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决定赶在方平婚礼前，去陆城找他。

像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我又开始想念方平。我从头痛中醒来，瑟缩着穿好衣服，浑身疲倦地走到卫生间洗脸刷牙，然后坐在桌前，吃下了一片冷面包。想念的情绪如影随形，时时刻刻游走在我的身体深处。昨天傍晚，在换乘地铁的人潮中，我无意地看到了那条电子请柬，方平要结婚了，同那个一起回到陆城的女孩。我站在人来人往的楼梯上，手脚发麻地拨拉着他们的结婚照片，一遍遍地看，问自己，我还能争取一下吗？                   

下午四点半，铃声响过十二遍，家里的电话还是没能打通。中午时与父亲通过电话，也是打了许多遍才接通。父亲气喘吁吁地说他正和母亲漫山遍野地寻找奶奶。奶奶又一次走丢了。父亲的话还没说完，我即刻又听见母亲对父亲的嗔怪，她说，别跟丫头说了，让她担心，她奶奶走不远，没准又去了柿子林。

我再想要问的时候，父亲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我只听得他说,别担心，家里有我跟你妈呢！

我坐在床角，右手握着手机，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拨出家里的号码，嘟嘟的等待声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缥缈，短暂地出现后接着被什么吞没。自从半年前爷爷癌症去世，奶奶总是走丢。从我有记忆时，奶奶的精神就不太好。她常常无来由地骂人，又或者是站在胡同口撕心裂肺地哭泣，村里人都说我奶奶有神经病，这种病专业的说法叫精神分裂症。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奶奶常骂他，无来由地骂，甚至有时无来由地，奶奶就操起手边的物件摔向爷爷。爷爷也不说什么，只是安静地把东西捡起来，摔碎了的就扫到大门口的簸箕里去；还能用的，就捡起来放回原处。爷爷爱听京剧，爱拉二胡，那些午后，他坐在破旧的那只小木凳上，倚靠着床边，听着京剧打着瞌睡。奶奶就坐在他身后的床边，两只手交叠着抱在胸前。但爷爷在世的时候，奶奶出门，总会自己再回来。爷爷常常带着奶奶去南峪的柿子林里，爷爷推着放着锄头和木桶的铁车走在前面，奶奶手里提个小布包走在他身后，俩人一下地就是一天，从清晨到黄昏，小布包里装着凉白开、豆瓣酱、煎饼、钥匙，奶奶不说话，只是低着头，跟着爷爷一路走。

但现在，奶奶却常常走丢了。村人说，有时见她低着头，抱着手站在胡同口，一站就是很久。

房间里有些昏暗，打开灯时，有些灰尘在米黄色的地砖上轻轻飘浮。我走到铁制的大衣柜前，犹豫了一会，纠结着自己要不要换上那件乳白色的紧身毛衣。那是一年多以前，方平用他的第一个月工资买给我的。

我还是决定换上那件毛衣。空气里有些微凉，秋末冬初的这一段时光，总在倏忽间就过去了。还没立冬，空气里已经开始弥散着严冬时的凛冽。衣柜门里面，有一面长方形的平面镜，那是我们刚租到房子时，从宜家买回来的，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去逛宜家，我和方平还吵了一架。他不喜欢逛商场，每次陪我逛街，他都显得郁郁寡欢，仿佛是刚经历了什么很扫兴的事情。去宜家的时候，我兴致勃勃，期待着往我们刚租到的小次卧里添置些日常用品，我甚至在地铁上就已经开始计划要采买的小物件，心情愉悦地盘算着再给自己买一条碎花裙子。但方平一路都板着脸，闷闷不乐的，我同他说话也不理。地铁上人不多，我们中间隔了一个人的空隙，他目视前方，一路上都是沉默的。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他这样的态度，冷冰冰的。我曾试图逗他开心，我摸摸他温热的手背，仰起头来看着他的下巴。他的回应往往是没有回应，我的亲昵似乎使他很不舒服，仿佛我这样做引来了别人的目光，而这使他很没有脸面。在宜家店门口，他停住了，对我说，莹，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我站在平面镜前，拿着一把齿子都快要掉光的塑料梳子。我有二十二把这样的塑料梳子，都是在租房前，同方平住招待所时拿回来的。那时，我们刚毕业，各自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见面成为了一件难得的事情。我曾想过我们会一起打拼，结束这种流浪在城市里的日子。但一年多以前，我们还是在月亮湾分手了。

