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与人争论一次，都在杀死一只猫，我以为是这样的——不，我只是在慢性自杀。”

一、

早上还好好的，到了下午就不行了，估计再晚一些会更令人难堪。不要误会，并不是说我的病人们出现了状况，我指的是我自己，我说话结巴，就是人们俗称的口吃。 

以前伙伴们都是用“小结巴”、“大结巴”来称呼我，很奇怪，他们那样子叫我的时候，我反而不会结巴了，所以对那种称呼，我本身并不排斥。有时候为了回应他们，我还会说“小结巴来啦”，或者是“大结巴带着小结巴来结巴啦”，那时候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小结巴不结巴了。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病状在往一个无法控制的区域发展，也许多多少少跟我的职业有关。起先我是在医院化验科工作的，在那里常年带着口罩对着各种仪器，并非不用与人沟通，只是沟通得比较少。后来我成功转型，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治医生，这意味着我要对视每一位患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除了眼神交流，每天还要说很多的话。

我给患者分析检验单时，他们总是先震惊于我的结巴，然后再震惊于他们苦苦等待的结果。一个常年遭受异样眼光的男人，是不会成功地让他人将自己预设性地归纳为悲剧那一栏目的。

一般面对这种情况，我都会轻松地耸耸肩，露出一副“我很好”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并非是故意将那种眼神放出来的，他们只是好奇，对，只是好奇。

我习惯于接收这种好奇，并强制性地告诉自己，这种“好奇”是无害的。其实有无伤害我并不能从头脑里作出正确的判断，是我的结巴判断出来的，有一种时候，我会结巴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患者在诊看完后，在从凳子上起身的过程中，会以开玩笑的形式问我，“结巴也可以当医生吗？”

他们笑得拘谨，面上泛红，那种红，红得像是忘了涂抹防晒霜却不得不在紫外线超强的季节外出而造成的，是外物强加上去的红，红得很不怀好意。但事后他们又似乎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如此唐突，以至于在他们完全走出诊室时，留给我的是一副胆战心惊的表情，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

或许我的结巴真的是一个错误。

还有一类患者，在得知我是结巴之后，会正了正自己的坐姿，并双眼带着疑问地看着我，像是在向我询问着什么。那一刻，仿佛坐在我对面的不是一位患者，而是同我一样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战战兢兢地搓揉着手中的检验单，差一点就脱口而出——医生，我这种情况还有救吗？

但很奇怪的一点是，我的结巴不仅没有使我的病人减少，反而日益增加。

二、

那位刘姓的男患者总是在周一下午四点左右过来。

他在一个月前成为了我的病人，是从另一个区的医院转过来的。他年过半百，来的那天穿着正规的西装革履，头上抹得油亮油亮的，若非这里是医院，别人肯定会以为他是来上班。他说话的时候，宽大的额头上似乎反射着世界上所有的光线而不自知，实在是太过于刺眼，让我很不舒服。

“翁医生，那个区医院的医生将我的病情越拖越严重，你一定要尽力帮我治疗啊！”

我认识他口中的那个“拖”字，那是在无望的境地里苦苦挣扎的一个字，带着偏激情绪，也是对我的警告，他说到后面时，音量越来越高。

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一昧地沦陷于患者的自述当中，不能将别人的痛苦外衣套在身上，轮番折磨着自己，更不能一昧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反驳他们，我只能从他们言语当中摘取重要的病情记录在病历本上。我建议他先做一项检查再来确诊。

他听到我结结巴巴地开口后，才放下了警惕，好似我的结巴能拉近我与他的关系一样，或者说，他认为这是一种无病理上牵连的“同病相怜”。这使我的内心萌生起一种与患者绝不相容的欲望。

检查结果出来后，被拿在我手上的这一个过程，陪同刘姓患者一起过来的另一位男性，分不出是患者的儿子还是患者的女婿，他兀自安慰着患者说，

“不用担心，医生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很严重的样子，证明检查结果肯定没事的。”

