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差不多已经睡着了。她趴在桌沿儿上，头枕着胳膊，后脑勺冲我。我哪睡得着，在两张办公桌拼成的小床上我直挺挺地躺着，瞪着大眼。我生着一点气，我妈非要按着我头睡中觉，还“必须睡着”。我那时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一点也不困哪！六岁的小孩子精力旺盛得可怕，我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都还记得那种直挺挺两眼光芒四射的痛苦。

灰蓝布窗帘拉拢了，午后的天光仍然很强悍地从纤维的空隙中渗进来。窗下的办公桌上也趴着一个人，是我妈的同事丁婆婆，也睡着了，她的金丝边厚眼镜撂在腮边，亮晶晶的镜片后面即使没有眼睛也像是在盯着什么。她后桌那位是闫伯伯，闫伯伯朝天仰着睡，一个人把一张半圆形的藤椅塞得满满的。他先前掺开水时肯定忘了把暖瓶塞子塞上，现在桌边地上不断冒起来一股一股热气儿。

这间屋子是我妈他们仪表厂的一间检验室，曾经具有很大的权威。然而这曾经的权威跟我妈他们几个检验员并没有关系，而是全部寄托在一个巨大的机器上，这机器跟现在机场安检的那套设备性质差不多，一张床拦腰套着一个舱，总体像跑旱船的旱船。它堵在门口，雄伟而冷酷。我听他们讲它很厉害，产品送来都要塞到它嘴里，再等着它从后面拉出来，有问题的话它突然愣住，红灯大闪并且嘟嘟嘟拼命叫。不过我没赶上它的辉煌，我来的时候它已经趴窝好几年了，说是坏了但厂里没钱修，时间一久它就成了个碍事的大废物，舱里堆满杂物。我睡不着时总会把它想象成一个怪兽，趴在那儿企图吞噬经过的人。

屋角一个落地电风扇在吹，它很老，站在那里都已经晃晃悠悠，还不停摇头，摇的时候像头天落了枕，咔咔地，颈子痛死了。

屋里很寂静，只听见外面很远的地方传来知了叫。我躺着，鼻子朝天，能做的只有闻。塑料气，机油气，石灰气，水泥气，铁锈气，热茶气，藤椅气，暖瓶壳的竹子气，软木塞的木头气，报纸的墨气纸气，乳白胶的酸馊气，所有气息清晰可辨，也很强烈，即使电风扇把它们吹走了，过会儿它们还是会回来。

远处的知了叫得很凶。我都知道它是在哪棵树上待着，因为厂子是从城里迁到市郊来的，原先的老树几乎没留，只有车间外面那棵幸存的桉树有点高度，知了肯定藏在树顶上。

我又摆弄了一会手指。两只手五指揸开再合十，拇指对拇指小指对小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无名对无名，再横过来，会发现下面那只手是倒影，两只手中间像有片湖。

我又思考了门口那棵棕树，它的果实像巨型的小米粽子，黄澄澄实哚哚，显然很好吃，我妈却说有毒。可我说我明明看见一个小野孩儿狠命撸了几把塞嘴里啊，我妈却说他已经送去三医院洗胃。

好了，赤手空拳能玩儿的一切我都玩儿尽了，仍然甚至更加精神。

1979 年的夏末，我从幼儿园肄业即将上小学，家里没人看我，这个青黄不接的暑假我几乎天天跟着我妈到厂里上班。这段时间我记得简直就不怎么快乐，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强制性的睡中觉，我像戏班子里表演滚钉板的，后背上千芒万刺，扎死还不能出声。很大以后我跟我妈抱怨，问她为什么到底非睡不可。我以为她总会说小孩子需要睡眠之类的套话，没想到她竟然有点歉意，承认那时是太强硬了一些，当然也是因为没办法，总不能她睡她的放我一个人出去玩吧。

