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


文/消失

祖父揪人耳朵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即使我只被揪过一次,再也没有过,梦里也没有,甚至连在回忆里都变得奢侈。据说,全村的人都被祖父揪过耳朵,小孩,大人,老头,男人,女人。我不知道祖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行为,或许他只是觉得有趣——其实不过是为了他口中念叨的洞穴。

2003年夏天,我七岁,正是漫长十二年教育的开端,并且是开始可以选择性地去记忆的年龄。入学那天,母亲早上五点钟起来,蒸了五个馒头,在时钟指向六点的前一刻把我叫醒。她说,赶快刷牙洗脸吃早餐,第一天上学,留个好印象。我没回应。再次听到声音是她拿着衣架敲门框的威胁,我双手撑着木板跳下床。五个馒头我只吃了两个,她让我再吃两个,我告诉她再不走就迟到了。其实当初我想问她,你究竟是喂猪还是喂你儿子。但如果我问了,那么争吵就会延续到学校,延续到学校就必定会波及到老师,老师参与进来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七岁的我就想到了那一连串的因果,这要归功于祖父,因为他对因为所以这两个词语的喜爱胜过任何词藻。母亲捏着我的手走在上学的路上,跟我说,你两岁的时候,刚会走路,成天在村口那条小路乱走,你爷爷就盯着你,跟在身后,有次一条从大路跑进来的野狗朝你吠,你就被吓得坐在地上哭了,你爷爷他看到你哭就受不住气,从垃圾堆里捡了根木棍对着野狗一顿挥,最后那条狗折了一条腿,你爷的脚踝也被咬了口。我没心没肺地笑了。今天本来应该你爷送你去。她说。

我一直觉得祖父是个勇敢、有趣的老头,这也是最初他们所告诉我的。后来,从某天开始,他们评价祖父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并逐渐与他保持距离。若按时间所制定的规则计算,他今年应该七十三岁,勇敢、有趣的七十三岁的老头,可是在我八岁那年,他失踪了,或者说我一厢情愿地认定他失踪了。于是祖父的人生便永远停格在了六十岁。

1997年春天,香港还没回归,我心急地从另一个世界降生到这个世界,祖父在听到婴儿哭声的下一瞬间,拍手喊了出来,随后他几乎全程跳着跑遍全村,挨家挨户报喜,听见没,我的孙子出生了,听见了吗?每户人都回他,恭喜。只是偶有几户夫妇生下的都是女儿,听到这消息时整张脸挤成了一张芝麻饼。在97年的农村,儿子是整个家族最大的虚荣。七月,香港回归,祖父听着收音机说,我孙子出生在回归这年,将来一定了不起。然而没人理会,他像是对着一座空荡的城市与自我对话。所幸祖父所说的话并未成真,我和普通人无异,同样感到困惑与迷茫,假如他看见现在的我,也许会感到失望。又或许不会,因为他可能患上老年痴呆,老年痴呆折磨着所有老人。可我倒宁愿他患上老年痴呆。

父亲与母亲在他们各自二十五岁时结婚,在二十七岁生下我。当时父亲所在的工厂与母亲打工的地方相隔五公里,每天傍晚下班前,他会和同事打好招呼,提前二十分钟离开,母亲走到路边,他也就刚好到达她的跟前。外祖母把这些都看进眼里,所以当父亲准备提亲却只能面对院子里那群散养鸡的时候,她偷偷塞给他一袋钱,并让他去买一辆踏板摩托。

他们像大多数情侣般,婚前甜蜜且渴望婚姻,但他们从未料到婚后短暂的安宁过后,迎来的是争吵。他们从二十五岁吵到三十五岁,再吵到四十五岁,如果他们愿意,争吵可以持续到他们再无余力发出声音的年纪。在我成年以后,最常听见的便是父亲质问母亲为何家里的开销这么大,而在成年以前,则是母亲怀疑父亲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他们的争吵总能令祖父再次从我的记忆深处浮出。祖父从不掺和这些破事,他在争吵开始时就走出房间,坐在大门旁的木椅子上看庭院的鸡。偶尔我会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哭,祖父会踹一脚桌子说,因为你们无聊的争吵,所以我的孙子哭了,再吵就全他妈给我滚出去。然后他抱起我,到外面一起看鸡。后来我可以自己跑动,还是喜欢和祖父坐在庭院看鸡,眼球追着鸡跑到庭院外,又追到土壤边上看着它们一上一下叼食垃圾。看得入神,祖父会拉起我的手指向天空,说,看,翱翔的鸡。

