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乌鸦


文/黄亮

五月,行人被沙尘暴眯得睁不开眼。我家楼下那娘们儿,一听我大姐离了婚,就急忙夹上相册往我家里跑。

那娘们儿一身宽松的红绿花衣服,像个大彩椒,走起路来两只脚往外撇,直兜风。两枚巨大的金耳环,把她耳垂儿坠得老长,像是哪个非洲部落传下来的陋习。那娘们儿紧靠我母亲坐在小屋床沿,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下面,整个人向母亲身上斜倚过去。相册被她高高垫起,每一页都粘着一张男人的半身照片,相片右侧列有男人的简介:姓名、身高、职业、收入,最下排写着一行求偶格言。那娘们儿边翻相册边舔食指指头,好像在咂摸相册里那些黄种男人的滋味。黄种男人对这行为并不介怀,只是保持僵硬的姿势一个劲儿地微笑。

那娘们儿说:“这些可都是日本人,你大姑娘要是嫁过去,您老可就发了!”

几天前,一辆倒骑驴载着一台比我还高出一头的音箱,从铁东往铁西我家运。那天,母亲没跟楼下那帮老太太闲扯,而是拉着我到楼口街角等我大姐和那台音箱。东北五月暖气撤去,屋里阴冷,街上刚发嫩芽的柳树被沙尘暴吹得发狂。母亲怕我眯眼,把自己的花头巾扣在我的脸上,把我打扮得像个尴尬的小姑娘。一开始我还想扯下来,等我们走到楼口站在街角,风卷起沙子打在街头IC电话亭,发出噼啪声,我才停下手里的动作。

这鬼天气,人力车夫蹬得十分费力,大姐的到来比母亲预想的晚了许多。这工夫里,母亲推测起大姐迟到的原因,她自言自语,说,这么晚,是不是你大姐调头回去复婚了。母亲想打发我回家,守着根本不会响起的电话,随后她又立马担心我复述不清,想拽着我一同回家,仿佛我大姐没按时到达就意味着婚也没离成,而继续等待就意味增加风险。我没推翻母亲的猜测,也没告诉母亲,大姐迟到的唯一原因只能怪天气。母亲心中一定明白,不必给她一个继续等下去的理由。她眯着眼在风沙里寻觅,五月的风沙让母亲的眼角红了,她一手揉眼睛,一手攥紧我。我俩站在街角,一直等待。

那时的等待好像没有尽头,特别是对一个脸上扣着花头巾的小学生,我感到十分的不耐烦,以至于我一看见街角转过来的倒骑驴,就几乎兴奋地尖叫出来。而母亲眼中迸发出的光彩片刻间又转为哀戚,仿佛是在责备她自己的兴奋。这是我多年以后才体会到的。

人力车夫蹬到我们近旁,他歪戴褪色迷彩帽,通红脖子上褶子重重叠叠,油汗顺着黑脸往下淌,和油泥一起嵌进褶子缝隙,像黑土地肥沃的垄沟垄台,能种出粮食。他紧紧帽子嘴里抱怨,说,这大风天,拉这破音箱,费老劲了!可他抱怨并没有增加运费,报酬还是事先谈好的那么多。我大姐从三轮车跳下来,母亲上前扶她,说,回家唠,风大,嘴里都是沙子。那台音箱外皮是黑色的,被沙尘暴裹上一层土灰,显得焦黄。常坐在楼下闲扯淡的那帮老太太都说老黄家添了一个大件儿。可她们不知道,那是我大姐离婚时分得的唯一财产。

母亲身子往后一窜说:“这不是卖闺女么?”

那娘们儿挪动屁股贴上母亲说:“啥卖闺女,这你就不懂了吧,黄大嫂,这叫涉外婚姻!咱这头要是相中,再把相片给日本人看,两边都满意,那头就来接人,给你家彩礼,懂不懂?彩礼!”她那两枚直径巨大的金耳环随着她的嗓音剧烈晃动。

母亲问:“那他们不在日本找,跑这来干啥?”

那娘们儿说:“小日本矮,喜欢来咱这找大高个儿。”

母亲问:“这么老远,以后挨欺负都没个娘家人照顾。”

那娘们儿笑道:“咱还怕这个?就日本人那小体格子,你一杵子,都能给他怼一跟头,还敢欺负咱孩子?”那娘们儿说完自顾自爆发出一连串金属撞击似的笑声,然后接着又说:“而且这日本男的比咱们实得多,钱都给媳妇儿管,过两年不满意再离呗,怕啥的。”

笑声并没有传染给母亲,母亲把相册推开说:“怕我姑娘没那福分,前两天,我去给她算了一卦,老仙儿说我大姑娘这辈子得喝五家井水。”

那娘们儿说:“啥五家不五家井水的,别迷信那些,这年头小鸡刨食儿,自己管自己,能抓钱才是真的!”

