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围城》
我住过三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田林新村、上南新村，至今依然住在新村里，这是我三十年来的全部人生。我所了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及男女平等、语言与娱乐并将之整理成文字贩卖以维生……全部的起源同样都产自于新村生活。即使事到如今，我依然不算特别了解“新村”这个地理空间、建筑结构对于上海文化的意义，或者说“新村”自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而言，它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意象符号，但更多是情感空间的表达。“新村”没落了，它的没落无声无息，却不免令依然身处其间的人，从心底生发出怜惜与追缅。像要与童年永诀，但童年自然而然就能出现在梦中。包括了对父母的畏惧、对电视机的垂涎，对油墩子、里脊肉、干脆面的牵记，都是包裹在“新村”记忆中的潜意识。“潜意识”这件事，与童年难兄难弟，总之不管你愿不愿意，它自己就会出现，跃然眼前，或因为一种滋味、气味突然就能调度空间的记忆，让人想起来那个踮起脚才能够到五斗橱的自己，墙壁上曾经的自己的身高，树叶间隔壁阿姨随风飘逸的粉红胸罩，接线员阿姨清脆响亮的“细雨中呼喊”……
事实上我所熟悉的“新村”，和1919年上海西郊龙华新村肯定是不一样的，解放前的新村居民多代表着一种“有职业的平民”标签，而解放后这个住宅群落则有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风貌，它的特点是整齐、平等和模范，是“先锋”的象征。而无论是1919年有志青年带来东瀛思想所倡导的“积极”的空间改造，还是1949年以后通过冠名以昭示表彰，“工人新村”的居住意义和实用功能似乎一直屈居于一些先锋的“观念”之后。它被还原为如今的“平民”居住群落，居然走过了漫长的一百年。不管它的内涵经过多少次修正，如今的工人新村并未消失，且日常生活又一次成形，新的情感逻辑也随之建立起来，那倒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部分。
正因太熟悉反而不知从何说起，要品评如今的新村，就像是丈夫要评价太太，说得好，她会觉得你啰嗦，说得不好，她又会觉得你在批评她。房价飙涨以后，新村作为一个地产概念越来越令人尴尬。它似乎代表着“老破小”、又代表着“滚地龙”，可一旦遭遇“学区房”，话似乎又能从两头说。它是进取的人心中暂时的过渡，意味着奋斗的起点，又是颓丧的人的避风港。我年纪越大越喜欢新村里这种直白的丧气，因为“工人”似乎总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事实却越来越不是如此，譬如我家楼上那对小夫妻从来不晒衣服、不开窗，他们与这个社会空间唯一的交往是快递的门铃……我对他们家的观察，起源于他们从新婚那天开始，就没有关过空调，日复一日，机器的噪音连带着他们两人看不太清晰的戚容，是我心中已经相熟的邻居。我有次问我妈，他们会搬走吗？我妈说，很难吧。我又问，那么他们会一生都住在这里吗？我妈就不回答了。我很喜欢她的不回答，胜过她出声回问我“那你呢？”
可就连这种惘然对我而言都是带着亲昵的，知根知底。在这个被无聊的退休工人、颜值普通的流浪猫狗、无业人员所占据的白日社区里，最普遍的面貌是涣散和杂芜。尽管每一年，新村楼房的外墙都会被粉刷成一种突兀的浅色，浅黄、浅粉……它依然看上去是有年纪的，更重要的是，过时的。在这种过时的氛围中，就连星巴克的纸袋在垃圾车中都难觅踪迹，更可能发现的是85度c的蛋糕盒或者……京东的纸盒。它代表着生活的痕迹，温饱与实惠。要从漫无秩序中提炼出规律，好比沙里淘金。
仔细来看，新村像一个充满道具，但剧本还没有写好的地方。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影子，我们在对方身上看不到失望却也看到什么转机。我没有不认识自己的理由，我在他们所有的微小的抉择中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未来。它是无意识的最刺目，又是有意识的最麻木。
譬如如今的新村里会有很多椅子，很多很多，空置的时候，特别欲说还休。这些椅子大多看起来像友谊。
有时看起来也合不来、鸡同鸭讲、互相轻蔑。像耗费了大半生的意志力、决定同归于尽的婚姻。
如果下过雨，这张红色的皮质椅子和毛绒绒的黄色椅子淋湿了，它们的主人，就会从后面幼儿园的铁栏槛上拿出一瓣典雅的马桶盖子，盖在那片湿掉椅子上。