村口有几亩地在小路的右侧,那条小路很窄,弯曲的角度很大,嵌在地面的形状像一条不停盘旋行进的蛇。多年后的清明节,当父亲开着七座的SUV打算回到被过往尘封的瓦房,他的驾驶技术并不足以通过过往对我们家族的考验,在第二个转角,由于方向盘少打了半圈,右前轮陷进了沟里。当下他立刻拨通电话,要求政府给村口的路拓宽,而不是想着如何先将车弄出来。小路从村口开始蔓延,到尽头又分出几条岔路涌向全村,这是对整个村最好的诠释,就如住在这个村里的所有人一样。

小路起点的右侧是两亩草莓地,是正对着的那户人家的。地与路间隔了一条水沟,乍看没有什么用处,但每到草莓收获的季节,会有嫉妒草莓家族的人将自家的拖地水、洗米水、洗菜水、掺有油污的水假装要倒到水沟的样子,然后在将容器倾斜准备倒出时,用旁人看不出的小动作暗自使力,草莓地便能接收到来自各家各户对自家主人的恶意。所以当草莓阿姨递给我一颗刚摘下不久的草莓,并告诉我很好吃时,我咬了一小口,然后对祖父招手示意他蹲下来,凑上耳边对他说,难吃。祖父大笑,草莓阿姨以为笑声是对草莓的赞赏,跟着祖父笑了起来。我咬掉剩余的,吐在了水沟,希望她能察觉为什么最近几年他们都是背着几箩筐草莓出去,又原封不动地背回来。回去的路上,祖父背着我,我的下巴抵在他的肩上,仿佛看见了距离村庄很远的天边,立着一座高楼。爷爷,我是不是应该说实话?我问祖父。有些事情还是永远不知道比较好。他说。

往最左边的岔路走,能看见一个斜坡,顶端过后是平路,另一边则连接着我的家。

农村占地习惯用亩做单位,我家占有几亩地至今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总共三间瓦房和一个庭院。左边稍大的用于生活起居;靠近大门的小房间本是仓库,在后来则变为祖父的特殊待遇;剩下一间我只记得在祖父失踪后用于挂放他的遗照,在清明节,那里充满浓烟。这是我成年以前的记忆。在十九岁那年,我从大学所在的城市独自坐车回到乡下,走过那条已被拓宽的小路,艰难地爬完斜坡,看见三间瓦房已经被移成一栋别墅。我失落地笑了出来。

池塘距离大门不远。在斜坡即将走完时,稍微往右,低头可以看见藏在泥土里的石阶,顺着石阶往下是多年没人愿意管理的竹林,穿过竹林便是池塘。池塘足有五个铁锅那么大,它连接着一条小溪,小溪又连接着另一条小溪,而它们都被这座毫无希望、又无法逃离的村庄拥抱。祖父喜欢在池塘边上钓鱼,而我总跟着他。其实最初是祖父硬拉上我去的,他在我正做着作业的黄昏,无视母亲责备的眼神,提着钓鱼的器具,拉上我的手便往外走。多年以后,我组建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母亲渴望如她们的年代那般由老人照看孩子,但我的妻子没有同意,母亲才知道原来父母对孩子持有绝对的权利,也意识到原来一个人的无能为力可以延续几十年。

