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月的某天，我下班回到家，和母亲吃完晚饭后，我坐在床上，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母亲在沙发上看剧打发时间。我问母亲，我读高二那年是哪一年？母亲想也没想，回答说是2010年，我用手指又算了算，纠正母亲说，是2012年。
我印象深刻，高二那年，我有一个长得酷似爱因斯坦的班主任，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班主任是光头，爱因斯坦不是。班主任有许多令人憎恶的行为，其中之一就是喜欢占据我们的娱乐时间。但那天，他同意我们上体育课（体育课等于自由活动），同学们一片欢腾打闹，我却高兴不起来。你知道，少年时代总会有难以名状的情绪，我是说，如果噩耗降临有提前铺垫的话。
我们的教室就在4楼的走廊尽头，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半个校园的风景，茂盛的香樟树在寒气未消的三月里沉默地发绿，天色灰蒙潮湿，像即将临盆一场大雪。不远处可以看到学校的小食堂，那年母亲一边在校陪读，一边在食堂工作。我忽然接到电话，是父亲打来的，他的声音微弱无力，问我，你妈呢？我不懂事地问，你是不是要睡着啦！声音太小啦！父亲似乎没有太多耐心，跟我说，你姑姑去了，快去……我脑袋嗡鸣，不敢提问“去了”的确切意思，同时双腿不自觉地跑去找母亲。
午后的母亲并未察觉到异样，她正和几位阿姨谈笑，准备去小食堂开始晚餐的工作，大约半小时后，教学楼里的学生就会像蚂蚁出巢，充斥在每个角落，广播里的音乐会响起，热闹会像开闸一样涌开。我把手机递了过去，少年的我站在母亲面前，目睹她的脸色变得凝重，随即蹲下身子，失声痛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印象中的母亲这样失态痛哭，是关于姑姑的死讯。
那时，对于生命终结的概念，还只停留在过去的两次葬礼上——
第一次是我四岁那年，爷爷去世，在光线幽闭的老房子里，许多人挤进挤出，爷爷躺在床上，面部盖着纸钱，我不明白为什么睡觉要盖着纸钱呢？像某种游戏似的。只见人们纷纷踩上卧榻，把窗帘拢到一边，凑上去嚎啕大哭。人群中有人寻我去生纸钱火，说是这火得需后辈来烧，意味着此生送行。我无措地站在一旁，被推搡的人群挤得厉声大哭，接着有人夸我，说这孩子真孝顺，爷爷死了知道哭。可我哪知什么生死喜悲，只记得不同寻常的热闹；
第二次是读小学时，姑爷去世，表姐拉上我，跟着火葬队伍去火葬场。队伍在深夜十点出发，许多辆车形成长长的一条龙，我在其中一辆轿车的后座里，前面的车时不时地向寂静的夜空扔出一串响亮地鞭炮，母亲在一旁紧捂住我的耳朵，把我按在怀里，哄我睡觉。不知是多久过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一个举目四望没有灯光的僻静之地，简陋空旷的客厅，忽然从黑暗里走出来一个工作人员，我吓得转头蒙住脸，喊着“鬼来了，鬼来了”，平静下来又忍不住好奇，屏住呼吸从手指缝里偷看，只见几个人将殡仪车抬下来，从一扇门里抬进了另一间房，只留一扇高而窄的窗口。接着从那扇窗口里，时不时传出巨大声响，几阵安静过后，里面递出了一个红色小盒子。
从那之后，我脑袋里萌芽出许多妖魔的怪诞故事，而真正的生命终结，之于年幼的我来说，是一件遥远得无须思考的事。
2
直到上一次见姑姑时，或者说是最后一次。
是在新年的时候，从记事起，姑姑每年新年都会回来相聚。那时我们还在老家过年，虽是偏僻的农村，但也热闹。不知是哪来的规矩，说已出阁的女儿不能回家过除夕夜，会招来霉运，所以大年初一，姑姑必定会背着大包小包回来小住。我喜欢姑姑笑起来的样子，以及说话时的温柔，姑姑一遍遍地绵声叫我的名字，小林，帮我打一盆热水，小林，你什么时候睡觉，小林，过来，给你剥了柚子……
我是喜欢亲近姑姑的，这种亲近来自一个孩子对于好坏的直观甄别，在当时的农村环境，我讨厌那些小家子气的贫富攀比、势利计谋，并在未学会隐藏能力之前，将这种人际关系的喜好一丝不挂地表现出来。我喜欢黏着姑姑，母亲说我像她身边的小猫，特意将姑姑安排在我的卧室，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
而我清晰记得最后一晚，一家人围着火炉夜话，姑姑坐在其中，我挨在她旁边，她露出疲态，无心与大伙絮叨，最后她说有点冷，要早点睡觉，我跟着她上二楼，她略胖的身子背对着我，我问她是不是不太舒服？她说不碍事，只是有点感冒。但是她一直咳嗽，我问吃药了吗？姑姑说，回来之前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只是普通的感冒，可是一个多月了，感冒仍未见好。我不知道要接什么话，只问道，要不要喝点热水，姑姑翻过身面对着我，手摸着喉咙说那里不太舒服，明天去药店买点金嗓子含一含，就会好的，让我不必担心，接着姑姑刮了刮我的小鼻子说，小妖精，早点睡吧。
雷蒙德·钱德勒说：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