这个动作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我在自行车车棚前，看到过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马桶盖子，来自千家万户。奇怪的是，它们总不和马桶一起被运走。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总有人将它们留下来了。也许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马桶盖子爱好者。这真是一个复古的爱好，至少在很久远的日子里，马桶盖子的确是很像椅子的颜色。
早几年，车棚旁边还会看到不中用的缝纫机。离开某户人家的时候，缝纫机会显得特别劳苦功高。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个桌子、或者储物柜，我小的时候，也曾在缝纫机上做作业。外婆卖掉家里缝纫机的时候，千万般舍不得，居然偷偷藏起了缝纫机的两个抽屉。这两个小小的抽屉，第二天引来了充满怒火的买方……
而随着停车的困难日益显现，孩子也会受此压迫，感觉到空间变迁的压力。
在新村里，被奇迹般悬挂起来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只是小自行车。对此，我一直有很深的疑惑，就是它们到底是怎么上去的，那么高，需要多长的握戳头……但三十年来都没有解答。过于垂顺的衣服，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很像一个又一个想不开的人。
及工作……
新村里虽然很少有外国人，却偶尔会看到外国女人，她们水汪汪地和勤力的房产中介们同框，令人好奇不已。花园里的异国风情是多么“上海”啊，然而到了新村里，却显出特别混淆的情调来。
我一直颇为好奇的新村逻辑，包括了“晾衣杆”政治，是我母亲最为熟悉的生存法则。在我们这栋楼里，她有许多我不认识的“敌人”，也有许多我不了解的“心思”，每天随着太阳升起就处心积虑来霸占晾衣绳。有的人抢着抢着不见了，不是过世了，就是搬走了。于是，像满起来的井水一样，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
走道里，永远都有一辆锈掉的自行车，昭示某段狭窄的公共空间的主权。它不是用来骑的，也不是用来宣战的，它就只是存在着……象征着某种神秘的牵挂。有时还会出现诸如鞋柜之类的怪东西。我家门口曾经出现过一个橱柜，让我母亲寝食难安。后来我母亲特地去吵架，原因是，她看到橱柜上放了一盆新买的兰花。至此我母亲料定，这家人没打算暂时放一放这个柜子，因为他们都开始养花了……后来这个细节，被我写到了一个短篇小说里，小说名字叫做《你心里有花开》……
新村里总有一些多功能的物什，象征着人多方面的愿望，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即使不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底也是日常生活中占位庞大的温馨。譬如我喂的小野猫就很有礼貌，遵纪守法，从来不吃人家晒在牛奶箱子上的鱼。尽管在我看来，这个瀑布般的鱼挺好吃的。
人总是有爱好的，再“平民”都一样。比方有的人喜欢种树，他就在自己家种了一棵树，家里的树和新村里的树遥相辉映……
还有一些奇怪的谜语，指向难以言说的隐私，充满了防御，长满人为的荆棘。我好像有一点知道，防御的背后总是指向灰暗的人世，但这更像是一种“游戏”，很机车的游戏，不期待救赎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意义。杂草与玫瑰花，在这里都一样。像命运的豪雨，不分好人坏人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有人坦坦荡荡，并不掩饰暴露的生计。
有人却用瓶瓶罐罐来遮挡一生一世的私隐。
还有一些过于神秘的巫术，难以言表，永远呈现为谜面，点缀着人来人往的忙碌，
居住生活是日常生活重要的部分。《围城》里说，“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还有很多东西，他们宿舍里放不下，就放在了道路上、花园里、及别人家的家门口。这是“房荒”背后的平安，也是另一种与“清贫”泰然处之的无奈。角角落落里，我看得到我的姨妈、姑妈、奶奶、姨婆……也似乎看得到未来的自己，写实与幽默在她们的日常生活里，不是文本，而是一种贴补、补偿……一种很难被大型环境所撼动的固执。王安忆曾经在散文里写，“温馨、静谧、清寂，有些闷，于是，染着戚容，这就是日常生活。普通人栖身于其中，以平庸的代价换取平安恒定的存在。”
我怀疑故事的有效性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因为在新村里，在我们周围，世上的人追求的东西在此是多么显眼啊，又那么令人失望。而失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轻轻一跃就过去了。平静得像每天醒来，窗外的水沟刚爬过年幼的蟑螂，桂花战战兢兢开得不怎么自信，小蛤蟆的下巴粘到方才往生的麻雀的羽毛，而这些你都不知道。
（封面图来自摄影师Blackstation，内文配图来自张怡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