不是我们的苗歌吗。

还是唱给婆娘听的。

我说是的,就是你们的古歌,你们现在还不觉得它有多好,但总有一天,你们能体会到它的美与忧伤。

教室安静下来,孩子们看着我。他们觉察到我语气中的激动。他们清澈的目光泛起涟漪,那也许是某种深处的悸动,或突然出现的细微困惑。

其实那也是我目前经历的短暂生命中长时间的困惑,就像即将面对的高董密林中的小路,到底有多少分岔交织。

那里是传说中变婆出没的地方,猎人都忌惮的黑色山林。月光照射不到地面,连星星都会被猫头鹰的翅膀遮掩。

我不想停留。我的记忆就像一块块破碎镜子,碎片中的景物发生奇异的变形,相互交织缠绕。我珍惜这些体验,背着包继续前行。

此时林中似乎升起一层白色的雾气,天空黯淡如深渊,这是黎明前最昏暗的时光。但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光亮出现在东方的群山之上。紧随晨曦的会是风,清冷,拂过山岭和阔叶林,拂过青草上闪亮的露珠,天地之间,空荡荡地穿行。

责任编辑:崔智皓 onewenzhang@wufazhu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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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涯舞
张涯舞  
附庸风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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