姑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事实上，就在前一天晚上，姑姑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一道别有深意的栏杆，她孤独地站在一侧，另一边是她已经去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奶奶像天黑了唤她回家吃饭一样，招着手唤她，快过来呀，珍宝，快过来。珍宝是奶奶随意给取的名字，在姑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奶奶就总唤她，珍宝你给我盛碗饭，珍宝你去买斤肉，姑姑像个温顺的小绵羊从不反抗。所以在她的五个孩子当中，奶奶也最喜欢姑姑。
可十三四岁的姑姑毅然选择离家，独自去大城市的影楼谋生，从最开始的打杂，到后来学会了摄影，用自己攒的钱开了一间照相馆，再后来姑姑结婚了，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她很想家，但却很少回家。奶奶像对待仇人一样，叫着珍宝二字骂道，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说姑姑没心没肺。
姑姑曾经笑着说，我不喜欢我的名字，太俗了！可大伙都明白，是因为在血缘铸就的亲情里，珍宝的“珍”字，和珍宝的“宝”字，她一样都没有感受到，有的只是人性里，千篇一律的自私自利。但那么多年姑姑从不表现出来，她只是露出温柔的笑，履行一个称职的子女该履行的赡养义务，陪伴着她走完了一生。
可事情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在梦里奶奶叫唤她的时候，姑姑从梦中惊醒，脸颊盛满热泪，像一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别人不懂，只能一边嘲笑她的孩子气，一边拍拍她的肩膀说，梦都是假的。
3
姑姑因为这种不安不愿意多作逗留。第二天就召集全家，说给我们拍全家福，这是每年新春的惯例，姑姑会给我们拍很多合照，对于那时候的农村来说，拍照是很稀奇的事，父母就拉拢大家，一本正经地对着姑姑举起的相机镜头整理衣襟。少时的我还不太明白纪念时要有笑容，于是我鼓着嘴巴，姑姑站在前面作示范，小林，要咧开嘴，一二三茄子。我看着姑姑笑，于是我也傻呵呵地跟着笑。可后来的某一天，我翻起家里的相册，翻到最后一张，才发现没有一张照片里有姑姑。
也就是在那张全家福后，姑姑收拾了行李，准备回城。
是中午11点左右的列车，临行前姑姑走进了小镇街角的那家药店，离车站不远。姑姑说，嗓子疼，来点治嗓子的药吧。售药员态度冷漠地头也不抬，顺手从柜台里拿出一盒金嗓子。姑姑问，多少钱。售药员又问，是哪种疼？于是姑姑把她的症状描述一番，他才抬头瞧了一眼，姑姑看起来脸色苍白，因为难受而露出拧皱的表情，仔细看，脖子竟有些肿，售药员当时就口出狂言说，你该不会是白血病吧！姑姑吓得不轻，不知该作何反应，只是豆大的泪水啪嗒滑落，过了好一会儿姑姑才骂骂咧咧道，你乱讲，你这个人怎么口无善言，医生说了只是感冒。姑姑念叨着“只是感冒”四个字，慌忙逃出了药店。
回到城里，姑姑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最权威的医院，最后印证了小镇售药员的猜想。
消息迅速传开，人们这才开始正视起姑姑的一生。但凡与姑姑接触过的人，都在不同时间、用不同语调对姑姑表示不同版本的惋惜。其中不乏姑姑年前在城里刚购置的一套新房，还未装修。那套房子花费了姑姑近大半生的积蓄，是她十平米的小照相馆日积月累攒来的，姑姑再也不用租房，和不讲理的房东交涉，过着睡不踏实的日子，她终于有了一套凭借自己的努力买的房子，那看似人生美好的新篇章就要开启。
但至于姑姑是怎样节俭呢，母亲回忆起一个细节，说姑姑每年回老家时都会穿一身新衣服，有一天我们泡脚，姑姑脱掉鞋，母亲注意到她的袜子，怎么是破的呢？破了好大一个洞！姑姑随口笑着说，袜子穿在鞋里面，别人瞧不见。姑姑就是这样攒下来买房的钱，可是还没住进新房，却住进医院了，像被关进了一个牢笼，姑姑躺在满是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终日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她甚至无暇去想，年幼的儿子还没做完寒假作业，没有人看见姑姑潮湿的枕，也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4