说来也真的是讽刺，月亮湾是这座城市青年人定情的地方，那儿伫立着一个两米多高的月亮老人的铜像。分手那一天，是我和方平在一起五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一路溜达着到山脚下的海子那儿去，走过参差不齐的礁石桥，挤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堆里。我对方平说，我们来拍个合照，做五周年的纪念吧。方平显得心不在焉，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月亮老人笑眯眯的。有风吹来，我听见方平说，阿一，我们分手吧。

月亮老人依旧笑眯眯的，在有些锐利的海风中，他的笑让我觉得有几分诡异。

分手那天，我们在礁石上走了很久。我有很多想跟他说的话，比如说，我们最初来到这座城市时，像两个流浪的人，租不起房子，只能抽周末的时间一起去最便宜的招待所，只为了一夜的相拥入眠。中午退了房后，没地方去，就待在公园的长椅上，一直坐到地铁的最后一班将要出发。后来，也就是分手的一个月前，我们终于租了房子，每天清晨，匆匆洗漱后，在小区门口分别。晚上我做好饭等他回来，他最爱吃的就是打卤面，用香菇鸡蛋肉丁打出稠糊的菜卤子，我拿一柄长勺子，舀满一大勺，浇在刚捞出的手擀面上。热气腾腾，面香满溢。

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秋风很凉，我走在方平身边时，瑟瑟发抖，像是岸边银杏树上的那些金黄但却即将飘落的叶子。

离开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以后还是不见了吧。希望你找个女生，能让你每天都能有开心的笑容，她或许能愿意跟你一起回到陆城，比我更爱你。

我承认，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表现得很平静，甚至很大度。我天真地以为我干脆果决的放手态度会让他幡然醒悟，觉得跟我分手是他的损失。

“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的。”

他看着我说这话时，眼眶红了。

在他还没说出下一句话之前，我跳上了开到面前的一辆公交车。

“再见了！”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同方平说。我走的姿态潇洒得很，但心里却巴巴地期望着他能叫我下去，说他后悔了，或者说，他也跳上车来，坐到我旁边，跟我说，他刚才都是胡说八道的。

但他站在原地，没有动。他也没说一个字。公交车开动，他还待在那儿，站在那只分类回收的垃圾桶旁边。

跟方平分手已经一年多了，我仍然保留着随便上一辆公交车的习惯。我不知道公交车要开往哪里去。坐在座位上，我想起许多事情。心绪烦乱着，窗外飞逝而去的景物，就像正在发生的生活，转瞬即逝。那些行道树边的火一样的柿子树，跟着公交车奔跑起来。它们让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乡的田野。

爷爷去世时，我们哭得昏天黑地，众人哀泣声中，唯有奶奶独坐床边，她没有哭，目光与素日一样，像个被封锁在躯体里的灵魂。来送葬的人问她老伴去了难受不，她却憨憨地只是对着问话的人笑。爷爷下葬的时候，奶奶穿上了一件灰底红花的棉袄，上面的用金丝红线绣的花边显得有些夸张，那不是一朵一朵的花，看上去倒像是一簇一簇的花团。母亲哄孩子一般地哄着奶奶，想让她换上一件更庄重一些的衣服，但奶奶却执意不肯，再劝，奶奶就要骂人。她的脸又现出骂人时的狰狞神色，母亲也不敢再劝，就由着奶奶去吧。当时的我们，觉得奶奶的病让她感觉不到爷爷去世的捶心挫骨的痛感，也是件好事情。

爷爷去世后，家里的柿子林就荒芜了。父亲和母亲每日早出晚归地上下班，也实在是顾不上柿子林里的活儿，也就任由那些原本茁壮的柿子树杂乱地生长下去。

奶奶的精神更加恍惚，她终日抱着胳膊坐在家里的床上发呆，眼神木木的，陷入一种沉思里。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在松弛的皮肉上，随时像是要掉脱。

