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被抢劫的故事，是在网上读到的，但找不到原文，也记不清哪些细节是原来的讲述，哪些是我的想象：地方是个西南边远山里的县城，大概是建在群峰间的小块平地上，那山在游客眼里，怪石巉岩很值得看看，还有邮票上那种拖着长长黑屋檐的民居。让本地人说，则是穷山、恶水、刁民，一样不少，向来不知道希望为何物，奇怪于旅游者或志愿者来干什么。时间是七年前秋季的一天傍晚——因为主人公那时正揣着部新上市的 N81 手机，坐在素昧平生的小镇的网吧里，背对着条青石板街。他接了个电话，瞥到旁边有个很矮的少年正盯着他的手机，奇怪于小孩子的眼神怎么会这么凶恶，但转而又去注意电脑屏幕上的事儿了。刚出门，他就被五六个少年围住，两个腰眼上均顶着刀尖。他们把他推搡进一条巷子，摸走了手机钱包，又要他跟他们走，“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他认为这是打算把他弄到个背静的地方杀掉，央求说自己不会报警。领头的两个大孩子笑嘻嘻地说 ：“谁说要杀你啦，玩玩嘛，玩玩。 ”剩下的孩子皆阴沉着脸。一路上，他们彼此用方言和隐语胡扯着，偶尔瞥他一眼。天逐渐黑下来，他们越绕越远，快要看不见人迹了，他想，快到他们计划埋尸的地方了。他说要上厕所，有个拿刀的少年跟着他，他蹲下时，清醒地分辨出这是最后的活命机会，就狠狠踢了那人膝盖一脚，在一片叫骂声里，疯狂地奔下山去……之后的报警没有什么结果。他相信这是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觉得也是，恐怕那伙少年，也不是第一次抢劫杀人。

我们黑龙江，山不穷，石上黑土，种什么都长，水也不恶，三江之间，从未绝产，也密密匝匝点缀着许多恶人。我曾很想写写土匪后裔蒋英库，又几次作罢，因为事迹过于阴惨，不需要插手，看新闻报道即可。他在老家肇东是市检察院在编在岗的干部，领着伙人在城关镇起了高楼，开了偌大一个公司，杀了数十人，有仇人债主，也有姘妇和手下，都肢解在炉子里烧掉，横行了多年。城关镇几条街里，能有什么隐秘？这种事情，想必是路人皆知。有人问他怎么发财，他答跟我杀人就发财，那人起初以为是玩笑，一打听，吓得逃到了外地。犯案是因为借调省高检后，地头蛇欲做强龙，杀了两个高检里的干部，本地话叫“不上线了”。七十县里，肇东在中心地点，算富庶。抓蒋英库一伙是直接从省城调来的刑警，在火车站上抓获首犯的侦探，我当年见过，刚刚武警转业，很精干，不大爱说话，说起立功经过，想了半天，叹了口气：“那个逼地方啊。”

这两件事，都使我不安。山坡上的少年，和县城里的邻居，最可怖的是看上去的简单。看《朗读者》，对被告席上的汉娜观感很矛盾，缝隙之间还游移着同情，汉娜的表现倒简单 ：就是不想承认不识字。少年们揣着把刀跟着大几岁的孩子去抢劫，觉得这和游戏没什么不同，对他们刀口下的人无动于衷。这些少年再长大十岁，除了刑法认为可供枪毙，复杂程度也不会有多大进展。身为行凶一方，也是一样，蒋英库的远亲近邻，有的被他拉去做杀手，有的被他杀掉， 剩下的， 只觉得蒋和死一样，是躲不掉的。阎连科小说《丁庄梦》里有一笔，说中原某省卖血村里艾滋病爆发， 家家死人， 活着的人觉得反正活不长了，地早不种了，连碗都不刷，就如一潭死水一样痴呆着，发着愣，等死如秋天的收割，如冬天的抹杀。再有的念想，就是得到口政府补贴的黑棺材。这种全盘的接受也很简单，且无从打动。



说起来，如果被少年劫上山的是三个受害者，恐怕在彼此观望中就把逃生机会丧失掉了。要是绑架了一个旅游团，那肉票之间就会互相监管，持刀少年的任务只是选出其中最贱的那个人出来，手里有刀，料也不难。