关于生之依恋，我不得不提起高一升学的那个夏季，小城的太阳炽烈地照耀着所有少年的脸蛋，我和同学坐公交，路过一家书店时，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走出书店就忍不住拆开包装，歪头读起来，等到了学校坐在教室里时，正读到史铁生在两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什么都找不到了，于是他就摇着轮椅一个人去地坛，每次他要动身时，母亲便无言地帮他准备，帮助他上轮椅车，看着他摇车拐出小院……有一次想起一件什么事又折返回来，他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他走时的姿势，望着他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他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当时教室里坐着发汗的少年，头顶的电扇拼命溶解着青春的热情。我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喧哗中，捂脸痛哭，泣不成声。正如史铁生所说，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对漫漫前程抱着一份激动的希望，以为奇迹就在远方。然而，人生只是一个个梦想不断破灭的过程。而当我们走出所有波折的日子时才发现，真正的美好与神奇，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背后。
而我只记得新春的喧哗还未散去，家里仿佛笼罩着一层阴霾。父亲终日紧锁着眉头，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我们小孩子怯懦地站在一旁，插不上话也不敢提问，只能从那些只言片语中去接近最新事态。
姑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关节疼痛得彻夜难眠，甚至越来越难以进食，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那段时间，我总是想起我和姑姑在一起共眠的那些夜晚，我们关了灯，在黑暗中聊天，姑姑笑出声来，清脆的笑声，她就躺在我旁边，一个健康的有温度的爱笑的姑姑。而她此刻正在经历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折磨。后来医院通知家人，说准备骨髓移植的配型，父亲站出来，说我来。就在大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骨髓移植的时候，姑姑的病继续恶化了。直到人们说起那个体育课的午后，姑姑的丈夫带着年幼的儿子，如往常一样给她送去午餐，用保温盒装着熬制的白粥，虽然她的情况早就糟糕到无法进食。
那天姑姑只是一个劲地哭，枕头潮湿了一大片，她蠕动着嘴唇，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丈夫将耳朵凑近问，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又用尽力气，可还是不行。于是哭得更厉害了，难受得直咳嗽，咳出满嘴的血，这把她的丈夫吓坏了，他想去叫医生，可是她却死死地抓住他的手，丈夫看着她“er”的唇形问，你是不是想说儿子？她看着不远处独自蹲在地上玩小火车的儿子，他是那么可爱，看起来不太开心。她哭得更厉害了。这就是姑姑在世的最后几分钟，就在那个天色灰白的午后。
那是年少的我第一次与“终结”靠得那么近。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年纪，我因为一段恋情的终结而跌入低谷，我远离家乡，独自来到北方，我在出租屋的房间里彻夜失眠，看着黎明的日光一点点爬上林立的高楼，我几乎是想了一整夜，要以何种方式提前终结自己。我空白的脑袋，体味着姑姑躺在病床上的心情，与生告别的复杂之情，绝望、遗憾、痛恨、感激……但，不管是带着何种心情，终究还是得在时间威严的喝令之下，不加修辞地，向前方走去。
母亲让我跟秃头班主任请假，去见姑姑最后一面，我跟在母亲身后，不敢吭声，到达车站的时候，电话通知我们不必去了，说没有一家医院会让一个无用的尸体停留太久，让两天后去参加姑姑的葬礼。而姑姑将会被连夜运回丈夫的老家，听说那地方很是遥远偏僻。第二天母亲就独自去了，我说我也想去，母亲哽咽着声音对我说，你别去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其实根本无心于课业，终日浑浑噩噩，我忽然想不明白，人的生命长度原来是有限的，但无常又会让你突然走到终点，你还没能对这个世界挥手作别。就在我一番思考的时候，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似乎在发烧，我向秃头班主任请假，然后一个人回去疲倦地睡着了。
我梦见了姑姑。在她的葬礼上，她略胖的身体躺在棺材里。我特地注意了姑姑的表情，她闭着眼睛，神情安详。人群中不知是谁喊道，得穿鞋！穿好鞋才能走舒坦的路。我又特地绕到另一头，去看姑姑的脚，是穿了一双新鞋的，我想，姑姑大约是要启程了！我在心里默默跟她告别：这辈子很高兴认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