母亲说:“还是太远了,太远了。”

那娘们儿说:“黄大嫂你当个事办,现在都下岗,工作不好找,就是不下岗的效益也不好,我要是给你大姑娘介绍成了,你家不也多条活路,我也算积阴德、当雷锋做好事了,咱俩家楼上楼下住着,知根知底,这我才第一个想起你黄大嫂!”

母亲说:“哎呦,那我可谢谢你了!”

母亲支使我去给那娘们倒杯热水,那娘们大嗓门儿在我身后直嚷嚷,说,给我一舀子凉水就行,我性子急,热水半天喝不到嘴里,不解渴!那娘们两手端着水舀子咕噜噜饮了一大口,大滴大滴水珠浇在红绿花衣服上,洇湿的地方更显鲜艳。

我问:“妈,啥时候把我枪要回来?”

就在母亲给我大姐算命的那天,李婶也跟着去了给她老公算上一卦。从老仙儿那一回家,母亲就把我的玩具枪借给楼上的李婶。母亲告诉我,李婶借枪去打乌鸦,让我听话不要乱闹。一想到这我就生气,我想肯定是母亲又假大方跟李婶说,没事,拿去使吧,啥时用完啥时还。这工夫,母亲不好意思张嘴要回来。

母亲说:“你听话,妈在这谈正事呢。”

那娘们儿顺手把水舀子递还给我。她说:“日本玩具可老鼻子好了,你大姐要是嫁日本去,啥玩具都能叫你姐夫从日本给你捎,黄大嫂你想闺女,也能去日本探亲,在日本养老可老鼻子好了。”那娘们儿越说越高兴,一舀子水喝掉大半,当时我气得真想将剩下的水泼到她身上,灌溉她衣服上的红花绿叶。

我说:“不的,我就要我那个!”

母亲说:“你看这孩子今天咋这么不听话呐,让人家使使能咋的,一上午不干正经事,净在这吵吵,你上那屋待着去!”

我拿起水舀子走进厨房,连水带水舀子都丢进水池。水舀子打到筷子笼,竹筷子哗啦啦弹起,掉在地上,掉进水缸。罩在厨房窗户用来保暖的塑料布还没拆掉,透过这层塑料布往外看是一个浑浊的世界,浑浊的锅炉房,浑浊的煤,浑浊的树,大千世界浑浊成一片,区分不清颜色,像滴在水里的各种颜料,最终都含混不清,呈一片黑色。我将那塑料布撕开一个口子,打开窗户。

那年月,集中供暖还没推广,城里到处点缀着小锅炉房。我家楼对面就是一座小锅炉房,红砖垒的二层小楼,黄油漆铁栅栏围的小院。一入冬,院里就堆起一座黑亮的煤山,供整个冬季燃烧。十月份一飒冷,站在楼上就能看到蓝工装的工人手推小推车,一车一车把煤山推进锅炉,沉甸甸的煤山,在东北干裂的北风里,化为单薄的烟灰,转瞬又落得一地渣子。

只可惜现在是五月,暖气撤去,煤山早被掏空,货真价实的夏天还没来到,东北最冷的季节。那乌鸦就落在锅炉房顶。

我家住在三楼,我和乌鸦几乎平视。从窗户望出去,这世界的风正卷集这世界的灰尘和沙土,锅炉房、煤山和柳树的模样没有因此变得清晰,只给我呈现另外一种浑浊。尽管隔了好多年,又得透过沙尘暴,我依然记得阳光下乌鸦清晰的羽毛,它以固定不变的姿势注视着我们这栋楼,它那无动于衷的眼睛冷静得没有半点儿感情。

在混乱的世界里,冷静是吓人的。而显得比别人冷静就简直是罪孽。

我大姐回家的第二天,母亲拿抹布给音箱擦灰,土灰里有细密的石子,母亲一抹布下去,给音箱划出两条清晰的白道子,母亲心疼得够呛。她放下抹布,改用扫床的刷子扫,母亲被灰呛得咳嗽、揉眼睛。半天,扫过一遍,她红着眼睛拉起我,说,知道了,去找老仙儿算算。

所谓老仙儿其实只是个尊称,老仙儿根本不老,只比我大姐大几岁,而且仙儿不仙儿的,我也不确定,总之母亲认为她很准。母亲认识她是因为有一天,她撞见楼下常闲扯的一个老太太提着一兜儿毛桃回家。母亲问她,这玩意儿又酸又涩,咋吃?那老太太说,不是吃的。这句话说得神神秘秘,一转身她就消失在楼道的阴影里。母亲稀里糊涂,过后才打听出,是铁东的棚户区有个老仙儿专收毛桃核,做手串用。母亲和我笑说,这老太太还怕咱抢她生意呢。

