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老家的兄弟,我的兄弟叫海峰


文/张向东

有几次,在回陕西的飞机上,我对比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家庭富裕,童年不会经历贫穷,这是幸运,但是,等到长大,他们无法拥有那种友谊——那种只有在贫穷的童年、少年时,因为真心的帮助、无私的分享、共同的患难而建立的友谊——这却是我的幸运。卓别林说过:穷人的生活才是生活。可能也是一样的意思。 

从出生到1995年,也就是读大学之前,我生活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镇西指挥村——“指挥”是唐代的军衔,想来是远唐当时驻军,才有了最早的常住群落,成了村名沿袭至今。我的家境是家乡当时非常典型的类型:父亲在县城国有企业上班,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县城与家之间,母亲种地,哥哥和我在村里读小学,在镇上读中学,往返步行,父亲的工资负担学费和各种开销,吃的就是母亲种的粮食和蔬菜,一年有几天可以吃得上肉,大多是在春节。比赤贫要好得多,有得吃有得穿,但又完全谈不上生活质量,更谈不上有什么选择。内地国有企业的下岗潮,是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才开始发生,而大规模的城市化要到新世纪才发生,那时候乡下的人们,愿意和文革的缺吃少穿来对比,真心地以为这是很好的日子,还会一点点地越来越好——嗯,是一点一点地,不是真正发生时那么翻天覆地的样子。

就是那个阶段,我们从同学成为兄弟的。

少年时候,情谊易予。

仅仅是因为同班,课间经常一起上厕所,或放学时同路,就成了好朋友——不是今天偶然某个场合上换个联系方式就可以称为朋友的那种“朋友”,是比成年后热恋的情侣还腻的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耳鬓厮磨、两肋插刀……每个人都一样。海峰家在南指挥村,初二时和我同桌,还有隔壁班的向红、曹龙、欣伟——他们仨在东指挥——光听村名你就知道多近——天天混在一起,上学讨论作业,放学一起出校门;我爸妈那时候常常吵架,一吵架我就去他们几家轮流住;每年大年初一聚在一起吃饭,偷喝56度的西凤酒,通宵聊天,五个人挤一张单人床睡;三个人挂在一辆自行车上去上学,谈女同学,谈文学,畅想去周游世界,要不要在手腕上纹个“忍”字,该不该离家出走去大城市,还是去少林寺当和尚,去县城录像厅看港台枪战片,暑假赶集卖葡萄想挣钱没挣到却吃葡萄吃得拉肚子拉两星期……关系好得就像其他同学全部消失了,不存在了。不,不仅是同学,简直跟地球上其他人类都消失了一样地粘在一起,没有拜把子,排行是有的:向红老大,我排老五,海峰还大我一岁,排老四。

有一天,海峰没来上课,看着另外半张空空的桌面,我有不祥的预感。很快,预感被证实,命运那天发给他一张充满恶意的牌:正值壮年的父亲忽然病逝。此后,我们其余四个读高中、上大学、在城市工作、娶妻生子,也有过高考失利、创业失败、负债失业……和对其他人一样,命运发给这四个人的牌有大有小,总还能有胜有负,不至于被赶下牌桌。而海峰,每一天翻开的牌好像都是被对手出了老千,只有输不见赢:

——成绩好,考上了中专。我们四个高考前,他开始在县城一个国有单位上班, 忽然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可以设想更广阔更遥远的未来,而海峰的未来已定。

——外人入室,家人受欺。好几年大年初一,我们亲眼看着海峰在家门口抱头痛哭。

——市场化在内地开始深入,市里、县城的国企中,职工大量下岗找出路,没有下岗的有工作却没活干,薪资长期拖欠,海峰属于后者。

——女儿降生,全家开心,摆脱了外姓的纠缠,母亲也迁到县城,全家相依为命也还不错。怀上第二胎,本想狠心不要,检查结果是龙凤胎,一下决心,就背负起养三个孩子的责任。

——常常和我们讨论,有什么赚钱机会,大城市里有什么新鲜东西搬回县城里来卖……后来选了晚上去开出租车。当年我回家探亲,一进县城,挤满道路的就是他开的那种一看就知道很难保证安全的,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绿皮小汽车,满街的司机拉开窗户喊:2块钱就走。

要是你了解一点这30年内地小县城的情况,你就会知道,在前一个阶段,县城有着怎样绝望的气氛,计划经济溃败时的沉重包袱,资源的匮乏,过多的人力,过低的教育水平,让一切变得没有希望。直到最近几年,大量人口被吸入大中城市,县城的状态才有一点改变。