我不喜欢钓鱼,也不会,甚至连一丝学习的意愿都没有。而我却总跟着祖父去池塘是因为可以不用写作业。祖父在专心钓鱼的时候,我在一旁抓蝌蚪。出发前,我会拿上一瓢红勺,然后在溪边将那些小生命淘起又倒回,偶尔会有卡在手柄内壁的蝌蚪,等到察觉时已变成一个符号,届时则需要迎着水不停地上下摇晃,几次过后才能将尸体倒进下水道,流往属于它们的墓地。有次准备回家,祖父毫无收获,其实大多数时候他都毫无收获,他提着同样毫无收获,装有半桶水的红桶,而我捧着红勺,里面盛着很多蝌蚪。爷爷,你看。我说。倒回去。祖父说。我问他为什么。因为它们是蝌蚪,所以你必须倒回去,要么你就抓一只青蛙回家,他说,乖,倒回去,我给你讲故事。我说,我不要故事,我要小蝌蚪。他说,所有人都需要故事,我这个年纪了,也需要,只是没人愿意再给我讲了。没有躲避的时间,祖父一只手伸过来抢走了红勺,随后蹲在溪边,不紧不慢地将勺口朝下。我看见顺着水流回到小溪的蝌蚪,泪水聚集在眼球四周,祖父见状扔掉红勺,冲到身旁揪起我的耳朵。我以为祖父生气了,及时止住了哭喊声。

你知道吗,每个人的耳朵,都有个洞。祖父说。

我点点头,有几滴眼泪甩在脸颊上。

那是个洞穴,通往别处,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

而且每个人的洞穴又不同,有的可以去美国,有的去日本,有的或许能去到上海,有的可能只是换到另一座村庄。

我却没看过可以到另一个世界的。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所以随意断定谁的耳朵养着更上等的洞穴。不能。奇怪的是,我看不清你的耳朵,到底是通往何处。

祖父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但我觉得很有趣,于是伴着嗝笑出了声。

祖父说,你们在学校里,老师都讲什么故事。我说,寓言故事。那些没用,他说,应该看鲁迅,鲁迅知道吗?我摇摇头。狂人日记知道吗?他问。我再次摇头。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如今好了,没什么封建礼教,轮到世界吃人了。他说。我看着祖父的嘴巴一张一合,想到自己也许可以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乘着那停不下来的舌头,如滑滑梯般从现实滑进不受拘束地打捞蝌蚪的梦境。我逐渐对祖父说的事情不再感兴趣,后来他又说了什么,我也就没再听进去。

祖父所说的没看到过可以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耳朵,究竟是他认为村里所有人都不是世界的媒介,还是单纯地讽刺自己从来都被困在原地,许多年以后,当我对世界多少有些认识,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跪在祖父的坟墓前,问他有关这些事情的答案,但除了双膝的疼痛,什么回应也没有。或许祖父真的关闭了通道,属于他的洞穴也永远消失了,他与这世上再无关联。

我对祖父的喜爱与敬佩,从那个关于洞穴的故事开始逐渐递增,每多听一个故事,祖父在我心中的画像便多添一笔,那幅画在我八岁那年再没动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来不及完成却又珍贵的画。也许是几幅。但那些画比任何东西都要更经得起时间的摧残,在死去那天,它们如刺青,跟随着我们搭乘人生中最后的帆船,抵达对岸。

众多故事中,有一个我仍旧记得,那是发生在某个傍晚,我坐在祖父的大腿上看鸡。你知不知道人为什么是人?祖父问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是人,所以人是人。我听不懂,决定继续看鸡。在我的孩童时代,他的语调变得与以往不同,双眼不知道在看哪里,说,有很多人贩子,这些人贩子可能是县城里的,也可能是外面过来的,在最猖狂的时候,他们一周能抓走七个孩子,但我觉得应该远不止七个,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伙,所以这个村抓七个,另一个村抓七个,用不了多久,整个地球的小孩都会被抓完。曾目睹过事情发生的经过的人说,他们会拿一个麻袋,在小路找一处躲起来,伏或蹲在地上,静待独自路过的小孩。他们首先会猛冲上前,捂住嘴巴,然后对着脸扇出能听出回响的耳光,趁小孩呆住的瞬间把他们套进麻袋里。有天放学,我走的也是一条小路,那时是冬天,下午五点半,天就已经有暗下来的痕迹,我在小路走了大概快一半的路程,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个像竹竿似的男人,他背着麻袋,麻袋在背后不规律地摇晃。我总觉得他背的是一只鸡,于是跑到他跟前对他说喂,你背的是鸡吗?他转身瞧见一个个头到他的裤裆的小屁孩,估计是正打算把我也装进麻袋里,一条野狗不知道从哪儿跑了过来,不停地吠,还试图咬他的脚。后来他和野狗僵持了一会儿,便转身跑了。我看着野狗紧追他的画面,总觉得似曾相识。我问祖父,那只鸡呢?他只是低下头,脸沉得像块铅,说,野狗救了我,却救不了其他孩子。