母亲下班回家,也就是从别人家收拾卫生回来,带我去街上桃树丛里捡毛桃。烂在土里的褐色毛桃,比较软很好掰,赖在树上的毛桃就硬一点,母亲可以握在手里两个大拇指一压掰开,而我就得用刻刀剌个口子再掰。我问母亲,桃核卖给老仙儿后能买玩具枪么?母亲说,能卖出去就买。母亲推着自行车回家,我坐在后座上,两条腿当啷着怀抱一大兜儿桃核,有些残存的桃肉嵌在桃核缝隙里,我就用手去抠。母亲告诉我,不用,回家用牙刷刷吧。

铁东的棚户区重重叠叠,用红砖、青砖、灰砖垒的单薄墙壁,盖着蓝铁皮、白铁皮、黄铁皮,巷子里流淌着经久不息的生活污水,空气里有引炉子烧胶皮的味道。母亲带我拎着一塑料袋毛桃核走入那片迷宫似的棚户区。

老仙儿坐在炕上,炕对面是一张学生课桌,上面供着仙家灵位。母亲说,是有人介绍来的,听说这收桃核。老仙儿说,也不是啥样的都收,先看看模样吧。无论是现在还是那时,我都看不出桃核有什么区别,要我说,桃核全都一个样,不知道有啥可看的。可母亲听了话,把那兜桃核递给老仙儿,老仙儿把塑料袋倒拎起来,一兜桃核哗啦啦全都撒在炕席上,桃核瞬间在炕席上四散开来。母亲有些生气,她说,你都倒了干啥?老仙儿立马向我们摆手,说,嘘,别出声,把脸盆给我拿来。老仙儿手里捧着脸盆,站在炕席上挑拣桃核,嘴里念念叨叨,速度很快,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她一会儿捡起一个,一扬手又撇了,一会儿又像恍然大悟似的,急忙蹲下捡起身后的某个桃核,我和我妈看了,不敢吱声,有时老仙儿冥思苦想,把桃核死死按在脑门儿上,抉择到底要不要收留这个,她在炕上挑拣走来走去,脚踩在桃核上,毫无顾忌,我光是看着都觉硌脚。末了,老仙儿也就往盆里捡了一小半。母亲说,剩下的也一起收了呗。此时,老仙儿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好像在生气,她一下子跳到地上,把装桃核的脸盆置于供桌,她在供桌前的椅子坐下,双手不住地捧起不存在的水搓脸,嘴里哼哼唧唧,又是一通我们听不懂的话,良久,她才平静地站起来。老仙儿和母亲说,炕上的都不要,你们带回去吧。

老仙儿递给母亲五十块钱,她说,这是仙家的赏钱,领赏吧。母亲说炕上的也一起收了呗。老仙儿叹了一口气,说,胡大仙儿看不上,咱也没招,你没看见我刚才尽力替你说好话求情来着。母亲说,那玩意儿做成手串不都一样卖么?老仙儿听了立马发起火来,她说,卖,什么卖,那能一样么,做什么事但求一个信字,是信用的意思,也是信念的意思,上我不能骗胡大仙儿,下我也不能糊弄找我看病的,做人得讲一个信字。母亲平白无故被教育一顿,我爬上炕,撅着屁股把桃核收在一处,还装进塑料兜里。母亲推着自行车拉我往棚户区的巷外走。母亲说,给你也买个玩具吧。

我关上窗户时,乌鸦还落在那。每天李婶去医院给李叔送饭前都要开枪把乌鸦打飞。等乌鸦飞得看不见了,李婶就拎着饭盒出门给李叔送饭。母亲说,李叔得了癌症,冬天做的手术,过年时恢复得不错,还能一起包饺子,谁承想开春后的一个夜里,李叔睡觉疼醒,第二天去医院复查,大夫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

每天中午,李婶都要准时打乌鸦,几周以来,这项仪式变成我们那栋楼的报时器。母亲一听见枪声,就去做饭,而我一听见枪声,就感到饥饿。我走回客厅,见那娘们儿还没走,她说得多,母亲说得少。李婶打乌鸦的枪声这时响了起来,可那娘们儿还没要走的意思,难道这样的报时器都没能给那娘们儿养成一点习惯,对她竟毫无影响?几分钟后,从窗户我看见李婶往中心医院方向走,今天她双手空空,没带饭盒。我饿了,菜板上是母亲准备做菜的豆腐,我嘴噘成一个圆贴上去嘬了一小口,豆腐的味道给我极大的满足,我再接再厉,几乎把豆腐嘬成蜂窝煤。