我有个大学同学，家和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只隔片草荡，自幼就生活在暴狱之后歹徒窜进居民区为非作歹的恐怖传闻里，常做噩梦。重刑犯既然是从最低谷里爬出来的，再遇到什么都算好运，社会对他们便无从威吓，只有恐惧。改革开放以后的暴力史上，有伙著名的逃犯，十几个人在一个阴毒的聪明人带领下，沿公路昼伏夜出，每入一户就满门杀光，挖个浅坑把尸体埋掉，在坑边吃喝一番。他们的计划明确合理，打算从西南越境，所以警方通过伏击抓住了他们。这事可以拍部公路片了。之后，侦查员发现作案和遇难人数难以统计，罪犯只有在想吃鸡的时候才肯供述一两起。美国也有个逃犯，其臭名昭著来自于吃人，第一次吃人是越狱之后饿得没有办法只好把同伙杀来吃掉，被抓以后他又越狱成功过一次，这一次携带的两名同伙就是蓄意的干粮了。美国淘金潮里有个“当纳聚会”，一群拓荒者携带家眷前往加州，路遇暴风雪失去给养，十几天后，一些成年男子们开始认真地讨论吃人的问题，结论还算有契约精神：谁死了吃谁，本人不吃本人家属。策略和规则设计完，“怎么死”和“谁该死”就好解决了。当纳聚会历时一个冬季，留下了很多谜案，可能是由于加尔文的影响，这件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儿把很多美国人刺激得够呛，总是回忆和引用。那件事离现在一百多年，大饥荒，用力想，很多细节就能回忆起来。

讲道德，说仁义，七篇遂止。按孟子的说法，残，即贼义者，至于忍，有“不忍人”之说，古人在史书或小说里，时常感慨心冷硬的人为“忍哉”。合起来，我姑妄言之，是说对凶暴的事情能耐受，这种耐力， 古人认为是缺陷。 “残忍”中的忍，和“和为贵，忍为高”中的忍，好像不同，好像又没什么不同。
我小时候上公共浴池，当时文身方艾未兴，胸前文下山虎的早已叫大小地主们（严打前纵横哈尔滨的著名地痞）打服，后背文出海龙的刚被雷子抓走，只能见到三头肌上瑟缩着的一小团刺青，歪歪扭扭，仿佛就是自己用另一只手刻上去的，字样除了“孝”就“忍”，还有旁边画把小刀的。我当时以为这是说明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好呢，其实人家的意思是说自己做得不好：“我这人，就是不能忍，你看……是吧？”
我记事起，残忍已经不是缺陷。那时正在严打，我还不能获准单独上街，不能去围观最热闹的“流氓游街”和公审。每逢这盛举，我姥姥总骗我去睡觉，醒来时早散场了。我童年常常幻想一排背上长出木牌子的人站在绿色解放卡车上，幻想蜻蜓一样铺天盖地的子弹飞近他们的脖梗然后穿过去，我希望自己能捡到一把追忆着耀眼死亡的弹壳。我不知道他们也是人，甚至也可能就是我。



我姥姥家和迟志强家是邻居。他比我母亲和大舅小几岁，中学时就早早考进了长春电影厂。一九八三年前后，在铁路大院一带成帮结伙游逛的小青年们被捏合为流氓团伙，以最快的速度发往监狱和劳改农场。 那年， 他们领票去电影院看 《夕照街》，看大屏幕上的老迟家小强成了大明星，随后，他们又在报纸上读到消息，说大明星因为在南京参与流氓活动引起民愤，在严打中被判刑四年。所谓“流氓活动”，放到今天看，恐怕连绯闻都够不上。 那场运动里，人们的道德水平突然拔到了极高的水平，聚会上的轻佻行为会换来数年的劳改。或者说，被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看不惯的邻居去居委会举报，就可以毁掉几个孩子的一辈子，很多人以监视、告密的形式热闹地参与权力。我的长辈们当时虽然年轻，却已经目睹和经历了极多的事情，对命运有出奇的理解能力：什么是犯法、什么时候是犯法，你无从知道，你只要尽可能像多数人那样生活就是了，监狱总不会把所有人都关进去的。迟志强在拘留所、煤矿劳改队前后待了三年，得以作为受监管的“重点人口”回到户籍地。后来，他唱了几首叫《铁窗泪》、《愁啊愁》的囚歌，在歌词里进行了尽可能温顺的忏悔，当时的年轻人都喜欢跟着轻松地哼哼，在婚礼和开业典礼上也常常不合时宜地点播。报刊上的社论认为这是种不健康的情绪，他们倒不觉得这情绪始自一种不健康的现实，于是那些歌被默默禁止了。