后来我二十三岁,尝试将回忆都写进日记本,但只要想起祖父当年对我说起拐小孩的事,笔便被手握得开始颤抖,它停在大拇指与食指间,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至于写日记这件事,我在一年级入学那天得知,那天下午,班主任在放学前给每位同学都发了日记簿,并要求至少每周写一篇,可以是对生活的总结,也可以记录下某天的趣事。祖父不同意学校讲课的内容和方式,却赞同让学生写日记这个做法。他说,写日记好,而且你最好听你们老师的,坚持记录,不然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才察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就晚了。也是在那一年,县里计划在年内拆除村口处立着的石碑。石碑上用粉笔写有村中每户家庭中男丁的姓名,从上一辈到这一辈,再到下一辈,由于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没有男丁的家庭则不会被记录。至少在下一代降临前。对此,村里坚决不同意,大家一致认为,石碑是村庄繁盛的象征,假若拆掉,就等同于摧毁村庄。而县里给出的理由是建设现代村落。双方互不让步的结果,令抗争持续了很久,村民们自发轮流站岗,生怕稍不留神石碑就被拆除。这是在我的记忆里村庄最团结的一次。但祖父认为县里要建设现代风貌的决心并不大,他说其实要拆个石碑没这么难,每家每户补偿些钱,就拆了,在这小村落里大家只要有钱收就什么都好说。

抗争持续的第三周,按提前一周制定好的站岗表,前两天是由我们家负责,也就是说在那两天里,父亲和祖父需要轮番交替,守着石碑。那天中午,祖父吃过午饭与父亲交棒,父亲回到家后,匆忙地夹着菜往嘴里塞了几口饭,随后又匆忙地回到村口,对祖父说,爸,要不还是让我继续守着吧。祖父看着石碑,眼睛扫过上面写的名字,说,不用,你快回去吧。祖父站在石碑旁,望见距离石碑很近的一张木桌,一块砧板置在上方。望得出神,祖父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时刻离开了那里。据村口的草莓阿姨的回忆,那天她刚洗完头发回到面向大路的卧室,透过窗户看见祖父在路上荡得像一艘船,荡着荡着就没了踪影。她还说,幸好那个时段大家都在睡觉,不然祖父可能会早死几年。而那会儿,父亲正在床上辗转,满身臭汗,梦见大地震发生,把我们家的三间房子都震倒了。下午一点十五分,当父亲推着踏板走到村口,看见石碑已经变成碎片散落一地时,他松开扶住踏板的手,整个人坐在了地上。

那天傍晚,地平线还未没过太阳,全村的人都聚集在了我家,庭院的鸡被迫挤到了角落,人群列成方块状。他们嘴里谈论着什么,每个人的头都在不停转动,仿佛一个人的话语需要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赞同。吵闹声淹过斜坡,偶尔会听见回响,在厨房看着柴火的母亲以为自己住在被群山围绕的盆地。其实她只是不敢出去。我忍不住噪音,从房子里头走了出来,双手插在腰间立在门框上撑开双眼,用只能够看见慢慢变灰的天空的视线瞪着他们。他们不再说话,纷纷转头看我,似乎我就是那个捣碎石碑的罪魁祸首。