在厨房我听见那娘们起身说:“这老太太,你看我都劝你一上午了,你咋一点不进盐精儿,黄大嫂,这都啥年头了,能抓钱才是真的。”

母亲说:“我再考虑考虑,你先别跟别人说。”

母亲终于把那娘们儿送出去。她关上门转身对我说:“净来祸害咱家,有那么好的地方,咋不把自己妹妹也倒腾到日本去,一上午没干别的,净陪她扯淡了。”母亲走进厨房,看见被我嘬成蜂窝煤的豆腐又转笑道:“哟,这豆腐是被哪个小狗偷吃的,炒不了了,拌酱吃吧。”

我说:“妈,你赶紧去把枪要回来!”

母亲弯腰把竹筷子捡起,用水冲冲收进筷子笼。她用手把一截大葱撕碎撒在豆腐上,又抹上一勺大酱,再把豆腐、葱段、大酱拌在一起。她说:“这个点你大姐也应该下班了。”

我说:“妈,你赶紧给我要枪啊!”

我妈说:“别吵吵,等人家李婶用完,还能不还你。”

到最后,李婶没还我枪,母亲也没去要。那是李叔死后的第三天中午,我接到李婶打来的电话,她找母亲去她家。李婶饭前打乌鸦的习惯已中断三天,我觉察到情况起了变化,就催母亲去要枪。我说,李婶肯定早就用不着了。母亲批评我太自私,光想着自己。

母亲带我上楼去李婶家,她光着脚跑出来给母亲开门,又捂着嘴跑回卧室,地上只有一双拖鞋,母亲让我穿,她自己也光着脚走进卧室,在身后留下一串潮湿的脚印,我沿着那串脚印跟进卧室。李婶坐在床上边哭边擤鼻涕,大白天,卧室还亮着灯,卧室向阳,阳光照进来,灯光藏进阳光里,我看见我的枪放在卧室桌上。母亲坐过去,握住李婶的手劝说道,人都死了,也别太难受。李婶和母亲说,中午梦见李叔回来和她哭,怪李婶没给他烧纸牛,因为没烧纸牛,阴曹地府的小鬼儿掰开李叔的嘴把他这辈子用脏的水都灌给他喝,李叔还和她哭,问为啥也不烧纸钱,他说他想随礼都不敢伸手。李婶说,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李叔哭着管她要纸牛,埋怨他人一走就不在乎他。李婶和母亲说,家里这俩钱都给他看病了,死了咋还不消停呢,我寻思火化就简单点算了,谁承想还不得消停,还来闹我。母亲劝她说,你也别闹心,送佛送到西,夫妻一场,既然人家想要牛,就给他烧一个吧,按理来说也有这个讲儿,人家要烧纸牛也正常。

李婶抱着母亲哭,母亲劝她别太伤心,啥事都得往前看。我拿起我的玩具枪,我想这既然是我的枪,我拿起来玩应该不用征得谁的同意,我拿起枪眯眼瞄准,在卧室里晃来晃去,母亲瞪我一眼,我吓得赶紧跑去厨房玩。李婶家住七楼,比我家高出许多,从这里望下去,什么东西的尺寸都缩小了,有种远离尘世的感觉。我打开窗户,寻找那只乌鸦。这几天没有枪声,我也没去关注它,乌鸦早不知什么时候飞走,寻不见了。六月,两棵大柳树十分茂密,阳光晃得锅炉房顶泛起白浪。

我关上窗户,把枪别在我的裤腰上走回卧室,李婶还在那里哭。这一回,我听出来她是在为自己哭,因为她和母亲说李叔死了,她一点都不伤心,反而为他高兴,他终于解脱了,可他这一拍屁股撒手走了,留下她自己怎么办,黄大嫂,你说活着咋这么难呢。我坐在卧室床的另一侧,两脚垂下去晃悠着碰不到地板,那时,在我还没学会感伤的年纪,李婶的心情我不大懂,但我知道在别人难过的时候不能表现得太喜悦,我背对着她们望向窗外,以掩饰我重获玩具枪的心情。天空蓝得辽远,白云慢悠悠划过窗户。

李婶终于不哭了,她送我们出门。我的手压在我的枪上,母亲塞给李婶一百块钱,李婶推辞,母亲说没多还没有少么,咱们这关系你也别嫌钱少,给他李叔买个纸牛烧了吧,啥事都往前看,你还年轻呢,等过了这阵,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别苦了自己。李婶一听这话,又哭起来。母亲笑道,他李婶越劝越哭。说完,又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出了李婶家门,我终于可以拿出枪随便摆弄,眯起眼睛在上下楼道里瞄准,母亲告诉我别光顾着玩,看着点楼梯,当心别摔跤。快下到我家时,那娘们儿出现在我手枪的准星上,仍旧穿着她那身红绿花的衣服,还有两枚直径巨大的金耳环。母亲看见她就生气,问她你来干啥?那娘们儿说,笑话,楼梯让你家承包了,我还不能走了,都是邻居,只许你来,我就不能来关心关心?

