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到“Virginia Woolf”这个名字之时，何人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一个终其一生与父权制社会与性别刻板印象作斗争的女性主义斗士的形象，也难怪早年中国译本中介绍弗吉尼亚小姐的名姓时，不外乎是“伍尔夫”、“吴尔夫”或是“沃尔夫”，好像一个“夫”字妥妥帖帖了她的气质似的，还要来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弗吉尼亚·伍尔芙，我独喜欢这个“芙”字。她不幸的人生经历催她敏感娇弱，犹如易碎的钢筋；而她渊博的学识教养又叫她理性优雅，恰似眩目的烛光。游离在理性现实与感性想象之间的弗吉尼亚，是频频崩溃的精神患者，也是严肃的文论家、大胆的小说家；是戏谑官僚政府的“门达克斯王子”，也是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滚滚浪潮的不朽先驱。

正如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所言，追求真理的伍尔芙温柔、可敬、平和、优雅，面对敌视粗鲁、刻薄而又声音尖刺；无论生前身后、不解还是褒赞，她终是一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的女子——欢喜聚会、热爱交友，不被病痛纠缠的日子里，更爱野餐和远足。





或大或小的书店，“英国文学”的架子上都会放上几本伍尔芙的小说，有时是《达洛维夫人》，更多是《奥兰多》。如果店员向我抱怨总是要打扫着无人问津的架子上的尘土，我会毫不惊讶，毕竟光是“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名头已经足够令人讪讪然而不敢上前。

作为“布鲁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中心人物，伍尔芙在这里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头脑，在与T·S·艾略特、乔伊斯、赫胥黎等知名作家的交往中从善如流，并且，还饱尝爱情的甜蜜（与伦纳德·伍尔芙喜结连理）。

伍尔芙的生活、经验、思想与精神，早已在悄然之间成为现代主义的血肉中一条纤细的脉络：她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写作和先锋实验，女性意识和现代精神，都深深植根在她的每一本书、每一章、每一节，甚至在一句和一词之间。她在日常书写中的时代观念，她在主流社会中的自我声音，都值得我们去擦拭封头的尘渍，去翻开一页崭新的卷张。



What does the brain matter compared with the heart?
Mrs Dalloway (1925)

有人说《达洛维夫人》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它反映了一战后英国民众内心压抑失望的精神状态；也有人说它掩不住现代主义的抗争，从意识流的表现形式到实验叙事手法。主人公达洛维夫人（Clarissa Dalloway）的一天日常中，虽然不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 1922）——那如史诗般宏伟的二十四小时生命之旅，但它采用的与《奥德赛》（Odýsseia）相仿的双线平行叙事，以及独特的女性视角，给读者带来的心灵冲击不亚于任何一本男性书写。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That was all—a simple question; one that tended to close in on one with years, the great revelation had never come. The great revelation perhaps never did come. Instead, there were little daily miracles, illuminations, matches struck unexpectedly in the dark; here was one.
To the Light House (1927)

《到灯塔去》这部长篇小说常常被看作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用意识流写作的一部自传。对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的回忆不禁令人唏嘘，想起十三岁便失去母亲的小伍尔芙。文中大量的象征手法，以及女性书写对“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这两对二元对立的冲突的消除方法，伍尔芙将个人经验与自我意识相结合，在书中，更是为自己，创造出如灯塔般夺目的曙光。



A woman knows very well that, though a wit sends her his poems, praises her judgment, solicits her criticism, and drinks her tea, this by no means signifies that he respects her opinions, admires her understanding, or will refuse, though the rapier is denied him, to run through the body with his pen.
Orlando: a Biography (1928)

《奥兰多》可谓是一部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奥兰多（Orlando）先后跨越四个世纪、跨越两种性别、跨越不同的职业身份，平凡的生命与性别在永恒的时间中获得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其说它是一本自传，更像是一部英国历史小说，从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时代，再到二十世纪初期，伍尔芙模糊了作品的题材、时间限制、人物性别，甚至模糊了我们对传统二元冲突的单一认识。



There was a star riding through clouds one night, & I said to the star, “Consume me”.
The Waves (1931)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模糊”手法到了《海浪》达到了一个高峰，这篇长篇小说打破单一主角光环，创造出了六个平行角色，用诗意的语言和意识流的写法娓娓道来六个时代和六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伍尔芙在这种小说中奠定了她独树一帜的话语权，用小说的手法、散文的文字和诗歌的情感，表达了一种“伍尔芙式”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哲学。



Lock up your libraries if you like; but there is no gate, no lock, no bolt that you can set upon the freedom of my mind.
A Room of One’s Own (1929)

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源自伍尔芙两次在剑桥大学女子学院的演讲稿，是一份来源于女性细致入微观察的日常报告，更是一份具有成熟思想和理论的女性主义宣言。受到英国经验哲学的深远影响，伍尔芙从自身出发，将小说的虚拟描写和报告的客观陈述相结合，指出了男权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社会如何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阻碍了女性的教育、写作与出版。



Must a kettle boil?
The Years (1937) 

跨越五十多载的岁月之中，依托于伍尔芙情有独钟的城市——伦敦，小说《岁月》借由帕吉特（Pargiter）一家人充满深情而又淡漠的家庭生活，讲述了纷繁熙攘的大都市中现代家庭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季节和天气的色彩预示了每一章的家庭氛围；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推移，伍尔芙从一个“上帝的”全景视角向读者揭示了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性的时代变化。



如果不走进她的“图书馆”，我们所熟知的伍尔芙，似乎永远是一张苍白削薄的侧颜照。文字中的她，是瘦弱的躯壳下难以承载的奔涌的精神意志。文学与写作，于她而言，是救命的解药，亦是夺命的毒药：哪怕每每完成一部作品后须忍受久病的折磨，但这依旧甘之如饴犹如金色的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