祖父与父亲一同回来时,他们将我围在庭院,跟我说让祖父给个说法。几乎是说一句,剩余的人就附和一句,我相信绝不是祖父的过错,可那些语句像线条般从他们的嘴里扯出,又钻进我的耳蜗。我委屈地哭出了声。祖父拨开人群,几乎是以摔倒的姿势扑到我身边。他说,你们为难一个小孩子干吗?人群的代表站了出来说,你给个说法。祖父说,什么说法?要说法你们找上头的人要去。代表说,你就是和他们串通好的,你这个叛徒。祖父趁争吵的空隙,让父亲将我抱回了房间。后来我在断断续续的吵闹声中睡去,即使已经入睡,却仍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祖父的心脏、父亲的心脏、母亲的心脏,以及一群人的心脏,在暴乱地跳动,上下撞击着壁房。也许那晚的事情在临近天明时结束,我不知道。只是在第二天午饭的餐桌上,父亲对祖父说,爸,你不想守着的话和我说不就行了吗?祖父放下筷子,将桌上的骨头撇进还装有半碗白饭的碗里。你们有看见那张木桌吗?因为你们没注意到,所以别人说不能拆,你们也就跟着说不能拆。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村庄的象征,不过就是以前哪个摆摊卖猪肉的猪肉佬用来写价钱的,况且,那个破石碑就不该存在,哪有不把女娃当人的道理?他起身用背影说道。说完,他便走进了厨房。谈话的最后,父亲拍了一下餐桌,桌上的碗碟被拍起,在空中停顿了会儿又回到桌上。父亲扯着嗓子说,那也不是你能管的事!

村里没有就此放过祖父,他们采取的做法是最幼稚同时也是最令人崩溃的:每个人只要在路上碰见祖父,都会故意以不小心的姿态说一些埋汰的话,并且每天分派两个人,分别在白天和夜晚,去我们家和父亲讨说法。父亲与祖父之间关系的破裂,并不在于此,而是因为祖父所采取的行为。

在石碑变得粉碎的第三天,一阵敲门声如水面的涟漪般在村里晕开。敲门声总共四下,开头两下,结尾两下,中间隔了大概两秒,声音从凌晨开始,挨家挨户绕着村落画出一个圈。住在村里的人在那晚都梦见了财神爷来敲自家的门。次日醒来,兴冲冲地向他人炫耀时,却发现别人也得到了财神爷的眷顾,大家对于这一结果感到不满,于是开始探寻声音的来源。祖父自然是怀疑对象,事实上所有人都认定声音是祖父弄出来的,连庭院的鸡都这么觉得。但父亲说我们家也听见了,祖父总不至于疯到折磨自己的家人。这件事便不了了之,大家都继续沉浸在拥有财神的世界里。直到某天晚上,村口草莓阿姨隔壁家的王叔在没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找来一条黑色的土狗,用粗糙的项圈将它套住,然后偷摸地藏在他家瓦房背后。当晚祖父就被王叔抓到现行。他对着门敲完四下,绕过房屋正要去往后一家时,被那只土狗咬住脚踝,土狗像咬住难得的骨头,唾液顺着獠牙流进伤口。祖父从未那般悲惨地喊叫。闻声而来的人们将狗拉开,祖父搀扶着腿,离伤口处还有段距离,那段距离拉开了他与村里所有人,包括当时的我。他匍匐着,食指和中指弓起不断敲打地面,声音传入地底后就再没传出来。他被包围着,像座孤岛。

父亲费了很大心思才平息了这件事,可在如今看来不过是将庭院的鸡均分给每家人,这种行为在当时就跟把自家的小孩作为商品送出去一样平常,但这种平常事能解决很多以前在农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送孩子能解决钱的问题,送鸡能解决人情的问题。家里随着时间的流向变得安静,大家不再有多余的心情争吵,庭院只有堆放的木头,祖父也住进了靠近大门的小黑屋。让祖父住到小黑屋是父亲所给予的惩罚,其实这个惩罚没有任何意义,父亲只是让祖父反省的同时,顺势告诉大家这个家由他做主。可令我们没想到的是,祖父在住进小黑屋的第二天便失踪了。那天早上,母亲抱着我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报名,听见声响,祖父吱呀一声拉开房门,也不知道对谁说,小伙子,开始上学了就认真学,小学不同于幼儿园。但他并不知道学校三天后才正式开学,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跟祖父讨论任何事情。母亲抱着我在斜坡停留了一会儿,我望着庭院,印象中似乎唤了一声爷爷。

父亲和母亲一同寻找祖父,找了三天,他们没敢让村里的人帮忙,理由据说是拉不下脸面。看来不管在哪个时代,体面比什么都重要。仅靠两个人,在偌大的县里连头猪都难以找到,三天后他们仍没找到祖父,便放弃了。并且那一天是学校正式开学的日子,也就是母亲在路上对我说“今天本来应该你爷送你去”的早晨。