呵呵，这个可就，再欺骗她我都不忍心了，这么多年过去也该解密。

我其实常常是溜下“床”偷跑出去的，一旦听见她鼻息规律。不过怕被发现所以跑不远，而且耍一下就蹑手蹑脚回来，回来时她总还没醒呢。只有一次搞砸了，因为那次耍得太忘情，错过时间，闯了祸。可我不后悔，那次收获极大，物质的精神的，几乎可以扭转我对仪表厂岁月的灰暗乏味的记忆。

那天溜出来之后我不记得逛过什么地方了，只记得在食堂外面草地上呆了一阵。草地到处积着雨水，好多豆娘围着水里冒出的青草飞来飞去。旁边一根很粗的铁管子躺在草里，像森林中被伐倒的大树，大概它躺了很久所以锈迹斑斑。我坐在上面时看到，那些被铁管子压住的酸酸草都结了荚，而且已经爆炸过了。

“你在看啥？”一个阿姨的声音。我仰头看见她在笑，她胳膊夹着个塑料盆子，头发好像刚洗过，一条毛巾搭在肩上，毛巾还在滴水，她衣服湿了好大一片。

“酸酸草。”我说。

“去不去我屋耍嘛？”她笑问。

“你有莫得月历片儿嘛？”我问，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候我逢人就问，一根筋似的根本不管什么情形，像那些集邮的呆子一样，我在收集月历片儿，巴掌大的花花绿绿，迷得快痴了。

“咋莫得喃，”她非常得意，还俯下身来神秘地低声说：“我还有阿尔巴尼亚的，烫金的。”

“啥子喃？”我惊愕问，她这句话太刺激，出现了我从没听过的两个生词。

“走不走嘛？”

“走嘛。”

我记不清这一路是怎么走的了，好像有点远。只记得当时使劲小跑追在她后面，仰头忍着刺眼的强光，问她是“你是啥子孃孃喃？”她头也不转过来，扯着嗓子回答说：“要爬楼哈，梯坎好多哦。”

我妈他们厂子人很多，孃孃尤其多。每天早上我们去街上赶厂里的大卡车上班，车还没到跟前呢，孃孃们的欢声笑语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我人矮，一旦挤在她们中间，更觉得天上地下的都是孃孃。不过虽然多，我倒也都能叫出她们是谁，冬天穿丝袜的是孟孃孃，帕子不离手的是曲孃孃，给我吃青果把我苦得流口水的是孙孃孃。这个孃孃大概从来没坐过大卡车，所以我没见过。

那天从她屋出来时我乐疯了。两只手紧紧握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厚厚的一大沓，全是这个孃孃送给我的月历画片。人家没有吹牛的哇，真的有烫金的，还有烫银的，还有烫红烫蓝烫紫烫绿，最让我激动的是，果然有外国的，不光阿尔巴尼亚，还有，我还学了一个新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装着一沓子花花绿绿的纸片的，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所带来的快乐，我长大以后也体会过有限的几次，的确超级快乐，但仔细比较，似乎还是烫金烫银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那一次，最快乐。

我打算哗的一下倒出来摊在我妈给我拼的那张桌子床上好好看看。

可怪事啊，走到门口，我妈办公室的门口挤了好多人，他们都抻着脖子朝里面，吵吵嚷嚷的，我只好在外面站住。

就听见一个男的大声说：“还是去喊保卫科，嘎，还是—”

他一面说一面朝外走，走出来我看见原来是闫伯伯，他今天竟然睡醒了，以往他中觉老是睡不醒，坐在藤椅上脑袋歪到一边，扯蒲鼾扯得山响。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哑巴了，瞪眼看着我。

“嘿—”他喊，“你跑哪儿去了！”不等我回答马上转头朝屋里大叫：“回来了回来了娃儿没掉！回来了！”

扑上来一把钳住我手腕把我往里面拖。“把你们妈都吓坛（瘫）了！”一路拖一路喊，围在门口的人都欢呼起来：“没掉没掉—死娃娃！”