母亲和那娘们儿生气,是因为那娘们儿主动去找我大姐说和。那娘们儿给母亲看完相册后,见母亲好几天没动静,就按捺不住自己,去找我大姐说和。那段时间,我大姐刚刚离婚回家,用母亲的话说,大姐每天上午去上半天班;但用我大姐的话说,是去厂子堵厂长要买断钱。我大姐和那些同样没拿到买断钱的同事每天都去厂里等着,他们怕发钱时没在,把自己落下。我大姐中午回家吃过饭,独自躺在小屋里听音箱。母亲说,别光等着那点死钱,下午出去转转,找个活干。我大姐和母亲说,出去能干啥,当服务员端盘子?母亲说,那能咋的,自己干活挣钱,不比谁低气!我大姐说,那多丢人啊,我可干不了。

周末,大姐没在家,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她骑自行车带着我去别人家收拾卫生。楼下那帮老太太看见母亲都说,她黄大嫂,你家都要发财了,还去收拾卫生啊?

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刚开始母亲只当作寻常调侃,过后母亲把自行车猛地停住,说,肯定是那娘们儿和别人胡说八道了。母亲继续往前推自行车,边走边念叨道,我都和她强调了别和别人说、别和别人说,嘴怎么能这么松呢。那些天,楼下那帮老太太见了母亲总笑,母亲告诉我,这笑里面有好几层意思。一天,母亲推着自行车回家,我跟在后面走,一进楼口就撞见那帮老太太那好几层意思的笑脸。母亲问,你们老笑啥啊?她们说,恭喜你家呗,她黄大嫂这下可发财了!母亲说发啥财,发面还差不多,天天给人家收拾卫生,上哪发去!她们说,你看看,她黄大嫂还在这装不知道,你大姑娘不是要嫁到日本去了么?母亲说,哪有的事啊,那娘们儿和我提过一嘴,我也没答应啊。她们说,她黄大嫂,你就别瞒我们了,人家都告诉我们了,说你大姑娘都同意了。母亲说,这话可越来越没谱儿,我大姑娘都不知道这事,她同意个啥?她们说,那人家可跟我们都说了日本子就要来接人。母亲厉声道,这不是诋毁我们家名誉么,我根本也没同意啊,我去找那娘们儿对质。

那娘们儿就住我家楼下,母亲说完那话,一扭身走进楼道,又转头喊我别磨叽,赶紧跟上。一进那娘们儿家门,那娘们儿笑嘻嘻蹲下给我俩拿拖鞋,她说,黄大嫂,这几天想通了?母亲说,你少在这装模儿,净在外面胡咧咧,我根本也没同意啊!她说,黄大嫂,我这不是怕您想不明白事,替你着急么。母亲说,你着急那也得我同意的啊,你不能出去啥都胡说啊,这不是影响我大姑娘名声么?那娘们儿笑道,妈呀,这老太太可真会倒打一耙,我胡说啥了,是你大姑娘自己同意的。

那娘们的儿子在小屋里玩游戏机,我偏个脑袋往里面瞧。那娘们儿说,进去和你哥一起玩吧,赶明儿也让你姐夫在日本给你捎一个。我刚要进去看,母亲一把把我拽回来,嗔道,真没出息,就知道玩游戏。那娘们儿劝道,黄大嫂,你也别生气,我这也是为你家好啊,这年头能抓钱才是真的。母亲说,谁让你和我姑娘说了,我自己都没和她说,你就说了?她说,哎呀,黄大嫂,你思想咋这么封建呢,你大姑娘二婚不好找,还都得听你的?母亲说,我是她妈,她不听我的听谁的?她说,黄大嫂,我真没搞明白,就是嫁日本人能咋的,人家那地方人都有钱还有素质,不比咱这都穷嗖的强?你再这么拦着是坑你姑娘。母亲说,我是她亲妈,我还能坑我自己姑娘,我说不行,我看看谁能去得成?那娘们儿的儿子把游戏机的音量调大,满屋子电子音乐,我能想象到游戏机里的小人儿跳跃着躲避子弹,开枪射杀敌人。那娘们接着说,黄大嫂,你要是非得拦着你大姑娘也行,可是你大姑娘自己答应了,人家日本人才同意过来的,你现在平白无故晃人家一下,这来回的路费一万多块钱,得你家赔。母亲说,我给他赔个屁,他自己愿意来的,我给他赔个屁!那娘们儿说,黄大嫂,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大姑娘自己答应的,要不人家能来?母亲说,谁不讲理,谁不讲理,谁也没求他来,我给他赔个屁,再说,她妈我还没死呢!