之后的几天,父亲活成了两副模样,在村民面前,他跟人们一起抱怨祖父,不时还一个劲地低头道歉,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道歉,只是觉得似乎那么做才是对的,但又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在夜晚,他在母亲的安慰下以泪水来面对自己,我时常会被父亲那大象般悲鸣的哭声吵醒,但我会继续闭着眼睛。因为父亲已经三十四岁,而我已经七岁。

挂历被撕掉一张又一张,祖父还是没有回来,有的人甚至开始建议父亲差不多要再去找一找祖父了。就算没了也要找到尸体。他们说。父亲不愿相信,我也不相信,即使学校的同学曾好几次拿这件事来欺负我,通常,我会站定不动,直愣愣地瞪着他们,直到他们对此觉得太无趣,才心满意足地跳着离开。

两个月后,祖父回来了。那天早晨,太阳还只探出了半个头,母亲早早起来准备早餐,在走到庭院准备洗漱时,看见大门处有个模糊的身影,被火光照出了轮廓。她大叫着冲回房间将父亲摇醒。火光中的人正是祖父,在母亲望见他那会儿,他正在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红白色脸盆中烧着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纸,火烧得旺盛,便站了起来,推开大门从脸盆上方抬脚跨了进去。父亲光着膀子从房间跑出来,站在庭院的另一端看着祖父,那会儿祖父刚跨过脸盆,走了进来,也看着父亲。他们面面相觑,仿佛已经在脑海里道过许多话语。父亲说,爸,吃个包子吧。祖父没有吭声,推开小黑屋的门,倒在床上睡了过去。没人知道祖父在那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又是怎么活过来的,实际上,除了父亲和母亲外,也不会有人关心。即使有,也只会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拢在一起在背后谈论。我也不关心。对于一个七岁的小孩来说,只关心存在与不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虚无,就如同大多数人工作后,只关心钱的多少,其他与自我生存无关的事物都是虚无。虚无本身就是一个很虚无的概念,但我确实记得,在七岁那年又或者是八岁那年,虚无曾经到过我的内心,尽管它被时间慢慢磨灭,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彻底消失,我再没办法对任何人讲出有关它的话语,也没有勇气对他人诉说内心的期待。

祖父回来后并没有什么变化,至少大家是那么觉得的,除了变得不太爱说话,但他们似乎觉得那是祖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所表现出的愧疚。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早起,还是经常带着我去池塘钓鱼,还是会坐在木椅子上对着庭院,但因为鸡都没了,只能看着孤独的庭院。父亲让我去询问祖父,我照做了,只是通过一脸不情愿,而祖父也只是回答不知道,不管问几次都只有不知道三个字。但是父亲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在饭桌上,他会在谈话中铺垫许多话题,往往只为了问出那些问题,起初祖父也会回答说不知道,久而久之,便连不知道都懒得说了。后来,祖父不愿再在饭桌上吃饭,原因大概是父亲对他的刨根问底。他开始将自己关在小黑屋,除了必要的时候,他从不踏出那间屋子,小黑屋在我们不知觉间,成为了他的保护壳,尽管这层壳漆黑,破烂,又夹带着在我那个年纪所不理解的气息,从而彰显着脆弱。

我自然而然地成为给祖父送饭的唯一人选。送饭时,我第一次踏进小黑屋,灰尘在地板上盖了一层,那会儿我还不懂什么是灰尘,只知道脚趿着拖鞋踩下去有些许重量。但是蜘蛛网我是知道的,所以看见蛛网肆意地遍布在屋内的时候,我犹豫了片刻,一只脚根植在屋外难以动弹。幸亏祖父注意到,从床上坐起,然后微笑着对我招手。往后每到饭点,他便提前起身坐在床沿,脸朝门口,等待我的到来。给祖父送饭持续了两个星期,他终于自愿地将那件事告诉了我。那天我迎着正午斜射过来的阳光,双手颤抖地端着盛满饭菜的不锈钢盆,刚想用脚踢开小黑屋的木门时祖父拉开了门,接过饭,掩上门,然后拉着我在床边坐了下来。他看着我,像看着几十年前的自己,开口说,我找到洞穴了,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洞穴。我以为他又要开始讲故事了,就像一直以来那样挺直了腰板,用学校老师教给我们的姿势坐好。我找了这么久,以为根本没有那样的洞穴,就要放弃了,没想到找到了,我很确定那就是那样的一个洞穴,我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他继续说,我谁都不告诉,只告诉你。我看着他眼神焕发出的生命力,双瞳睁得很大,头发在微暗中似乎也活跃了起来。自从祖父回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如此有活力的模样。我点点头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爷爷。