我进去正好看见我妈以一个鲤鱼打挺的姿态从藤椅上蹦起来，她果然是躺着呢。她从闫伯伯手里拖过我，含泪骂我一大堆，她骂的啥我统统不记得了，只记得周围的人都柔声劝她打我一顿。闫伯伯也苦口婆心道：“就是，这个娃儿是该打得了。”

“你跑哪儿去了？”丁婆婆没有凶，她跍下来盯着我温言问。

“那边，那个孃孃的屋。”我朝外面指。

“啥子孃孃？”

这我不知道。

“去她屋做啥喃？”

“耍嘛。她自己喊我去的。”

“耍啥嘛？”

“月历片儿噻。”我很得意，把信封给丁婆婆看。丁婆婆接过信封扫了一眼，“嘢—”她低低地喊，又递给我妈。我妈没明白，要打开信封看里面，丁婆婆马上伸手去指了指信封上写的字。那时我还不识几个字，不明白我妈本来已经缓和的脸，怎么一看见那些字突然又绷上了。

“哎呀，未必跑她屋去了？—跟她在一起？”她压低嗓子问丁婆婆。丁婆婆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闫伯伯抢过信封一看，也呆了一下，但马上大而化之道：“又有啥嘛？娃儿好好的噻，又没有缺斤少两。”说完他哗的一下把信封里的月历片儿倒在他桌上，扒拉扒拉道：“嚯哟，啥子鬼迷日眼的哦……这些有啥耍头嘛。”

我突然很生气，把画片儿胡乱塞回信封并且骂他“你少管闲事多放屁。”闫伯伯不仅不气反而哈哈大笑，“看哇！这个娃儿是不是该打得了哇？她都要打我了！”我妈凑过来看着月历片儿，一点都没笑，也没有再骂我。大概她也承认我是好端端地回来了，确实没什么异常，就勉强不跟我算账了。我还一直担心她回过神来审理我中午偷跑出去的事，结果等了好一会儿她都没提，她居然忘了这茬。

“那个孃孃叫啥子孃孃？”她问，她跟丁婆婆一起把拼起来给我当床的桌子抬开复原，丁婆婆眼睛也戴上眼镜盯着我。每次看到丁婆婆戴上眼镜，总觉得—我那时小，还分不清主次—是眼镜戴上了丁婆婆。

“记不到了。”

“她屋在哪里？”丁婆婆问。

“那边。”我有点不耐烦，同样的话非要我说二遍。

再说厂子里的宿舍楼就一幢。

“哪个屋？”我妈问。

“记不到了。‘要爬楼哈，梯坎好多哦’，她说的。”

我学舌道。我妈和丁婆婆对看一眼。

“角角上那个屋哇？”丁婆婆问。

“记不到了。反正在当头。”我说。那个孃孃的房间是楼道里最后一间，走到时我都累了，她一路上也不等我一下的。我妈和丁婆婆又对看一眼，意思分明是“看嘛果然。”

“你一直在她那儿耍啊？”我妈问。

“是噻。”

“耍画片儿？”

“是噻。她喊我个人挑，她有好多哦，一大盒盒搬出来，还有阿尔巴……”

“耍画片儿耍了一个小时？”

“记不到了。”

“你耍画片儿的时候她做啥子喃？”丁婆婆问。

“记不到了。”

我耍画片儿的时候她一直坐在旁边的板凳上盯着我，笑嘻嘻地盯着我。但我没说，我不想说，我讨厌她们审问我，尤其讨厌她们交换眼色。

那天我回去以后，屋里的气氛一直很奇怪，我妈他们三个嘀嘀咕咕很久。我在我妈桌上玩画片儿是背对着大人们，本来也听不清楚什么，多亏了闫伯伯非常莽撞，时不常地提炼出一些关键词大声地说出来。“造孽得很。”他说，之后三个人陷入长时间的寂静。