我抬头告诉他们，“检测报、报告上显示有癌、癌、癌细胞存在，有一段时间了，必须要、要、要住院接受治疗。”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其中夹杂着一丝强制性，仿若在告诫我：你刚刚为什么不难过，都有癌细胞了，你怎么不露出感同身受的表情，医生果然都是冷血无情的。

我早已司空见惯，很多人都不能以和睦的心态，来接受别人并不能与此同悲的事实，肆意扭曲自己的心理，强迫这个世界与之融为一体。以前我也是这样的，觉得为什么只有我是结巴，身边的人却不是。后来在至亲的人去世时，看到了深夜里打斋的师父们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讲黄段子后，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

刘姓患者不肯住院治疗，每隔一个星期就得往医院跑。

这次陪着他过来的是一位女性，同样分不清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儿媳妇。我从她的神情和娇小的身材看出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并非是模样的相似。

我有些打破常规，细细地盯着除了患者以外的人看，对面那位女性也惊讶地看着我，不自在地问我，“医生，我爸这种病会不会传染的？”

我反应过来，告诉她不会传染。然而她原本搭在患者身上的手却悄然放了下来。

“那医生，我还是检查一下吧。”

刘姓患者也极力推荐她做检查。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亲属也会一起做检查，防范于未然。检查报告出来时，显示一切正常，她离开前，松了一口气的愉悦神情终于让我想起了她像谁了——我的母亲，像极了我的母亲。

继父在查出癌症时，母亲当时也是这样的。但母亲是趁着继父在化疗的时候才偷偷挂号检查的，我对着那台出报告的机器帮母亲输入门诊号时，母亲在一旁不安地催促我，看得出来，她很紧张。看到报告上的好消息时，她似乎并不放心，又让医生确认了一遍后，整个人才真正松懈下来。

尽管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仍旧很难适应。或许宋薇说得没错，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当医生。

宋薇是我的女友，她谈吐温和，齐耳短发，笑的时候，耳鬓的发丝会飘到脸颊上，很迷人。重点是，她不在意我的结巴。

“翁医生真的很老实啊。”

这是第一次见面时，宋薇对我的评价。我想是我的职业造成的吧，我并不能对患者说谎，即便对患者说谎，也不能对他们的亲属说谎，那是要人命的。而我的结巴刚好给我的老实增加一丝真诚。 

我也因着这句评价，一下子就爱上了宋薇。听说成年人不会轻而易举就爱上一个人，更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的几分钟里就被对方倾倒，过程要跌宕起伏，要经过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欲拒还迎，小哭小闹后才能彻底成立，像是一道程序一样，是宋薇打破了这一道繁琐程序。 

宋薇也是医生，是本院的儿科医生，工作环境很是聒噪，所以除了工作之外，她尤其喜静（或许也因此，她才愿跟一个结巴的人交往），下班后，我们都沉浸在书籍中，以求让自己的心绪稳定下来，偶尔我们会交谈几句，但也不会说太多。

《南泉斩猫》那道难解的参禅课题就是宋薇告诉我的。那是禅宗的一桩公案，讲述了两堂的和尚共同发现了一只猫，而他们都想得到这只猫，在争得不可开交时，南泉和尚抓住小猫，把镰刀架在它脖子上对他们说：

“众生得道，它即得救。不得道，即把它斩掉。”没有人回答，南泉将小猫斩了。

此公案寓意斩断妄念的根源，斩断一切争执。若一味地争，结果只会像这只小猫一样不得善果，也有人以“本末倒置”和“是非对错”来进行探讨。在遇到难缠的患者时，我就会想起此案，我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口齿争论，尽量及时退让和解，否则我的结巴将会更加严重。

三、

那位刘姓患者终于在众医生和亲属的劝导下住进了医院，但病情已经被他耽搁了一段时间，正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会叫我不要拖他的病情，让我尽快将他医治好。

我能理解他，但我不是神仙，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人类虽是高等动物，实则很弱小，小到一根毛细血管出问题都能要了一个人的命。