时间是贼——尽管不知道它究竟是从何处来到我的脑子里寄存,就是这么记了二十多年,可能是从纸张的字里行间,也可能是祖父的口中。世界很庞大,唯有时间是主宰,而我们的村庄就像一块齿轮,卡在时间的中央,即使拿掉也没什么影响,但就是这么一块安在中间的齿轮,幸运地在1997年搭上驶过的火车来到如今。我也幸运地搭上了这趟火车,假如每个人都能搭上,悲伤与难过应该也会少很多吧?

在我听见远方响起一阵呼呜声的早晨,祖父又失踪了。父亲再次变得慌忙起来,母亲也被村里看戏的人逼得慌忙起来。有关祖父的话题又萦绕在村庄的每个黄昏,人们讨论的不再是祖父的是非,而是关于我们家出了个疯子的传闻。所幸,没过几天祖父便回来了。回来的那天傍晚,祖父像一个小孩荡秋千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愣了几秒,随后撒下碗筷抱住了祖父。母亲看着这一幕默默地去给祖父盛了一碗饭。我仰头望向祖父的后背,感受到了一股潮湿的泥土的气味,那是只有我能感受到的味道。是洞穴的气味。

我不知道他们商讨了什么,自祖父第二次失踪回来以来,父亲和母亲便不再管祖父了,村里人的闲话也不再去在意。这似乎是祖父反抗所获得的回报。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2004年夏天,我升上二年级,那会儿的夏天人们还不至于总想赖在空调房里,但知了还是不厌烦地鸣叫,云也一如既往没有目的地飘。开学第二周周五的下午,放学铃声一响,我将作业丢进书包,课本塞进课桌的抽屉,老师的话音刚落我便跑出教室。在我冲出校门的瞬间,祖父叫住了我。他站在校门左手边的榕树下,旁边其实有一张歪歪扭扭的石凳。爷爷!我刹住脚步,看向祖父。课本是不是都放学校了?他走过来,笑着,一只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我没敢说话。走,带你去玩。他说。去哪儿玩?我说。他好像用尽此生所有的时间,最终也没想出什么,拉起我的手,说,好地方。

我们沿着回家的路,走过了十几棵我叫不出名字的树,路过了两家杂货店,还偶遇了我的同班同学,他走在我们身后,朝我们做了个鬼脸。路上,祖父给我讲了个故事。他说,从前有户人家养着一头大象,那头大象通灵性,多少听得懂人话,与饲养它的家人们过得很快乐。但是有一天那头大象不见了,没有任何消失的踪迹,门上的锁也完好地锁着,饲料也被吃了,地上也没发现粪便,它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一样。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有人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大象的尸骨,它被沙土掩埋了一半,看得出来最后它没有做任何挣扎。我听着祖父所讲的故事,一知半解,等从故事中回过神时,眼前早已是另一番风景,树木与杂草在四周扎根,黄泥夹着沙石让脚底感到一股恶心,我看见祖父的背影在前方向左拐了进去,我忍着恶心,加速跟了上去。随后,树木的数目骤减,泥土越来越湿黏,跟着祖父跨上一处高地后,我看见了一头牛。它全身呈黑色,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前方,尾巴不时甩打企图靠近的虫子。它被绑在一根木桩上。我大声问祖父,爷爷,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头牛?祖父回过头,看了看我指向的地方,站在原地,数秒后,他脸挂慈祥的笑容对我说,那是头山猪。我盯着山猪的眼睛,它也盯着我,有那么一个瞬间它似乎挣脱了束缚,跑进了我的身体里。