这间屋有个很阴的规律，我早就发现了，只要寂静，各种气味就会变得很浓烈。塑料气机油气石灰气水泥气铁锈气胶馊气，让人无缘无故就感到气愤伤心得想哭。我从来就不喜欢这间屋。我大了以后回忆，一直以为是物理环境对孩子来说太糟糕，但偶尔跟我妈谈起才知道不尽然，这个屋有种晦暗的调性。

那时我妈自己就是很压抑的，因为我外公的历史问题她被迫离开原来的文艺单位，从一个舞蹈演员突然转行为工厂工人，昨天还演出呢今天就趴在机器边上干活了。这当然是带有一种警告、惩罚的意思，没有让她直接进车间就算够客气的。我妈说她“想不通”，想不通了好些年，那些年她是在这个屋里度过的。

丁婆婆原本是市里一个中学的化学老师，教了二十多年书，突然就转行做了工人，据说情形跟我妈差不多，上面不让她再教学生了，因为判断她自身还需要深深地改造和改进呢。我妈说丁婆婆比她去工厂早两年，她们刚认识的时候，明明已经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丁婆婆却还自我介绍说在哪个中学任教，我妈都糊涂了，后来才明白丁婆婆对自己身份的改变“不相信”，始终不相信，不相信的那些年她是在这个屋里度过的。

闫伯伯跟她们不一样，他来得早，在这里专门负责帮带新人学会检验技术，她们论理得叫他一声师父。她们所以也从不像其他那些人一样嘻嘻哈哈叫他那个难听的绰号，有次我跟着人家学叫道“闫掰掰儿”，我妈气得吼我，还是闫伯伯掩护我逃到他桌子下面才混过去。“掰掰儿”就是瘸子，闫伯伯一条腿是瘸的。据说是他大学临毕业时打扫卫生，擦玻璃从二楼跌下去从此残疾。我妈说闫伯伯年轻的时候成绩又好形象又挺拔，别说北京上海的单位抢着要他，就留学苏联也都可能。但他自己最后全都没去，进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小仪表厂。他们都说他本来前途不得了，哪晓得怎么拐到这个屋里来了。

这个屋好难闻。

“是造孽。”丁婆婆哑声说，“话都没哪个敢跟她说。”

“其实好像，”我妈迟疑问，“我看她没啥不对的啊？”

“这个咋说得准喃，好几年没啥问题的也有啊。”

闫伯伯说：“对的，她疯的。但她不得打人，她文疯子。”

这是一段我记忆很深的对话，因为震惊，听到“疯子”两个字。闫伯伯说“疯的”两个字，那种拖得很长，万般无奈的声气现在仍在耳边。

我很小就知道疯子是怎么一回事，我见多了。三四十年前的成都，“疯子”好像比现在多，当然也是因为都在明面上的缘故吧，每几条街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人。那时家里并不太限制他们，大概也管不过来，能管他们吃饭睡觉已经很吃力，平常只得“放养”，由着他们终日里在街巷游手好闲。然而这实际上仅限于所谓“文疯子”，也就是不打人的疯子，要打人或者残害自己的疯子是“武疯子”，据我道听途说，都关在家里了，家里绝不敢放他们出来。我也问过我爸，那些人是怎么疯的，我爸说那个不叫疯，叫精神失常，是病……总是之前受了什么打击之类的。“二天还会不会好转去喃？”我意识到是病就会好。但我爸也不懂了。“啥打击嘛？”我又问。我记得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 路公共汽车上，我外公坐着，我和我爸站着。车正经过人民南路，一路上花坛里的花开了，风景很洋气。我爸说这谁知道。但外公说话了：“总是之前打仗嘛，还有闹嘛，有人遭罪嘛。”“遭的啥子罪嘛？”我问。“哎呀没什么，”我爸抢过话头，鬼鬼祟祟地好像不愿意让外公继续说下去，也不愿意在车上说，“以前社会上的那些坏人坏事嘛。”“可是现在我们社会建设得多好啊！”我看着窗外的人民南路，心里忽然冒出一句现成话，还是广播里的声音：“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朗声道。我爸和外公扑哧就笑了，还使劲憋着，前边一个老头也转过来看我，也使劲憋着乐。他们这样我很恼怒。“对对，很好。”我爸说。“那些疯子遭了什么罪嘛？”我继续问，但他们都不理我而都去看窗外了。