严打之事功，数岁一枯荣。电影《本命年》《西行囚车》讲的是什么，还未过去，很多人就抓紧时间想不起来了。残忍是我喜欢围观的事情，但不敢看血腥场面，怕习惯了，只看身处残忍中的人持“忍”态时的表情。我的观察，残忍成为合唱时，就和具体的人无关。虽然身在残忍大国、残忍古国、残忍强国，但对这类事起源嬗变之研究，反倒是外国人做得透彻，既有跨学科的论证，又有实验，甚至拍成《索多玛 120 天》之类的电影。

我不能不对《路西法效应》这种书感兴趣，也不能不承认斯坦福监狱实验有几分眼熟，但觉得与其从道理上说得清，还不如退回到之前的说不清。我永远不想参与这种测试，不想知道自己可以承受什么样的诱惑、有多坚强或有多软弱，永远对试图考验我和改造我的人刻骨仇恨。那实验是个慈悲，显示了明确结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比自己是个什么人重要得多；以及另一告诫：对主义、理想情怀、偶像为表的东西，都要警戒。
建立集体的伟力，总先从残忍教育入手。我从做娃娃时就被抓起，课本里的英雄人物，以心黑手狠者居多，雷锋手虽然没来得及狠，但胸有寒暑表，发愿要“秋风扫落叶”。也经常参加集体操大合唱和“举大板”，日常生活里，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掉队，最羞耻的事情莫过于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

决定残忍程度的并不是收益水平，而是组织管控能力。组织成功，百事可做，又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站位高”的，还能将惨祸转化为一种自我修正能力的展现。做下手活儿的，更可以用“大趋势和大环境”遮挡严实，上面一定已选派好了用于顶缸的坏人。眼尖的，早开始瞅准机会，预备捞顶“也是受害者”的帽子戴了。先是怯生生地从被告席往原告席里挤，看旁人都仰望，并不作声，便越来越气粗胆壮，分开众人，“让让！你他妈给我让让！”

和残忍挨边的日常职业，我访问过一些从业者，都有父母妻小，与常人无异。说到假他们之手制造的黑暗，或无所谓，或觉得“其实呢，也有点儿过当”，但你再问，他就气急败坏地反问：“你要我怎么样？我一个人有什么用？换你你还不如我！”

至今，许多从业者，还在怀念八三严打的威风不可一世，他们多出身其前后的大规模民间借调，原本是工人、营业员、小学教师，纸片上盖个戳，穿上制服，挎上手枪，说“摇身一变”不太好听，那说点儿什么呢？总之，这奠定了他们此后行事为人的基调，或者说完成了一次自我的重新发现。
那以后到现在， 残忍是做大事赚大钱的条件，因为说谎欺诈，坑害人，都算“小节”。做事的人，很看不起不做事人的空谈妄议。这种理论的实用，已广泛用于管理公司和商业竞争，我看到蒙牛的一再崛起，百度为创新行业领袖，就想冷笑，因为大家都在笑，不笑不合适。

人皆“不忍人” ，但想发现情绪元婴，要靠点儿智力，山中少年或帮凶的杀手，或愚蠢，或是被教育成愚蠢。至于愚蠢而善良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名人如项羽，行事剽悍残暴又感情丰富，据搞政治的分析， 失败是不善权衡，“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对他来说也属过誉，其水平和在高速上抢运狗车的差不多——由此推论，那些动物保护者迟早会变为恐怖分子……不是迟早，在高速公路上危害公共安全，就是恐怖主义。民间口碑里，项羽比较好，可能是大家对残忍的耐受力都已奇高，一见虞姬盘也亮条也顺，霸王出身又好力气又大，立刻忘了被他屠的坑的千万人。此外，还要些勇气，因为拒绝参与其中，至少会陷入孤寂的窘境。