过来。祖父唤我过去。

抱着贪玩的心态,我是跳着过去的,最后一步由于踩空了差点摔倒。但幸好祖父拉住了我的衣袖,我因此停留在半空,脸离褐色的泥土只差几毫米。倘若那时祖父没有拉住我,让我的脸陷进那褐色的深处,也许便能多少嗅到当初他所有行为的秘密。

看看这个。他说。

那是个拱形的洞,洞口摆有铁铲和镰刀。铁铲是立在土里的。洞的上方堆满了碎石,看上去处于崩塌的界限,高大概一米五,我可以轻松地走进去,祖父大概需要弯着腰才能进去。洞内什么也看不见,一片黑。

我突然感到害怕,对祖父说,爷爷,我们回去吧。

话音刚落,他便弯下腰,步向洞穴。他的右手放在背后朝我摆了摆,不知是让我回去还是说没问题。我思考了几分钟,决定在洞外等他。天空如帧数般由蓝变红,又由红变灰,最后都暗了下来,我甚至连山猪都看不见了。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祖父再也不会回来了。一阵沙沙声传到耳膜,我被吓得哭出了声。别哭,别哭。洞穴里传出祖父的声音。他手里揣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蜡烛,膝盖贴着地面慢慢地挪了出来。他用另一只手擦去我脸上已经涌出的泪水,对我说,我们回去吧。微暗中,我看不见他的脸庞。

丢失了完好的视线令我们回去的路程变得艰难,祖父似乎是体力消耗了不少,好几次险些拉着我一起摔倒。蜡烛的光不足以照亮什么,黑暗太庞大了,而且蜡烛正快速地燃烧,眼看离祖父的手指没多远了。回到家后我们才发现,身上沾上了不少泥沙,有些小虫子仍趴在肩膀上。听见声响,父亲冲了出来,看见是我们后,立即闪到我们身前,接着我的脸上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我眼前一黑。这就是我有关那晚最后的记忆了。

伴随着那股冲击力,往后几年的记忆碎片,如今我怎么也拼凑不出一幅完整的图像。

后来我们举家搬迁进城,因为父亲说城市的教育要比农村好上不少,那时候的我觉得大概几年后,所有的农村都会消失成城市。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在收拾行李时从抽屉中发现了那本带有农村气味的日记簿,我翻开第一页,也是仅有的一页。上面写着:爷爷又一次失踪了,这次他再也没回来。我从未告诉过爸妈有关洞穴的秘密,因为我觉得那是专属于他的秘密,而我也决定,不会告诉任何人,在我送饭去小黑屋的一个下午,我看见他对着尿盆咳嗽,咳出来的是一摊又一摊的血,我抱住他,他的身躯是那么瘦弱。我不发出声响地哭了出来。

在后来那个记忆已经逐渐模糊并且有消失的趋势的梦里,我梦见自己站在洞穴前,犹豫片刻后走了进去,接着一黑一亮的转换便来到洞穴的另一边。原来通过洞穴后只是一片海,望不见边界的大海,没有生物,没有沙滩也没有海风,恍如一座被制成标本的岛。我失望地走出洞穴。梦的最末,我最后一次望向洞穴,祖父的身影从黑暗中淡出,他对我说,别担心,我已经通过这个洞穴去到另一个世界了。我看着祖父挺拔的身影,想起了那天我趴在他的肩上所看见的远方的高楼,随即泪水由梦境流入现实。其实我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与他的最终的道别。正如那天黄昏,我站在家门前的斜坡,看着四个男人搬着一个用黑色塑料袋盖住的物体,远方一辆火车驶过,呼呜声过后母亲忽然挡在我的身前对我说,不要看。我推开她,问为什么不能看。她说那不是小孩子能看的东西。

我说,那只不过是一头山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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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消失  @也许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一个写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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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橙
im back 嘿嘿
山野的卡夫卡
世界依旧在吃人,只不过换了个方式,或许是积毁销骨吧。
不知归期的故人
人远了 像是隔着重重山河 言语被吞没许多 剩下些平白无奇的话 一说出来也显得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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