要说这个孃孃疯，我觉得荒唐。人家哪疯啦？还没有闫伯伯你自己疯，我心说，很看不起整天咋咋呼呼的闫伯伯。而且人家真的有好多画片儿啊，并没有骗我。

那天进了她屋的门，那个孃孃马上就从很高的柜子上面搬下来一个酱红色的木头盒子，很大很重，往一个小桌子上面搁下的时候咚的一声。她抽走盒盖子，里面满满当当，好多黑白相片，还有彩色画片儿。“你个人挑嘛。”

她说，然后拎了一个板凳坐在桌边，笑嘻嘻盯着我。我对那些相片不感兴趣，光顾在里面翻检五颜六色的画片儿。

只有一张照片我看了觉得新奇，是一个小女孩，穿着一件棉袄似的长裙子，站着发呆。后面站了一个女的，穿着同样的衣服，手臂搭在她肩膀上，肯定是她妈。我把小女孩跟这个孃孃比对了一下，依稀觉得像。

“是你啊？”我问。

“你猜喃？”她问。

“你跟你们妈哇？”我问。

“我样样儿乖不乖嘛？”她问。

“你有好乖嘛？”我问。

“有莫得你乖嘛？”她问。

“……莫得。”我笃定答。

她笑得埋下头，笑够了抬起来，看着我，愣头愣脑，半天讨好似的说：“就是嘎，还是你乖嘎。”

她的画片儿真多啊，比我不知道多多少。更令我大开眼界的是，我那些画片儿尽管也是彩色的，但红色就是红色绿色就是绿色，她的可不一样，她的红橙黄绿青蓝紫，全都像镜子一样能反光，而且是凸起的。之前她说烫金的时候我就已经惊愕神往，结果在这个盒子里烫金烫银根本显不出来了，非常平庸乏味。能反光的红橙黄绿青蓝紫震撼了我。“嚯哟……”我不停地嚷嚷。忽然抬起头看她，发现她一直盯着我呢，笑着，好像特别开心。我懂那种感觉，就是人家羡慕她她就很显扬很安逸噻。

“这个我可以送给你，我还有。那个不行不行，那个我只有那一张，不能送给你。你另外再挑嘛。”她护着其中一张，我一看，并没有什么好看，她喜欢肯定是因为画上人家穿的棉袄裙子跟她自己照片上那件一样噻。

“这个就是，”她从盒子里抽出一张举到我眼前，“阿尔巴尼亚的。”我怀着巨大的崇敬一看，什么呀，非常失望，颜色好少，画片儿上的姑娘穿着白衣服黑裙子，头上颈上束着细细的彩带，有少少的一点红和绿，此外连点像样的花朵珠宝都没有。我那时对颜色非常渴望，以为一幅画只要涂的颜色多就是好，越多越好。原来阿尔巴尼亚没什么意思的。

“这是啥？”我惊叫唤，盒子里突然浮现出一张万紫千红艳光四射的画片儿。

“这个啊，这个是印度尼西亚的，看嘛，他们喜欢穿金子衣服，戴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穿起的串串。”她说，很平淡，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所说的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送给你送给你，哎呀，这下安逸了嘛？”她马上看懂我眼里的贪婪，“这个是一套，还有几张我帮你找出来哈。”

她细细地搜索起来，我在旁边喜得抓耳挠腮。

她是疯子？

“你们为啥说她是……是那种人啊？”我后来，三十多岁，自己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有天忽然想起来又问我妈。