后来这些年,我越来越不喜欢春节回家。海峰有次还怪我,说每年初一聚会的传统就是被我破坏的。老大向红大学毕业后在县城短暂工作了几年,几经努力,举家去了西安。我知道那对海峰是最孤单的时刻,他最好的朋友都去了城市,只有他留在了县城。而在我的脑海里,县城的其他部分也很快暗淡模糊,就只有海峰一个人,无比清晰明确。每个大年三十的前几天,我都会打电话给他,有那么几次,他都是在开车接送客人,他把车停好,和我说上一阵,问家人孩子情况,只会说还好,你放心。隔着电话,我听见他点烟。挂了电话,我也会抽上一根。回去见面,几个人一起去吃饭的路上,他可以和街头任何一个人谈笑自如,等我们坐下来吃饭喝酒,海峰只会发烟倒酒,不笑不说,直到喝醉。中学时齿白唇红的少年,坐在我的身边,是一座快200斤重的小火山,心里郁积着滚烫的岩浆,顶上冒着硫磺味的烟雾。

有一部被评论为“发现中国县城”的电影,叫《小武》。

小武是个小偷,顶风作案要偷6斤的纸钞作为礼金给小勇作贺礼,那是他们俩一起闯荡时候许下的诺言。小勇家的门框上刻着一道道歪歪扭扭的刀痕,那是他们俩从小到大,每年的身高。后来,小勇成了乡镇企业家,小武还在黑道上闯荡。小勇的婚礼前夜,找上门送礼金的小武咬牙切齿地说:你TMD变了。

我变了吗?

有那么几次春节,我打电话给海峰拜年时,身在异国。时差和环境,让我和海峰乡音的对话很恍惚,好像我是在和平行宇宙里另一个自己通电话。那个我什么都没有说,没有抱怨,没有求助,也没有希望,好像一切都已是徒劳,只能如此,别无他路,一直走到末路,消失不见。每次在那几分钟的电话里,我在大城市中所拥有的一切:创业、空气污染、候机室、音乐、运动、社交晚宴……所有的一切,哪怕其中自以为的艰难和痛苦,都统统变得可耻,那个留在凤翔的我,一无所有,甚至连了解这些的可能都没有,而这一个我,却靠命运的交叉路口的偶然选择,拥有了全部,羞愧让我无地自容。

去年初秋,老大电话,说海峰出事了。午饭喝多了酒,无端闹事,他打伤了来调解的警察,被关押拘留。我飞到西安,和老大他们汇合,在他出拘留所当天,四个人冒雨开车回到凤翔。快进县城的时候,老大说:“我们不是来帮海峰,我们是来完成自己。”一家人坐下,我代表这四个人发言: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们四个,要么你明天就去西安,大家凑钱开个面馆。“树挪死,人挪活”,斩断过去,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重新开始。他一个字都没说,赶着回屋去换了件衣服,老老实实跟了我们出门吃饭。

面馆开张是在今年四月,找到这家合适的店面用了整整半年。海峰和太太租下一间小房子,天天苦练做面条的技术,每日出门,逐街逐巷找铺面,有如巷战攻城,挺辛苦,也挺提气,和他过去20年的状态完全不同。每天我看他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得热闹,就很开心,只遗憾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只给起了个名字,叫“一碗面”——人生不过一碗面,世间平常百味全。让设计部的同事设计了牌匾,海峰开心得很,说“大城市做的,就是洋气”。开张那天,出力帮忙的同学都过来吃面,桌子底下一箱内供西凤酒,说喝完为止。海峰来西安前就已戒酒,他要再开戒,得我们兄弟四个批准。那天他也没喝,甚至没有要求喝,没喝也哭了两回,我开心得大杯灌自己,面条没吃就倒了下去,醒来时候,天色发白,得赶紧出发去机场。

 
本文作者给面馆提供的签名书扉页

可能很多人都错以为海峰开面馆,是靠这些兄弟同学的帮忙,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能重新开始,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他拥有真正的勇气。有一个摄影师叫阿勃丝,她拍摄过很多畸形人的主题,我看过她的个人展览,记得她讲到过这样一句话:“大多数人都在惧怕遭受创伤,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早就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真正的贵族。”我喜欢这句话,这句话也适合用在我的兄弟海峰身上。

每个人都在老家有个兄弟,我的兄弟叫海峰。



【他的面馆就叫“一碗面”,在西安雁塔区科技四路西口九鼎城北门外。】 

责任编辑:向可 xiangke@wufazhuce.com

作者


张向东
张向东  @张向东
作家,创业者,骑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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