继父得癌那时，我也像刘姓患者那样想着，想着只要有医生在，疾病是很快就能治好的。

就像粘在墙壁上的多余水泥，只要用锋利的铲子轻轻一刮就可以掉下来了，癌症不也可以这样被清除吗？我当时结结巴巴地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有个亲戚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头，“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后来继父去世了，人们并没有看到我太悲痛的神情，就指桑骂槐地谴责我。

人类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我很爱的一个人去世了，我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哀愁，甚至连最基本的哭都没有放泄出来，我就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静静地结束这一切，就是这样，别人像掐着什么有趣的把柄一样，说我无情，说我在故人生前对他的感情都是虚情假意。

他们的话像一句句拷问一样盘踞在我心底，试图把不相干的事情牵扯在一起，就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有人这么说我的时候，大家也就当真了，于是我也当真了，我也觉得自己并非如想象中的爱着那个故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扪心自问，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早就被他人的言语啃噬了，被他人的偏见灼伤了。到了后期，我为自己辩驳的时候，别人还会告诉我——

“你的心被狗吃了。”

你看，人类奇不奇怪。

我没有父亲，是继父将我养大的，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在他人的抨击下，这种亲情变得渺小不堪。宣泄情绪有很多种方式，在我眼里，痛苦这种东西，就应该长长久久地烂在心里，要么自我痊愈，要么发霉长虫，直到死去。这种痛苦不能像药剂那样被冲兑开来，它减少一分苦味，就不叫痛苦了。

那时候为这件事跟亲戚们不停地争吵，到最后，我所维护的那点亲情就像那只猫一样被他人活活砍死，别人只当我是为了继父的房产而纠缠不已。

这次到刘姓患者病房查看日常检测项目的记录时，病房里仍旧只有那个护工在照看他。一星期前，我告诉了刘姓患者的儿子（之前陪同患者过来的那位男性），说他父亲已是晚期，要做好准备。

他所谓的准备，就是带着亲属过来，规劝自己的父亲将产业（据说是钢铁厂）归属好，不知结果如何，只知道最近没有亲属来看望他了，留下的唯有这个特意花高价请过来的护工。 

“翁医生啊，能不能将我的病再拖上一段时间，三两个月也行。嗳，你过来过来。”

前一句是对我说的，后一句他在向着护工招手。这个“拖”字，我很熟悉，同样是在无望的境地里苦苦挣扎的一个字，但这次却失了警告的意味，剩下的只是无奈和乞求。我佯装看着记录表上逐渐令人失望的数字。 

到了后期，查看病患记录似乎是一件多么没意义的事情，我想起继父在世之前的那几天，他的主治医生也是坚持这样做的，我当时根据医生的行为，断定继父会好起来。

“过来把这床摇一下，小陈，你也来了好几天了，你说，我儿子让你来照看我，他都不来了，是想让我死在医院吧 。”

患者愤懑地将额前稀疏的头发抹向后头，连带着额头上的油光，我将视线从他身上转移。桌上的清粥基本没动过，瓷勺上的那一口估计是被他拒绝了。我伸手碰了碰碗壁，凉的，看来从今日起，营养液就得加量了。 

“高一点再高一点……那天你也看到了吧，我整只手都在发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签死亡证明，你看你看，我这手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抖得很。” 

我看了一眼，那是病情发展到后期所致。护工在一旁一边随意点头附和，一边将床头摇起来，又给患者垫上两个枕头。太高了，我拿了一个出来。

“你说他是不是没良心，我还没死呢，他就让我把厂转给他，这不等于告诉我，他老子要死了吗？”

我出病房的时候，正巧看到患者儿子进来了，迎头遇见，他笑得很是尴尬，像是为自己的冒失感到抱歉，我点了点头。

他可能听到他父亲的话了，也可能没有。我请他借一步说话，告诉他，患者到了这一个阶段，最好接回家去，没有人愿意呆在医院的。说到后面，因着结巴，倒像是有点逼迫的意味，我想我是同情患者的。