“传的，都说是。我没亲眼见过，丁姐她们老职工见过。说她抱着她儿子出来走，不知道那孩子哪里弄脏了，她跑到食堂外面的水龙头底下打开自来水就冲，冲得孩子脸都紫了哭都不会哭了，冷天家哦，孩子才一岁多。丁姐她们赶紧跑过去把孩子抢到一边，骂她疯了吗？—结果就是的呀，就是疯了呀，她还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还没你呢那时候，我还没到厂里嘛。她儿子比你大个六七岁。”

什么叫倒吸一口凉气，我听我妈这番话时就执行了好几回，咽口水才发现喉咙里都晾干了。难怪那回我妈和丁婆婆紧张到那个程度。但凡知道这来由的谁敢放孩子跟她单独在一起啊。我妈说那天我整整消失了一个小时呢，好不容易全须全尾地回来了以为虚惊一场，结果竟然是跟那个人在一起那么久，“我们后来一直观察你，观察了好久，心里害怕死了，不知道她对你做什么了，天知道她会对你做什么啊，她自己的亲儿子她都那样。”我妈说，事情过去了三十年，她还是后怕。

“她竟然有儿子？”

“对啊，她有啊，结了婚生了儿子的。但我很早就听说她的男的带着儿子住在东郊。听说他们爷两个都高高大大很漂亮的……具体不知道呀，他们家早都分开了，她不是一直都一个人住在厂子里吗。她儿子很早就给抱走了，养在爷爷奶奶家的，不敢把孩子给她带。”

“我的意思是既然她……大家既然明知道她是……”

对她我说不出口“疯”这个字，“那为什么还有人跟她结婚生孩子呢？”

“不是不是，开始总觉得她并没有那么严重嘛，丁姐她们刚进厂子的时候，看见她也觉得好好的，还说她爱笑，爱点头，爱鞠躬，好有礼貌哦。”

“那即使我见到她的那天，她样子也是清清爽爽的呀？不觉得她哪里不对劲。”我感叹，可是仔细想想倒也有点蛛丝马迹，她把湿毛巾搭在肩上，衬衣的左上身都洇得透透的，而她好像根本没什么知觉。我闭上眼睛想她的模样，其实简直凑不拢了，只有非常模糊的局部，比如她湿答答的卷发，又白又大的脸颊，好像是有一点红晕。

“不止呢，她还漂漂亮亮抻抻展展的，脸蛋跟国光苹果一样红通通的，特别健康的样子。”我妈笑道。“丁姐她们说她不是一直那样，很多时候她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有些晓得底细的老工友还是喊大家要谨防一点，莫惹她，莫跟她耍得太好，莫要单独跟她一起，她就是有点问题，不发的时候屁事莫得，发起来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妈戳下自己脑袋，“他们传的是很早以前，她才十几岁的时候，还没到厂子呢，就有一段时间不对劲过，但也就一阵子，之后过了也就过了。”

“咋个不对劲了？”

“说她涂口红，嘴巴上，下巴上，涂得血红血红的，脸上用白粉糊满了，眼皮子不晓得拿什么涂成蓝的紫的黑的，拿一床缎子被面全身从上裹到下，前头脚踩起后头地下拖起，整得稀脏，出门把邻居吓得几乎昏死，她还是笑嘻嘻地上去给人家鞠躬，问好。又走到街上去，见到人就给人家鞠躬，一路走一路停下来给陌生人鞠躬，还说什么祝节日快乐什么的，但那时什么节也不是啊，天都黑了把别个吓得呀。她这样走了好远好远，后来还是街道上派人跑去找到她，把她慢慢地引回去的。回去以后大哭大闹，劲大得要几个人把她按到。就那次，就都晓得她王慧全脑筋有问题。”我妈叹气，一顺嘴忽然把她的名字说出来了。

“咦奇怪，我还以为我忘了她的名字了，结果没有，可见年轻时候随便记下的事情也不容易忘。”

王慧全。王慧全。王慧全。

她有了名字，好像那天的事情就有了一个主心骨。王慧全孃孃喊我去她屋耍。王慧全孃孃送给我好多月历片儿。

王慧全孃孃说阿尔巴尼亚。王慧全孃孃说印度尼西亚。王慧全孃孃说我乖，说我比她乖。

“ 她娃儿给抱走以后她咋个办喃？ 她一直一个人住？”