那娘们儿第一次来我家摊开相册介绍日本人的那天,母亲被耽误了没去人家收拾卫生,李婶中午去医院送饭没带饭盒,我饿得发慌把豆腐嘬成蜂窝煤,我大姐回家很晚。她回来时,母亲坐在客厅还没睡,母亲问,回来啦?我大姐嗯了一声,就自顾自走进小屋。母亲跟进去问,这么晚才回来,干啥去了?我大姐脑袋蒙着被说,别开灯刺眼睛,困了。母亲把小屋的灯熄灭,她坐在黑暗里,手伸进被里去握我大姐的手。我大姐把她推开,说,你赶紧让我睡觉吧,别烦我。母亲说,我看你一进屋脸色就不好,有啥事是不能和妈说的啊?大姐说,啥事都没有,就是累了。母亲说,知道你离婚又下岗心情不好受,你这样妈也跟着难受。

母亲让我回大屋睡觉去,我不敢熄灯,就让它亮着,又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一只耳朵在外面,呜咽声传来,分不清是母亲的还是我大姐的。小时候,城里的夜十分安静,隔着老远都能听见火车进站制动摩擦的声音,像鬼长久地咏叹出一声尖锐的长鸣,在这生锈的城市,我能听见钢铁正被氧化成粉末落在夜里。城市中心的广场上立着一块英雄纪念碑,纪念解放城市的英雄,和平年代养了一群鸽子,提供给游客拍照收费,每一次母亲推车带我去给人家收拾卫生,路过那里,都看见纪念碑上满是鸽子屎。夜里,从卧室窗户望出去,除几家灯火,此外一片漆黑,各种水彩颜料浑浊成一片变成黑色,那只乌鸦也融化在夜里,看不见了。

又一辆火车进站制动,在融化了乌鸦的夜里,鬼再次咏叹出那长久的哀鸣,这些构成母亲和我大姐抽泣的背景。

大姐跑进厕所呕吐。母亲给她舀水漱口,劝她以后少喝点酒。大姐说她不想活了,太累,离婚都不敢要孩子,天天去等那点买断钱,跟个要饭的似的。母亲说,别这么说,你要是不活了,妈也活不成。

记忆中的那个夜晚怎么那么黑,没有月亮,可能是我怕黑,把自己埋在被里不敢睁开眼睛的缘故吧。我怕黑,同时又紧闭双眼,绝对拒绝任何一点微光。乌鸦是夜的精华,李婶不在医院伺候李叔时,就在家里用我那把枪打乌鸦,她绝对拒绝乌鸦出现在她面前,可她拒绝不了此刻的夜,无论睁眼闭眼她都拒绝不了。我们都只能顺从地被夜压在某一个地方,默不作声。

黑夜里的声响像是在屋子里乱窜的多足动物,寻着人的热气,往你身体里钻。在又一声鬼的咏叹长调后,母亲说,你别哭,总有出路,就算我干保洁收拾卫生,也能养你一辈子。

母亲找那娘们儿吵完的那天,再次推掉当天的保洁工作,耽误收拾卫生。中午李婶枪声响起,我跑进厨房观看,这些天,乌鸦养成一种习惯,它不等被瞄准打中,一听见枪声就扑棱翅膀起飞,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不像被驱逐,倒像是胜利的撤退。李婶的枪声越来越急,黄色的塑料子弹打在锅炉房顶发出清脆的噼啪声,一切都是徒劳,一切都无能为力,远处乌鸦嘎的一声报以回响。此时,我脑袋里依然循环着日本游戏机的电子音乐,忽略了玩具枪的空响。

那天中午,我们吃的小葱拌豆腐,或是吃的别的,但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吃什么别的,因为小葱拌豆腐,如果算道菜的话,小时候我吃得是真多。母亲认为有些事不主动找你,你就绝对不要主动招惹它,所以母亲没和我大姐提起与那娘们儿吵架的事。倒是我大姐吃到一半,主动提出要去婆家把孩子接回来。母亲说,完全支持,妈早就是这么想的,接回来她替我大姐养。大姐说,妈,你别操心,我都想好了,我带着孩子去日本。母亲像没听清似的问,你说啥?我大姐说,妈,你就别管我了,我都想好了,我和孩子一起去日本。