他口里说着明白明白，但患者仍旧一直被留在医院，直到死亡的那一天。

其实我建议患者在后期回家养疗，不全是出于对患者的考虑，不得不承认其中夹杂着一点私情，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不愿看到患者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慢慢消逝。我对他们的体温、血压是如此的熟悉，每一份病理都细细研讨过，斟酌过，精分过，甚至改变过学术的研究方向，当一切呈现出负数形式或者停止不动时，再次印证了我的无能为力

他们都说作为一个医生，要学会看破生死。什么是生？什么是死？这两者越来越没有界限了，生即是死，死也是生，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四、

小区的花园里，总是藏着许多野猫，我经常看到有人投喂，是老人，是小孩，是男人，是女人，所以那些野猫总是胖胖的，看起来像是宠物猫，它们不是孤独的，是花园的宠物。

我围着花园转到第七圈的时候，一共数出了十一只野猫。我有一个习惯，得知身边人去世时，会围着花园转圈圈，毫无目的地转，顺时针转，像钟表一样。

之前住的地方没有花园，但靠近一个园林景区，免票进入。园林里面有一座问心桥，很小巧一座，大概十几步就能走完，我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桥下栽满了荷花，我就数着花苞，一朵一朵地数，直到被某样物什打断。

回去时，宋薇似乎察觉出了我的这种异常，她给我做饭，给我放洗澡水，让我早点歇下。电话响起的时候，估计是凌晨。

静谧的空间里，显得异常突兀，宋薇也被吓醒了。是一个外地号码，但显示的区域是我认识的，接起后，那边传来熟悉但又很陌生的声音，可能是某个亲戚。

“怎、怎、怎……”我想说“怎么会”这三个字，却如何也说不出口，喉咙像被别人掐住一样，宋薇看出我的着急，接过了电话。

我不应该接起这个电话的，不接起就不会听到这个消息了。那边说我的母亲在江边散步时，突然摔倒，整个人痉挛，目前神志不清，让我回家一趟。

“好，好的，我会告知他的。”

宋薇挂下电话，看着我，“以为是遇到抢劫或者被电动车碰伤的，所以调了摄像头查看，都没有，是直直倒下的，周围没有一个人，等送到医院时，脑溢血严重……医生束手无策，如今转移到家里了。”

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宋薇叫我再睡一会，等天亮时再叫我。我躺在床上，看到她在收拾东西，衣物，钱包，手表，像打包一样被丢进行李箱里，然后她又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一件一件地叠下来，整个衣柜都清空了，又见她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最后她提着这一箱东西摔门而去，我想叫她，却叫不出声。

忽然门又被打开了，一个身穿袈裟的和尚提着一只猫走向我。他告诉我，众生得道，它即得救。不得道，即把它斩掉。我没有回答，不停地退到床头边。

他把猫斩了，还说都怪我，说我母亲会这样也是我的错。我想起多年以前，刚从医学院毕业时，母亲叫我在镇上开一个小药房或者小诊所，离家近，这样可以有个关照。我偏不听，执意来到这异乡，考博读博花去数年，职位转换又花去了数年。 

我跟和尚说，母亲会理解我的，和尚告诉我，你母亲不会理解你的，永远也不会理解你。和尚提着猫儿，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撕心裂肺地喊着赵州，赵州到底在哪里，怎么还不回来。

南泉斩猫赵州戴履。那个赵州出现了，却没把猫儿救下，我不知道我心目中的赵州能否来得及对我施以援手。正想着，宋薇突然从和尚身后出现了，提过他手上死去的猫，直接扔向我…… 

我猛然间惊醒，发现宋薇侧卧在我旁边，一直叫着我的名字。

“我买了两张票，行李也收拾好了，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她问我做了什么梦，我告诉她，我梦到赵州了，她问，赵州出现了？我不知该摇头好，还是点头好。

我曾告诉过宋薇，我很害怕回家，因为总要与不同的人发生矛盾，继父去世时是这样，我没想到母亲的这次意外也是这样。

我看到母亲时，才惊觉她已过六十，脑溢血导致她意识模糊且右半身瘫痪，医生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内要把一切准备好，众亲属们仍旧不放弃，不停地给母亲输入药水，潜意识中，母亲在不停地拔掉输液管，亲属们制止住她的动作不让她动弹，并告诉她，只要把药水输进去，人就会好起来。 

