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文/赵松

有时候,某些理想,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果。原因往往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天真。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义,当然也没有要引申出无辜感的意思。就算是一个人满怀天真地奔向所谓的理想,最后的结果令人觉得可悲,却也并不是无辜的。说到底,没人是无辜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谁也无法用什么看上去挺实在的结果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没错,我想到了一些人,不过这里我想谈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由于时间确实有些久了,我忘了他是哪年哪月去世的,只记着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的。我还能想得起来他的样子,他的微微有些翘起的像要吹口哨似的单薄嘴唇,以及安静而充满距离感的眼神。

一九八八年,我忽然很想当诗人。捧着那本薄薄的普希金诗选,我闭门造车,一个冬天里写出了近百首看上去像诗的东西。妈妈的一个女学生听说了这件事,就让我挑几个寄给她父亲,他是日报副刊编辑部的主任,是个诗人。过了一些日子,诗人转达了他的意见,说是还可以继续写,比如写些散文。我写了童年的事。后来儿童节的时候,就用上了,名字被他改过,叫作《童年记趣》。他还寄来自己的书,是本诗集,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他的字很圆滑,而他的人,却并不如此。

他是个比较典型的白面书生,言行缓慢,戴着金丝眼镜,经常自己出神。算起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只有一次是说了话的,内容就是他知道了我是他女儿老师的儿子。他根本没记住我的名字。当时他特意重复了一遍,表示自己会记住的,可是后来证明他并没有记住。那是几年后的事,好像六七年之后吧,在市内的一家新华书店里,我在买书,听到了有人对服务员说:“这本书卖得怎么样呢?”服务员说不好。那人说:“你把它放在最下面,怎么会有人看到呢?”服务员说,那你说放哪里呢,上面是鲁迅、巴金他们,难道要放在他们上面?那人就没话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他。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迟疑了片刻,表情有些沉重地转身走了。这个场景让我心情复杂。旁边另外一位服务员看出了问题,说可能这就是他的书吧?那位服务员愣了一下,但坚持道,就算是他的,也还是那个道理啊。我当时就想,再怎么写,也不能这样出书。他的那几本书,都是无名的出版社出的,印得很糟糕,封面设计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书,他已经出了近二十本。据本地另一位诗人透露,他一直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而那个协会是有标准的,要有不少于几本的书出版。那么他都出了这么多书了,为什么还不能入会呢?这里涉及的是另外的条款,他没能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另外,这些书基本上是他自己买书号出的,而且都是报社印刷厂印的。这是他一辈子都没能打开的心结。不过,他有本书的前言倒是省诗歌协会的一位领导写的,称颂他有陶渊明的气质,像菊花一样平淡。

有一位诗人在公园里搞了个讲座,听的都是年轻人,或者说文学青年。这位诗人身材高大,长发垂肩,表情木讷,显得比他更像个诗人,现在的。诗人讲自己在海边开会,回到房里灵感如潮水般涌来,顺手就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把手稿形容为雪白的浪花,被他收入抽屉里。随后就说到诗人的问题,认为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诗,可并不是诗人,有的人一辈子也没写诗,可仍旧是诗人。在场的文学青年们都觉得深刻而玄妙。后来有明白人悄然告诉我,这里说的写一辈子诗的人,其实指的就是他。那位诗人其实很通世故,此后不久的一次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态度鲜明地对在场的人称颂他有晋人风度,是本地少有的诗人之一,并且再次说了那段深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他是最后发的言,心情很不错,谈到自己写诗的经历,年轻的时候拿着手风琴到河边靠着树,演奏的同时就构思一些诗。现在呢,则经常把白纸放在床头,有时候睡梦中想到了好诗句,爬起来就记下,常有惊人之笔。他举了个例子,在一个梦里,他将树叶比喻为春天的信号灯,为春天放行。他老婆当时被他开灯弄醒了,说他是老疯子。“可是不疯还谈什么诗呢?”他以此作为结束语。然后就是掌声了。

此后有几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位老同学见面聊天,聊到文学,自然也就聊到了诗,我就提到了他的名字。同学说起不久前的一件事,他到母校演讲,然后校长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买一本他的诗集。很多学生不愿意,但也还是买了了事。为了让学生买得起,他还特意把本来就便宜的价格又降了几成,结果因为实在过于便宜了,有的学生干脆买来就直接把书丢到了垃圾桶里。他知道了以后很伤感,觉得现在的学生实在是越来越没有素质了。实际上,不买他账的人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中年文学爱好者就以认识他为荣。有的比他还年长的,见面不见面的时候都称之为老师。经他提携的几位中年诗人,后来也到了报社做事。他去世后,他们写了不少文章纪念他,但那些文字实在不堪卒读,经常被引为笑谈。他们后来也不好多谈他了,好像为了在圈子里轻松些混下去似的,只是说他是个好人。这两个字评语,显然让他们都轻松许多,就像找到了一种摆脱他的方式。

他的死讯是从日报上看到的。他死于脑出血。他的追悼会办得很风光,宣传部的、文联的、作协的、诗歌协会的、报社的、文学老年和青年们,在作协食堂里摆了二十几桌酒席。除了上级领导讲话是比较散文化之外,其他的悼词用的都是诗歌形式,古体的,新体的。追悼会几乎成了朗诵会。参与朗诵的都是老一代诗人,情绪都有些复杂激动,诗也越发地不成样子了。以另一位诗人为首的青年诗人们则稳稳当当地在下面喝酒,据他们说死因是这样的: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以他年纪偏大为由,建议他退居二线,指导年轻人,而不必亲力亲为了。他据理力争,声明诗人是不以年龄为界限的,更何况文学编辑工作需要的更多的是经验和热爱,而不是拉关系搞派对。领导觉得他这么说实在有些不像话了,就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要做的是服从。另一位诗人说,这是舍不得,这是他的命,其实呢,他是个挺单纯的人。说的时候,表情极为严肃。旁听的人们,也不由得表情严肃起来,面对这盖棺定论般的评语。

责任编辑:梅不谈 onewenzhang@wufazhuce.com

本文选自赵松《抚顺故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出品。编辑部微信:oneapp2019。定期发布活动,赠送签名书和周边,欢迎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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