我几乎是与那片柿子林一起长起来的。农忙的时候，爷爷奶奶常把我也一块带到地里去。我坐在地面挖那些白白胖胖的茈草虫，又或是掀开石头去搜寻弯着尾巴的蝎子，爷爷和奶奶就在柿子林里忙活着，拔草、上粪、除虫……从春初到秋末，柿子林里总有忙不完的活。爷爷偶尔会走到地边来，旋开一只军绿色的水壶，咕咚咕咚地喝水。在柿子林里，奶奶总是很听爷爷的话，爷爷说，去崖边拾掇拾掇那些杂草。奶奶就拿着镰刀走到崖边除草去了。爷爷说，靠北的几棵柿子得套上袋。奶奶就从提篮里取出纸袋子走到北边去了。柿子林是爷爷奶奶的生计，他们日日精心打理着柿子林。盘下这片柿子林以前，爷爷在陆城做生意，一去就是七年多。即使偶尔回家一次，也总是待个几天便又匆匆离开。后来奶奶生了病，爷爷就从陆城回来了，再也没有独自离开过桐花村。

我坐在办公桌前，盯着眼前的那杯热水发呆。太阳斜斜地落进屋里，透过纯净的玻璃杯体，在桌面上散射出一道明艳的彩虹。我把那把断了齿的梳子放到左手边的抽屉里。一年多了，我仍然舍不得扔掉它。分手后的时间像是不断注入生活里的白开水，把曾经有过的点滴温存都稀释得索然无味。那些在一起的时光就像是那些塑料梳子，齿子不断地掉落，落在地板上、床头边、桌子板，甚至我前几天在大衣的口袋里也摸到一根硬邦邦的梳子齿。这些齿子的质地跟我们的感情一样，脆弱而又容易断裂。摸上去时，几乎没什么温度。

窗外有一棵柿子树。它长在对面小区的围墙里，在蓝天下缀满了沉甸甸的柿子。搬进这里以后，我常常往外一瞥就能看到它。它静默地站在那儿，偶尔会有过路的孩子在树下仰望，他们甚至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捡起地上的石头，朝果实投掷过去，巴巴地盼着能砸落几颗红彤彤的果实。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怏怏离去。

望着那棵柿子树，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两年前，我带着方平回家的情形。那也是在一个秋天，我们抢到了回家的火车票。在硬座里艰难地挨了十二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我家所在的县城。想来，从县城到桐花村的一路，是我和方平感情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了。沿着蜿蜒的山道，我们一起往大山的深处走去，目之所见，都是火红的山林和果实。在山路上，不时遇到背着柴的大叔，又或是赶着牛群回家去的少年。

五里多的山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我家在桐花村的最深处，百草坪的半山腰。那时候，爷爷还在。他为着我们的回家，早早就开始准备着了。爷爷杀了一只羊，用清冽的河水冲洗着新鲜的血肉。奶奶在小院里的灶边生了火，一道又细又轻的青烟顺着烟囱轻悠悠地飘荡。

我站在窗边，突然就很想念曾经的时光。那时候，爷爷还在，方平也在。爷爷去世之后，奶奶的生活变得艰难了许多，我每次回去，小院都是冷冷清清的。常常见啃剩下的冷馒头孤零零地躺在桌板上，被褥也潮湿着，有些老人才会有的腥臊味。晾衣绳上空荡荡的，石榴树边，老狗缩成一团，见人也没什么兴奋，恹恹地躺在那儿。

爷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他。但方平，我却总按捺不住自己想去找他的冲动。分手之后，方平回到了陆城，那是他的家乡。我也曾经跟他回去过几次，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去海边的镇上看望他的父母。方平总说，在北京的日子觉得太辛苦了，感觉不到幸福。每天就是起早贪黑地上班，挤在臭烘烘的人群里通勤，他一想到一辈子都要忍受这样的生活，就觉得无比绝望。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回陆城去吧，回去过点安生的日子。干吗非要留在北京呢？