如果没有经历过酝酿过程，突然看见残酷场面，抵触极强。升平世下生活久了，来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会觉得一天都活不下来。战争中，真理第一个阵亡，仁恕紧随其后，此二者尸首腐烂，从中滋生出坚强和乐观 。凡人的 “不适应”虽然脆弱，但对我而言非常珍贵，可选择时，它能阻止危险的好奇心，没选择时，此时是对自我的最后感知机会，可以考虑要不要抓紧时间自绝于人民。所谓“适应”，会愈演愈烈，不断把标准下移直到不知标准为何物。届时，施者漠然，受者甚至打心眼儿里爱上施者，都不再觉得有什么残酷可言、有什么旁路可走。如此说来，当下所发生的残忍都被掩盖着、被粉饰着、被辟谣着，竟是好现象啊。

再讲一个故事就说完了。“侠以武犯禁”，平民中的武士，兴起而裁决执行，为了无关于己的恩仇，将生命像骰子一样掷出。其后千年，在黑龙江一座小城，有这么件支离破碎的事。二十年来，我遇到的所有呼城人都声称直接或间接地认识某个被害人，他们的讲述或者离奇到随意的程度，或者自相矛盾，可确定的情节极其有限。呼城是从哈尔滨向北面走的一个县，如今被划作了一个区，那里和绝大多数县城一样，凋敝，阴冷，市容破落，那里的人给人的印象是直白懒散，像街区一样自暴自弃，他们对 “法律”知之甚少，也不期待正义。这样的地方有两类恶棍：开着豪华汽车，三五成群地控制某种产业的中年人，或者是在街上游荡的少年，随时可能掏出尖刀，像群秃鹫一样扑向某个仅仅望了他们一眼的陌生人。你可以猜猜，有这样歹徒的地方，是什么样。总而言之，仍然容不下萧红。

于是就有了关于那个男人的传说。最后一次枪响过后，他干净利索地从上千人参与的拉网搜捕里消失，所有的线索最后都中断了。自一九八七年发案后的几年里，最邪乎的说法是，在这座三十万人的小城里，被枪杀的人多达三十多个，死者包括公检法和粮食、交通系统的干部，都是在夜间被十几米外的冷枪击毙，伤口大多在头部。杀人者没有留下过多踪迹，又与死者没有私仇，加之对地形十分熟悉，开完枪后立刻隐遁，是最疑难和危险的凶杀，确实很难调查。多数人公认的版本是：被杀的警察是十一个，平均半年左右作一次案。被杀者多数四五十岁，在“文革”后期发迹，所以都认为“呼城大侠”（都是这么称呼的）的真实身份是个警察。

其时，公安部的精英和“专业队”已经进驻呼城，从当地接过了案子的管辖权，调查取证岂止是挖地三尺，内部人能够藏身的可能应该并没有的。也抓过几个嫌疑人，但新的案子很快又出来了。最后一起案子发案后，那个专案组的头头终于怒不可遏，擎着两支五四站在镇政府大门口，冲着四处喊叫，要“呼城大侠”出来和他单挑。只有漫长的时间，能让这事慢慢褪色，让人们不再眉飞色舞地反复讲述。这人，如果真是独行者，或许是某类精神病人，侦探小说叫连环杀手，大多缺少同情心，喜欢用固定的手法对付同一类目标。许多无关者敬佩这类“大侠”，因其替大众向残忍者回报残忍。再站得更远些看，这是争斗，也是在用相同的残忍语言交换意见。

几年前，有家外地电视台曾想采访此案，但没有成功，相关部门自然不愿意提及，而且物是人非，经办人或者退休，或者入狱。呼城经过发泄和震颤，已回复昔日模样，丧失了对草莽英雄的缅怀，人们争相用对时下的新愤恨演绎这段旧传闻，任意漫漶真实。那位已经写好了提纲的女记者曾见过张据说是“呼城大侠”的模糊照片，但她并不相信。她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这样的场景：某个下岗工人模样的老头儿，每天傍晚时候出来遛弯，在公园歪着脖子看人下棋，走在这块二十年前叱咤过的地方，浓密黏稠的血色淡了，世上只有他知道他是谁。