母亲说,你都和谁商量了,你就想好了?我大姐说,妈,我求你了,你就别管我了。母亲说,你去日本能干啥,还带个孩子。我大姐说,她都打听好了,那面条件可好了,嫁个日本人,还能给咱家彩礼呢。母亲说,你是不是听那娘们儿说的?我大姐点头。母亲说,那娘们儿是要卖了你。

我大姐站起身,在客厅转圈和母亲吵架。客厅里有一面窄窄的穿衣镜,我坐在对面吃饭,我大姐的身影一会儿映在上面,一会儿又消失,这窄窄的镜面倒映出的景象与我家一致,只是不知道这景深的更深远处是否存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大姐说,妈,你根本就不懂,人家那叫国际婚介,收的是中介费,也不是贩卖人口呢。母亲说,我知道,就是觉得这么远,没有娘家人照顾,根本不行,到那肯定被人家欺负。我大姐说,那也比在中国,没钱还被人欺负强。母亲说,要钱妈给你,咱不去那受那洋罪去。我大姐说,妈,你根本就不懂我压力有多大,我不想在这待了。母亲说,啥压力大不大的,没工作慢慢找呗,我也没逼你,催你出去干活,你就是在家待一辈子,妈也养得起。

我大姐说,妈,你非得拦着我干啥?

母亲抹了一把鼻子,柔声哭道,你姥爷就是被小鬼子打死的,你要是找个日本鬼子,你就要了你妈的命!

我大姐说,妈呀,这都啥年代了,早都不是一回事,你能不能别老提。

母亲说,那咱也不去,咱不丢那脸。

我大姐说,妈,那你说我干啥去,我也学人家去端盘子?那才丢脸呢!妈你不懂我压力多大,走在街上遇到熟人,都问咋离婚了呢,一听说我还没要孩子,都同情我,同情有个屁用,我用你们同情?天天去厂子等那点买断钱,又天天被人家打发回来,说别老来了,跟个要饭的似的,我现在都不想出屋,妈我现在真想换个环境,我想去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就算是要饭呐,也不怕熟人看见。

母亲说,那你就慢慢找工作,妈不催你,大不了妈豁出老脸去求,咱也去送礼,给你也求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

大姐说,妈呀,这年头,坐办公室有啥用,都一样穷嗖的,我都打听好了,那个日本男的没小孩儿,我还能把孩子一起带去呐,妈你就别管我了!

母亲哭道,这么多眼睛都瞅着你妈,你要是去了,你妈就没脸活了。

白天的哭声和夜晚不同,白天的伴奏太多,哭声的线条不鲜明,走街串巷的叫卖声、孩子嬉戏的吵闹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杂进来,没有夜里呜呜咽咽婉转低回的凄凉。白天满世界的人,无论谁都要弄出一点动静,参与合谋,轰隆隆连成一片合唱。

在这合唱里,有一挂火红的爆竹声。

平常日本人来接亲,那娘们儿是不放爆竹的。母亲跟我说,这次准是那娘们儿故意气我母亲,谁让母亲非拦着我大姐不放的。我从楼上厨房往下瞄,裤腰上还别着我的手枪,爆竹轰鸣,让我联想起电影里战火纷飞的场面,我把阳台当作掩体,探只眼睛瞄出去锁定日本人的位置。伴着爆竹声,我举起枪,想象自己被敌方强大的火力击倒,英勇牺牲。那日本人一身黑西装,和那娘们儿点头微笑,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他是日本来的,我就跟本不会注意,他和大街上随便哪个中国男人有什么区别。

我的枪刚借给李婶时,她打完乌鸦,一个人拎着饭盒往医院走,过了一阵,她打完乌鸦,一个人手里空空往医院走,又过了一阵,李叔死了,玩具枪被闲置,乌鸦高飞。而今,爆竹放完,满地的红纸屑,空气里充满硝烟的气味,好多人陪着李婶,替她拎行李,陪着她往外走,往街上走,那些人像是一瞬间从地下冒出来的,孤寂的李婶好久都没被这么多人围着热闹。用母亲的话总结,李婶算是被那娘们儿卖给日本人了。