后来，方平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是他们公司的实习生，也在陆城。有一次，我提前下班，便心血来潮地去方平的公司楼下接他下班。在北风里，我站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看到方平和那个女孩一起走出来。他们挨得很近，方平还帮她戴上了卫衣后的红色帽子。

下班的路上，我常常看着那些瘦瘦高高的男生，想起方平还在我身边的时光。每次想念方平的时候，我就会翻看父亲发来的短信，一遍遍地读。方平要结婚了，我感觉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撕扯开来，露出白花花的脓口和血肉。傍晚，我看着窗外一点一点暗下去的天色。几只鸽子飞过天边，像极了一年前分手时候的那个画面。我想起方平那泛红的眼眶，突然觉得，我要再争取一次。方平，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直到天黑，父亲都没打电话来。我心里乱作一团。我想起上一次奶奶走丢了的事，她锁了门，手里提着那只破旧的苇筐，自己沿着小路一直走。傍晚时，父亲下班回来，端着做好的饭菜去奶奶的小院，才发现是铁将军把门。他心下一阵慌张，预感到奶奶应该是自己出去迷路了。那天，直到深夜才找到奶奶，她确实迷路了，她自己径自翻过了黑山，走到人家的煤矿上去了。煤矿的老板还算热心，看我奶奶神志不清，也问不出什么来，就开车把我奶奶送去了派出所。后来是派出所的民警给我父亲打电话，那时，我的父母还在漫山遍野地寻找奶奶，没有踪迹，也没有头绪。那这次呢，奶奶还能遇到像煤矿老板一样好心的人吗？

去陆城的火车里，暖气开得很足。我靠着一个座位立着，车厢里有些嘈杂，有孩子的哭声刺破闷热的空气，传到耳朵里来。之前去过陆城一次，都是跟方平一起。一路上，两个人说说笑笑，虽然疲倦，但是却也觉得可以忍受这漫长的旅程。

但这一回，是一个人去陆城了。我才觉得这段路程原来如此漫长。车窗外的那些柿子树，风一般地跑远了，枝头上的那些红色，看不清是沉甸甸的果实还是单薄如纸的柿子叶。

深夜，换乘了两次公交，我终于到达了陆城的清泉村。村里的路很黑，昏暗的灯光下，灰土迎着风扑面而来。走在黑漆漆的土路上，我辨不清方向，虽然来过陆城，但没记住路。我朝着村子里的那盏探照灯走去。方平曾经跟我说，这里的人家办喜事，为了让亲朋们好找到喜事的地点，婚礼仪式的前一夜，院子里会亮起一盏明亮的探照灯。穿着那双黑色的高跟鞋，我艰难地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偶尔有摩托车迎面开过来，一束黄色的强光打在我的脸上，只觉得无比刺眼。站在小卖部门前的中年妇女，饶有兴味地冲我打量着。

越走近那盏探照灯，我的心情就越发紧张，嘴唇也忍不住嗫嚅起来。见到了方平，我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挽回这段感情呢？他要是拒绝了我，又该怎么办？

拐进一条胡同，便走到了那盏探照灯下。村人的门口挂满了红色的旗子，一个锣鼓队正奏得起劲儿。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一个红色的拱形氢气球被鼓风机吹得呼呼作响，在秋风中剧烈地颤抖着，像是一团燃烧着火焰。门口摆满了流水席，吃饭的人们咋咋呼呼，很是热闹。那些喧哗的面孔，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说出的话带着一股陆城特有的海蛎子味道，跟方平说话时很像。

我站在红色的氢气球下，正蹲在灶边捣火的一个高个子大叔看见了我，便放下手里的火器，走到我身边来。

“新人的朋友吗？”他问。他的面色黝黑，显得有些拘谨而又木讷。个子高高的，看上去目光里还有几分戒备。

“大学同学。”我回答说。

“哦哦，欢迎欢迎，我是新人的大伯，你快来屋里坐会歇歇吧。”他说着，就微笑着将我带进院子里去。饭桌上，有几个年轻人抬起头看我，我避开他们的目光，走进了屋子。

屋里显得安静了许多。只有几个大叔围着一张高高的八仙桌坐着，面前摆着软笔、墨水和几张写了小楷的红纸张。我坐在沙发上，高个子大叔有些笨拙地接来一杯热水，又端起盘子里的花生和糖果，递到我手边。