我一个个地与他们分析解说，告诉他们，给母亲输药水看起来似乎能带给我们安慰，一种希望，实际上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痛苦。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想听我说的话，还是不想听到我的结巴，总之他们就是不听，说我在母亲生前离她那么远，不回来看望她，在她濒死前仍旧不放手一搏，是个不孝子。

宋薇趁机取下输液管时，立即遭到众人的质疑。母亲就这样在我们的争执声中去世，那些受过母亲小恩小惠的亲属们，大抵是觉得自己在“挽回”母亲这件事上已经尽力了，所以问心无愧，反而以一种谴责的目光审视我和宋薇。

想到痛失母亲的伤感被这些不堪的事情掩盖，就觉得自己人畜不如，我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五、

母亲下葬后，我和宋薇逃也似的乘机离开，下机后，转计程车，转地铁，搭上的是最晚的那班地铁，玻璃窗上挤满了不同的面孔，青年，中年，正面，背面，侧面，睁眼，闭眼。宋薇靠着我的左肩斜站着，人群一上一下，我的身体被摩擦了无数次。

关门的信号声想起，一个男人握着黑色的皮包冲了进来，挤在我的右侧。我从玻璃门上只看到他的后脑勺，有点不太确定。翁医生，他突然叫我了。

“您还记得我吗？”

我点了点头，确定他是已故刘姓患者的儿子。

“我被当成不孝子了。”我一惊，以为他在说我。他身体微微挪动了一下，但也只是左右脚互换重心，没有变动位置。人群迫使我们保持不动，我们就反抗不得。

“那时钢铁厂出事了，家人们都让我不要告诉父亲，为了不让父亲受扰，他们让我去承接过来，由我个人负全责。我很忙，没有时间去看望父亲，厂里的人又闹到了家里，所以父亲临死前都没能跨进家门一步。”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笑着的，笑得忧戚惨淡，像是被重掴后无力的乞求。

“那样的糟，怎么能让他看见，那我就只能是个不孝子了。”

不像是说给我听的，倒像是说给地铁上的每一个人听，这也算是他的一个情绪出口？我们一正一反紧紧挨着，我看不到他的神情，他也看不到我的神情，但我能看得到自己的神情，玻璃上的那个面孔是无动于衷的，是麻木不仁的，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无情，大抵是这样的吧，像极了一个医生。

人就是这样，一边同情自己，一边漠视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我想开口跟他说一句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曾想过，对着地铁上的某一个人，甚至是面前的这扇玻璃门，诉说我的痛苦与不适，不管如何，说出来就好，哪怕是默念。但我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因为我要把这些东西死死地憋在心里，等到储满的时候，我再一点点地将它们从我的脸上释放出来，我的眉宇，眼神，嘴角的弧度，就是我的全部。

我一直执着于分辨这个世界的两面——生与死，对与错。前者我无法区分，后者我无法明了。对于后者，我以为我是知道的，直到后来，对生与死接触越多，就越无法分辨对与错，以至于颠倒了生活里的金科玉律。

患者们错了吗？他们对了。我对了吗？我错了。亲属们错了吗？他们对了。刘姓患者的儿子对了吗？他错了。可笑的是，反过来亦成立。

到站了，人头攒动，行色匆匆，他们被人提着后脖子行走，抑或是提着别人的后脖子行走，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是这样行走在不同的轨道里。那名男子走远了，我亦走远在后者的眼中，后者亦走远在监控画面里，这里再次清空，是洁净的，是亮堂的，是完好无损的样子。

经过小区花园时，我想我不会再转圈圈，已经没有必要了。孰对孰错，永远不知晓，我目前能做的，就是在前方的阴影向我逼将过来前，紧紧地握住宋薇的手，不让自己迷失在归途中。

或许只有这样，在面对下一个患者时，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