老仙儿把桃核手串卖给李婶时,要价一百。母亲一旁打趣,谁也没您老这买卖做得明白!老仙儿发起火来,说,谁敢说买卖,这叫请,做人但求一个诚,是诚心的意思,也是诚意的意思,你们诚心来求,那仙家也诚意给你家男的看病,只可惜你来晚了,你男的这病多半是落了实了。母亲多嘴又被教育一顿。阳光猛烈时,万物是鲜活的,人能看得明明白白,到了垂暮时辰,世上的色彩就变得稀薄,它们在谢幕,含混成一片黑色,使出障眼法,赋予破败的世界以尊严。我们坐在这破败的棚户区小屋,那寒酸的供桌、老仙儿坐的塑料凳子、水泥地面、被烧焦的炕革、报纸糊住的墙皮,这一切都被黑夜抽象得仅剩轮廓,赋予尊严,不可侵犯。仙家的名讳黑字写于一张红纸上,歪歪扭扭,在这间色彩逐渐被抽离的昏暗屋子里,更显庄重。随之被抽离的还有母亲和李婶的勇气,母亲坐在炕上不再吭声,我坐在她旁边不敢移动。老仙儿和李婶坐在供仙桌对面,老仙儿嘴里发出倒吸冷气似寒战般的响声,她用双手摩挲李婶全身,一如弹落仓库旧物上的灰尘和蛛网。李婶身子前倾任由老仙儿拍打,接着老仙儿又站起身来围着李婶快速转圈,好像在屋子里带起了一股风,往我的脖子里钻,老仙儿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清的调子,有时她会在李婶背后停下来,发出一声惨叫。我听了想问母亲,是不是老仙儿的脚被谁踩了。没等我说完,母亲立马将我的嘴巴捂住。末了老仙儿举起李婶的一只手,咔嚓一下给她铐上一串桃核手串。老仙儿说,这可不是送给你的。李婶说,我知道,我买,不,我请回去。老仙儿说,不对,是给你男的请的,给你男的戴之前你不能摘下来,也不能碰水。李婶问李叔这病还有救么,能活几年?老仙儿说,要是你家一直看不见乌鸦,挺过今年春天,再来,我再给你换副串子,那时怕是就好了。李婶问,乌鸦,乌鸦管啥的?老仙儿说,乌鸦就是一双报信儿的眼睛,来谁家谁家死人,它要是来了,你就赶紧把它打飞。李婶问,怎么个打法,有讲究么?老仙儿说,你们自有办法,不用问我。

李婶将一百块钱递给老仙儿时,老仙儿啪的一下扯开灯绳,对着电灯抖落两下。屋子瞬间亮了起来,我们的眼睛被刺得不敢大睁,在灯光把黑暗赋予的尊严驱逐出那间屋子之前,我们先一步被老仙儿请出了屋,她嘱咐,千万小心乌鸦。母亲对李婶笑道,合该我家那玩具枪给你使,那还是卖桃核换来的呢。

自打我听了那娘们儿儿子玩的日本游戏里的枪声,我就觉得玩具枪枪声充满了塑料感,没有电子枪声来得有魅力。那天,母亲跑去找那娘们儿吵,中午吃饭时她说她可以养我大姐一辈子,我大姐抽抽搭搭回到小屋,拧开黑音箱,关于情啊、爱啊的曲子缓缓地流淌出来,与白天里一切躁动的声音汇在一处。而我心里的主旋律是日本电子游戏的枪声,那电子显示屏展现出的色彩,不依赖任何狡诈的手段赋予它们尊严。我和母亲说要出去玩,母亲说下午太阳毒,玩玩儿就回来。我站在一楼那娘们儿家窗户底下,听电子枪声隔着窗户传出的闷响,她家窗户罩着铁罩子,我双手把着铁罩子往上蹿,在窗台上陈列的各色咸菜酱缸之间,我看见那娘们儿儿子的背影和电子枪声的彩色画面。我就这么在铁罩子上面挂着看那娘们儿的儿子打游戏,累了就下来歇会儿,等手不那么酸了再挂上去看。

我看得过分专注,母亲走到我身后我都没有发现,母亲揪着我耳朵,给我一嘴巴,骂我没出息,那玩意儿有啥可看的?还把着人家窗户看,真是不要脸。亏得李婶给我解围,她从楼口走来,头上蒙着一块儿围巾,手上空空什么也没拎。

李婶问,黄大嫂,咋打起孩子了?

母亲说,没啥,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又给他李叔送饭去啦?

李婶说,不送饭了,晚期,吃不了饭。

母亲听完一时想不出什么话安慰她,楼下坐着的那帮老太太皆默不作声,从那娘们儿屋里飘出闷闷的电子游戏枪声,乌鸦嘎嘎飞落在锅炉房顶,她们扬头望去,我趁这时机从母亲手里逃走,跑出那栋居民楼。此时,街上正刮着五月的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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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亮
黄亮  
现居德国。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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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n.🎈
时间线好乱啊
张鹏
枪赋予一种希望,一种打破生活苦难的利器,乌鸦赋予了不吉利,整个文章所有人都在枪与乌鸦的围绕下生活,5月代表了生活永恒的颜色,苦涩。还是要认真生活。
微蓝
被题记吸引进来,但正文比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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