“是啊，她有啥法。”

“你们去过她屋吗？”

“哦没有没有，哪个敢去。”

“丁婆婆她们喃？”

“就她传的老工友的话啊，说去不得，一是莫去刺激她，二是为了大家自身的安全嘛。再说我们也没什么去她屋耍的愿望嘛，肯定不晓得好脏乱。”

难道就我去过。哪里又脏乱了。

“我怎么有个印象，”我笑道，“她虽然独自生活无依无靠的，怎么好像过得还很不错呢，她的那些月历片儿都很精美的，别说我们家没有，我看我那些小朋友谁家也拿不出来，她有好多洋玩意儿呢。”

“当然咯，她妈妈给她寄东西嘛。”

“她妈妈给她寄东西？”

“对啊，好多东西，不光是吃的穿的，她的物质条件比我们普通人家强多了。”

“噢！噢！……噢噢！”我想起来了，“她还有台灯！”

我叫。本来已经非常模糊的她屋，忽然浮现出一个台灯，就放在高柜子旁边的矮柜子上。一根括弧形的粗灯杆连接在厚厚的椭圆形底座上，灯泡看不见，藏在灯罩里。灯罩美极了，黄色绉纱堆积出密密的褶皱， 像外国的跳舞大蓬蓬裙。20 世纪70 年代，普通人家的照明无非从天花板吊下来一个裸体的灯泡，有台灯的人家少，台灯算一项财产。

“台灯对她都不算什么财产吧，有一回她有件事把全厂都轰动了。怎么呢，是她妈妈给她寄了一个电视机，原装的，不知道是日立啊还是东芝啊，反正就那几个牌子吧。”好家伙，别说当时一个市郊的小仪表厂了，就我，隔着二十多年，我也“轰动”了。我又使劲想了想，很遗憾，非常遗憾，我在她屋没见到这项豪奢的财物，她拥有原装日货电视机肯定是我去那天之后的事了。

“不不，”我妈说，“她没拿到，压根就没拿到电视机。寄到这边来被咱们这边海关卡住了，通知她去领，但是要缴税，三百块。三百块。三百块那时候可不低呢。你想她哪有钱缴税？我听说她到处去借啊，可谁会借给她？—不怪人家，她那个情况谁敢跟她来往？”

“她都没有亲戚吗？朋友呢？”

我妈皱着眉头，翻着白眼，黑眼珠只露出一抹底边，底边也还来来回回地滑动，可见思索非常剧烈，开合极大，好像灵魂又回到20 世纪70 年代。

“没有。我没听说她跟谁来往过，她婆家人躲走了，她别的亲戚我也没听说过，我们厂里么—没有，我印象中她没有，没有朋友。”

“有啊，我呀。”但我没说出来。

“后来她就只好把海关的单子送人了，说谁能缴得起税谁就去拿走，电视机她算处理卖，最后卖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总是便宜得多呗。”我妈说，又瘪嘴笑笑：“那时候我们家连黑白的都买不起呢！”

“啥？她那个还是彩色的？”我叫，这咋越来越惊人。

“是啊，都说最后那个买家太划算了！日本原装彩色，还是18 吋！—你记得吧？你小时候天天跑去隔壁何家蹭着看电视，他家那个是9 吋，黑白—自己组装的！老何手巧……”我妈说到这里，还向我顺便道了个歉：“你小时候是吃过点苦的我们都承认。”

“你说她妈妈给她寄的？怎么还会寄到海关了呢？”

“对啊，从日本给她寄的啊，她们母女又不是再也不来往了。”我妈看见我目瞪口呆，“我没告诉你她是日本人吗？她妈妈是日本人，她算是那个叫什么—遗孤，对的，日本战争遗孤嘛。”