“新人去村里磕头了，再过半个时辰就能回来，你先休息休息，远道而来，辛苦了。”高个子大叔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话音刚落，院子里有人叫他，他便抱歉地冲我笑笑，说，姑娘你先坐着等等，我出去忙一会。

他离开之后，我坐在沙发里，靠着一只印着百年好合的赭色方形枕，很是困倦。院门口开始有人唱歌，乡村麦克风在村人的手里来回传递，不同的嗓音唱着一些喜庆的通俗歌曲：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会，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啊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困意笼罩了我。我靠着沙发，昏昏沉沉地睡去。在喧哗的交谈与歌唱声里，朦朦胧胧地，我看到方平牵着那个女孩的手，挨桌地给流水席上的亲朋好友们敬酒。我站在一边，落寞地看着，他的手牵着那个女孩的手，他们的脸上都是甜蜜的笑容。

口袋里的手机嗡嗡作响，我颤抖了一下，从睡梦中醒来，是父亲打来的电话，他说，莹，你奶奶寻到了。在柿子林里来着，你奶奶又去给柿子树拔草，你说下着恁大的雨，浇得浑身透湿……

父亲还没说完，母亲抢过了电话，她一边责备父亲说这些让我担心，一边说，你奶奶已退了烧，喝了热姜汤睡下了。哎，看着不咋想你爷爷，实际上心里可想，柿子林那么远，她又记不住路，但她却总是要去，提着你爷爷的那只灰布包，去给柿子树除草。心里还是念着你爷爷！我和你爸商量了，再打理打理那片柿子林，忙的时候就带着你奶奶去地里转转，也省得你奶奶老是自己去，又找不见路。

我蜷缩在沙发里，哆哆嗦嗦地挂断了电话。烟花绽放的时候，爆炸的声响使我心惊胆战。望着窗外的人群，他们的脸上带着笑意和醉意。我站在那儿，突然觉得无比清醒。

屋门被推开了。新郎带着新娘走了进来。新郎手里端着一只崭新的玻璃杯，新娘手里拿着一条粉色的毛巾。高个子大叔对他们说，你们的同学在这等很久了，远道而来，不容易啊。新郎和新娘一起，朝我走过来。

那是一个个子高挑，眉眼清秀的男人。他的轮廓有些像方平，但却不是方平。他和新娘面对我时，显然有些疑惑。

我却突然如释重负：喂，记不起我了吗？我是大学同系隔壁班的许莹莹啊！我出差刚好路过这边，听说你结婚了，来讨杯喜酒喝喝，沾沾喜气！

新娘温柔地笑着，似乎对我的话没有怀疑。我侥幸地笑笑，脸都有些火辣辣烧灼感了。新郎还想说些什么，但院子里突然有人叫起，他们又该去给长辈们敬酒了。新娘无奈地笑着赔不是，抱歉了，我们又得出去敬酒了，一会歇下来，大家坐一起好好唠唠。真是抱歉。

没事没事，恭喜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

新郎带着新娘走到院子里去了。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好的红包，拿到八仙桌去记账。记账的大叔认认真真地用软笔写下：许莹莹，壹仟元。高个子大叔拿来一包沉甸甸的喜糖递给我，憨厚地笑着。

我把喜糖装进背包里，走出红色旗子招展的院子时，我在门口站定，抬起头来望向氢气球上的名字：恭喜张浩先生和刘丹女士喜结良缘。

夜风有些凉意，我裹紧了帆布风衣，但风还是顺着衣服的缝隙一个劲儿地往身体里面钻，像些絮絮爬动的虫子。天就快要放亮，远方的山尖有些微白的光，山路上闪动着一些身影，正往山谷深处移动，其中有两个身影走得极慢，间或停下来，他们让我想起桐花村，想起那片火一般的柿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