我历史课也学了，《小姨多鹤》也读过，抗日影剧也看了不少，对日本战争遗孤多少知道一些，以为既久又远，绝没想到自己竟然亲身认识一位。

“她是战争遗孤？那她得多大岁数了？我记得她比你大不了两三岁啊？”我不敢相信。

“什么呀！她大得多了，她就是不显嘛，她吃什么我吃什么？她擦什么我擦什么？所以讲她长得漂亮抻展嘛！

她今年多大了我算算—哎呀，至少七十了—如果她还在世的话。 ”说这话的时候我妈自己六十二。

我忽然记起她那一大盒子黑白相片，其中那一张，穿棉袄裙子的小女孩。那似乎就是和服吧？我问她她就不肯承认那小女孩是她自己，她还逗我。她身后跟她穿得一样的女人应该就是她妈妈了。我大概是自己已经做了几年母亲，不由得去想象那个母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挂念远在异国的女儿，不断地给她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玩儿的，一切她认为女儿需要的，一趟趟往邮局跑，跑不动也要跑。

“……其实那个时候，她为什么不去日本呢？既然都能跟她妈妈联系上？”

“啊？啊啊—不是，她呢，唉，她妈妈就是不要她了啊。”

“不要她？不要她去日本？”

“……诶。王慧全出生在成都，她妈妈带着她和她弟弟—她还有个双胞胎弟弟，他们就在成都生活了好些年。

我听那些老职工说啊，”我妈伸出胳膊往窗户指，“他们住哪呢，嘿，离咱们家很近，就在玉沙那边那个育婴堂街，走过去没多远。为什么会住在那边，也是这个日本女人说的，说是孩子爸爸以前说过，孩子可以送到那里。”

育婴堂街是成都的一条老街，据说晚清时确有一间育婴堂，养育弃婴的慈善机构，一直到民国也还有，后来才没有了。

“但是不知道是孩子爸爸当时就没说清楚，还是这个日本女人自己说不清楚，究竟是他们老家就在成都的这条育婴堂街上，他说可以把孩子送回育婴堂街上的老家？还是把孩子送到育婴堂街上的育婴堂？说不清楚。反正这娘儿三个就在那边住了，兵荒马乱的。他们怎么生活，那个妈靠什么养活孩子都不太清楚。后来仗打完了，日本人得遣返嘛……”

“咦，他们的爸喃？那个爸上哪去了？”

“那个爸是个国民党军官，当官的，听说还是个校官，就这儿成都人。他们两个在北方不晓得哪个小城，结的婚，然后没多久，灶还没烧几回呢打仗就打散了。女的就找到成都来了，在这边生了双胞胎，但是咋个弄，这个当爸的在哪里啊？他们就一直找啊。”

“没找到吧？”

“这不是废话吗。你想嘛，他那种人有什么出路呢？要么打仗打死了，要么就跑去台湾了，没死没跑的话，他一个国民党的校官儿，后来肯定……就算活着，那肯定也是隐姓埋名活着，还敢在城里老家生活？—找不到了。”

“那那那咋办喃？”

“具体不知道，就晓得有一年是遣返，还是怎么回事，听说她妈妈就是那次回的日本。也不知道是服从什么规定呢还是她自己的选择，两个孩子她只带走了儿子，把女儿留在这边了。”

“留给谁呢？”

“留给谁？留给成都了呗。他们说街道后来收留她的时候她米也吃完了面也吃完了，房子也到期被收回了，她已经没出路了。那幸好街道来了，给她一点那种简单的活计做嘛，给她搭了一个偏偏房子住，有她一口饭吃。她妈说是把她留下，还不就是由她自生自灭啊，十六七岁的娃儿，爸也失踪了妈也走了，一个亲戚也没有，孤女子嘛。”

我妈擦泪道，“后来赶上街道工厂招工，我们仪表厂最早是个街道工厂，招工把她就招进去了。”

“那她就是那个时候，她妈妈弟弟走了之后……变成……那个……就是……化了妆上街给人家鞠躬的？”

“诶……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